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斗牛舞舞曲: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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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苏联 莫斯科)  

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会议会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
     6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和军事报告。报告指出:自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至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约3 1 万至3 4 万人,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摧残。但中国革命并没有屈服于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报告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工作还存在着不足:(一)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二)支部生活不健全;(三)组织上存在着命令主义、盲动主义、极端民主化、惩办主义和反知识分子等倾向;(四)不注意执行保密制度;(五)命令群众而不是说服群众,党代替了工会、农会。为克服这些不足,报告指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是:巩固党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的革命组织;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战斗的、革命的党。
    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六大认为,这十大政纲,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1928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出席有中央委员12人,候补中央委员11人。参加有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米夫。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委员7名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名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5名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3名李立三、徐锡根、杨殷。      20日,召开了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选举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次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高级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增加。

左图: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
右图:中共川陕省委从六大政治
决议案中摘编的十大政纲。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六大”为何在莫斯科召开? 在我们党召开过的17次代表大会里,其中有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是在异国之地莫斯科举行的,这就是中共"六大"。

(一) 偌大的中国难道还没有召开"六大"的一席之地,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非得在莫斯科举行。 1927年春夏,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先是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紧接着,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作出策应,捕杀了包括著名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在内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000多人。然后,5月13日,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变。后来,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再后来,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在国民党右派把持和操纵下,相继以残忍的手段进行"清党"。一时间,黑云压城,血流成河。据统计,在此期间,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处于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面对如此凶残的刽子手,在中国国内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显然是不适宜的。于是,我党领导人只好把注意力转向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圣地莫斯科。

 (二) 最早提出召开中共"六大"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但当时的领导人对大会地点颇费了一番心思,有的说在上海举行,有的讲到广州召开,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3个月后,中央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间召开"。这次会议仍然没有把大会地点确定下来。只是有人建议在香港或澳门召开,但没有被与会者所采纳。快到预定的1928年3月了,时间已非常紧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几经权衡,最终确定6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并及时向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

 共产国际充分考虑了中国党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基本同意中共政治局的意见。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也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六大"、少共国际"五大"和赤色职工国际"五大"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些会议都是要参加的。于是共产国际最后正式回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开。要求当时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提前来莫斯科做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点名要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会议,可惜,陈独秀没有珍惜这个机会,拒绝参加党的"六大"。

 (三) 1928年5、6月间,产生于全国各地的142名代表,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中,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是经陆路去莫斯科的。经陆路的代表为了避开特务跟踪,到哈尔滨后再兵分两路,一路去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由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用。到满洲里下车后,由苏联人驾驭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因此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整整坐了7天车才到莫斯科。再用马套车送到开会的地方。

这里,发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上的一件事,说来让人感到后怕。周恩来、邓颖超扮作古董商夫妇乘坐了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出发。在大连码头正要下船,被警察拦住了,将他们带到水上警察厅。狡猾的特务拿出照片对看了半天,猛一醒悟,"你是周恩来",机警的周恩来沉着地说:"你认错人了,我姓王。"并一一回答了敌人的盘问。警察找不到破绽,只好把周恩来放了。上岸后,周恩来、邓颖超住进了大连一家旅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接头的东西也处理掉了。不料,到了哈尔滨,却无法与接待站接上关系。只好等李立三赶到后才接上了头。

 瞿秋白也有过类似的插曲,凭着长期白区斗争的经验,同样甩掉了敌人,闯过了险关。

 (四) 中共领导人一到莫斯科,斯大林便在大会召开前几天,专门抽时间找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集体谈话。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作了较为客观和正确的评价。但李立三坚持己见,并当面辩驳,使斯大林很难堪。后来,斯大林又委托布哈林以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身份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政治谈话会。共产国际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布哈林主持、有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洪贝尔德罗、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米夫等参加的委员会,他们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幕。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瞿秋白和周恩来先后作了报告。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代表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会尖锐地指出,目前最危险的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全体代表在事关革命重大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会议制定并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等10余个重要文件。大会也初步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次代表大会存在一些严重不足。比如,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革命的敌人,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又比如,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忽视了把农村作为革命根据地这个基本的国情;还比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

 党的"六大"产生了由23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彭湃、杨殷、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等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还推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人进入政治局常委。在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加之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党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这样,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后来的事实是,向忠发无法驾驭党的全面工作,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在党内只是一个摆设。这也是六大后李立三能掌握中共中央实际权力,"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原因。

 这次会议还派出了瞿秋白、张国焘等4人驻共产国际。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派代表团进驻共产国际总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党中已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

 (五) 这里还要说一说"六大"会址。"六大"会址位于莫斯科近郊兹维尼罗德镇,是一栋三层小楼的银色别墅。据建国后到莫斯科参观的同志述说,通向"六大"会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座一人高近似白色的门垛立在道路两旁。进入这个院落,里面一片幽静,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各种植物交织在一起。不远处有一座残破的木桥,一条小路通过木桥伸向密林深处,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这里充满了古老的俄罗斯风韵。一座三层沙俄贵族的别墅若隐若现地矗立在林中。走进这片地带,如同进入仙境一般,令人心旷神怡。这幢小楼在十月革命前是一个达官贵人的别墅。十月革命后收归国家所有,改为一个农场,再后来还做过克格勃的办公地点。如今这幢楼由于年久失修,已快倒塌了。楼道里面十分破旧,楼的外墙皮大部分已经在风雨侵蚀下剥落。随着岁月的逝去,它已残破不堪。目前这幢楼早已住上了人。晓得这幢别墅是中共"六大"会址的俄罗斯人,都要建议每次来这里参观的中国同志向中共领导人反映,尽快对这幢楼进行修缮,恢复它的面目,并作为一个重要纪念地供人们瞻仰。

 离"六大"会址约十几米处是代表们的住地。它是一座带阁楼的独体二层小楼,被深可及膝的青草环抱着。那飞檐,那外墙上的大块玻璃瓦,那粗大的雕梁画栋仍旧依稀可见。

 

 

 

第六届中央委员会1928年7月11日-1945年6月

总书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设立)

向忠发(1931年1月-6月)

王 明(1931年6月-1934年1月)

秦邦宪(1934年1月-1935年2月)

张闻天(1935年2月5日- )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毛泽东(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有最后决定权)

秘书长:柯庆施(1931年1月-1934年1月)

邓颖超(1934年1月-

政治局常委:向忠发 周恩来 张国焘 王明(1931年2月六届四中全会补入)卢福坦(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温裕成贪污后补入)刘少奇 洛甫(张闻天)秦邦宪(1931年9月补入)毛泽东(1935年1月遵义会议补选)


政治局委员:向忠发 周恩来 项英 张国焘 卢福坦 徐锡根 任弼时 陈 郁 王明 蔡和森(1931年2月六届四中全会恢复)李竹声(1931年9月补入,下同)康生陈云 王稼祥(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补入,下同)项英 任弼时朱德 毛泽东 顾作霖 刘少奇(1936年10月,下同)凯丰 邓发陈昌浩(1935年8月4日-6日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

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 罗登贤 毛泽东 温裕成 顾顺章 刘少奇 王克全刘少奇 关向应 邓发 凯丰

书记处书记(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新设立):秦邦宪 张闻天 周恩来 项英 毛泽东(1935年1月遵义会议补选 ?)王明(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增补)康生陈云

中央主席团(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设立,行使书记处、政治局职权,书记处、政治局停止活动):

 主席团成员: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任弼时 周恩来

 主席团主席:毛泽东

正式委员(得票多少为序): 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湃、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张金保(女)、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杨殷、周恩来、李源、蔡和森、项英、任弼时、余茂怀(余飞)、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温裕成(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增选,下同)、李维汉、陈郁、徐炳根、陆文治、贺昌、邓发、王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增选,下同)、刘少奇、沈先定、徐畏三(许畏三)、韩连会、陈云(原候补委员补选为中央委员,下同)、王克全、徐兰芝、王凤飞、博古(1931年9月经共产国际批准增选,下同)、洛甫(张闻天)、康生、王稼祥(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增选,下同)、凯丰、方志敏、顾作霖、李维汉(1935年1月,原候补委员补选为中央委员)、徐向前(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增选,下同)、陈昌浩、周纯全、林伯渠(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增选,下同)、董必武、吴玉章

候补委员:徐兰芝、王凤飞、王灼、唐宏经、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女)、甘卓棠、邓中夏、罗章龙、王仲一、袁炳辉(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增选,下同)、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王荩仁(王云程,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增选,下同)、夏曦、沈泽民、曾炳春、黄甦、 李竹声(1931年9月经共产国际批准增选)、彭德怀(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增选,下同)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何畏(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增选,下同)、李先念、傅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