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 完美陌生人 2016:从社会质量看国民幸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19:09:09


  社会质量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还没有广为人知。实际上,“社会质量”和国民幸福密切相关。人们熟知的是“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概念是上世纪50年代由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中首次提出的,它集中关注个人生活的各层面,使用的各种指标试图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缺乏连贯的理论整合。1997年,几百位学者在阿姆斯特丹通过了一个宣言,明确提出了“社会质量”概念。提出“社会质量”的根本动机,就是为了增进社会成员的福祉。按照“社会质量”理论家们的定义,“社会质量”关心的是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社会质量”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从个人参与社会的视角来关注人们的福祉。同时,“社会质量”还是一个逻辑连贯、自成体系的理论。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质量”试图解决的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在两种张力之间求得平衡。说到底,就是要解决人的能力和福祉问题,也就是社会如何为个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以利于人的自主发展。从社会角度看,一个社会,其质量的高低可通过该社会为人的发展所提供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的保障水平和程度反映出来,这也就是国民福祉;从个人角度看,可通过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程度来反映。前者是制度保障问题,后者是人的自我实现问题,两者与国民幸福密不可分。

  一、安全、团结和社会保障关涉更广义的福祉

  人们的幸福和哪些因素相关,可能有许多说法,但增进福祉和个人的自我实现程度是重要因素。就增进福祉而言,高质量的社会要为个体提供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使个体在社会上免于贫困和被剥夺。也就是说,人们福祉的提高往往要借助各种制度才能实现,以此保障人们面对各种社会风险时获得所必需的资源以抗拒风险。“社会质量”理论包含三种制度保障以确保人们福祉的提高:首先是社会经济的保障。在物质资源匮乏的时代,人们的衣食保暖是大问题,整个社会面临的是“我饿”这样的问题,那时的社会是“饥饿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饥饿问题在工业社会基本解决了。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致力于推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实际上就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解决社会成员免于贫困和被剥夺的问题。因此,20世纪衡量一个社会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就是看社会保障的程度。其次,在“社会质量”的理论视野中,安全保障也是一种福祉。工业化解决了资源匮乏问题的同时,又给人类社会带来新问题,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安全被拒之于人类的门外”的风险社会问题。在社会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仅有社会经济保障远远不够。21世纪人类还要面对安全问题,也就是解决风险社会中“我怕”这样的问题。已有学者为此提出“人类安全”概念,其核心是人类如何建设一个安全社会,有效面对和治理各种风险。没有安全就不会有幸福,提供安全也是重要的福祉。可以说,从福利保障到安全保障,是“社会质量”理论的内在重要观点。再次,维系社会团结和凝聚,使社会不陷入分裂,也是一种福祉。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是衡量社会质量的重要领域,也是讨论国民幸福问题的重要前提,没有安宁,何谈幸福?谈论动荡不安社会的国民幸福纯属无稽之谈。社会的团结及其维系是靠制度保障来实现的。从上述三方面来看,安全、团结和社会保障都是福祉的重要内容,这实质上是更广义地来理解福祉了。

  二、自我实现程度同国民幸福直接相关

  国民幸福是国民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而影响这种感受和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的自我实现程度。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个人的发展。衡量一个社会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看这个社会中人的自我实现程度,而自我实现程度不能全靠个人天赋。个人自我实现的重要前提,是社会通过制度保障为人们的参与提供公平机会,从而为每个人的自主发展提供空间。“社会质量”理论强调制度保障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例如,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现实处境和其期望值差距过大,就会使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感受不到幸福,甚至产生不满和愤怒,导致 “愤怒社会”的产生。民主制度实际上要解决的就是“我怒”或者“我生气”这样的民怨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间存在张力,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建设来体现公平正义,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会使大多数人有挫败感而感受不到幸福。“社会质量”特别强调提高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为国民参与社会生活提供公平机会,进而提升自我实现程度,毕竟,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

  因此,“社会质量”高的社会,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相对就高。当然,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有调查表明,有些封闭的社会即使贫困落后,社会成员也很幸福。山沟沟里的居民可能比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更幸福,因为他们用不着当“房奴”,也不用考虑升迁这些“俗事”。这种说法的背后,隐含着幸福是主观性很强的东西,很难说得清。我们在讨论国民幸福时,不应该纠缠于此,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社会质量”,增进社会成员的福祉和社会参与能力,提高自我实现程度,为国民幸福创造前提条件。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才有可能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