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雷塔92fs:和的哲学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21世纪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精神，则21世纪的新哲学不应是“斗的哲学”，而应是“和的哲学”，初步从生成论、方法论、人生论与境界论分别探讨了中国儒家哲学所具有的历史悠久的博大精深的“和的哲学”的优秀传统，可以作为构建世界未来的“和的哲学”的重要资源。并认为创造世界未来的“和的哲学”，乃世界各国哲学以及有识之士的共同的神圣使命。

【关键词】世界未来哲学 和的哲学 中国儒家和哲学的传统

和的哲学”体现了21世纪的时代精神，应成为世界未来的新哲学

哲学，应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精神；又应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一种重大的动力，为时代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们现在正生活于21世纪伊始之时，来日方长，前途吉凶未卜。但是，我们衷心希望并力争21世纪能走在正常的、健康的、光明的即和平的、发展的大道上，能造福于人类，让人们的生活明天更美好。

21世纪来自于20世纪。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都是非常深刻的。在20世纪里，很不幸地爆发了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冷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万幸的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终于战胜了战争，赢得了和平，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要和平，不要战争”，就成了20世纪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所以，“要和平，不要战争”，也就成了21世纪的新的时代呼唤与新的时代精神。联合国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就是对21世纪时代精神的反映。我国对内以构建和谐社会与对外以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为奋斗目标，也充分体现了21世纪的时代精神。我国和联合国以明晰的理念、巨大的诚意、不懈的精神、积极的行动为保卫和发展世界和平做出了，并将继续不断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那些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所谓的“单边行动、先发制人”的主张、恐怖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理念与行为，都与21世纪热爱和平的时代精神相违背的。其哲学理论基础，则都不是和平的哲学，而是斗争的哲学。

西方的“斗的哲学”与21世纪的时代精神相背离

斗争哲学在西方，自有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哲学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其生卒不详。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名哲学家的生活和学说》一书的记载，赫拉克利特的鼎盛年约在第69届奥林比亚竞技会期间，即公元前504——501年。如按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来上推30年，则赫拉克利特约生于公元前530年。据说他活了60岁，则约卒于公元前470年。我国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2岁。他们两位大体上是同时代人，孔子稍早些。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他俩同是人类轴心时代的大师。他们的思想与学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赫拉克利特明确提出了“一切都是斗争产生的”观点。他说道：“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产生的。”（《著作残篇[D10]》）他虽然也没有抹煞“和谐”，而且还和中国儒家传统哲学一样承认“和谐”是由“异”、由“他、他”、由“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但是，归根结底，他则主张连同“和谐”在内的“一切都是斗争产生的”。这与儒家哲学的“和谐”观，则大相径庭了。儒家哲学是主张“和生万物”并以和谐去化解矛盾及其斗争的。详见本文后面的论述。赫拉克里特还多次强调了他的这个理念。所以，他又说道：“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著作残篇[D80]》）他在这里不但重申了“一切都是通过斗而产生的”理念，并且把这个理念上升到了“必然性”的高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透露了他要把这个理念甚至还和“战争”相联系的信息。

由于战争是斗争的一种最高形式。既然承认“一切都是由斗争产生的”，当然也就可以进一步承认“一切也都是由战争产生的”。果然，赫拉克里特就毫不含糊地说道：“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他还举例加以证明：“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著作残篇》[D53]）人们在阶级社会里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主要是由于经济，而不是战争。赫拉克利特把战争绝对化、神圣化。这种说法，难免不“助纣为虐”吧？难怪西方不断出现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战争狂人以及频繁发生世界大战！

可见，赫拉克里特是“斗争哲学”，甚至也是“战争哲学”的“始作俑者”。

在人性论的问题上，我国儒家以“性善”论为主，而西方哲学多以“性恶”论为基调。

在宗教观上，西方有的宗教的教义认为人的罪恶是与生俱来的，即所谓的“原罪”说。其实，这也是“性恶”论的主张。

这意味着，既然“恶”或者“罪恶”，乃是人的本性或者本质，那末人的本性就不能以“善”去待一切了，而只能以“恶”去待一切了。换言之，只能以“斗”去待一切了。这就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关于“一切都是斗争产生的”论断是不谋而合的。

后来，又把达尔文关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扩大化，推广到了社会领域，认为同样是人类生存的社会法则。

再加上，西方长期具有“一分为二”、割裂主客观的思维定式，成了人们行为的范式。

由上述可见，西方的“斗争哲学”，是建立在人性论、思维方式、自然科学与宗教观等的广泛基础之上的，根基是很顽固的。

西方传统的“斗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列宁说道：“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毛泽东也说道：“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论》）他们都以“绝对”来诠释“斗争性”，就意味着把“斗争哲学”“最大化”了。实践中所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源就在这里。

“斗争性”，以及“斗争哲学”，在事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并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有时还是很重要的，如在社会革命或战争时期。但一般而论，特别是在和平发展时期，则应以“和的哲学”为主。

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有着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和的哲学”的优秀传统。

儒家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和的哲学”传统，是世界未来哲学的重要资源

我国儒家哲学关于“和的哲学”的内涵，十分丰富而精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生成论方面，明确提出世界万物都是由“和”而生的。这个理念滥觞于比孔子以及世界轴心时代还早二、三百年的儒家先驱史伯。他的生卒年虽不详，但根据《国语》的记载，他的活动以及说这话的时段在公元前781——前771年，作为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的大夫之时则是明确无疑的。一天，他和郑桓公讨论国家前途命运这个重大问题时，他预见西周必然要灭亡，深刻总结出昏君周幽王亡国的教训，提出了“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精湛的论断。史伯这句话对“和能生成万物”，表达得十分明白。但是，他却特地还使用了“实”，即“确实”这个副词，来加以强调说：“和确实可以生成万物。”

为什么“和”确实可以生成万物呢？史伯回答说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生）之。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样的回答，虽极其简短，但内涵却极其丰富。其要义有三：其一，“和”之所以确实可以生成万物，首先就在于“和”能够而且必须具有“异”，即“他、他”，决不能没有不同的“异”，而只有相同的自我；其二，“这个他”与不同的“那个他”彼此必须在互动中达到“平”的状态，只有他们彼此一定达到了“平衡”的状态，才可以而且一定会不断地产生出新事物。史伯还列举出“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以及其他的许多例子来加以证明；其三，与“和”正相反的“同”，却是排斥“异”的，而只能是用相同的东西补益相同的东西，即用同一个东西去简单的相加或者重复而已。于是，就只能是用尽了，便没有了。简单的雷同，是决不能产生任何新事物的。史伯的“和实生物”说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儒家的群经之首的《周易》，认为万物是由天地，即乾坤，即阴阳，相互配合而共同化生出来的。它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周易乾彖》）又说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周易坤彖》）又说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系辞下传第六章》）又说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传第五章》）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太和”的重要理念：“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乾彖》）“保合”，保持和融合。“太和”，高度的和谐。按朱熹所说：“太和，阴阳会合之中和之气也。”（《周易本义卷一》）则“太和”，即指阴阳二气在互动中，达到的和谐状态。“贞”，就是“正”，即指生生不已的自然规律。所以，这句用来解释“乾卦”的“元、享、利、贞”中的“贞”字，便表明了作者主张保持和融合了阴阳平衡的“太和”之气，就有利于遵循阴阳变化的正道，就能实现阴阳二气相互交冲所形成的“和气”去化生万物的作用。可见，这实是对史伯的“和实生物”说的继承，但又有很大的发展，即以“阴、阳二气”新诠了、深化了“他、他”，把抽象化的“他、他”具体化为“阴阳”。并以阴阳二气的“冲和”、“平衡”新诠了、深化了以他“平”他中的“平”以及谓之“和”的“和”之内涵；又把“和”提升到了“太和”的最高度。史伯说的是“和实生物”。《周易》说的实际上就是“太和生物”了。

由阴阳二气运动至和谐状态时化生出万物的思想，《周易》多处说到。《周易咸彖》说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三国魏王弼注：“二气相与乃化生也。”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这些文本及诠释，都意在肯定万物之所以化生，就是由于阴阳二气在运动过程中发生相互冲突达到和谐状态时即可。

《周易》的“保合太和，乃利贞”对史伯的“和实生物”的新解，在老子《道德经》中可以得到佐证。老子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体系最早最完备的大哲学家，对万物由何而生的形上学的根本问题，也作了具有道家特色的回答。他说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明确回答了万物是由道而生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见于此。但是，我们一定还要往下看。因为，后面更精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这意思就是说：“万物是由阴阳二气，在相冲的互动中，达到了和谐的状态时，就产生了。”这后一句，难道不是对前一句“道生万物”的精辟的诠解吗？这样的新解与《周易》、史伯都是相通的。

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一书，也以“和”回答了万物何以产生的这个形上的根本问题。但它却创造性地把“和”与“中”结合起来了。它说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这就是说万物的生长和发育以及天地的定位，都是依靠于“致中和”。为什么？因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也。”（《中庸第一章》）这意思是说，“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普遍准则。因而达到了中和，天地便各在其位而运行不息，万物便各得其所生长发育了。其实，“中”与“和”在本质上，乃一而二，二而一。西汉董仲舒就有这个意思。他认为“中”并不是《中庸》指“情未发”之时，而是指“情已发之时应保持无过无不及之状态”。他说：“喜怒止于中，忧惧反之正。”（《循天之道》）南宋陈淳就说得很简明扼要：“那恰好处，无过无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北溪字义中和》）可见，“中”与“和”的本义，是可以相通的。

上述儒家关于“和生”的思想，在民间影响很大。如广大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流传甚广的箴言就是有力的证明。

第二，在方法论方面，明确提出了“和”的辩证法，而西方哲学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则提出了“斗”的辩证法。

新儒学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晚年着重研究了这个问题，心得殊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冯先生认为客观辩证法有“和”与“斗”的两种不同的诠释。他说道：“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但人们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可以因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

冯先生把“统一”说成就是“和”。他说道：“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面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

（2）冯先生认为北宋儒家的哲学家张载所提出的“仇必和而解”，就是客观辩证法。他说道：“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他又说道：“张载说‘仇必和而解’，这个‘和’字，不是随便下的。‘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正蒙》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太和》，开头就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缊絪、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所谓‘和’并不是没有矛盾斗争，而是充满了矛盾斗争。所谓‘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就是矛盾；所谓‘缊絪、相荡、胜负、屈伸’，就是斗争。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可见，儒家的“和的哲学”，讲和谐，并不意味着就是否认矛盾斗争，反之不但承认有矛盾斗争，甚至还承认充满了矛盾斗争。这是和西方的“斗的哲学”相同之处。但是，二者又有相异之处：西方的“斗的哲学”主张用“斗争”，甚至“战争”去消灭矛盾；儒家的“和的哲学”则主张用和的诚意与和的方法去化解矛盾。

（3）冯先生认为“仇必和而解”的客观辩证法是现代历史发展的方向。他说道：“‘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他举出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两个例子。他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就出现了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失败，跟着就出现了联合国。联合国比国际联盟组织更加完善。虽然其成绩距人们所期望的还很远，但在国际社会中，已成为一支道义的力量，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在人们的意识形态方面，它还没有占据一定的地位。”诚然，所谓的“文明冲突”、“单边行动，先发制人”、崇拜武力、恐怖主义、战争狂等，不是还顽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吗？

（4）冯先生认为，“仇必和而解”的客观辩证法是世界哲学的未来。他说道：“上文说过，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联合国可能失败。如果它失败了，必将还有那样的国际组织跟着出来。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冯先生在这里，明确表示“和的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第三，在价值论方面，明确提出了“和”为最高的价值。

以孔子的高足有子所说的“和为贵”的名言最具代表性。孔子之前，历史上，特别是西周鼎盛时期，以“礼乐”治国，“天下有道”。但是，孔子之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于是，孔子以“仁”，也以“和”等来损益“礼”。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特别是，“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作为“礼”的众多作用中最为宝贵的一种作用。并以历史的成功的经验来加以证明：“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从前的圣明君王治国平天下时，无论处理大事还是小事，都采用了“和为贵”这条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这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但是，若有行不通的地方，那也不能只是为和而和，而要以“礼”这个原则来加以节制。否则，也是不行的。“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之所以又要用“礼”来节制补充‘和’，还是为了实现“和”的价值的最大化，充分发挥“和为贵”的作用。

所以，荀子说道：“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篇》）荀子在这里把“人和”作为与“天时”和“地利”合为农夫从事农业活动，可以“百事不废”，获得成功的三个要素之一。这就体现了“和为贵”的精神。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和荀子一样，也是把“人和”与“天时”和“地利”作为行动成功的三个原则与方法。但是，孟子又不同于荀子，对三者作了分析对比，认为“人和”最为重要，最有价值，这就极大地张扬了“和为贵”的精神价值。所以，大家也就更推崇孟子的说法，孟子的说法也就更广为流传。

第四，在人生论与境界论方面，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大同”社会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其实也就是“和”、“太和”的最高境界。

儒家哲学为了追求人与天的和谐，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周易乾卦文言》说道：“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前四句是赞美大人的道德与行为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高度和谐统一。接着的两句，张岱年先生特意做出了新解。他说：“这里‘先天’、‘后天’不是后来哲学中所谓先天后天的意思。这里所谓先天指引导自然，所谓后天指适应自然。在自然变化尚未发生之前先加以引导、开发，在自然变化既发生之后又注意适应。这也就是裁成辅相（指《易传泰卦大象》：“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引者注。）之意。这裁成辅相论可以说是一种天人协调论，一方面要适应自然，一方面又要加以引导开发，使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协调起来。”大人既然能做到天人协调，则天都不会违反，更何况人呢！更何况鬼神呢！这是儒家哲学上“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可见，人在“天人合一”中并非不起作用。反之，人在、只有在“天人合一”中，才可以“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矣。”，充分发挥出主观能动性。

孟子说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人的善性是天赋的，因而认识了善性，便能认识天。所以，他要求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庸》继承与发展了孟子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二十二章》）发展之处主要在于以“唯天下至诚”为前提。这是因为“诚”是《中庸》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理念。《中庸》认为“诚”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与本质以及源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二十章》）。这“诚”具有能不断化育万物的特点。“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二十三章》）“故至诚无息”。（《中庸二十六章》）反之，如果做不到“至诚”，那就会失去一切。“不诚无物”。（《中庸二十五章》）一言以蔽，《中庸》认为只要做到了“至诚”，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具体到人类社会，儒家哲学主张不同的人群之间要和谐，不同的国家之间也要和谐，全天下都要和谐。

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尧帝，由于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大德，又采取了英明的措施，于是他在当其时就缔造了一个和谐的世界，全体人民都能和谐相处。“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虞夏书尧典》）其中的“协和万邦”就成为流芳千古的名言。

孔子为了教育学生和教化人民应以和谐为追求的目标。他提出了“仁”的理念。“仁”这个概念的内涵虽极其丰富，但其最核心最本质的含义就是“爱人”。（《论语颜渊》）他又说：“节用而爱人。”还说“泛爱众。”（均引自《学而》）孔子“仁者，爱人”的新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成为全人类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孔子又早就衷心希望“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即世界各国都能成为兄弟之邦。

儒家又一经典《礼记》一书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小康”与“大同”的两种蓝图。“小康”，可谓和谐社会的初级阶段；“大同”，则是和谐社会的高级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想社会的思想与学说，虽然还只是一个大纲而已，但是热切响往人类理想的和谐社会的精神与实质，则是充溢于字里行间，激发起人们无限的向往。

儒家的又一经典《大学》一书，则明确提出了“修、齐、治、平”的人类和谐发展之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对孔子关于“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仁者爱人”、“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此，《大学》明确认为“修身”是人人有责的，概莫能外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这就是说，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人人都具有的神圣的职责。

张载所说的“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实是对古代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发展之处在于他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对历史的总结，在“为万世开太平”之前加了“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正蒙太和》）三句话。这四句的内在关联，可将前三句话视为前提，后一句话视为结论。（限于篇幅，难以详论。）“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其实就是“大同”社会和“平天下”的另一种说法。如果把张载这句话用今天的话语翻译出来，那就是“保卫世界持久和平”与“构建和谐世界”。

拙作写毕半个月后，实然看到了英国《金融时报》于9月3日刊文介绍了美国外交学会的沃尔特鲁塞尔米德在新出版的一部鸿篇巨著中，关于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及其走向的论述。作者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创造的。该体系起源于17世纪荷兰，18到19世纪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20世纪由美国传承。这个体系的三个特征之一是由商业和军事实力共同组成。这个体系的独特文化也包括文明却好斗；充满理想却冷酷无情的特点。这个体系对敌人而言是残酷、肤浅且伪善。在过去三个世纪里，这一体系把世界置于大国的统治下，并带来了由市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工业和科技革命。作者声称，该体系摧毁、击败、改变了其他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甚至中国的文明，这些最伟大的文明都被彻底打败。

这个体系在21世纪会走向何方？对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会带来何种影响？作者认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世界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被纳入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但结果，美国经济开始衰退。第二，在未来25年，美国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还将拥有全球军事主导权，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第三，奥巴马和麦凯恩都秉承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的传统。不过他们也代表了这一传统中的不同方面：冲突的本能以及合作的本能。布什政府信奉前一种观点。麦凯恩也是一名斗士。总统大选可能也是新一轮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全球霸权的特性。问题在于美国人民究竟会倾向于冲突还是寻求合作的领导人。这一选择将改变我们这个时代，云云。作者的意图昭然若揭，一方面念念不忘于这个体系过去300年的“宏伟篇章”；又一方面寄希望于这个体系能在21世纪延续下去，尽管前途难以预料，不得不产生一些担忧。但是，我们则衷心希望美国人民能做出明智的选择：放弃冲突，寻求合作的选择。

米德的观点恰好证明了未来世界的走向“和平与发展”与“和谐世界”之路的必要性与艰巨性。也证明了以“和的哲学”作为“世界未来哲学”，是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与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综上所述，世界的未来哲学应是“和的哲学”，而不是“斗的哲学”。中国儒家关于和的哲学，当可成为构建世界未来的和的新哲学的一种重要资源。为此，我们则更应大力弘扬儒家和的哲学的优秀传统。拙作旨在抛砖引玉。所以，我们衷心希望，世界各国哲学以及有识之士，大家都来齐心协力地为构建出人类共有的、世界公认的新的和的哲学而共同努力吧。(作者:钱耕森　来源:2008马克思主义儒学高层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