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柔丽皮肤抑菌液:[毛泽东为何感叹"现在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为何感叹"现在天下大乱了"
2011年04月09日 10:34:06 　来源： 人民网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庐山，就其自然景色而言，山峰绚丽多姿，气候宜人，堪称避暑胜地。山上的白鹿洞、仙人洞、三叠泉、含鄱口等景点，常令人流连忘返。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给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峰壑不断地改变着容颜，为她涂上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庐山会议旧址然而，仅就其自然风光而言，庐山算不上天下第一山；庐山闻名于世，其重要原因还在于"政治"。民国时期，许多重要政治谈判都在庐山进行，国民党的风云人物很少有不登庐山的。有人考证说，蒋介石上庐山有二十多次，也有人说三十多次。他头一回上庐山，是在1926年北伐途中，占领南昌后，于11月26日上庐山。到了共产党打下江山，自50年代末开始，它也成了会议重地，许多政治事件发生在这里。
1959年6月，毛泽东离开北京，一路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考察。25日回到韶山，28日到武汉，29日，从汉口乘船到达九江，然后乘车缓缓登上了庐山。对于江西，毛泽东十分熟悉，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了多年，但登上庐山，这还是头一次。
在众人的簇拥下，毛泽东走过潺潺清溪东谷河一侧，来到一片蓊郁苍松和碧翠竹林之中。这里有一幢乱石垒成的两层欧式别墅。通常，屋匾庐号总是高悬于大门之上，而此屋与众不同，在院子里一块巨岩上，镌刻着"美庐"两个大字，落款为"中正题"。因为是蒋介石的手书，有人想凿去，以免毛泽东生厌。毛泽东闻知，当即制止，说："这是历史，不要铲掉，应该留给后人看！"毛泽东一句话，使"美庐"二字留存至今。
"美庐"原是英国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于1922年。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在庐山上开设"赫莉医院"。这座私宅在当时庐山上是最豪华、最宽敞的一幢，宋美龄甚为喜欢。赫莉太太就将此宅献给了宋美龄，于是此屋改名"美庐"。"美庐"绿门、绿窗、绿顶、绿柱，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四周有1500平方米的花园，幽雅、清新、恬静、秀美。蒋介石在园内叫人植白竹，宋美龄则种凌霄花。
初登庐山的毛泽东，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东升，成诗八句，其中两句云：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从毛泽东的诗前小序和诗本身来看，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很好，他甚至联想到桃花源里的陶渊明。这种愉快的心情来自他对客观形势的估计。尽管也有些国际上和国内的事情不顺心，实际工作特别是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事情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他总的认为，形势是好的，而且会越来越好。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向他汇报情况时曾说，"大跃进"以来，"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对这几句话很赞赏，进一步发挥说："'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于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了庐山会议前对全国形势的总估计，也是当时会议的基调。当众人陪同毛泽东来到蒋介石用过现在重新装修过的"美庐"别墅时，毛泽东冲着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说道："现在天下大乱了。"
四个人一惊，不知如何作答。
江渭清很快琢磨过味儿来："主席，哪里会天下大乱啊？现在形势很好的。"
"好吧，进屋来谈吧！"毛泽东边说边走进屋子，"你们把形势和问题，都一块说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不要怕右。"
众人一块石头落地。在实际工作第一线的领导们怎么会不清楚：本来1958年农业形势很好，风调雨顺，由于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其他事业，增产不增收，大批粮食、棉花，一场大雪全捂在里面。敞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的"共产风"，培养了不少懒汉、败家子。
全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对经济形势更是了如指掌。
在南宁会议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周恩来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总体构想，他的内心里又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他尊重毛泽东，更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他相忍为党。但当他面对实际时，他内心又常常充满矛盾，他难以容忍一些过头的做法和违犯经济规律的事，可又不便于在公开场合提出不同意见。就他所处的地位和全国形势而言，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这与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对策相似。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什么约束作用。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定。这一年各地"大办"成风，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说稻子亩产几万斤，有一阵毛泽东都担心起粮食吃不了怎么办，是不是一天吃5顿饭；可周恩来到一个亩产大户现场看了看，这里稻田里插着亩产10万斤的标牌，稻田的上空像灯火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正有一台大鼓风机在呼呼作响，说是为了通风。周恩来暗中一算，这不可能是一亩田的稻子，至少得几十亩田的稻子移过来的。因为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当场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夜战""苦战"，一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示，要合理密植，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时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在大刮"共产风"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大办钢铁"，是大伤元气。
河南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了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心中很不安，照此下去，废铁成山更是浪费。他每星期亲自主持一次钢铁会议，还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衣被御寒，又无粮食充饥，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下山。
对此，一直关心粮、钢跃进的毛泽东不能说不闻不问。他走出红墙到各地视察时，在红薯地边，有人上前扒一块红薯，个不大，再扒一块，还不大。毛泽东看在眼里，不让再扒，转身留下一句话："亩产13000斤？秋后我再来看。"从小种过地的毛泽东对亩产10万斤有过怀疑，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人解释，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鼓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毛泽东仍摇头："吹牛，靠不住。这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人们也许会奇怪，既然毛泽东不相信这些，为何又不制止呢？一个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是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对"大跃进"的方向，他始终是坚信不移的。对亩产10万斤这件事，他曾对秘书高智做过这样的解释：你不要相信这件事。可是群众运动"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他的意思是群众热起来的时候，只能淋一点毛毛雨，不能泼冷水。所以，他对群众中出现的狂热和浮夸，他不相信，但也不批评，相反还要鼓励，因为他相信这股空前的热情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尽管毛泽东不愿向群众泼冷水，但触目惊心的事实却不能不让他顾及事物的另一面。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次会议气氛很融洽。会议结束的那天，湖北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宾馆宴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很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身边的工作人员祝酒时，他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于是工作人员便举着酒杯来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干杯。周恩来即将酒杯高高举了起来："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几乎是排着队来敬酒。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喝，脸也不发红。可是这天晚上周恩来喝醉了，到了半夜，鼻子出血的毛病又犯了。第二天一大早，罗瑞卿一见到昨天给周恩来敬酒的工作人员，就责怪道："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以后不许这样干！"
仿佛是高速列车紧急制动了两下，就要脱轨的经济找回了轨道。
毛泽东的"紧急制动"，正合周恩来之意。这使得周恩来的步履变得轻快了，他又比较好说话了。他不时提醒人们，高速度要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经济发展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作为一国总理，他不能不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后，来年人民如何生活了。12月24日，他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徐水本来是个极平常的县，"大跃进"开始却不同凡响起来。他们有句著名的口号传遍了全国，那就是"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他们还有许多"拳头产品"比如"葡萄串"式与"满天星"式的水库，还有惊人的粮食亩产2000斤，人均4000斤的目标。毛泽东8月份曾来此视察过，曾和乐观的农民探讨过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在这里，他笑谈过"一天吃5顿也行嘛"；4个月过去了，这里究竟如何？当周恩来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一阵酸楚，一路上直摇头。在返回的路上，他对陪同他参观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他指了指路边闲置的耕地，说得很实在："我对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有怀疑，吃太多对人的胃没有好处，人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到明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第二天，他在看过话剧《烈火红心》后讲话，又联系到工业、农业：光凭蛮干是不行的，干劲要有，但也得有科学根据。
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1959年3月2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后，当即借题发挥，对各部门的工作狠狠地批评了一番："搞了10年工业，积累了10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干什么？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指基建项目）。"
周恩来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
毛泽东："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
周恩来："这句话就是决心。"
邓小平插话："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
毛泽东："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1000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毛泽东、周恩来都赞成邓小平的意见，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将来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会上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
5月17日，周恩来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邓小平批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核阅。报告说：
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六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八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20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6月15日左右回京。分工视察的地区是：周恩来--河北；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
可以说，在庐山会议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在努力纠正经济上的浮夸、蛮干，一直在坚持和宣传自己的上述观点，诚然，这鼓点是和毛泽东的节奏合拍的。
在从武汉到九江的轮船上，毛泽东在准备庐山会议讨论的问题。他确定了18个问题，其中的"国际问题"是他后来与周恩来通电话，周建议加上的，于是成了19个问题。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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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4月09日 10:34:06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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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党史博览》　作者：李亚平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会议初期的基本精神是纠“左”。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另外，也有不少与会者不愿意多讲缺点，认为纠“左”已经过头，使干部、群众泄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一般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会议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神仙会”，气氛比较宽松；后期“反右倾”，变成一边倒。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仙会”阶段，“秀才”们（当时一般指参与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大都表现出对前段“大跃进”的否定和对继续深入纠“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们大都与某个积极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
田家英和李井泉
田家英自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办副主任等职。他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官司”在庐山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早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到四川进行蹲点调查。在新繁县大丰公社近四个月的调查中，田家英掌握了这个所谓“高产丰产”公社虚报产量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指示信（即4月29日党内通知）下达，信中特别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讲真话两条。这两条所涉及的问题当时在四川普遍存在且争论激烈。但毛泽东的指示信被封锁，四川省没有在县级以下传达。田家英毅然突破封锁，在蹲点公社广播了指示信。
这样，大丰公社在密植问题上“另搞一套”的消息迅速传开。在四川省委会议上，因为田家英反对高度密植，和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是让田家英所在的公社可以稀一点。
上庐山后，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虚报产量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李井泉的不快，他与田家英发生了争吵。在开小组会时，田家英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等问题时，组长李井泉批评了他，以致讲不下去。最后“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也没有明确判定谁是谁非。
李锐和柯庆施
李锐自1958年初担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庐山会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在庐山，李锐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矛盾尖锐。
据李锐回忆，矛盾在1958年春就开始显露。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柯庆施找到李锐，要李替他写一篇文章，主要意思是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李锐勉强写了一两千字敷衍，效果不好。此后，柯庆施曾对人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5月，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工交部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聚集上海，帮助华东地区制订1959年的“跃进”计划，李锐代表水利电力部参加。会上，华东地区钢的指标涨到600万吨，而李锐却泼了冷水，认为电力无法保证。柯庆施很不满，多方做工作，李锐仍然坚持己见。之后，李锐还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按华东地区的计划，全国缺电要在100亿度以上，认为计划没有留有余地。此信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在此次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发言中特别提到：华东地区600万吨带头，就想得过高了，远远超过客观可能。这些话应该说是针对华东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的。23日，毛泽东讲话后的两三天里，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这期间，柯庆施曾在吃午饭时过来和李锐干杯。李锐大声说：柯老，你是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并转回餐桌不予理会。陈伯达和叶飞
陈伯达自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矛盾所见叙述不多，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著的《我的“文革”岁月》中叙述：“‘大跃进’时期，陈伯达到福建蹲点，以‘钦差大臣’自居，对福建省委指手画脚，乱提意见。叶飞看不惯他的某些做法，顶撞了他，两人发生争执。叶飞直率地说他是‘书生之见’。陈伯达回北京后，向毛泽东告了叶飞一状，但毛泽东没有表态。”
对此事的另一种记载是：1959年一二月间，陈伯达回到家乡福建晋江地区，在南安南厅乡满山红大队居住20多天，参加工作组进行蹲点调查。2月26日，他写信并通过福建省委报告中央和毛泽东。信中反映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闽南土地千差万别，农业生产不能一刀切；制订农业生产具体计划应该同群众共同商量决定；晋江地区为提高穷村和山区收入水平，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去填补，有平均主义；在解决社员报酬问题上，应使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等。
陈伯达的报告中不乏一些正确意见，实际上是晋江地区干部、群众的呼声。这对于毛泽东继续纠“左”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此信发出后不久，福建省委召开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六级干部会议，1.4万名干部出席。会上，叶飞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着重检讨公社体制问题。前后对比来看，陈伯达的调查报告与福建省委的检讨是有关联的。
在“神仙会”阶段，陈伯达曾两次作长篇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一些弊端。他对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评，结果和叶飞发生了争论。7月23日后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受到批判，他去福建调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
胡乔木和曾希圣
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矛盾纷争主要表现在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争论上。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多月，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就结束了。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毛泽东原来指定五个人：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起草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回忆：谭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跃进”时的带头人，但他俩不是主要起草人。
从17日起，在讨论《议定记录》时，一些人有意见，主要集中在胡乔木执笔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上，认为对“大跃进”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缺点写得很具体，认为这样传下去要泄气，影响计划的完成。《关于形势和任务》中写到的缺点有三条：国民经济的某些比例失调，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
曾希圣是起草小组成员，对这一段写法也不满意。他在19日的小组发言中认为，安徽最大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下面干部对于缺点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点墨水，一擦就掉了”。“至于去年工农业比例失调，我不承认。工业、农业不都是增产很多吗？工业内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调，但是我的看法很乐观，不经过这样的大演习，我们受不到这样的教育。”
曾希圣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对《议定记录》提出批评，格外引人注目。从他发言中为“共产风”辩护和对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否认看，矛头是指向三条缺点的。
由于这时彭德怀的信已经印发出来，20日后讨论的焦点更多集中到彭德怀的信上。这样，胡乔木和曾希圣的纷争初一爆发，未曾展开就转向了。冷西和吴芝圃
吴冷西虽然没有正式的毛泽东秘书之职，但1956年后经常参与为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跟随毛泽东左右，庐山会议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等职。没有史料反映他在庐山会议上与地方负责人有过什么纷争。不过，会前他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矛盾还是有迹可循的。
1958年10月底，吴冷西和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到河南新乡地区蹲点调查。11月5日，两人在专列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吴冷西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修武县委书记对一县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有忧虑，担心如果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灾年会闹饥荒，丰年会因谷贱伤农。毛泽东认同修武县委书记的看法。当他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要禁止拆散家庭。
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11月10日，毛泽东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此次庐山会议讨论时，毛泽东就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提出批评。后来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第一次郑州会议对吴芝圃作了批评。
从上述看，吴冷西等的汇报，是河南省委负责人在会上遭到批评的重要原因。吴冷西也认为，他们的调查结果对毛泽东不无影响。虽然没有材料表明吴冷西和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有过纷争，但两人就“大跃进”中一些做法存在分歧，并且将这种分歧展现在毛泽东面前，是可以推断的。
纷争的缘由
应该指出，在庐山上与“秀才”们发生纷争的不只是上述几个地方负责人，还有其他人，矛盾是复杂交错的。不过，上述纷争确实比较激烈，有代表性。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矛盾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秀才”们对“大跃进”及纠“左”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负责人存在分歧
在“神仙会”阶段，“秀才”们在坚持深入纠“左”方面积极活跃、协调一致，表现出很大能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秀才”们坚持纠“左”最主要的活动是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五个“秀才”都参加了起草组，而且承担主要任务。《议定记录》的初稿，系统地对“大跃进”的错误提出了尖锐意见。17日起，小组重编后，重点讨论下发的《议定记录》和彭德怀的信。在开头的两三天里，批评者的矛头针对《议定记录》的多，针对彭德怀的信的反而少。可以说，大约在20日前，《议定记录》成为“秀才”们与维护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矛盾纷争的焦点。
“秀才”们另一个坚持纠“左”的表现是对彭德怀、张闻天等表示了支持。据胡乔木回忆：“神仙会”阶段，张闻天曾几次到他和田家英、吴冷西等的住处小坐。他们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比较接近，都主张认真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以便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的信印发后，18日，“秀才”们私下谈到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的内容很好，观点跟他们一致。在彭德怀的信受到指责时，“秀才”们则多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19日的小组会上，胡乔木发言为《议定记录》辩护，“他完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但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20日的小组会上，李锐发言说，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作为对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在小组会上有人批评彭德怀时，吴冷西也三次起而为之辩护。两股坚持深入纠“左”的力量有了信息的交流和精神的认同。
反观一些地方负责人，特别是1958年热度较高、错误较严重的地方负责人，在庐山会议前期的发言中，认为问题不太大，而且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认为当时的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群众的气，应该鼓足干劲，继续“跃进”。面对“秀才”们积极主张纠“左”，他们起而反击。田家英判断：另一派的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有人在23日后的批判中把“秀才”们与彭德怀并列，说他们一个鼻孔出气。
纷争的一方集中地出现在毛泽东秘书这个范围里，也表明应该注意“秀才”们所具有的特殊身份
“秀才”们伴随毛泽东左右，便于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和动向，也有更多机会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施加影响。“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派秘书到地方上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秘书们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他的判断。在与地方负责人的纷争中，田家英、李锐、陈伯达采用了写信和送材料的方式，吴冷西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除了接近和影响毛泽东，“秀才”们还利用特殊身份，试图对会议的走向加以影响。田家英曾提议，一是由胡乔木在会下同有关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和部委负责人接触，劝他们也交心，作自我批评。胡乔木做了，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二是由胡乔木把小组会气氛沉闷、谈失误阻力大的情况向杨尚昆反映，请他再向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胡乔木也做了。
“秀才”们与闻最高决策的便利和他们的积极活动，给纷争的另一方以压力。也正因为对手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更是不得不争。毛泽东点破了他们的心态。7月17日，毛泽东谈到双方的“官司”时，对“秀才”们说：他们（各省市区负责人）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与“秀才”们相对，一些地方负责人也在积极地对毛泽东施加影响。6月29日、7月10日、7月22日，毛泽东同大区负责人进行过重要谈话。特别是在22日的谈话中，一些地方负责人竭力影响毛泽东。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满。他们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三面红旗”、“队伍散了”，这些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进言命中要害，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毛泽东的最终态度
通过以上对“秀才”们和地方负责人纷争现象作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居于纷争最终裁决者的地位。对毛泽东来说，一方是他身边的人，一方是“大跃进”的倚重力量，在纷争的前期，他没有轻易表态。
但是，在庐山这场大的斗争中，随着毛泽东转向批判彭德怀、“反右倾”，也就自然宣判了“秀才”一方的落败。李锐在会上即被淘汰出“秀才”行列，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其余四人也被中央立案审查。毛泽东几次当面批评他们表现不好，方向不对头。在涉及“秀才”与地方负责人的“官司”时，毛泽东明显地偏向后者：“你说人家一些坏话，人家反过来批评你，这是常情。紧张一下有好处，可以反过来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
裁决“秀才”落败的结果，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大跃进”的态度上，和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共同点更多，“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常规机构中的干部还是他倚重和依靠的力量。左右亲近之人在政治活动中释放的能量、发挥的作用，还远不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他晚年身边的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