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日本武士的电影:胡风知老舍死讯后感叹：像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核心提示：即使胡风遭受了老舍如此的批判，当1999年胡风夫人梅志回忆起来，却仍然表示：“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就是当时写的什么，胡风也没有当回事。我们并不在意老舍当时对我们的批判，倒是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胡风吃了一惊，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本文摘自：《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作者：傅光明，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后，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两文，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胡风遭受了老舍如此的批判，当1999年胡风夫人梅志回忆起来，却仍然表示：“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就是当时写的什么，胡风也没有当回事。我们并不在意老舍当时对我们的批判，倒是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胡风吃了一惊，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以老舍批判吴祖光为例，“反右”开始以后，老舍为批判吴祖光而写的《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开篇就表明：“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侮辱”这字眼已经用得够激烈。在列举了吴祖光过去是怎样“把自己伪装起来，玩弄两面派的手法”的具体事例之后，呼吁“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但当1986年，吴祖光追忆起老舍当初对他的批判，竟与受批判的胡风怀着一样的心情，感觉当时：“他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内心是痛苦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就能“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

老舍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这番“上纲上线”的话，的确令从维熙和刘绍棠这两位刚在文学上起步的年轻作家深感痛心。

寻找真实的老舍：他在历次运动中的角色

老舍1950年回国以后，眼见人们的现实生活比解放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全都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写作才华去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以后，更是在政治热情的无形驱使下写了许多遵命的文字。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自己又是穷苦人出身，他觉得天生与共产党是相融的。他绝对相信党，所以对于五十年代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他是由衷地拥护，并且教导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学道路，一定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

关于老舍解放后积极参加诸如批胡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为真诚说，二为敷衍说。

持真诚说者，大都以为老舍是个大作家，不大懂政治，只是单纯地凭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响应党的号召，唯恐自己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因此，不论批胡风，还是“反右”，甚至到“文革”，他都是抱着积极参与的初衷投入的，发言、表态也都是诚恳的。
而持敷衍说者，则觉得老舍是个很场面的人，回国时已年届半百，经历的沧桑世事，已使他不可能像毛头小伙子一样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迷魂汤灌醉，凭着一时冲动就挥拳出手。他写完《龙须沟》以后，被树为文艺界的样板，这实际上是把他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他经常陷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什么都要他以“人民艺术家”的姿态进行宣传。他无法摆脱这些，何况政府对他很厚，不仅有经济待遇，而且还有自由选择职业的空间，难怪梅娘说过：“老舍被政府养起来了。”但老舍事事洞明人情练达，他深知上面派给他场面上迎来送往的差使，只是些口吐八股的应酬。他不得不在希望保持自己的写作独立性和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之间尽量周旋和敷衍，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他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表态，绝不是有种文人惯常使的落井下石刺刀见血的大批判，而是一种走过场的应景之作，且仍不失他特有的幽默风范。

据资料证实，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无论是否自觉自愿，在有关的批判会上，作为与会者的老舍，须“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有时，还须以一位文艺界的代表、具有某项领导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以老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对宪法草案上所规定的“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是由衷地感到高兴。解放前，“我们的嘴被堵住，我们的笔被迫而放下来，我们连闲谈的时候都得防备着隔墙有耳！我们往往因为写了一封信而被囚禁起来。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受过毒刑，甚至丧掉生命！那时候的图书审查制度……不仅剥夺了我们的出版自由，而且污辱了文艺！”，但当他渐渐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因言论而获罪，他难免内心也流露出抵制的情绪。比如，对于诸多的招待会、纪念会、欢迎会、欢送会等等，老舍明确提出来，应妥为安排。因为，他常常听三次同一内容的传达报告，至少耽误两个半天的写作时间；也常同时接到同时开会的三四份通知，都写着“务请参加”，闹得手足无措。这时候的老舍，已经开始在“大”的歌颂的同时，为自己提点“小”的要求和意见：“给我们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去体验生活，去安心写作。”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老舍一直是以一种知恩图报的心情不知疲倦地创作着。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想的是如何报答人民对他的信任。“政治热情就是那股力量。”“只有写出好的剧本来，我才对得起人民给我的光荣。”

事实上，从老舍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不难发现，老舍早在1954年，就敏锐感觉到了当时文艺界在批判俞平伯的运动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但他只是既犀利又不失温和地以弦外之音提醒注意：“旧日衙门里那种信任谁、怀疑谁的态度不应存在于我们的团体里、事业里。……以《文艺报》说，应使大家热爱它，而不应使大家怕它。……批评这个武器若只拿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便会专制。……干部工作太多的应适当减少。身兼数职，便高高在上，点头摇头，自谓掌握原则，实则丢失了原则。原则不会脱离实际工作而凭空存在。我相信发言的不是单纯地揭发别人的错误，而是愿意自己在这次斗争中学习。”这些话在当时说来，是很有分量的。

据中国作协前秘书长张僖回忆，在中国作协从1955年8月初到9月初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场上都是同仇敌忾，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示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遗憾的是，张僖为了给众多人民心目中的“尊者”和“贤者”隐讳，把当时历史场景的许多细节“春秋”掉了。

不过，他的“只言片语”还是留下了一些催人警醒的历史场景。比如，“正因为这样无助，丁玲和冯雪峰才会有那样难以名状的悲痛，甚至他们自己都以为自己犯了错误，只不过不是故意的罢了。那会场真是一个‘场’，到了那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那个‘场’里，人们的心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牢牢掌握了。我感到人就像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木偶。”

遗憾的是，老舍也不能例外。虽然季羡林以老舍最后的投湖来说明，老舍“是决不会污蔑别人的，他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他也不会去跳太平湖”。“如果说知识分子互相揭发，那怪不了知识分子，这账也不能记在知识分子头上，他们是被迫。”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般单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