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霆锋实际身高: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

城镇化的过程就是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当前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大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以致于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城镇化的“大跃进”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土地和拆迁问题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这种社会冲突通过网络情绪化的渲染和扩音，以强烈的社会不满和广泛参与为特点，对公共权威形成挑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痛点”和“引爆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民维权中，土地问题约占65%以上。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冲突和纠纷以唐福珍的自焚为符号，各地的强拆、血拆前赴后继，正在成为市民维权和社会冲突的主要发生领域和不稳定因素。宜黄拆迁事件可以说是2010年引发的最引人关注的恶性公共事件，而复旦、清华大学的草根博士生面对山西、山东暴力拆迁的呐喊也使公共舆论沸腾不止。地方政府在应对处置的过程中，将“发展”和“城市化”视为绝对价值，对弱势的农民市民进行暴力打压，而知识精英和新媒体以“民本”为最高价值广泛参与并深度介入，使这一问题具有了更大的政治爆炸性。
　　近年来，县域社会冲突严重，基层矛盾凸显，基层社会稳定形势日益严峻。当前群体性事件中的泄愤和骚乱事件大多都发生在县域。各个县（县级市）在锦标赛式的政治竞争中，把城镇化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抓手。权力的资本化使基层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县域群体性事件不论是在规模、频度和强度上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不断加剧；单个事件的冲突规模不断扩大；由于群体事件中多种矛盾问题交织，群众心中累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官民对立的情况日益严重。而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一些县政当局随意动用强制性权力对“利益受损群体”采取震摄打压的方法，使基层对抗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执法机构，县域政权成为中国政治最具有不确定性的政治断面。
　　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化不断加剧。随着房价不断攀升以及向上流动机会的减少，越来越多的中下层群体被抛入底层，正在成为“没有机会的群体”。二代农民工和难以就业的底层知识青年被帖上“蚁族”的标签成为人们关注热议的对象。他们作为“飘移的一族”，即不能融入城市，又缺乏竞争和上升流动的机会，正在成为“没有机会的群体”。这些底层知识青年带着公平正义的理想信念进入社会，更多地感受到机会不平等、腐败以及生存的压力和窘迫，与他们对生活的预期形成极大的反差，这种个人价值和人性的困惑，使底层群体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被破坏，引起对社会的对立情绪，自杀式维权、仇视社会等等，在群体事件中，由于缺乏利益群体化的组织，在这些事件的处置中，反而更难以管制，破坏性更强。
　　快速城镇化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使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得到强化。社会心理失衡和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公信力的质疑，致使一些大的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往往是为了发泄对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的不满，群体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底层社会的怨恨和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大大增加了偶然事件诱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再一个是互联网政治的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以短信、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其传播过程中的情绪渲染和“扩音”效应，以及信息扩散的从面到面的网络化特征，能够迅速动员大范围的围观和行动。使社会冲突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大，极大地增加了社会风险的突发性和随机性。这些冲突虽然仅仅是情绪发泄，短期内难以形成持续时间长、影响全局的社会风险，但政府合法性在加速流失。
　　1，稳定思维陷入误区，维稳机制失灵。当前的维稳机制表现为政府、官员、群众三输的局面。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各地维稳成本越来越高，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困境。从政府的层面来看，由于信访仍是访民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当地方政府侵权行为发生时，政府不得不直接面对群众的不满，缺乏弹性的中间缓冲机制，使政府管治失灵并脆化。从官员的层面来看，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官员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得不运用一切资源并不择手段地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消除或者掩盖甚至是压制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表达，化钱买稳定、“捂盖子”、劳教、批斗等等，从而把自己置于民众利益表达的对立面。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只有当你的利益表达或抗争成为“ 威胁稳定的事件”时，你的问题才会得到重视并有可能会得到解决。“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已经成为民众维权的日常理性，“制造不稳定”也变成了一种被越来越普遍运用的弱者的武器，法律外解决、暴力性抗争成为主要的维权方式；在笔者跟上访人的接触中发现，一些权益受侵犯者进入维权过程后，在压力维稳下往往会受到劳教、威胁等不公正对待，“新仇旧恨”使他们踏上一条“不归路”，成为地方政府眼中的“不稳定”的“职业制造者”。
　　2，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及职能异化。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县域政权为代表的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日益彰显：一是基层政治中的官场生态恶化。官员群体腐败导致政权体系的自我清除能力几乎丧失。二使地方经济发展行政化和县政职能异，使少数基层政权具有较强的掠夺性。权力与资本结盟所形成的利益链条，已经在地方形成了一个强势利益集团，强势利益集团漠视甚至是侵害着弱势群体利益，并不断制造着“利益受损群体”。三是地方政治中的“灰社会”或“黑社会”性质势力的蔓延。由于地方政府的结构性困境和职能异化，使基层社会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基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向着恶性破裂的方向发展，一个充满危险的逻辑正在展开——政治权威急剧下降——法制权威无形消解——社会安全底线动摇，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正在不断加剧。
　　随着通信技术日益大众化，公众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往往会迅速扩散。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传受一体化、快捷性等传播特点，特别是短信、微博等新的信息收发平台的诞生，使一个偶发的小事迅速演变为舆论风暴，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进而突破地域界限、身份区隔，使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都参与到现实的群体行动中，最终形成较大的群体性事件。2009年发生的湖北省石首事件、新疆自治区“7·5”事件、海南省东方暴力袭警事件、吉林省通钢事件等都是通过网络实现互动，不仅在社会现实中有众多的参与者，而且得到众多网民在网络上参与评论甚至声援。尤其是以微博、短信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