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理肝胃不和的中成药:张静江的故事:毁家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5 23:37:48

张静江的故事:毁家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http://www.sznews.com   2011-03-25 17:01  深圳新闻网      做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辛亥革命要花多少钱?钱又从哪里来?百年史上,作为群体亮相的湖商始终是一道夺目的风景,他们依靠聪明和勤奋积累了巨额家产,却不安于富贵生活,将财富投入革命运动,舍家取义的故事令人感动,让人敬仰。 湖州南浔东大街,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听到“张静江”三个字,纷纷手指前方,“前面就是张家的老房子!” 其中一个顿了顿说:“我父亲年轻时,亲眼看到过他乘船回南浔,那是衣锦还乡了,老百姓都去欢迎,岸上炮仗放得震天响,排场大得很!”

本以为风流早已雨打风吹去,不料传奇故事从来不曾湮灭,就像那曾经显赫一时的江南大宅门,默默无语却道尽沧桑。

   回望百年辛亥,上世纪初江浙财团四大亨之一的张静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毁家纾难资助起义,被孙中山赞为“民国奇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相赠。

张静江故居大门古旧而不张扬,记者走进这个百年前的江南豪门,试图寻访一代名流矢志不渝支持革命的心路历程。

  出身富家天性豪放

张家在南浔乃至近代整个中国都颇具盛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商埠大开,湖州一批商人以经营丝绸起家,至光绪年间形成了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为代表的富商家族。财产百万以上谓之“象”,其中就包括张家和与其联姻的庞家。

张家到底多富有?走进张静江故居,从雕栏画栋深宅美园中可以找到答案。据介绍,这所宅子是张静江父亲张宝善在光绪24年(1898年)所建,为典型的中西结合建筑风格,就连所用彩色雕花玻璃和瓷砖吊灯都从法国进口,尽管历经100多年岁月,仍可窥得当时的富丽堂皇。

张静江生于1877年9月19日,为张宝善次子,因此当地人称之为二先生。祖父张颂贤认为这个孙子的八字很好,日后必成大器,可惜五行缺水,注定一生奔波,于是取名增澄,起字静江。可惜事不遂人愿,张静江一生奔波,不得安定。

生于巨富之家的张静江自幼受到家族熏陶,祖父张颂贤和外祖父庞云矰都是近代大实业家,性格豪放,富有进取心,且热心公益事业,两人对张静江一生影响极大。

南浔作家陆士虎向记者讲述了一则故事。光绪13年(1887年)腊月,10岁的张静江放学回家,宝善街发生大火,彼时一个2岁的小女孩被困在街边民房二楼,年幼的张静江便用水浇湿身上棉衣,冒着烟火冲上楼去,抱着小女孩以棉被裹身纵身跳下。小女孩得救了,但他的左腿粉碎性骨折。此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这样的义举在张静江成年之后更是屡见不鲜。在故乡时,年轻的张静江已素有侠名,日后投身反清运动,为革命倾尽家财,我们可以从他的家庭和性格中找到很多必然因素。  毁家襄助革命事业 和当时大多数富家子弟的出路一样,20岁时,父亲花10万银元为张静江捐得了江苏候补道衔。1902 年,他以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此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张静江是商业奇才,年轻气盛的他很希望发展中法贸易,进而开拓欧洲市场,与日本人一较高下。到法国一年后,他决定招股成立贸易公司,按外国洋行的模式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运到法国销售,从中赚取利润。

当时,国内华人自办海外贸易尚未开先河,只有洋人到中国开洋行,从来没有华人在国外开商行。父亲资助30万银元,帮助张静江成立了通运公司,最初只运销生丝、茶叶,后来发展到绸缎、漆器、竹器以及古董、字画,业务迅速扩张,获利无法估算,并在巴黎开设了一家开元茶店,陈设非常豪华,成为游客必到之处,后成为巴黎知识界聚会的高级沙龙。 张静江在巴黎受到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激进的言论,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他还结交了吴稚晖、李石曾,三人以思想先锋、敢于任事闻名,被旅法华人称为“三剑客”。

1905年,轮船上的一次偶遇成为张静江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绕道前往日本,在轮船上与张静江相遇。早在出国之前,张静江的哥哥张弁群曾赴法治疗眼疾,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曾对弟弟讲起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和他的著作,所以张静江对孙中山仰慕已久。

不过,张静江是清政府驻外人员,孙中山对他存有戒心,有意回避他。想不到张静江竟然在甲板上拦住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两人长谈后约定,将来革命起事需要用钱,孙中山可以拍电报给张静江,还约定了暗号,字母A代表1万元,B代表2万元,以此类推。

孙中山到了东京后,计划再次在国内发动起义,但经费没有保障,忽然想起在轮船上遇到的那个怪人,便试着拍了个电报,想不到几天后果真收到3万元。自此以后,每当革命款项不足,孙中山都会想到张静江,而张静江每次都能如数将钱寄到,两人渐成革命挚友。

孙中山对张静江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写信致谢。张静江回复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革命信心和爱国热情溢于纸上。

1906 年3 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正式加入同盟会,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走向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人。随后,他又推荐大哥张弁群、舅舅庞青城等人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南浔的革命者大部分是“四象八牛”的富豪,为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保障。

  怀病去国客死他乡

张静江故居正厅两侧有一副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家中休养,孙中山特地推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他做电疗,并在信中说治好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还亲笔书写了这副对联送到南浔,张静江这位“二兄”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如今要统计张静江支持革命的费用,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从为张静江管理了30年账务的李力经所写的回忆录《漫谈张静江》中,可以查到当时的一些史实。

除了在海外的大笔捐款,回国后的张静江一如既往地支持革命。陈英士率兵攻打上海制造局时,张静江作为同乡,负责后勤供应,筹措各种军需,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李力经后来曾看到一箱沪军都督府的公债票,当时有人让张静江凭票向国民政府索款,张静江却说,此前为革命花去很多钱从没要过,这些只是陈英士在上海起义时的一部分垫款,就不必去计较了。按照张静江的要求,李力经在1932年春天烧掉了这些公债票。

其实张静江并非永久的富翁,身边同事对他全力资助革命感到不满,最终使得通运公司瓦解。袁世凯复辟后,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急需大量钱款,张静江只得凭借个人影响力向华侨借贷。

后来,他先后被迫卖掉了巴黎的开元茶店和上海马思南路的6 幢花园洋房。1920年,张静江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有专家作了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对革命的捐款高达110 万两白银,后人称他是“毁家襄助革命”,这话并不为过。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张静江的舍家取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将会增加多少困难。

虽然张静江为革命事业不遗余力,后来还主持国民政府的财政和经济建设工作,但他并不能实现建设国家的宏愿。蒋介石上台后,军阀连年混战,张静江受到“四大家族”的排挤。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身为国民党元老的他心灰意冷,慢慢离开了中央政治核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静江携家眷离开上海到了香港,辗转前往欧洲,最后客居美国。1950年9月3日,张静江在纽约病逝,江南大宅门再也没有迎回它的主人。

  湖商义举助力革命

在张静江的鼓动下,南浔的张石铭、张弁群、张乃骅等人都曾多次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大笔捐款。张静江结识孙中山后,将舅舅庞青城、大哥张弁群等介绍给孙中山,发展为同盟会会员,使他们也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庞青城原名“清臣”,为表示反清决心,将名字改为“青城”。1906年,庞青城花6万两银子在上海英租界戈登路7号建了一幢洋房,外人看是庞家公馆,其实是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站,同盟会财政部临时办事处就曾设于此,黄兴、宋教仁、于右任、戴季陶等经常出入。

庞青城之女庞莲生前回忆说,父亲还专门辟出一处卧室,购置了全新的家具棉被,供孙中山和宋庆龄居住使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这儿依然是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场所,父亲还依仗江浙财团的公开身份将不少革命党人送往海外避难。父亲被迫流亡日本之后,家里特意雇用了外国人,袁世凯的爪牙上门搜捕时不敢轻举妄动,因此逃过劫难。

张静江的大哥张弁群曾担任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也为革命输送了大量经费。此外,与庞青城、陈英士等人同在上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周柏年,为传播革命民主思想的《民呼报》、《民产报》、《民权报》提供经费,并在望平街福州路口开设“新世界商店”作为联络站。武昌起义时,周柏年成为陈英士的得力助手。

鉴于湖商对革命的巨大贡献,民国政府成立后,有人倡议设立“南浔市”,以褒奖湖商支持革命的义举,湖商所作贡献及其影响由此可见。因此,南浔也被誉为“民国第一镇”。


张静江:寂寥“民国吕不韦”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23日18:19  中国周刊

从革命的幕后推手,到独裁的塑造者,张静江的投资,没能让他实现吕不韦式的成功。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1950年9月,74岁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在纽约病逝。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为之题写了“痛失导师”的挽词,国民党中央党部还特设灵堂,党内几乎所有元老均参加了公祭。

  
身后备极哀荣,生前却是门庭冷落。寓居美国的岁月中,张静江疾病缠身,终日靠吃斋念佛,苦度残生。

  这一切,皆源于张静江当年的一笔投资。

  命运在他见到孙中山的那一刻,似已注定。

  奇遇

  革命党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记载了孙中山的一段奇遇。

  “君非实行革命之孙某乎?闻名久矣。”1906年春,一艘赴法国的游轮上,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遇见了一个名叫张静江的怪人。尽管他的正式身份是清廷驻法公使随员,可一开口,竟是意图襄助革命——“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

  一语直击孙中山软肋。

  自1894年投身革命以来,财政问题一直是最令孙中山头疼的要务。武装反清,不论组织工作,革命宣传,起义所需的粮饷、枪械、弹药等等,皆是用钱大宗。当时,孙中山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向海外华侨募捐,困难时一次只能募集到二三百港元,相对于一次起义动辄十余万元的花销,难免杯水车薪。1909年,孙中山赴欧美筹款前的一封信中还曾写道: “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利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可惜!”

  其时,社会上立宪思潮轰轰烈烈,革命党人被其边缘化的身份困扰,苦不堪言。

  如今,一个投资者竟然从天而降,孙中山一时有些不敢相信。不管怎样,他与张静江约定,将来如果需要用钱,可以给张拍电报,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拍“B”字即是两万元,依此类推。

  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拮据,孙中山忽然想起了去年的约定。他按照张静江留下的地址,试着拍了一个“ C”字的电报过去,不久,竟然真有三万法郎汇到。东京本部一时“顿呈活气”。

  次年3月,孙中山为筹集云南、广东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先后以“A”和“E”致电张静江,张均将钱如数汇到。事后,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致谢,并详述起义经过。谁想张静江复书曰:“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

  其实,张静江胸中自有格局。

  投国

  1864年,浙江吴兴南浔镇一个名叫张颂贤的商人,迎来了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刻。

  这一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军镇压,浙江开始重整被战火打乱的盐业秩序。期间,巡抚大人不仅点名由张颂贤整顿盐务,还号召其他盐商把手中的经营凭证“盐票”让给他。由此,张颂贤一口气成为了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1877年,张颂贤的孙子出生,取名张静江,字人杰。

  这是一个从小充满了豪侠气息的公子哥。其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次青年张静江从上海乘船去吴兴,中途突遇狂风,船被吹翻,张本人被船老大救起后,对船员们高呼:“我是南浔的张家二少爷。你们如救活一人,可由船老大到南浔向我领赏10元。”于是当场被救者又有30余人。后来家中失火,张静江亲自上屋扑救,不慎跌落,落下了腿疾,不久又罹患眼病,只得放弃了举业。  

  为让儿子成就功名,张静江的父亲在儿子20岁那年花了10万两银子,为其捐了个候补道衔。1902年,张静江被荐为一级商务参赞,随钦差大臣孙宝琦出使法国。

  在这个以浪漫著称的国度,张静江愈发不拘形迹。当他用瘸腿骑着自行车,从巴黎闹市呼啸而过时,“自由”也开始在其心中蓬勃生长,他迷恋上了无政府主义。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逢人就大谈“革命道理”,结果竟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以为是奸细,差点遭到殴打。

  心性的释放,也成就了一个百无禁忌的投机者。1903年,张静江在法国巴黎成立了“通运公司”,趁当时中国还没有文物保护条令,贩卖中国古董。据说,数十年间,被其运往国外的我国古代文物及工艺产品,“数量之多,获利之巨,无法估计”。

  “张一生不善理财,但对投机则颇感兴趣。”其账先生李力经曾这样形容,“平时(张静江)对处理人事及计划等,向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往往先入为主,以耳代目。”

  对待革命亦复如是。自轮船上相见后,只要孙中山有电报筹款,张静江从不回绝,如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1912年彭家珍刺杀“宗社党”领袖良弼等,张静江均在背后予以财力支持,堪称名副其实的幕后推手。而他的通运公司,却因为屡屡捐助革命,遭致同事不满而拆伙。孙中山对张静江极为感激,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干脆称其为“革命圣人”。

  尽管,这个“圣人”对革命的感情,未必如孙中山想象的那样深厚。

  1907年6月,张静江履行同盟会入会手续时,看到誓约中有“当天发誓”字样,便说:“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介绍人冯自由和胡汉民也未深究,遂让张静江按自己的意愿发誓入会。

  另据李力经回忆,民国建立后,张静江曾在闲谈中说过这样几句话:“什么同盟会、国民党我都从未参加过,就因中先生的关系,说我是什么就算是什么吧。”接着,他话锋一转,夸耀起了自己的人脉资源:“好在李石曾、戴季陶、吴稚晖、张继、谢持、于右任等,都是早年一同参加革命的老朋友,他们亦离不开我的。”

  事实上,人们送给张静江的另一个外号,也许更加精准——“现代吕不韦”。归根结底,他仍是一个商人。

  1910年10月,张静江的投资,迎来了收获的一刻。

  让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营地的一声枪响,迅速演变成波及全国的革命高潮。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进入了收官阶段。

  革命党一方,远在巴黎的张静江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异常,随即启程返回上海。此前,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到,“ 中山资格最老,人格文明,若南京一下,我党必联名请其速来欧洲。”无疑,他已经看到,列强的选择是决定未来中国谁主沉浮的重要因素。

  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同样雄心勃勃。他认为在革命中被公推为领袖的黎元洪“突然的成功可能带来野心。但是他缺乏领导才能,不能支持多久。各地组织……全都期待着我来领导,如可得到财力支持,我可完全控制大局。”

  豪气过后,现实袭来。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却遭到冷遇。例如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即称“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孙中山能控制局势“是很可疑的”。至于孙中山之前得到列强的一些贷款承诺,也全然没有了下文。南京政权立即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如何经理一个新生国家?“不善理财”的张静江和其他革命党人都给不出完美答案。

  孙中山原本打算“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但四处碰壁的窘境,令他只得接受南北和议。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取而代之,跳脱于大清棋局的这个强人,成为了最大的胜利者。在此之前,张静江已经返回巴黎专心打理生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国党力竭,只有小为休息,然后研究根本之解决”。字里行间,透出一丝落寞。

  然而,事情还没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天后身亡。世人一致认定袁世凯为主谋,全国局势骤然紧张。很快,孙中山祭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张静江闻讯从巴黎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血本无归的风险,在他面前影影绰绰。   

  这位巨商的唯一选择,就是孤注一掷。

  转身

  1913年7月18日,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不仅捐资助饷,还一反常态地从幕后走到幕前,他不顾腿疾亲临前线,视察战事进展。

  张静江甚至亲自策划了一起暗杀。1913年5月,张静江打听到袁世凯手下有一位名为徐宝山的军长喜欢收集古董,便委托革命党人制成一枚炸弹放入古董箱内,送往徐宝山处。待徐宝山打开箱子的刹那,炸弹爆炸,徐宝山当场毙命。

  为尽快筹饷,心中焦灼的张静江竭尽所能。据其二女婿君梅回忆,当时张氏家族中数张静江之兄张石铭有钱,于是张静江便来向其索要捐款,张石铭当场拒绝,两个人大吵起来。最后,张静江拔出手枪,命令张石铭立即答应,张石铭只得同意。

  无奈力量差距悬殊,仅仅几个月时间,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先后被北洋军击溃,孙中山、黄兴等人重新流亡海外。张静江也在通缉之列,他在南浔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受到监视。最为致命的打击是,张氏族人生怕受到其连累,为了保全财产,联名向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请求备案。这对于一个豪门望族而言,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张静江败得体无完肤。

  痛定思痛,孙中山认为此次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大幅强化自己的权威。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该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务文一人,毫不犹豫而后可。”对此,原同盟会中的重要成员黄兴、汪精卫等人持有异议,认为有辱人格。可张静江不仅拥护,还欣然接受了财政部长一职,这与他当年“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相距甚远。

  同时,张静江开始着手培植新的强人,一位名叫蒋介石的幸运儿进入他的视野。

  蒋介石原本是陈其美的手下,被张静江视作可造之材。1916年5月,陈其美惨遭袁世凯暗杀后不久,张静江与蒋介石结为兄弟,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提携随即开始。

  1918年春,张静江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大大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度受到党内派系围攻,又是张静江帮助他稳固了地位。种种襄助,尽心尽力,蒋介石将自己与张静江的相逢视为“枯木逢春”。

  1925年7月,蒋介石被张静江提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

  翻盘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梦碎

  1926年7月,蒋介石于广州誓师,举兵北伐。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为蒋介石看家护院。仅一年时间,北伐军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张作霖的军队,革命党人一雪前耻。

  这个消息,张静江无疑等候了很多年。

  1927年,张静江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据李力经回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吩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

  此言一出,张氏族人立即慌作一团,赶紧设宴欢迎他衣锦还乡。席间,张静江志得意满,告诉大家:“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

  1928年2月,张静江就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仅靠10万元的启动资金,先后办起了南京发电厂、国际无线电台、长兴煤矿、江南汽车公司,以及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等,1929年还在杭州成功举办了举世闻名的西湖博览会。

  但是,辉煌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北伐之后,蒋介石意犹未尽,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武装“剿共”和对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阀的战斗中,一切政策均以战争需要为准。张静江对此十分不满,不仅频频指责,还对蒋介石的指示阳奉阴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蒋介石出于“剿共 ”的需要,主张先建杭州到南昌的铁路,一次建成重轨;而张则从经济发展考虑,先修浙江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铁路,建造成本低、客货运输量大的轻轨,于是他置蒋介石的主张不顾而开工。倚老卖老,不听指挥,这让今非昔比的蒋介石恼火不已。

  蒋介石开始有意打击张静江在国民政府中的威望,他借一起治安案件,对张静江为省长的浙江治安大加批评,并将“ 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气愤之极:“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乃主动辞去浙江省长,但能令他成就功业的建委会委员长,张静江不让。

  蒋介石自有办法。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决议“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主管 ”。不久又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建委会彻底架空。曾经帮助张静江实现梦想的强人,最终将他的梦想击得粉碎。

  张静江心灰意冷。从那以后,他逐渐远离了国民党权力核心。

  1936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印光对张静江耳语数句,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1938年,建委会被撤销,张静江得到一笔“照顾费”后,从香港启程赴国外治病。临行,他伤感地说道:“此去恐尸骨亦难回本土了。”当被问及是否电告蒋介石,张静江怒道:“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 ”

  此前,李力经接办张静江账户,发现账面的应收款项内,绝大部分是长期不还的私人借款,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等名字赫然在列。张静江得知后说:“看来都是些烂账,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

  1950年,吃斋念佛、少问政事的张静江病逝于纽约。

  据说,淡出政坛后,每当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张静江总要劝道:“不要做官,没有做头!”他还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兜兜转转,终于恢复了一丝无政府主义者的本色。

  有时对儿子讲起家世,张静江也会提及祖父当年的荣光:“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

  如同一个古老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