南街村与小岗村的区别

2011-03-23 13:38:45 

          这里看不到防盗网，看不到自杀，看不到精神病……能看到的是和谐、幸福、自豪，听到的是催人向上的革命歌曲……

        笔者真的很希望，全中国的农民都能过上南街村农民一样的日子。这样就不会有“三农”问题、失地问题、讨要工钱的问题……关于南街村的一切，留给网友自己去评判吧，笔者只是忠实的记录现在南街村的真实面貌。本文内容和图片均为笔者原创，无需本人同意，可随意转发。

一、南街村是否存在剥削？

南街村是否存在剥削？这是个尖锐的问题。笔者在分析南街村是否存在剥削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南街村的情况。 南街村总面积1.78平方公里，840户，3100多人口，耕地面积1200亩（有介绍说1000亩），村党委下设24个支部，380多名党员，村委会下辖15个村民组，村办企业26个，职工11000多人。 1978年，南街村和其他地方一样，搞起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村里仅有的两个小企业砖瓦厂和面粉厂也承包给了个人。从此南街村结束了靠工分吃饭的生活。之后，南街村和大多数农村一样，有本事的各显其能，打工的打工，经商的经商，农业生产被冷落了，种“卫生田”的多了，不浇水，不施肥，不管理，转包土地……到85年，粮食年亩产500多斤。

81年开始，好象不承包就不是改革，不承包就不能致富，而结果是南街村的两个厂被承包后，承包者不给村民发工资，承包者花天酒地，个人致富，村民怨声载道，告状信上至省委，下至城关，大字报贴到县委门口，村里大字报贴到王宏斌家门口，南街村党组织的威信一落千丈，各级领导对村干部也是一百个不满意，这就是南街村搞承包后的基本状态。 鉴于此，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召集支部一班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党组织没有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随后中止了企业个人承包，由党支部代表村民集体承包，此后，南街村产值利税连年翻番，由1984年的年产值70万元，发展到今天接近20亿元。

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容忽视，在企业收归集体后，党组织又作出决定并贴出告示：凡有能力种责任田的，首先要种好田，再次基础上才能务工经商，否则村里有权干涉……确有特殊情况，没有能力管好、种好田的，可以提出申请，经村委会研究批准后，把责任田交归集体，由村里解决吃饭问题。当时就有300多口人写了交地申请，批准了100多口人，随后，越来越多的村民把地自愿交给了村里。现在，村里已实现了农业机械化，1200亩地，只有70多人耕种，实现了旱涝保收，亩产450KG。 南街村最初是“玩泥巴、面粉”发展起来的。（砖瓦厂、面粉厂）个中艰辛就不多说了。

发展到现在，本地村民全部采取福利供给制，即低工资加高票证福利体现劳动所得，截留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福利发放包括房子、房子装修、中央空调、家用电器、家具、副食、衣服、油盐酱醋茶，只要村里生产的东西，都凭福利票证发放。村里有养老院、医疗站、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戏曲学校，外带一个博士后工作站。水电、煤气、生活费用等全免，教育费用从幼儿园到大学费用全免，考上大学的还有奖励，看病费用全免，有村民患病到北京治疗，村里费用全报，医院领导知道后，感慨万千说：还是社会主义的共同致富好！

南街村学校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属于周边村交不起高昂学费的学生，学费也是全免。就本地村民而言，已经做到了“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生老病死有人管”，南街村的治安秩序早已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南街村看不到防盗网和防盗门。笔者想知道，和一些人嘲讽的粮票一样，这样的福利票证制度有什么不好？ 外地村民到南街村打工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这样的“打工者”到南街村工作6～10年后，就成为荣誉村民，和本地村民享受一样的福利待遇和工资，具体条件是夫妻双方均在南街村，在六年中夫妻双方之一必须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任意一方均可，合计六次），即可转为南街村荣誉村民。至于没有结婚的技术人员怎么办？笔者没有了解这么细。

第二种情况是一般“打工者”，他们除住房为集体住房外，自己的生活福利和南街村村民一样，工资比南街村村民高很多，但南街村不负责子女的教育和重大疾病的费用。比如在南街村食堂打工的张师父，月工资800多元，笔者访谈张师父时，问张师父：您有没有感觉和本地村民在待遇上不一致的地方？您是否希望成为南街村村民？张师父回答说：和南街村村民比较基本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子女教育和大病南街村不管，其他和南街村村民没什么两样，十分希望成为南街村村民，并发自内心的说：还是毛主席的政策好！至于南街村是否存在“剥削”，笔者已经不需要做太多分析，网友们自然有自己的判断。

南街村对村民肯定不存在剥削，因为财富都是集体所有；对技术人员的“剥削”也是暂时的，只要自己努力六年，南街村的荣誉楼和一切等同南街村的福利已经事实胜于雄辩了。 对一般“打工者”而言，也许存在“剥削”，但笔者同几个外地村民访谈过中，村民们显然理解南街村的做法，这个群体在南街村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多为一些服务性质的“打工者”。而且南街村是提供免费生活福利，包括住房、中央空调……到油盐酱醋茶的“剥削”，不知中国有多少“打工者”可以享受到这种“剥削”？温总理关注全国“打工者”工资被拖欠的声音还声声在耳，想想南方那些血汗工厂中的父老乡亲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觉得在“剥削”问题上，只想说一句话：倾巢之下，南街村还是一方净土！

二、南街村“外圆内方”求发展。

外圆内方原本是做人的准则之一，这个词有什么典故笔者是不知道的。但南街村成功的将外圆内方移植到了南街村的发展壮大之中。外圆内方在南街村的正式解释是对外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对内严格按照毛泽东思想约束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 比如，在送礼问题上，生活方式上……，南街村就内外有别。南街村对外送不送礼？笔者了解的是送，收不收礼？也收。不送礼，南街村的很多事情无法办成，不收礼，南街村会被人认为不讲情理。

在处理礼品、现金问题上，南街村采取收的礼和现金上交村委，然后再用收下的礼送出。南街村曾经处理过礼品、现金不上交的涉外人员。 又比如，南街村对日本合资企业中的日方人员，就采取了适应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办法，来保持日方人员的习惯。日本驻南街村工作人员有自己的别墅、酒吧、卡拉OK厅，甚至村委派出专门人员陪日方人员打麻将。但内部绝对没有赌博、打麻将、卡拉OK、酒吧、洗脚等娱乐设施。他们在介绍这一点时，特别说道，办卡拉OK厅等不健康的娱乐设施，老年人不同意……，最后，他们采取大唱革命歌曲、大搞健康文化活动，比如传统戏曲、健身、运动、电影等活动，来引导村民树立健康向上的思想，也就是通过活动使精神文明建设看得见、摸的着。

当然，外圆内方不仅仅体现在对待收礼、生活方式等问题上，也体现在语言表达技巧上。笔者在观看录像资料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谈话。到南街村采访、旅游、指导、视察的人员特别多。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旅游人员到过南街村，南街村每年接待30万左右的外来参观、旅游、指导的人员。包括中央在职、退休的老干部、老将军，比如张爱萍、曹刚川……等，下至取经的农村基础领导，比如小岗村的支部一班人，他们还留下了“土地分了，人心散了”的警醒名句。

其中，有个中央某部门的专家劈头盖脸的责问南街村的班长王宏斌：听说你们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壮大起来的？王宏斌说：我们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人，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共同发展起来的。专家说：那你们认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所起的作用各占多少比例？王宏斌回答说：我们没有发明计量这个比例的仪器，等到科学发达了，制造出计量这种仪器的时候，我们测量后再向您回报。专家碰壁后又说：你们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壮大的，如果有一天南街村不行了，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王宏斌回答说：不能这么说，现在卖淫嫖娼、吸毒贩毒、两极分化这么严重，是不是邓小平理论错误了呢？

还有个专家责问王宏斌：你们搞的集体化发展模式经济专家100％反对。王宏斌回答说：哪怕你们1000％的反对，只要我们南街村发展起来了，我们还要1000％的坚持集体经济，坚持共同致富的道路！包括笔者访谈过程中接触的部分村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分析，外圆内方的确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笔者理解，南街村的这种内圆外方实质上是一种大环境下的无可奈何，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技巧”,除此之外，还能怎么解释呢？

三、南街村的成功是对私有化理论的无情颠覆

南街村的存在，显然是一种无情的颠覆。颠覆什么？南街村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赖以生存的出发点——只有私有制，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从现实角度，南街村彻底颠覆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的围剿。 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资本世界一直信奉这个理论。对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因为中国的主流经济“精英”正在以改革为借口，不遗余力、绞尽脑汁的为推动中国的私有制进程寻找理论上“创新”的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终于”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暂时稳定了中国大多数人口、甩掉“三农”包袱后得以“突破”，这个“突破”就是张五常的“产权明晰”理论。 这个张五常的“产权明晰”理论，也不是什么很神秘的东西，说通俗一点，就是披上“迷彩”的资本主义理论。因为“产权明晰”比“私有制”好听一点点，说法上更接近中国的“特色”改革理论，而市场经济运行的某些特征，粗看起来似乎更需要“产权明晰”的“生产资料”，来调动产权拥有者的积极性，这个“产权明晰”理论唯一比私有制更“先进”的地方，是便于隐形瓜分中国在公有制时代积累多年、属于全民（集体）所有的财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MBO”，这个“MBO”已经成为赤裸裸瓜分全民（集体）财产的代名词，是个别人私有化全民财产的护身符。

这是在中国艰难“入世”前后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理论”，正是这个基础理论，标志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毛泽东思想及其社会实践全面围剿的完成。这种围剿，是从对毛泽东计划经济体制的责难开始的，这种围剿，恰恰跳过了计划经济运行的所有制基础——公有制。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实现生产力解放的手段，这个手段并不代表经济性质本身。但当市场经济手段被先行引入，运行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营企业被市场经济中的“民营”、“三资”“外资”企业挤兑而“颓废”时，国营企业的厄运就一步步降临了。这个厄运的降临，并不是国营企业运行的基础有问题，而是国营企业在不平等运行环境中的必然结果，到今天，“国企不死，天理难容”的口号似乎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因为国企运行的现实结果，已经“证实”“产权明晰”理论的“正确”，人们已来不及或根本无法反思国企衰落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从国企的“衰落”，主流经济学家找到了运用现实结果批判“公有制经济”的大棒，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瓦解国企、瓦解公有制基础的行为。他们从责难市场体制下国企“难以”生存的局面，开始一步步全盘推翻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切。先是通过“市场经济”符合人性中追求“多样性”的需求，引导人们反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而后通过自由经济理论，逐步彻底将中国导入国际市场经济轨道。与国际接轨的本质说法，就是做世界资本的殖民地。

在颠覆完计划经济体制后，“不可逆转”的开始试图颠覆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个过程，是在“国企不死、天理难容”的局面中“突飞猛进”的，当全民财富成为“MBO”的盘中餐时，大部分关于国企的争论，已在白茫茫一片好干净的“产权明晰”理论指导结果中降下帏幕，于是，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可以毫不自责的、雄辩的宣称，即便是产权明晰理论指导下树立的“民营”企业旗帜——“科龙”倒下，也不能证实“产权明晰”理论的错误，更不能改变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

也许今天有些事情无法逆转了，好比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只航行过半时发现漏水，堵漏是必须的，如果漏洞可以堵住，船只可以到达航行的彼岸或者回转，但当漏洞无法堵住时，堵漏也实在变得没有意义。而无论这个漏洞有多大，对拥有救生圈的人，他们都会认为堵漏是没有意义的行为。何况，“产权明晰”理论指导下的获利集团——“拥有救生圈的人”还掌握了主流发声渠道。

可以说，同样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南街村，不经意间，颠覆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苦心“创新”的“产权明晰”理论。因为南街村完全背离主流经济学家“产权明晰”理论的指导，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按照公有制的发展方向，走的是社会主义共同致富道路。“信奉”“一包就灵、一包就富”的小岗村回头学习南街村的现实，在彻底破灭农村私有化雏形导致共同致富的梦想之后，南街村21年采取农业工业化手段，挟26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以18亿元的总产值、年平均产值增长100倍的速度，又不可抗拒的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公有制经济的强大生命力上来。

南街村的成长事实，与“产权明晰”理论是如此的水火不容，与轰然倒下的“产权明晰”理论所树的旗帜“科龙”的命运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无论从南街村受到政府支持的程度，还是从理论指导上的“精英智力”密集程度，两者均无法比较，因为南街村只是一个从农业发展起来的村办企业，国家对南街村的初期支持程度，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这块金字招牌为形象，以副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张文魁亲自操刀题写《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极为权威、极其隆重地把顾雏军收购后的民营企业科龙直接摆在国有、集体资本退出、民营资本杀入这样一种改制模式的最顶端而成为旗帜、树为样板”的“科龙”比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南街村成功的主要理论平台，是南街村党委一班人信奉的、被“经济精英”们认为早已过时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无可争辩的颠覆了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私有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围剿。

四、“南街村模式”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南街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成功，至少说明市场经济并不代表经济性质本身，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与所有制形式无关，在同等经济环境下，集体经济、公有制经济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更能提高生产力。对应中国的国情，集体经济的发展，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共同致富的优越性。

发展集体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在同等经济环境下，个体经济、小农经济根本不能适应规模生产所需的生产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小农经济模式，只能进一步加快农村、农民自身和城市之间的两极分化，只能让中国的农业永远处于靠天吃饭的尴尬境地，而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恰恰可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根本和谐问题。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调动农民的致富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释放了改革开放前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势能，但随着城市改革步伐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别进一步加大，问题沉淀到今天，已成为制约中国民富国强的主要瓶颈。

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个时期内，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缓解作用，是适应农村短期自身发展的手段，但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手段的调整，市场经济的导入使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原来通过小农经济模式释放的势能所带来的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物价水平的上涨，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圈地运动，更是让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并不能自由融入城市生活，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扬进一步加快城乡和城市自身的两极分化。

由于农村基础组织的涣散和民营资本的壮大，彻底让部分农民陷入廉价“农民工”的地位，农业发展陷入无政府的自由状态，农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一步步减弱，“三农”的表面问题体现在城乡差别加大，实质问题是农村基层党和行政组织的作用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私有化雏形中被必然涣散，分田后的农村基础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关乎农村民生的问题日益陷入恶性循环：由于农村基础组织涣散，农村自身和城乡差别进一步加大，国家试图通过财政拨款缓解农民就医难的举措因为农村已经找不到有效行使权利的基层组织得不到落实，农村的教育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希望学校”的诞生，划时代的成为农村子女教育希望破灭的标志，整个农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顿或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至此，“三农”问题已沉淀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最根本、最严重的问题。

还有主流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农村土地私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此时讨论南街村的发展模式无疑可提供一个很好的对比，通过与私有化雏形“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地——小岗村的比较，人们可很明显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的同一个经济环境下，集体经济远比私有经济的发展模式优越，只有集体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使农民真正走上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南街村有集体与个体经济前后对比的经验教训，党员干部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一个坚强的南街村党支部，没有发展集体经济、公有制经济作为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平台，没有实事求是纠正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共产党作风……也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指导，就不会成就南街村的一切，南街村也会象小岗村一样，被无情的市场经济所湮没。

南街村之行，让笔者永远记住了小岗村党支部一班人几十年后醒悟时留在南街村的那句话：“土地分了，人心散了”。朴实的话语，往往蕴涵深刻的道理。这些道理是时间和时间检验后的真理。这句朴实的话，勿庸置疑的反证了集体经济的强大生命力，反证了公有制是中国任何经济手段下最先进的、能规模提高生产力的所有制形式。南街村以农业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反正了“产权明晰”理论的荒谬，南街村党组织还反正了共产党必须发展公有制（集体）经济，才能行使先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锋队组织作用。

市场经济环境下，当全国学习小岗村的时候，“三农”问题日趋严重；当全国学习南街村的时候，强国富民的中国，将傲视全世界。因为，南街村奉行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许，中国农村再次重走集体经济道路的过程还比较遥远，因为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后的重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南街村无疑已经提供有益的、全方位的、时空意义上的尝试。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愿南街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星星之火，可以燎燃”全中国，多一个“南街村”，就会少一个“小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