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帖模板结婚请柬图片:港评:日隐瞒核灾严重性 国家诚信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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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评:日隐瞒核灾严重性 国家诚信付出代价

(香港)   (20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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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放射物32日之后,日本政府才宣布事故严重程度提高至最高级别的第7级,从种种情况显示,日本就这次核灾难,尽多隐瞒之处,周边国家(包括韩国、俄罗斯、中国)对被蒙在鼓里,一再表示不满;日本到现在才承认灾情属于特大事故,使人质疑她履行国际义务的诚意,日本的国家诚信也大打折扣。事态也暴露权威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只是无牙老虎,发现它不具备监察核子安全的能力,未能发挥应有职能。

  郭位先知先觉 IAEA后知后觉

  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班目春树前日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发生后,1小时1万万亿贝克的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可能持续了几个小时。根据国际评估标准,按放射性碘-131换算,泄漏的放射性物质活度达到数万万亿贝克时,事故级别将定为7级。

  回顾事态发展,3月11日,福岛核电站受强烈地震和海啸影响,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按班目春树所披露资料,泄漏程度当时应该要列为第7级,但是3月13日,日本政府把事故定为第4级,即造成“局部性危害”,迟了32日才确定为第7级,有理由相信,这是日本当局刻意淡化事态、蓄意隐瞒的结果。

  不过,3月15日,法国核安全局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事故应达到第6级程度,即属于重大事故;另外,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核子工程专家郭位根据东京电力公司公布的情况,对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反应堆的减压池爆炸和核心局部熔解,认为并不寻常和“有点奇怪”,质疑东电隐瞒资料,他忧虑最坏情况是高度放射性核原料会穿过保护壳渗入地底,污染水源,酿成食物链生态灾难。事态发展,可以说被郭位“不幸言中”,但是到3月18日,日本政府首次提高核泄漏级别,从第4级提高为第5级,到昨日才再提高为第7级,与历来最严重的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事故同级。

  类如郭位的核子专家,凭一些表面资料,已经觉得事有跷蹊,质疑日本方面隐瞒,而作为全球监察核子安全的IAEA,曾经派员到福岛县检测辐射泄漏,虽然认为超标情况远较日本当局公布严重,呼吁扩大方圆20公里的疏散区,但是日本政府未予理会。情况显示,IAEA也未能获得辐射泄漏真确资料,作为国际核能使用的最权威机构,在主权国面前,完全起不到作用,连使更多人生灵免受辐射涂炭的努力,也未获合理回应,IAEA的角色和职能有必要检讨,以免它形同虚设。

  日本隐瞒放射物泄漏,还透释着战略利益操作的影子。美国甫介入处理这次核灾难,即认为疏散范围应该扩大到方圆80公里,日本未听从,美国也无跟进;事实上,当韩国、俄罗斯、中国异口同声要求日本披露更多数据,对日本隐瞒一再表示不满之际,美国并未加入批评,连日本把数千吨辐射水排入公海,周边国家地区哗然,美国仍然保持缄默,后来才知道,在倾倒辐射水入公海之前3日,日本通知美国,获美国答允不予批评,日本才行动。美国与日本是军事同盟,但是为了战略利益,竟然罔顾核灾难危害和遗言人类的福祉,这样的同盟关系实质,起码是不光彩的。

  日本隐瞒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严重程度,孰令致之?从已知情况看来,有3个可能,第一个是东电隐瞒,第二个是日本政府隐瞒,第三个是东电与日本政府官商勾结,共同隐瞒。

  人民安危应凌驾企业利益 大亚湾核电厂应借监

  东电是一家私营企业,有理由相信事故之初,东电未以果断措施处理,例如为免数百亿元计资产报废,迟迟不决定注入海水冷却反应堆,以致延误时机;另外,东电对检测得的一些高放射物数据,一而再于公布后表示计错数,重新计过后公布一些较低数据,以示情况不太严重。我们认为,东电隐瞒大抵可以确定,不过,日本政府对于东电是否监管不力,让东电贻误国家?相信日本方面会探究。而从事态显示,不能排除日本政府知道有关情况,3月17日,日本时事社引述首相菅直人说,要有“东日本全毁”的准备,以菅直人的身分发表斯言,有理由相信他知道事态的严重程度。所以,如果说只有东电隐瞒,看来不够全面。

  东电的私营企业本质,发生事故之后,会把保护资产或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从已发生事态,相信当时保护资产得到较大考虑,如果此乃使得福岛核电站灾难恶化的原因,则企业利益与国家(地方)利益谁更优先,就成为关键抉择。这次核灾难,隶属日本内阁的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尾本彰(Akira Omoto)认为有7点教训,其中提出事故发生后,要确定营运机构与官方落实紧急应变计划的安排。本港另一位核子专家、理大电子及资讯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胡仲豪亦注意到和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IAEA今年6月开会检讨和加强核能使用安全时,要研议有关问题。

  大亚湾核电厂由广东省核电投资有限公司拥有,性质上也属于私营企业,核电厂的设计和硬体建设,予人较大信心,不过软件配套完备,才可以确保更大安全。特别是涉及实际利益考虑,一旦发生事故,会否企业利益先行,值得关注;我们认为,如何在制度设计甚至以法律硬性规定,确保安全第一,港方要向粤方反映,制订明确和有效执行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