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甲威龙度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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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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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当时全国2200万党员。
由于中共九大召开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而未能出席大会。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大会通过了上述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取消了一些党员的权利和组织机构，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
这次大会后来被中共官方定性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69年4月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名单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二中全会
主条目：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上林彪手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发表“天才论”，即毛泽东是旷古天才。陈伯达摘录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共7条，散发给了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者。另一个焦点是林彪派系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8月31日毛泽东写成《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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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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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２４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１５１２人，代表全国２２００万党员。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 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党的八大到九大的十三年间， 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 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毛泽东的个人专断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１９６７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１９６９年３月９日─２７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７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５３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1]
中共“九大” 轶事
来源：人民网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1521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了全国2200多万党员。此时，距离上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的召开已经有将近13个春秋了。而按照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显然，九大的召开拖延得太久了。
为什么不按照党章的规定 尽早召开党的九大？这主要是由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局势决定的。1956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三大改造完成后的我国主要矛盾做了科学判断，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然而，这一正确的判断和方针政策却没有坚持和贯彻下去。相反，党的指导思想却逐渐“左”倾。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的错误蔓延开来，后经过“四清”运动，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左”的思潮达到了一个巅峰，终于引发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样一场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运动的冲击下，各级党委先后被推翻，许多党员干部被审查，基层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绝大多数党员也被剥夺了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在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氛围下，当然无法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另外，在此期间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按照江青等人的逻辑，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叛徒”、“内奸”、“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都是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而这些人一般资格很老，都是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而直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们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将进入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甚至还会留在党的核心领导机构。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揭批”，一个个老干部都被斗倒批臭，就不会参加九大了。清除了江青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再召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所谓“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这是江青对迟迟不召开九大的辩解之辞，自然不值一驳，但他们的险恶用心，却可见一斑。
经过几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涤荡”，到了1968年，全国各省（除台湾）、市、自治区已经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深入下来，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先后被打倒，反反复复的社会大动乱有了平静下来的趋势，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条件似乎也已经具备，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为会议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所以，直到1969年的4月，迟到的九大才极不正常地拉开了帷幕。
不正常的代表“推选”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由于当时各级党委被打倒，都没有恢复或建立，党员也无法参加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选举产生。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 “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句“名言”：“ 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说：“首先是要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在这样的标准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总司”司令、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经过选举，便被认定为九大代表。更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造反派头头陈阿大甚至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为了让陈阿大尽快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10天时间。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便由张春桥在“上海市中共九大代表名单”上填上了名字，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直到他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更为可笑的是，不知是由于“工作”太忙还是自己疏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竟然没有交给党组织，直到他锒铛入狱，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屉里发现。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