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里尔斯克 位置:中华网论坛十周年--前卫生部长刘湘屏有话要说（转帖）--网友影响中国--全国最大社区媒体

    关于抢救周荣鑫的事实真相

我是个对“文革”历史有兴趣的人。前不久，我拜会了“文革”时期的卫生部长刘湘屏老人。老人年已86岁，身体还好，与世无争，豁达乐观，依然在资助几个贫困学生上学。闲谈中，提到最近上海《新民晚报》刊登了周少华的文章《回忆父亲荣鑫》。老人有些激动地说，回忆历史，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事实。她说周的文章提到她的一段话不是事实。

老人女儿在傍边说，我妈是指这一段：“4月12日上午，我父亲在批斗会场上突然昏迷不醒，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却不许父亲住医院，说什么北京医院不能成为走资派的避风港！父亲就在批斗会场的地板上躺了四个多小时，昏迷不醒而得不到救治。最后还是吴庆彤找到纪登奎批准，华国锋也批示要全力抢救，我父亲才住进医院。”老人女儿说，早在2003年我母亲在《作家文摘》上看到周少华的这篇文章，就很生气，就写了抢救周荣鑫情况的说明。后来觉得“墙倒众人推”，无处说理，由它去吧，就没有把材料寄出去。谁料最近《新民晚报》又刊登了周少华的文章，依旧那样说。不一会儿，她找出了5年前刘湘屏所写的《关于抢救周荣鑫同志情况的说明》给我看。事后她又把那份材料通过电子信箱发给了我。

我赞同刘湘屏老人的观点：“回忆历史，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事实”。为了“尊重历史事实”，我认为有必要向社会公布刘湘屏老人关于抢救周荣鑫的说明，有了两种说法，人们就可以从中判断哪种说法符合事实。以下是刘湘屏老人说明情况的全文：

关于抢救周荣鑫同志情况的说明

    《作家文摘》上摘登了周荣鑫同志的女儿周少华的文章，文章说1976年4月12日是我不允许周荣鑫住院，因此耽误了对周荣鑫的抢救，致使周病逝。周少华在文章中对我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有责任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周荣鑫发病的事情直接向我反映、请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秘书杨洪年，一个是北京医院的院长林钧才。

    那一天我在家里办公，准备参加当天的一个外事活动。大概是上午10点半左右，我接到电话，是杨洪年打来的，他说林院长找我。我问有什么事。杨说周荣鑫同志病了。我问什么病。杨说林院长说病得厉害。我说那就赶快抢救呀，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杨说林院长他们已经派人到现场去抢救了，但有些问题还要向我请示。我说好吧，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杨说林院长马上会给我打电话。

放下电话不久，林院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说周荣鑫同志病得很厉害，我已经向卫生部报告了，他们向你反映了没有。我说已经通知我了，刚才我还给秘书说要赶快派人抢救啊。林院长报告说已经派人去现场抢救了，林院长还在电话上说了派去医生的姓名，都是医术比较好的医生。

    我问是什么病，他说据派去的医生报告是高血压和心脏病；周部长是在教育部的一个会议上发病的，现在趴在桌子上，不能说话，血压很高，很危险。我说那你们赶快抢救啊，病危了还不赶快送到医院抢救?他说抢救没有问题，医生已在现场抢救了，但遇到一些阻力。林院长问我能不能找一找教育部，以便尽快把周荣鑫同志送到北京医院。

    我一听很着急，病危了就应该送医院嘛，找教育部干什么呢?

    北京医院新北楼收治病人的标准，早就明确规定包括周荣鑫同志在内的各部部长。这个标准卫生部自己定不了，当时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制定的。这一文件的初稿是北京医院起草、卫生部和国务院值班室讨论，纪登奎同志审查后由我口头向小平同志汇报的。小平同志同意后我又让林钧才正式行文，由我签字上报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文件。具体由北京医院来执行。

    这些情况不仅我知道，林钧才院长和北京医院都是清楚的。我说：政治局批准过北京医院新北楼收治病人的标准，周荣鑫同志不仅符合标准，前一段有病就住在新北楼，你们还让我找谁呢?林钧才院长为难地说：部长啊，现在这种情况你也了解，周荣鑫同志是在教育部的会上病倒的，还是要想办法给教育部说一说，不然我们不好办，我请示你就是这个意思。

    当时正是运动初期，林院长只敢说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也不敢具体指明是什么人。我们只能心照不宣了。

    我也不熟悉教育部的人，具体情况又不清楚，我怎么能找教育部呢?当时是纪登奎同志分工管卫生口。原来分管我们卫生系统的是吴桂贤，她要走，就临时让纪管卫生口了。我和纪登奎很熟，我告诉林院长，我马上给纪登奎打电话。林院长一听，马上就说，希望快一点给纪打电话。

    我把林钧才院长的电话放下后，马上就给纪登奎同志打电话。电话是纪的秘书小杨接的。小杨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忘记了。我说：小杨，我找纪登奎同志讲话。杨秘书说他休息还没有起来，晚上开会睡觉很晚。我说我有一件大事要报告登奎同志，周荣鑫同志病了，北京医院已派医生去教育部现场抢救了，比较严重，送院遇到困难，一时还没有转到医院。杨秘书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不在现场，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医院找我帮他们找教育部解决，我怎么找教育部，因为登奎同志现在管我们这儿。我只有找登奎同志，你赶快给他讲，帮助解决一下。小杨说等纪起来马上就给他报告。我说心脏病不能等，你尽快请登奎同志处理。

    中午纪登奎同志就给我来了电话，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已经过问了，马上转医院抢救了。我当时对纪说：登奎同志，我马上有一个外事，现在走不开，你是不是能尽快到医院关照一下。纪登奎同志说：我下午就去看他。这就是纪登奎同志的回话。

    这就是我处理抢救周荣鑫的经过，北京医院当时就派医生到现场抢救，我既没有说过不让周住院抢救，也没有说过须经政治局批准。相反，我是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时间就立即想办法帮助他住院的。

    1976年到l981年，卫生部对我隔离审查。卫生部专案组说有人揭发你对周荣鑫同志不予抢救进行迫害。这件事情家属也有意见，要我老实交待。我向专案组说明这是对我毫无根据的诬陷，并提供了与此事有关的杨洪年、林钧才、纪登奎秘书及纪登奎本人为证，让专案组找当事人调查核实，我可以当面对质。

    参加卫生部专案组的人很多，但直接负责审查这件事的是赵同海，张凤楼，穆德林三个人。我告诉他们，在这件事上，我只和杨洪年，林钧才，纪登奎的秘书，纪登奎四个人通过电话，专案组有必要找他们本人直接核对情况。他们可以证明我非但没有干扰抢救周荣鑫同志，而是立即报告纪登奎想办法尽快送他去医院。当时去教育部现场抢救周的医护人员也可以证明，医生出诊应有记录，周荣鑫同志的病历也会有相应记载。专案组可以一一找这些当事人查证我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我对专案组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经过并不复杂，完全可以说清楚。和我通过电话的人一共只有四位。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立即给纪登奎同志打电话请他过问帮助，北京医院和林钧才院长是很有压力的。我在抢救周荣鑫同志的问题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周荣鑫同志的事情。

    1985年，经过对我长达9年的专案审查，卫生部给中央《关于刘湘屏问题的审查报告》对我做出政治结论，其中就没有“耽误周荣鑫同志抢救”的内容。这说明经过专案组内查外调核实，强加于我的“见死不救”、“不让往院”、“要政治局批准”等等耽误周荣鑫抢救的罪名根本是不符合事实的。  

刘湘屏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