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玩三人组2: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2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2    

   

                           第7章 后果：仇俄浮出水面

                                俄罗斯人成了弃儿

    1991年八九月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共和国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以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无条件的方式，退出了苏联；同年12月，这个伟大强国在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凯维奇的“帮助”下，轰然解体。这样，就在1991年的一天，我国有2500万同胞早晨一觉醒来时，竟发现自己已是身处异国。身居祖国边界以外的不仅有1800万俄罗斯人，而且还有独联体其他国家的700万公民。
    统一国家遭到破坏之后，在后苏联许多国家的地域内，掀起了一阵敌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狂潮。这样就引发了向俄罗斯迁徙的移民行动——基本都是高等级工人和工程技术干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大大小小的工厂如今没有了专家，而俄罗斯人在这些地区科学文化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正如人们所说，绝非无足轻重。
    处境最艰难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俄罗斯居民。
    谈到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国家的处境，我首先要讲一讲他们在拉脱维亚的地位。拉脱维亚的种族歧视已经达到了最可怕的规模——尽管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也有类似情况。可是，要知道，1990年初这三个共和国曾一致通过独立宣言。那么，宣言里究竟包括了哪些承诺呢？
    我面前摆着一份1990年5月4日由亚•戈尔布诺夫先生签署的拉脱维亚共和国宣布恢复独立的公报。为了使读者能独立作出结论，现把其中的一款逐字援引如下：

    保证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公民以及长期居住在拉脱维亚领土上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享有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并享有符合公认的国际人权标准的政治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同样完全适用于表示愿意居住在拉脱维亚，但不申请取得其国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
    类似的承诺也发表在爱沙尼亚国家独立公报中。1990年2月2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塔林通过决议：

    ……在宣布爱沙尼亚国家的理想之际，我们知道有几十万非爱沙尼亚人也在支持爱沙尼亚独立的思想。在我们争取恢复独立的爱沙尼亚国家，人权和各族群权利将在共和国传统和民族宽容原则的基础上受到尊重。少数族群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少数派在意见和方法上的分歧，在爱沙尼亚亦应受到法律保护。

    兰德斯别尔基斯先生于1991年3月11日在有关立陶宛恢复国家独立的法令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最为简短而明确。他有预见地避开了人文的具体性：

    立陶宛国家……保证人权、公民权利和族群权利。

    宣言发布过一年半以后，这些共和国变成了拥有自己对内政策的独立国家。这里不由得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到底是在退出苏联之后才滋生了不可调和的反俄情绪，还是这种恶劣态度由来已久，只是一时间暗怀于心，非等到一定时机不肯浮出水面？
    某些研究波罗的海问题的专家试图解释这种罕见的稀奇事，他们说多少世纪以来，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一直夹在大国中间，或者处于文明边缘，它们的人民被迫与比较强大的民族（瑞典人、丹麦人、波兰人、日耳曼人、俄罗斯人）比邻而居。专家们正是试图用这一点来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一直在为争取主权而斗争——先是为争取经济主权，接着，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开始为争取政治主权而斗争。
    不过，有些问题至今还是没有答案。日耳曼人用火和剑征服波罗的海各族人民，强制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然而二战期间，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居民不仅支持纳粹占领者政权，而且很多人还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参与推行反俄、反犹、反其他民族的惩罚行动呢？
    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俄罗斯人成了被仇视的民族？也许是因为波罗的海人习惯了德国人那种坚硬的铁拳，而我们俄罗斯人信奉的则是东正教的心灵主义，力求建立各民族兄弟情谊，并以俄罗斯本土力量来提高周边的福祉？看来还有一个情况也产生了影响：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土地在13世纪初就被条顿骑士团的骑士所征服，几个世纪过程中它们始终处于日耳曼人的强大影响之下。日穆德人是性格犟强、身体健壮的民族，他们尽自己的能力反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可以认为，日耳曼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宗教信仰接近——这种宗教信仰的基础就是以教会活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新教教义。宗教信仰的接近成了思想纲领。正是这种纲领，使得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能够组建起纳粹的“党卫军”部队（但在立陶宛不行，因为那里主要信仰天主教）。
    毫无疑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在其宣言中宣布的为维护它们境内所有族群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至多不过是一种欺世的“烟幕”而已。早在这些宣言发布之前，一切有良知的人就已经知道，“改革中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正在展开大规模反“外来移民”的运动。
    媒体以“外来移民”和“占领者”这样的标题，毒化了很多人的意识。1989年7月，在考纳斯空军基地附近召开的群众大会，竟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剖开军官老婆的肚皮，不许她们生下占领者！”这样的话竟然出自那些自认为文化高出俄罗斯人一大截的人之口。难道能够想象，俄罗斯人会这样对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乃至其他地方的妇女？！川耶鲁大学的斯拉夫学教授、原维尔纽斯大学教师托马斯•文茨洛夫的“贡献”，就在于他能为“俄罗斯败类”绘制肖像：“俄罗斯人被看成是宪兵、酒鬼、冷酷的野蛮人、色鬼，乃至杀人犯。跑到立陶宛来的那些殖民者，尤其是行政官员，多少都能与这些词沾得上边，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除了俄罗斯是“外来移民”这个话题之外，社会意识还被灌输了“图代人”的观念。“图代人”是施虐狂们对生活在该共和国境内的波兰人的蔑称。媒体对人们灌输说，他们根本就不是波兰人，而是波兰化了的立陶宛人。这样，自然就出现了“波兰问题”——波兰居民问题也成了个现实问题了。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的头25年，在最初几次民族战争期间，斯拉夫族的克里维奇人曾被称做“图代人”。克里维奇人从史前时期就在此居住，生活在现在立陶宛领土的东南部，还在当地建起了一座城市——克列沃—维尔努—维尔纽斯城。这座城市的名称首次见于1129年的编年史。波兰人迁入信仰东正教的维尔努时间较晚：部分是在克列沃联合（1385年）以后，还有一部则是在卢布林合并（1569年）以后。
    在“波兰人”居住的各区和各村，所有的社会指标都是共和国内最低的：在立陶宛工作的每1000人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立陶宛人为197人，俄罗斯人为123人，白俄罗斯人为56人，而波兰人则仅为32人。在“波兰”区内，人均住房面积、学龄前儿童设施、学校等，数量都要低些。在丰富多彩、品种众多的出版物当中，专为20万波兰人出版的只有一份《红旗报》，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化教育刊物。
    遗憾得很，时至今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仍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当地几个共和国已明晰可辨地显露出改革口号向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转化的倾向，“纳粹”意识形态在扩散。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莫斯科却以其行动主张的前后不一和态度的模棱两可使人震惊。我们的意识形态领袖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等人却给政治局和国家总统吃宽心丸，断言“过程”正确无误，言称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仅为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而已。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些活动家发出比任何人都更为高分贝的呼喊：他们叫嚷苏联“破坏人权”。可是正是这些人，一旦掌握政权之后，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不仅最粗暴地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践踏俄罗斯居民的人权，而且还制定种族隔离制度。几十万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亲手在当地建立了现代经济，可是转瞬之间，他们的政治权利却丧失殆尽，其原因仅在于他们的母语是俄语，而他们的祖根在俄罗斯。
    如前所说，在践踏俄语居民权利方面起带头作用的，乃是拉脱维亚。由此产生了好多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这种事竟发生在俄罗斯人在居民中占50％的国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我知道过去拉脱维亚领导人为了讨好莫斯科，一向表现得非常恭顺，总是唯命是从。里加被非正式认定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首府，由此它也占尽了便宜。
    可是在拉脱维亚，却通过了最歧视俄罗斯人的法律，特别是在解决取得公民权的问题上。例如，非公民必须从自己极其微薄的收入中拿出50美元来，这仅仅是缴纳手续费，接踵而来的花费还要多出5倍。
    规定还必须通过考试，科目是：国语——包括书面叙述；历史——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例如，按照这部历史，对于拉脱维亚来说，战争的结束是在……1991年；还有拉脱维亚宪法。此外，必须宣誓，以表忠诚。主持考试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官员，不能指望他们会发善心。
    人们会理所当然想到一个问题：干嘛要接受一些科目的考试？在这里显然出现了概念的偷换：对待新入籍的人是一回事；而对待长期居民，在这片领土上生活多年的人，是另一回事。对于后者，全世界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当国家出现分裂或合并时，长期居民就自动成为在这片领土上确立了法权的国家的公民。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瓦解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时，两德联合时，都是这个办法。
    难道当初拉脱维亚加入苏联时，拉脱维亚人被迫参加俄语和苏联历史考试了吗？当然没有：掌握俄语的程度如何，乃是每个人的私事。苏联公民护照无须任何条件就应发放给所有的人。可是，他们对待俄罗斯人，持的却完全是相反的态度。
    在拉脱维亚没有少数民族的定义。在这里有三类居住在该国的法人：公民、外国公民和非公民。根据1995年颁布的公民地位法，属非公民一类的就是原苏联公民，他们是没有取得公民权法律依据的拉脱维亚长期居民。依法可以取得公民权的，必须符合两个原则：继承原则（如果你是战前的拉脱维亚公民的直系后裔）和按普通归化过程走的原则。如前所说，归化必须先通过拉脱维亚语、历史和宪法等科目的考试，而且还要经由议会批准。
    非公民在大选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权在国家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有权但没有义务在军队服役和在警察局任职。非公民在购买土地作为私产时，手续极为复杂烦琐。
    自然，许多俄罗斯人对自己同胞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先是在拉脱维亚的命运都不能无动于衷，他们在问：这是什么——报复吗？
    为什么报复？为了俄罗斯人拯救拉脱维亚人免遭日耳曼化和完全丧失民族文化？为了在1918年向拉脱维亚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提供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为了在1940年事先向他们发出德国法西斯即将入侵的警告？为了在1945年解放了他们，并为此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土地上牺牲了14万红军官兵？为了战后倾全苏之努力和资金，在拉脱维亚造起几十座、几百座工厂和桥梁，建起了成千上万栋设备一应俱全的住宅楼，各种医院、疗养院、学校、幼儿园？实际上在所谓的“占领”期间，是重新又建起了一个拉脱维亚。
    在这里理应提醒，在苏维埃年代，拉脱维亚人从来不曾受过任何歧视。不仅如此，而且他们甚至还被提拔到苏联最有威望、最重要的岗位上——执行监察职能，指挥强力机关的岗位（在众多的人当中，我只想提两个名字——阿•佩尔谢和鲍•普戈）。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一直非常尊重拉脱维亚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看来，俄罗斯人似乎应该有权希望拉脱维亚人同样回报吧？
    拉脱维亚的非公民，人人都有一份奇怪的证件，他们的地位就被这份证件固定下来。在这份证件上，他们被定为“外来族群”，就像是一种具有节肢的外星人，一类硕大无朋的蜘蛛，应该被消灭……
    该国的某些代表证实了这种意图，他们宣称：必须尽快清除非公民。怎么清除？难道还要建一个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吗？
    俄罗斯人是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把他人的尊重看得比物质福利还要重，因此，卑微的地位使他们极其难过。尽管他们不会因为痛苦而到处去大喊大叫，但他们痛在心上。不过，此时此刻他们的心中所想很难猜测。有一句很好的谚语，叫做“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人们之间，各族人民之间的正常关系，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至少要做到平等、忍让。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政治活动家们应该永远记住。但是，遗憾得很，拉脱维亚当局在对待我们的同胞方面，却绝对无视这个道理。
    我不禁要把“民主的”拉脱维亚同不久以前还是不民主的南非共和国作一个比较。迄今为止，拉脱维亚的长期居民中，有1／3（约为70万人）没有被承认为该国公民，尽管他们从前与该国其他居民处于同等地位。俄罗斯人从 1666年开始，就大批定居拉脱维亚，因为当时在俄罗斯发生了教会分裂，在拉脱维亚有许多古老的信徒派教徒定居。及至18世纪，整个拉脱维亚纳入俄罗斯版图，所以俄语在那里得到了广泛普及。
  1991年拉脱维亚议会作出决议，只承认 1947年 6月 17日以前拥有拉脱维亚国籍的居民及其后裔为拉脱维亚共和国公民。40—50年代出生于拉脱维亚和终身居住在拉脱维亚的“非公民”，有权申请授予只到 2000年为止的公民权。
    这样，拉脱维亚长期居民中，有1／3的人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和进入国家职能部门工作的可能——确而言之，和1994年以前南非共和国的黑肤色居民一样。
    被剥夺拉脱维亚居民登记权的人（即所谓“圆戳人”——他们首先是少数族群代表），同时也被剥夺了一系列自然的和生活必需的权利，如劳动就业、获得各种社会补贴——包括儿童补贴——的权利。
    由于短时间离开过拉脱维亚，成千上万的人不能重新取得在该国国内定居的合法权利。他们成了必须驱逐出境的“非法人士”，尽管其中往往有出生于拉脱维亚和在当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这种状况就是1996年发生众所周知的拉维里•雅古金在陶格夫匹尔斯自焚事件的原因。
    政府当局拒绝给由少数族群代表组成的社会团体注册登记。拉脱维亚的公民与非公民在享有权利方面的差别，举凡由法律及受法律约束的法令所规定的，就有68条之多。这些条款直接禁止非公民从事多种职业，也是从前南非共和国推行过的《工位备用法》（只为白人备用）一类种族隔离法的翻版。
    例如，非公民无权经营药店（难道政府当局担心可怕的俄罗斯人毒害可怜的拉脱维亚人？），禁止充当消防员，不许做私家侦探、武装警卫、律师及助理律师、国家官吏，不准经营和维修飞机等等。除了这些职业禁令之外，还须加上由法律和受法律约束的法令所支配的对非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侵害。至于土地私有权、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歧视非拉脱维亚人的基本手段，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就是掌握（或不掌握）拉脱维亚语。对掌握语言、历史知识和该国基本法律知识的要求提高了，这就构成了获得公民权以及获得相应的政治和其他权利的主要障碍。我不认为1918—1922年内战期间在俄罗斯占有特殊地位的拉脱维亚人会精通俄语。据历史学家谢•彼•梅利古诺夫的资料，在莫斯科全俄契卡机关的 2000人中，有 3／4是拉脱维亚人。
    根据拉脱维亚内阁的决议，能够获得失业者地位（有获得生活补助和社会援助的相应权利）的，只有受过拉脱维亚语教育或拥有掌握拉脱维亚语证明的人。
    俄罗斯国家杜马不止一次研究过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的地位问题，向该国发出过声明和呼吁，甚至讨论过对这个国家实行经济制裁的法案。俄联邦政府不支持这一法案，因为不希望与邻居产生龃龉不和。然而拉脱维亚政府当局却把俄罗斯国家杜马发去的呼吁和声明，像对待讨厌的苍蝇一样丢到一边。
    2005年5月，拉脱维亚议会紧急批准了欧洲委员会的《关于保护少数族群》的框架公约。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把这次批准行动，称之为庸俗的亵渎行为。全部问题在于拉脱维亚政府提出的两点修正意见：不许在街道名称标牌上和地图上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不许在国家和市政机构工作中使用少数族群语言，尽管在框架公约第10和11款中，清楚指明少数民族有这些权利。
    此外，拉脱维亚议会批准了含有“少数族群”这个术语概念的解释性宣言。在脱维亚，他们甚至把在该国生活了几代人的那些公民，也归入少数族群之列。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什尼亚科夫在莫斯科“圆桌会议”上发言，在评价上述批准公约的闹剧时说，拉脱维亚当局行事时所遵循的，“不是历史复仇的想法——要为纯洁主体民族而斗争，就是地方利益”。
    在爱沙尼亚，俄语居民实际上究竟生活得怎样呢？
    1991年爱沙尼亚获得独立后，它在内政和国家建设方面毫无疑问的优先任务，就是建立单一民族社会，从国内把俄语居民“挤出去”。而对于那些尽管挤压和歧视也不肯从爱沙尼亚迁出，把爱沙尼亚当成自己祖国的俄语居民，则要实行同化。
    当前，在人口总数为147万人的爱沙尼亚，生活着大约60万俄语公民。其中只有不足8万名俄罗斯人获得了爱沙尼亚国籍，11．5万人是俄罗斯联邦公民。剩余的30多万人根本没有国籍。
    1995年1月，爱沙尼亚议会通过了国籍法，实质上获得国籍的条件变得更加严格，甚至比爱沙尼亚在1992一1995年间施行的法律更加严苛。根据这个法令，爱沙尼亚长期居民，只有凭临时户口居住3到5年，凭长期户口居住5年之后，才能有权申请国籍。只有在此之后，提出的国籍申请才会得到受理和审议，而且仍要办理极其复杂的归化手续，其形式是通过语言和宪法知识考试。就连同爱沙尼亚公民（女公民）有婚姻关系，在共和国领土上工作和置有不动产等条件，如今在获取国籍一事上都没有任何照顾。实际上，这一法令的实施剥夺了相当大一部分爱沙尼亚居民恢复所丧失国籍的可能，封住了他们参与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道路。
    这样，爱沙尼亚就建立了独一无二的歧视性法律体系，根据这套法律，有1/3的长期居民被粗暴地剥夺了公民权，被宣布为自己国家的外国人，他们最基本的政治、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遭到了践踏。根据爱沙尼亚法律规定，国内公民和非公民在权利方面的原则差异，多达40条以上。
    针对长期居住爱沙尼亚的非公民，1993年7月通过了一个外国人法，该法令规定了所谓的“外国人”身份证明的发放办法。这种身份证明发给申请居住证明的人。领到这种身份证明的人，其所享有的权利范围，不仅比爱沙尼亚公民要小了许多，就连跟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国家的公民相比，也远远不如。在外国人身份证明上，按规定要注明一个专门的名称：“原苏联公民”，这就把身份证明持有者归入到不存在国家的公民一类，从而实质上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包括在任何一个外国领土上受法律保护和领事保护的权利。外国人身份证明不是没有期限的，按要求，该证明应与户籍同时延长有效期限，这就给它的使用造成了困难。
    然而，即使这样对待长期居住在该国的居民，发放外国人身份证明的过程到1996年7月12日还没有完成（这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规定的期限）。在申请外国人身份证明的11万多人当中，得到的仅有约两万人。可是据事先估计，需要证明的不下于20万人。
    审批临时户口的截止日期为1996年7月12日。这导致爱沙尼亚30多万居民自身法律地位的改变。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这些人获得了在爱沙尼亚领土上合法居留的权利，但这样一来，他们却由长期居民又变成了临时居民，从而被剥夺了一系列权利。例如，其中就包括这样的权利：根据1993年颁布的私有化法，有权把当时占有的住房面积私有化的只是共和国的长期居民。能获得住房长期使用权的，也只能是长期居住在爱沙尼亚的人。按照1994年颁布的失业人员社会保障法，只有长期居民才有利用劳动介绍所和领取失业补贴的资格。
    爱沙尼亚当局拖延落实俄爱协定中关于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退休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很多条款。爱沙尼亚当局给这类人员发放的，是为期2—5年的，甚至仅6个月的居住证，从而破坏了该协定，况且办理这种证件的手续极为繁复，而此类人员全都年事已高，所以实际上就是把他们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拒绝和拖延发放居住证的根据，可能是借口这些退休军人过去所从事的活动，其中包括他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国家政治保安局（格别乌），甚至在边防军服过役。
    尽管对地方自治机关选举法作过修订，但其中仍保留着很多歧视条款。对长期居住在爱沙尼亚的非公民，其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受到一些人为的限制。例如，只有那些个人亲自提出申请参选的人，才能作为选举人向专门设立的网点进行登记，而且登记期限极其短暂。如果是爱沙尼亚的公民，就完全不需要通过类似的手续。
    我想在此提醒读者，爱沙尼亚曾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但其领导人却一有机会就大喊大叫，说该国处于“帝国占领之下”，它的人民遭受俄罗斯人的压迫。这居然引起了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极大同情。我们这部分知识分子在听到这样的论调时，竞惊奇地翻着白眼，为他人如此评价俄罗斯同胞在一个社会环境最安全、福利条件最好的加盟共和国所起的作用而发出满意的尖叫声。但是，为现代爱沙尼亚人受教育创造机会、给予他们荣誉称号的，难道不是俄罗斯？为爱沙尼亚人开辟道路走向世界的，难道不是俄罗斯？如果没有苏联绝对权威的保护，有些爱沙尼亚人和该国公民，真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不久之前，爱沙尼亚内政成了联合国讨论的议题：在爱沙尼亚，至今仍然毫无道理地保留着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差异。爱沙尼亚方面在报告中企图证明，这一讨论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爱沙尼亚上层人士认为，他们国家在这方面完全井然有序。可是，联合国种族歧视委员会对这种论断不赞同，驳斥了爱沙尼亚方面误导国际社会舆论的企图。委员会对爱沙尼亚方面提出的关于履行消灭一切形式歧视的国际公约的报告，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其中表明对爱沙尼亚处理少数族群语言问题的情况给予负面评价，尤其是对爱沙尼亚当局甚至意欲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区限制他们学习自己民族语言的做法表示反对。此外，委员会对于1993年爱沙尼亚颁发的民族文化自治法只适用于国内公民这一点表示担心，认为它“缩小了爱沙尼亚大肆宣扬的一体化纲领的范围，从而也证实了委员会的结论”。
    俄罗斯外交部针对这次讨论作出结论说：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的辩论及其提出的总结文件再次证实，爱沙尼亚在保障非主体族群权利方面——而这主要涉及俄罗斯民族，局势引起了不具成见的观察家们的严重担心。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在其专门声明中指责了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托马斯•伊里维斯，认为他在对莫斯科关系中所执行的路线带有挑唆性质。应该说，托马斯•伊里维斯以前发表的几次声明，都没有能给这位政治家和外交家带来良好声誉，反而给俄爱关系造成了伤害。这位外交部长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他长期生活在美国，完全忘记了俄罗斯和爱沙尼亚所拥有的共同历史。而这一历史，不管他个人如何希望，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一些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的意识中抹掉，因为这些人与他完全不同，并不认为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是“苏联占领时期”，他们记得当代俄罗斯在重建爱沙尼亚国家体制中所起的作用。
    爱沙尼亚政治活动家的言论超越了理智的起码要求。他们病态地仇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甚至准备为恐怖主义罪行辩护，包括为车臣匪徒辩护。譬如说，下面我就要引用一段致杜达耶夫先生的慰问信中的文字：
    值此萨勒曼•拉杜耶夫将军遇害之际，爱沙尼亚国会的支持车臣小组特向车臣人民和您本人表示深切同情。这位杰出的自由斗士惨遭杀害，使我们深感震惊。爱沙尼亚议会的支持车臣小组与车臣人民一道为萨勒曼•拉杜耶夫表示哀悼。
    在这份信件上签名的有爱沙尼亚共和国议会的63位代表（代表总数为101人）。只有疯狂的反俄政策才能允许作出这种声朗，它乃是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内政的粗暴干涉，是激进反俄情绪的表露，而这种情绪已构成爱沙尼亚内外政策的主要路线。同时，这份信件也是对国际社会舆论自卑鄙无耻的挑衅，因为国际社会舆论认为，政治恐怖主义是极其危险的现象，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共同体应该一致努力。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由于天主教不容忍异族人的那种心灵主义，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当代立陶宛成了种族单一的共和国。1991年，当苏联解体时，立陶宛人在立陶宛占居民总数的 81．6％，而与此同时，爱沙尼亚人占爱沙尼亚居民总数的63．5％，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仅稍许超过居民总数的一半——占51.8％。而实际促成这种情况的，是上世纪 50年代中期立陶宛当局通过的一项专门决定：只准许在共和国的某些城市建设企业，而在许多居民点都不许建设。这一决定断然限制了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进入立陶宛工业企业。
    乍看上去，我们的同胞在立陶宛的处境比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要好得多。但这不过是最初印象。实际上，同化俄语居民是立陶宛政府推行的既定政策。我们的同胞在立陶宛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当地整体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占极小比重的俄立两国关系条约。而且，当问题涉及俄罗斯同胞，特别是涉及俄罗斯公民时，就会看到法律运用过程中相当独特的实践操作。
    有关外国人在立陶宛法律地位的法律条文，对于俄罗斯公民具有特殊意义。如果对文字上的某些粗糙之处忽略不计（因为这可以解释为立法者经验不足），那么，对这项法律的严格法律评估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一方面它对外国人实行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宣布外国人在立陶宛享有与该国公民同等的权利。但该国宪法、此项法律及其他法律和国际条约，又全都另有补充说明。
    当谈到此项法律各条应如何适用于俄罗斯公民，俄罗斯公民如何行使立陶宛公民所享有的某些权利时，却遭到了官员们的断然拒绝。尽管并没有限制外国人行使这些权利（包括参与米尔大会、参加社会团体的权利）的禁令，但官员们的实际做法就是这样。
    有关少数族群的法律也使人惶惑不解。这项在相当程度上是装点门面的失败的法律，从来也没有实施过。不久前又试图用族群村社法来取代它。族群村社法的草案曾在报刊上公布过，这就让我们有可能对它的反动性质予以评说。法案的起草人对如何向少数族群社会生活施加更多限制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可是许多立陶宛议员觉得这个法律草案还不够劲，因此又草拟了一份“保护少数族群文化和族群特性”的法律草案以供选择。这个草案就连最起码的脸面也置之不顾了。
    再者，立陶宛共和国宪法不允许长期居住立陶宛的俄罗斯公民在该国领土上购置和拥有土地。当前，立陶宛议会正在审查宪法修正案，目的在于允许外国公民购买土地，但这一点不适用于俄罗斯公民，因为预定这种权力只赋予北约和欧盟各成员国的公民。在国家基本法层面上如此提出问题，是绝对带有歧视性的和不可容忍的。
    还应该特殊研究一下我们的同胞建立和利用社会团体的问题。依我看，在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法律的和社团内部的。
    立陶宛司法部长断言，不允许俄罗斯公民在该共和国建立自己的组织，因为立陶宛宪法规定：“保障公民享有……”，但这句话似乎又排除了该条款适用于非立陶宛共和国公民的可能。公开抗议合法权利受到损害的可能被消除了，因为该国有关解释表明，立陶宛的集会法甚至连外国人纯和平目的的集会行动都在禁止之列。
    立陶宛的俄罗斯人如何联合起来，建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外社团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当前，立陶宛存在着近 20个俄罗斯社团。可是这些社团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只能听任当地政治力量随意摆布，已全被解散，丧失了他们在当地俄罗斯基本群众中的广泛影响。
    在维尔纽斯成立的俄罗斯信息文化中心，为解决俄罗斯同胞团结的问题带来了希望。俄罗斯公民应占多数这一条得到了硬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俄罗斯社区的成员本可以积极参与该中心的活动，可是遗憾得很，尽管俄罗斯和立陶宛政府就这个问题已经签有协议，但离实际解决问题还有一段距离。
    几年之前，立陶宛总统瓦里达斯•亚当库斯曾就选举新议会一事向该国公民发表讲话。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演说。讲话涉及共和国内部生活和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甚至提到了每个公民的福祉权利。但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到俄罗斯人的权利，而俄罗斯人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看来，同爱沙尼亚一样，在立陶宛也没有俄罗斯问题！
    众所周知，立陶宛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主权后，国内掀起了一阵审讯持不同政见者和二战老战士的浪潮。瞧，这就是“民主”立陶宛的自由！凡此种种，跟不久之前在篝火上焚烧书籍的那个年代何其相似乃尔！
    此外，我们有根据怀疑立陶宛司法的独立性，证据俯拾即是。据报刊报道，兰茨别尔基斯当时宣称，布罗克亚维丘斯和他的同志们受审，并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或过去有什么政治信念，而是具体因为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谋杀，据说他们是作为最普通意义的刑事犯受审的。这至少引起了迷惑不解：怎么能在开庭之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呢？
    可就在当时，当年维尔纽斯的法西斯警察总监列莱基斯，却能够自由自在地待在立陶宛。他可是由于被指控犯有大批杀害犹太人和本国其他民族爱国者的罪行，而被美国驱逐出境的。
    这一切同在俄罗斯审判国家非常委员会一案的初始阶段何其相似。什么样的罪名没有往受审者身上加，什么样的帽子没有往他们头上扣啊！当时的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甚至要求不经调查和审讯就将他们立即正法。可是，最终那批人全都获得了大赦，而瓦连尼科夫大将不肯接受大赦，争取到把审讯进行到底。正如所知，法庭最终宣布他无罪。
    立陶宛当局，特别是它的议会，直到今天还不肯善罢甘休，以令人羡慕的充沛精力挖地三尺，搜寻“敌人”。例如，前不久通过了“评估苏联克格勃（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及该组织骨干人员现实活动的法令”。根据该法令，这一世界知名的专门组织连同它在立陶宛的分支机构被宣布为“罪恶”组织。自该法令生效之日起，原克格勃骨干工作人员在10年之内不得“在立陶宛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在政府管理机构、自治机构、边区保卫机构、国家安全部门、警察局、检察院、法院、外事部门、海关、国家监察机关以及国家监督和检察机构工作；不得担任律师、公证员职务；不得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工作”。这不禁使人想起一部老片子，那里有个年轻的革命者马克西姆，他被禁止在任何省份居住，除了……萨哈林岛。立陶宛也是如此：看来只允许这些人当个挖土工，或者干些不需要什么技术的体力活了。
    与此同时，政府又承诺：此法令生效三个月内，“凡前往立陶宛国家安全部门登记，交代此前所有工作秘密及同事和特务等关系者”，可以“安心”生活。
    就其结构系统而言，苏联的所有机构中均设有克格勃。该组织解体后多年来，任何一个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基础上建立的新国家，也不曾通过立法程序，把原苏联的克格勃和共产党宣布为“犯罪”组织。立陶宛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
    文明世界遵守一个普遍的规则：凡宣布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为罪犯，一定要通过法庭。其他所有“判决”都没有法律效力，不得执行。应该提醒一句，1945年底1946年初，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纳粹分子的过程中，除了对个人作出判决以外，也判定法西斯德国的一些机构为犯罪组织。
    上面提到的关于克格勃的法案，出自立陶宛议会议长兰茨别尔基斯的手笔。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呼吁议会“对犯有战争罪行、在被苏联占领的立陶宛领土上杀害平民，从事过镇压活动、恐怖活动、政治迫害的组织，作出法律评估。”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兰茨别尔基斯不是个法学家。他是个音乐人和政客，大概正因如此，他所领导的议会作出的决定，才散发出一股外行和政棍的气味。同时，议会也完全无视立陶宛总统瓦•亚当库斯的否定态度。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民主”共和国的特工部门，又是如何以高度彬彬有礼的方式行动的呢？不久前立陶宛总统亚当库斯责成检察院调查一项举报，据称，内务部领导人员保卫局议会处的工作人员似乎在秘密跟踪高级领导人，甚至跟踪总统本人。而所获情报最终似乎都送到了议长兰茨别尔基斯手上。引起这次调查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前总统布拉扎乌斯卡斯宣称，他的私人谈话内容竟然被其他官方人士得知。可是，这些破坏立陶宛宪法的法律又是由谁来通过的呢？

                                   铲除俄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俄语很快就获得了国际语言的性质。这无疑是苏联威信的标志之一。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国际联合会，团结了世界上76个国家的 6万多位俄罗斯语文研究者。2003年召开了该国际联合会第 10次会议。现在，在任何国家，总能遇到或多或少掌握俄语的人。然而，有的国家却在起劲地排挤俄语。尽管俄语在全世界科学、文化、政治领域里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些国家还是要这样做！众所周知，联合国已经宣布，俄语是世界性官方语言之一。
    但是，在民族关系恶化的条件下，俄语却被推上了政治问题的风口浪尖。目前正有两种倾向愈演愈烈。第一种倾向——人们希望提高本民族语言的地位，提高它在建立国家、形成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可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而这恰恰与第一种倾向相反：增长了“语言的不可兼容性”。这一在改革中出现的罕见现象，成了民族关系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使之蒙上了一层极其恶劣的民族主义色彩。语言因素开始被用来确定一个人是“公民”还是“移民”，是“原住民”抑或不是。在获得完整主权之后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这种现象是现实存在。语言问题从小学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波及了儿童的心灵。
    当前，俄语在后苏联时代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
    在大多数国家——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除白俄罗斯以外，都通过了有关语言的法令，宣布只有“主体”民族的语言才能作为国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俄语可以当做官方语言，与国语平等使用。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俄语或者被归入外语，或者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或者简单地作为一种不相干的语言。在很多国家，俄语被排除在官方公文用语和社会生活以外。正如我们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例所看到的那样，没有掌握当地语言的居民，只好自动丧失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财产和政治权利。
    某些国家大批关闭了俄罗斯幼儿园、学校、文化机构，在用俄语教学的高等院校里削减了班级、系和分院。现在，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难以企及的，不仅是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甚至还包括普通教育，因为实际上教学已经全面转为使用“主体”民族语言了。
    教科书对大多数历史事件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的评价，令人深感不安。这些评价往往带有公开的反俄倾向。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在如今这些主权国家的发展上所起过的作用遭到贬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心目中对自己精神文化的根源出现了扭曲的认识。俄罗斯剧院和图书馆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先是回到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共和国已经开始施行强制同化非主体族群的计划。议会讨论了旨在排除俄语和其他语言的教育法。可是俄语乃至其他语言，乃是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母语。非拉脱维亚的国立学校数量不断减少。到以非拉脱维亚语授课的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绝不可能。即使在私立学校，政府当局也要求一部分课程只用国语教授。这样一来，建立在双语原则基础上的教育体系遭到了破坏。现在推行的教学制度是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制度。应该指出，这些歧视措施得到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的发展规划的支持。
    国语法把俄语宣布为外语，规定在劳动、公共信息等领域，以及在任何国家机关办事，只能用拉脱维亚语。
    自从 2004年 4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来，这一领域的事态每况愈下，因为该修正案排除了在各级立法和政府机关、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关，其中也包括少数族群聚居地区使用俄语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正在对非拉脱维亚居民施行强制同化。
    我想提醒读者，在与拉脱维亚毗邻的芬兰，就存在着两种国语——瑞典语和芬兰语，尽管瑞典人只占该国总人口的 8％。
    2004年2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对1999年6月颁布的教育法的修正案。把俄语排挤出教育领域本来就是该教育法的宗旨。而修正案则更进了一步：完全消灭俄语——2月修正案实际上就是在学校里彻底清除俄语。
    从2004年9月1日起，根据修正后的教育法，在俄罗斯学校确定了“按60％比40％”的比例安排课程，即60％的课程用拉脱维亚语讲授，剩下的40％用俄语。属于用拉脱维亚语讲授的科目有数学、地理、经济学基础，甚至还有体育课。与此同时，一年级用于讲授俄语和文学的课时，每周只有4小时。用4个小时怎能教会7岁孩子读和写？
    拉脱维亚当局的政策旨在根除俄语，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2003—2004年在共和国内一次次爆发“学校暴动”。几万名中学生、家长和教师涌上里加和其他城市的广场，要求为他们保留母语——俄语。“斩断伸向俄罗斯学校的魔爪！”“大家在一起就是力量！”“拉脱维亚是欧洲的耻辱！”“改革完蛋了！”诸如此类的口号表达了他们的立场。看来，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已经被折磨得忍无可忍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回忆起1976年在南非共和国发生的最强大的起义——索埃托“中学生起义”吗？而起因不就是剥夺了黑人受中等教育时选择语言的权利吗？
    2005年8月，议会的20名反对派议员向拉脱维亚宪法法院起诉，控告所推行的中等教育改革不符合国家基本法。同年5月，宪法法院驳回了这次起诉。
    拉脱维亚当局企图把这些反对学校改革的抗议行动说成是某种外来势力反对该国的阴谋。在里加，当局担心，以推迟改革的形式向抗议者让步将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罗斯直到今天仍能左右拉脱维亚的政局。然而当局拒绝就改革进行谈判的主要原因，根本与此无关。问题的原因是：统治集团手中没有推行这种改革的有力的理由。拉脱维亚人承认，改革的主要理由就是为“占领”拉脱维亚而向俄罗斯人报复。其他的理由看来更加苍白无力。
    里加杜马安全和法制委员会意欲向议会呼吁修改刑法。据该委员会的意见，因举行社会活动而破坏法制，其组织者应受到严厉惩罚——监禁，刑期可定在10年以下。该委员会领导人维勒克斯向记者宣称，是俄罗斯中学生的群众抗议行动促使议员们通过了这一决定。一位保卫俄罗斯学校运动积极分子说，局势迫使人们得出结论：原来拉脱维亚的教育改革早已划归内务部掌管了。
    为了消灭“俄罗斯精神”，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走得更远。近几天拉脱维亚内务部煞有介事地宣布，说欧洲人权法院驳回了国内那些试图对自己姓氏“拉脱维亚化”表示异议的居民提出的起诉。类似的案例在拉脱维亚真是举不胜举。俄国诗人普希金在拉脱维亚被改称为“普斯金斯”。可是，要知道，俄国人是绝不会，比方说，把莱蒙德•保尔斯改名为“保尔索夫”，把莱姆•瓦伊库勒改名为“瓦伊库列夫”……
    顺便说一句，拉脱维亚总统瓦伊拉•维凯—弗列别尔加宣称，她的共和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都不希望继续使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个带有“苏联”烙印的说法。据她说，这散发着1939年的气味，那一年“苏联威胁我们，要求建立他们的基地”。
    拉脱维亚肆无忌惮地疯狂攻击俄语，将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果明天俄语在这里消失，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拉脱维亚语也会在地球上消失，而生活在现在所谓拉脱维亚共和国领土上的居民，将会说上一口支离破碎的当地样式的英语。到那时将不会有人挺身保护拉脱维亚文学——谁也不会再想起它来。
    禁止孩子们学习父母的语言——这是对国际法准则最粗暴的破坏，拉脱维亚向建立种族隔离制又迈进了一步。在南非共和国消灭了这一被联合国宣布为“可耻的反人类罪行和可憎的体制”以后，全世界都以为这种体制似乎再也不会复活了。然而在欧盟的默许之下，种族隔离制却正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续生长发展。
    还有一个决定足以说明拉脱维亚当局对待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的态度。众所周知，在里加有一座彼得大帝的行宫。这座行宫是在拉脱维亚加入俄罗斯之后，由该市赠送给沙皇的。彼得大帝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于访问该市时曾不止一次在该处驻跸。在较晚时期对这个建筑进行改建时，伟大的拉斯特雷利②也曾参与过这项工作。
    从1991年到1998年，占据这座宫殿的是拉脱维亚的俄罗斯社团。当时计划把宫殿作为俄罗斯文化中心和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的历史博物馆使用。然而，宫殿被拍卖了，社团和图书馆被赶到了街头。这样一座历史古迹被改造成了居民住宅大楼：在里加老城区住宅是很值钱的。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国的数十万同胞成了按种族特征受到歧视的牺牲品。其结果是俄罗斯本身受到贬损——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向拉脱维亚议会发出不要迈出这一步的呼吁之后，这个反俄的法令竟立即出笼了。在北约武力保护伞下，在欧盟政治庇护下，拉脱维亚沙文主义者厚颜无耻地拒绝了莫斯科的呼吁。俄罗斯议会挨了拉脱维亚“同行”一记响亮的耳光。对气焰嚣张的反俄分子实行劝说政策只会徒然助长他们的放肆无礼。这个法令通过以后，一个拉脱维亚政客公开把我国数十万同胞称之为“白痴”，他侮辱的不只是我们在拉脱维亚的同胞，而且是整个俄罗斯。
    立陶宛 该共和国人口总数约为 350万，其中立陶宛人占 80％，俄罗斯人占 8％，波兰人 8％，白俄罗斯人 1．5％，此外，当地还有一些乌克兰人和犹太人。非立陶宛居民主要集中在该国东南部，日常使用俄语和波兰语。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单方面宣布独立，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实现国语地位限期的决议”。从1995年1月起，该国全体居民必须转而使用国语（即立陶宛语）。然而，行政当局并没有承担任何向居民教授立陶宛语的义务，而是把此事完全承包给一些首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和商业机构。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发生在立陶宛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时期！
    1992年4月，立陶宛共和国政府通过决定，其中划定了在国家机关担任这种或那种职位所需掌握立陶宛语的三个级别。由于这个决定，实际上所有非主体民族都只能被迫放弃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原因就是他们的立陶宛语掌握得不够好。
    用主体民族语言教学的时间和质量、立陶宛语语法的复杂性（这是最古老的欧洲语言之一），使得在极短的限期内掌握它成为不可能。尽管这一决议首先涉及的是俄语公民，但国语委员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立陶宛人，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通过母语的高级别考试。
    毕业于非立陶宛人学校的考生必须先通过立陶宛语面试，为此还要交纳费用。只有经过这道手续，他们才有权把证件交到学校。这种行动，除了评价为按照民族特征搞公开歧视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解释。
    1995年立陶宛颁布的国语法规定，任何反对国语地位的活动都是不允许的。为了监督这一法令的执行，建立了一个拥有极大特权的专门机关——直属议会的立陶宛共和国国语监察局。
    俄语被彻底排除在官方公文应用和社会生活之外，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开展活动的国家机关、商务机构及其他机构一律不得使用俄语。只有在日常生活和少数族群社团举办的活动中，才不禁止使用俄语。在立陶宛，对违法者要广泛课以行政处罚，其方式为向相关领导人和负责人处以罚金。
    对使用国语的硬性要求导致的后果是，甚至在俄罗斯学校，连各办公室的标牌、直观教具、教学文件、教学日志、学生日记，都一概要用立陶宛语书写。此外，还必须以立陶宛的方式书写学生姓名。这自然引起家长的愤慨。
    在立陶宛允许用俄语教学的，实际上只限于普通中学。如想受到用俄语教学的高等教育，只能够到师范大学的斯拉夫语文系，可那里总共只有一个班，收纳20个学生（仅仅 20个人啊！），而在其他高等院校根本不用俄语教学。
    可以预见，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人的学龄前和适龄教育机构，以及文化性设施，数量将急剧缩减。在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受过教育的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将不会有俄语居民的代表。
    在保障我国同胞的信息空间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政府通过媒体提供的俄语信息，极其贫乏而片面。该国电视台用俄语播放的节目，只有每天一次的“新闻”（每次10—15分钟）。民族广播电台给俄语的广播时间也只有一小时。
    在立陶宛，白天只有国家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一家播送节目。不错，那些较比富有的人，拥有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人，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所有主要电视频道。但基本的俄罗斯群众却很少能有人充分就业，即使能有活儿干，也是辅助工作，因此他们对看这类节目连想也不敢想。
    俄文报刊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最容易读到的便是《Etyboc  Ptac》、《立陶宛信使报》、《述评》、《共和国报》等几份周刊，但它们出版的数量不多。可是，第一，这些报道谈的不是俄罗斯人在立陶宛的生活，而是用俄语讲述立陶宛的生活；第二，整个材料最好的部分是“昨天的”俄罗斯报刊文摘。在报刊亭里花费商业高价可以买得到个别的俄罗斯出版物，可是它们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
    由此观之，立陶宛当局的政策从不考虑俄语居民在立陶宛居住的历史条件，他们学习立陶宛语的困难，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困难。立陶宛当局实际上是在推行对这些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
    立陶宛政府文件中只字不提俄罗斯学校中俄罗斯文学课时急剧减少的状况，在教学大纲中，除了作为独立学科的俄罗斯历史地理，这些课程目前都放到世界史和世界地理中去讲授。
    立陶宛官方材料断然说，为学习国语创设了良好条件。但却只字不提这种为居民开设的短训班是收费的。
    存与邻国拉脱维亚对比的情况下，乍看上去，立陶宛的俄罗斯学校和俄语教学等问题，状况要好得多。可实际上立陶宛的一些事态进程——其中包括俄罗斯学校的“改组”——同样令人担忧。
    各级官员中都有一些人对不民主的国语法随意加以解释，在执行中随意性也很大；少数族群的民族文化空间遭到急剧压缩；加之他们所执行的学习和教育体制——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非主体民族”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加速同化。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家长也认为自己的孩子在俄罗斯学校学习已无前途可言，于是把孩子转入立陶宛学校。社会学抽样调查表明，在10所维尔纽斯立陶宛学校的低年级，有25％—30％是非立陶宛学生。俄罗斯学校的生源已经呈现萎缩倾向，人数大为减少，学校的最后关闭指日可待。
    据生活在立陶宛的专家的看法，必须通过一项比较民主的国语法，扩大立陶宛非主体族群的信息文化空间，制定少数族群学校章程，方能保留少数族群的民族同一性，和谐地达致与立陶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
    从道德和政治的观点来看，立陶宛既不应该允许以损害某些族群学校的利益来解决另一些族群学校的问题，也不应该允许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仓促行事。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在解决这类微妙敏感的问题时，作为出发点的设想应该有足够的根据。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应以其他文明国家为榜样，必须放弃在熔炉中“熔化”立陶宛少数族群的思想。只有每个民族都保持自我，都能珍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各民族有机团结一致的局面才能出现。
    爱沙尼亚 在爱沙尼亚，俄语的处境同其两个南部邻国一样令人担忧。看来，对发展爱沙尼亚文化和爱沙尼亚语言的必要性未必有人会持有异议。但是，这不应该靠伤害俄语族群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根据护照封皮和族属来随意“理解”国际法和人的自由权利。
    必须特别强调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传媒手段的景况不容乐观。如果说在拉脱维亚尽管要通过有线电视，但总算还能看到俄罗斯电视节目的话，那么在爱沙尼亚，全共和国规模的俄语电视节目就根本没有。这种节目只能靠几个现有的爱沙尼亚频道来转播。而这一切却发生在居民有1／3是俄罗斯人的国家里！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主要定位在宣传鼓动单一民族国家，以及对非本土居民开展同化的意识形态改造。
    上世纪80年代末，拉脱维亚出现了一个新词——“阿特莫达”，翻译成俄语的意思是“觉醒”——当然是民族的觉醒。如果“阿特莫达”这个词的始作俑者不是雅•彼特斯，那么我本来不会去注意它。
    我们清楚地记得，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居民同拉脱维亚人一道参加“觉醒”群众大会，喊出的口号是：“为了你们的和我们的自由”。现在自由了。可是，接着就出现了最初的怀疑：“怎么会这样呢，在一起并肩战斗过，而现在我们却成了二等公民？”“你们根本连公民也不是，”——“民族意识苏醒后的”往日同志回答他们说。于是，不得不与这种新生活妥协。更有甚者，他们居然又成了“占领者”，而且，那些反法西斯老战士还要受到审判，在他们的个人护照上还要注明是“非公民”。
    随着北约一道，又来了一些身着军装、佩戴星条小旗的先生。他们到此并不是为了欣赏多姆斯克大教堂的管风琴，也不打算把里加电影制片厂变成一个新的好莱坞，更没有在寒冷、荒凉的沿海地区为他们建造创作之家，没有把安•乌皮特、雅•莱尼斯的作品翻译成“莎士比亚的语言”。甚至连我们说过的“觉醒”的教父雅•彼特斯的作品也同样遭致冷落。这些新来的先生蔑视民族天才，若是新修建一些妓院，新开张一些麦当劳嘛，他们倒是会感到需要的。
    在结束评论我们的同胞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民主”国家的遭遇、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语言问题时，我不禁想起一句英明的箴言：“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然而，这些国家当局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句箴言。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宣布自己拥有主权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遗憾的是在这些年里，问题的状况已经变得“稳定”了。俄罗斯强国被人吐了满身口水，可是这个强国却装模作样，说这是上帝施予的甘露。据说，今后还要表现出克制力，要等待里加、塔林和其他的“政治家们”成熟起来，等待他们学会国际上的礼貌。等着瞧吧，一旦它们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那里的成年叔叔一定会罚他们站在墙角反省的，因为他们侮辱了最可敬最可爱的伙伴俄罗斯，要知道，这个伙伴已经是“八国”成员之一，是与北大西洋公约、欧盟等合作的各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了。毋庸置疑，北约和欧盟暗中是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对俄语居民的歧视和对俄语的排斥的。否则的话，他们早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波罗的海的家伙揍个鼻青脸肿了。只需欧盟的主要和平缔造者索拉纳（下令轰炸南斯拉夫的正是此人）眉毛一扬，那里的一切就都会得到调整。
    如果把各种“开心事”（如俄罗斯加入了“文明国家”俱乐部，与这些国家签订了无数的伙伴和合作条约等等）抛在一边，那么欧盟和北约不顾俄罗斯外交部的抗议、说服和痛苦呻吟，执意东扩，便是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的余波了。我们这些亲爱的伙伴连续不断地强化苏联解体的成果，造成不可逆转的态势，迫使俄罗斯为了民族利益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占领的阵地撤出，向东方后退。
    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纳入北约和欧盟，这为改变欧洲政治领土地图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一步是有意识迈出的，具有挑衅性。长期以来，北约和欧盟一直未敢迈出这一步，直到确实认定，不必把我国对北约集团提出的不得越过“红线”的警告认真对待，才有了这个动作。
    说到这儿如何能教人不想到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分界线”呢！难道北约和俄罗斯地理上划定的“红线”，不就是1939年划过的那条线吗？为什么如今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主权国家却一言不发，默不作声呢？答案很简单，今天的新主子——欧盟和美国使他们称心如意。可是历史证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朋友朝三暮四，瞬息多变，这不会吓退新伙伴吗？或者新伙伴需要的只是这些国家今天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决定？其实，所有这一切，世界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都经历过！
    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北约和欧盟的新成员来说，为了巩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政治领土新格局并使之具有进一步的稳定性，一个要素就是从这些国家排挤出当地俄语居民的主要部分，并强制同化剩余部分。这一政策具有长期、整体的性质，绝非无足轻重。这里讲的是针对受歧视的非主体族群采取的极其广泛的措施。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当大一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原住民，实行的是按民族特征划分的民族歧视。
    如果认为北约和欧盟似乎看不到和不明白这一点，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他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默默地鼓励赞许，不过又在一旁监视，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在国内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事态不至发展到严重过火的程度。时至今日，这种严重过火的行动还没有发生，于是，大规模歧视俄语居民的政策便得以继续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正教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东正教的特点是这样的：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东正教一直处于与天主教和新教的直接接触和斗争之中。无疑，这不能不在整体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俄罗斯的关系。
    当地许多人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把它看成一个使该地区俄罗斯化，向本土居民传播他们所不熟悉的“野蛮东方”文化和信仰的工具。与此同时，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德国人，以及某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都在系统地为日耳曼骑士团和西方宗教在该地区历史上起到的丑恶作用进行辩解。
    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奴役。为了使这些民族驯服，天主教神甫和牧师放下十字架，拿起了皮鞭和长剑。然而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仍然企图把天主教和新教描绘成促进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接近西方文化的一股力量。
    而东正教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在爱沙尼亚的历史，证明东正教的学说在各个时代都是主张和平友好的宗教信仰。它不以强制和恐怖手段强加于人。东正教宗教促进教育，支持民族利益，抵制随天主教和新教来到该地区的奴役者。
    近年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获得主权以后，采取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做法，肆意歪曲国内各族群宗教生活的实际情景，千方百计在信仰东正教人民的生活中排斥传统的宗教信仰。我用以写作本节的材料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东正教，无论其起源还是生存发展，都与俄罗斯、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是政治家们用任何办法也无法破坏的。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基本宗教信仰并不单一，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爱沙尼亚，路德派新教信徒占居民的 70％，东正教教徒——20％；在拉脱维亚，路德派新教教徒占 40％，东正教教徒——35％，天主教教徒——25％；在立陶宛，天主教教徒占90％，东正教教徒只占4％。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中，态势对东正教最不利的是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对东正教的势不两立看来有其历史根源。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3世纪该地区就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因此受到日耳曼人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深，不过这种影响却远非时时都能起促进作用。
    在爱沙尼亚，教会和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明显的是一些政治活动家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来挑唆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仇恨。
    在20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成了东正教最热的“热点”。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陷入了困境，尝到了苏联解体以后民族主义崛起的苦果。1999年5月，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写给爱沙尼亚教区委员会的致敬信里说：“从民族联系和民族文化联系的观点来看，获得独立的过程和爱沙尼亚公民民族意识成长的过程并非时时一帆风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爱沙尼亚政府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制止对俄语居民——几万名东正教耶稣信徒——信仰自由的伤害。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受到压力，他们被要求自发地切断由教规所规定的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联系。
    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被彻底分裂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非单一民族、非单一宗教信仰的爱沙尼亚社会内部出现严重不和。但有一个事实却很引人注目，就是无论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派新教教徒，都没有遭遇分裂的悲惨命运，因为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在爱沙尼亚境外，而路德派新教，和东正教一样，在苏联时期有着平行的国外教会。
    为了让读者对各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世俗国家不应介入这一冲突的宪法规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有必要大致介绍一下爱沙尼亚教会冲突的历史。
    1992年4月，按照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决定，科尔尼里大主教向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提出报告，要求恢复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于1920年由大牧首吉洪授予的独立地位（自治地位）。与此同时，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希望保持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合乎教规的从属关系。
    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科尔尼里大主教收到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定，其中重申了1920年神圣大牧首吉洪授予爱沙尼亚东正教独立地位的决定。该决定认定，爱沙尼亚东正教是在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开展活动。这一决定还任命科尔尼里主教为教区住持主教，授“塔林及全爱沙尼亚”主教衔。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议在爱沙尼亚宗教人士中引起的反响不一：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愤慨。爱沙尼亚东正教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反映出与会各方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
    1993年4月，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召开了地区宗教大会。会议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主持。大会的总结文件中反映了教会对继承权问题的意见：“大会认为，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是爱沙尼亚东正教遗产的继承者”。
    与地区宗教大会同时，在塔林的主显圣容大教堂，也召开了一个与之唱对台戏的会议，名叫“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宗教事务管理局扩大会议”。1993年4月29日，该会议向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巴特罗缪发出呼吁书，把自己称为“爱沙尼亚共和国公民东正教主教教区信徒会”。正如所见，取得这种信徒资格的标准，乃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国籍。
    合法的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代表虽经多次向政府当局呼吁，但他们获得继承权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国外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及其在爱沙尼亚的追随者掀起宣传攻势，宣布合法教会组织为“占领者的教会”、“第五纵队”、“莫斯科的爪牙”。而所谓“流亡”机构反倒成了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区的合法代表。
    通过媒体发动的凶狠攻势，超出了伦理道德所允许的范围。谎言连篇累牍，给科尔尼里主教和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画了一些下流的漫画，而阿列克西二世是一位出生在爱沙尼亚，为这个国家东正教教会服务近 40年的长者。
    以科尔尼里主教为首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力争进行合法注册，但始终没有结果。1995年 10月 5日召开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会议表示，决不同意爱沙尼亚政府针对当地依法成立的东正教主教教区所阐明的立场，并为此深表悲哀，因为这一立场破坏了基本人权，与全欧信仰自由的标准相悖。宗教事务管理局人员决定，要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希望对“流亡的宗教事务管理局”拥有审判权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神职上司能作出英明决定，以防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遭到毁灭。
    1995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访问芬兰，在此期间他对邻国爱沙尼亚的“亲爱的孩子们”发出呼吁。在呼吁书中大牧首号召信徒们“尽快复兴爱沙尼亚自治的东正教教会，直接与普世大牧首教区发生关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阐释这一想法时写道：“……即使将来能把对苏联时期的记忆从头脑中抹去，我们仍清楚地知道，俄国巨人的块头和力量依旧会使爱沙尼亚感到威胁。因此我们理解某些担心：如果你们这些信奉东正教的爱沙尼亚人继续受到俄罗斯大牧首教区的制约，你们就会被认为是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危险邻国的帮手”。
    呼吁书里有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直接攻讦，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爱沙尼亚的存在称做“斯大林暴政的最后残余”。给人留下格外不快印象的是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竟公然在这些国家和人民之间散布敌意和不信任，把俄罗斯称做是爱沙尼亚的“危险邻国”，认为爱沙尼亚居民把不愿改变俄罗斯教区管辖关系的爱沙尼亚东正教公民看成“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
    这个步骤使国内宗教生活中的对抗更加尖锐。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多次规劝对于大牧首巴特罗缪不起丝毫作用。不能不指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有一种明显不符合东正教大会精神的倾向，就是把在当地有教民的各教区完全排除在决策之外，独断专行地解决教会问题。
    莫斯科大牧首意识到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在威胁着宗教界，于是三次派正式代表到君士坦丁堡去谈判，同时又在莫斯科接待了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的代表团。
    尽管如此，1996年2月20日，君士坦丁堡依然秘密决定，成立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管辖下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俄国教会只是在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媒体上，才得知了这一消息。
    在1996年2月22日会议上，俄国东正教大牧首教区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通过决议：“认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针对爱沙尼亚东正教社团所策划的行动，乃是反教规的举动，它可能导致我们两个教会中断圣餐祈祷仪式的交往……”在拍发给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的紧急电报中，会议对类似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抗议。
    在俄罗斯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交往中断后不久，东正教教会的许多首领和宗教活动家纷纷向两教会领导人提出请求，希望尽快停止这种分裂行动。
    1996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达成协议，两个东正教教会都可以在爱沙尼亚继续开展活动，并各自分属自己的大牧首教区。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共有84个东正教教堂，其中有54个隶属君士坦丁堡，6个动摇不定，其余的隶属莫斯科。
    1996年8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各派代表团进行新一轮谈判。三天谈判的结果，两位大牧首达成协议。他们宣布意欲同爱沙尼亚执政者谈判，公开决定下属各教堂的合法地位及财产问题。
    1996年末，东正教教会历史上这场被媒体多次称为“分裂”的最严重的冲突，终于通过妥协得到部分解决。俄罗斯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教会一致认为，分属两大牧首教区管辖的各个教堂在爱沙尼亚领土上都可以存在。严格说来，这种决定既不符合宗教法规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并不公正。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教会财产的所有权应该属于谁？过去几年，莫斯科大牧首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不止一次会晤商谈，“共同努力调解财产问题”，但都无果而终。
    莫斯科大牧首教会不得不与爱沙尼亚政府当局达成妥协。例如，塔林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曾获准进行民事注册。该教堂获得了法人权，并得到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的特殊庇护，成为直属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即直属莫斯科大牧首管辖的大教堂。该教堂合乎教规地成为莫斯科大牧首教区在爱沙尼亚领土上的具有自治权（独立权）的一部分。
    直到2002年4月，在爱沙尼亚新总统阿•吕特尔就职以后，在爱沙尼亚议员和商人们的压力之下，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教会才按章得以注册，在长达9年的过程中，该教会居然一直没有合法的地位。
    在获准注册以后，前面提及的财产问题就突出到了第一位。爱沙尼亚内务部向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教会提议，要该教会租赁18幢教会用房，为期50年，每月象征性付租金一克朗（合50美分）。莫斯科大牧首教区一直不同意租赁这些它认为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合法私产，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在2002年 10月，都主教科尔尼里和爱沙尼亚内务部部长签订了相应的文件。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爱沙尼亚就没有任何人想到让路德派新教教区租赁房屋呢？
    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就爱沙尼亚教会一事产生的争论，乃是两个大牧首教区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典型插曲。在几乎整个20世纪期间，君士坦丁堡教区受到敌视苏联以及后来敌视俄罗斯的一些国家支持，一直不断企图削弱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地位，并且在爱沙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推行这一政策。
    其结果便是，东正教教会在爱沙尼亚陷入严重分裂：拥有 7000教民的 50个教区选择了君士坦丁堡的管辖；30个教区和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教民总计约5万名到10万名，依然忠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发生的这些戏剧性事件，既反映了东正教教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国家机构的相互关系。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就今日而言，显然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乃是原苏联领土上唯一不曾解体的机构，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团结俄罗斯社会，而且能够团结生活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其次，必须指出，与俄罗斯有着共同边界的爱沙尼亚，所处乃俄联邦最直接的利益范围以内，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取向之一。考虑到这两个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爱沙尼亚推行的扩张政策，不可能不受到敌视俄罗斯的政治集团的强有力的支持。
    2005年1月，如前所述，爱沙尼亚总统阿•吕特尔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得以成行，全靠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从中斡旋。是他邀请爱沙尼亚元首前来参加颁发“东正教各族人民团结”国际基金会奖金的隆重仪式。受阿列克西二世庇护的基金会授予吕特尔“巩固东正教各族人民团结杰出贡献”最高勋章。
    正如俄罗斯报刊报道的那样，大牧首对俄罗斯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所表现的关切之情，还有其纯人性的一面。要知道，后来成为大牧首的阿列克西二世1929年2月23日生于塔林，成长在爱沙尼亚。他在当地作为教区神甫开始担任神职，后来又担任过莫斯科大牧首教区塔林主教区的主教。
    1990年阿列克西二世成为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首脑，是俄罗斯最有威信的人物之一。这位大牧首过去和现在都在尽他的一切努力，以求调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因为最近15年来，两国关系相当复杂。
    阿列克西二世积极参与莫斯科和塔林之间的对话。这种参与巩固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是影响爱沙尼亚共和国国内宗教政治态度，促使俄爱两国接近的重要因素。
    在结束这段有关东正教在当代非常“民主”的爱沙尼亚的状况的文字时，我想引用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的一段话：“只有同母亲——俄罗斯教会团结一致，东正教在爱沙尼亚才能获得安定、繁荣和精神上的成长。东正教在爱沙尼亚的全部历史，以及我在爱沙尼亚主教教区担任都主教职务近30年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政治犬儒主义

    近年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当局，以及它们的西方庇护者，特别是美国，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可以称之为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在2005年5月的节庆日子里，当莫斯科纪念这一对于我们和全世界都堪称神圣的日子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却表现得格外地露骨无耻。
    我已经提到过，布什此行是这样安排的：在到莫斯科访问之前，先在拉脱维亚着陆，向那里刚刚诞生的民主致以应有的敬意。据他说，那种民主可以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羡慕不已。他甚至许诺，一旦遇到有“大国”威胁，美国将提供帮助：不必心明眼亮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里指的是俄罗斯。
    此次出行前夕，布什曾接受立陶宛电视台记者专访。他感谢立陶宛总统为向邻国扩大民主所作的努力（这里指的是在乌克兰发生所谓“橙色革命”时，亚当库斯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他对白俄罗斯内政的经常干涉）。记者向布什问道：立陶宛人在这个地区里还能做些什么？
    布什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

    首先，我真心感谢总统在乌克兰所做的出色的工作。我认为，当立陶宛领导人号召全世界注意乌克兰的自由运动时，这是个重要的时刻。的确，第二轮选举，在自由运动中是重要关头。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总统。
    立陶宛是一个经过多年暴力后能够达到目的的极好范例，立陶宛人现在自由了，能够表明他们正在提高经济，自由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且，解放以后社会变得活跃了。有一段时间很困难。从共产主义向自由民主的过度是困难的。因此，立陶宛政府要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经历过同样遭遇的其他国家，这一点很重要。我为立陶宛骄傲，把立陶宛称为友好国家。

    记者又提出一个问题：“您打算与普京会晤。您会向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占领吗？”布什是这样回答的，他的回答说出了心里话：

    是的，当然要说。我在斯洛伐克对他说过，据我的看法，他必须明白：我的朋友们，波罗的海各国的元首，心里很悲伤。他们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值得庆祝的重大理由。这一点有其原因。当时他注意地听了我的这些话。
    你们的总统决定不到莫斯科去。为这个决定，我尊敬他。波罗的海的每位国家元首都应该采取他自己感到满意的决定。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也是困难的。我尊重所有这三位领导人的决定。我也是这样对普京总统说的：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极大的不安。人们不认为这是解放的时刻。我希望他能与波罗的海国家合作。如果周边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国境周边的民主越多，国家就越是和平。因此对于很多出身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美国人来说，这一天既甜蜜，又苦涩。顺便说一句，许多立陶宛出身的美国人一方面对于美国战胜纳粹感到满意，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他们的祖国沦入了搞迫害的共产主义制度之手。

    这次答记者问再次清楚表明，在当今世界，不论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新独立的国家，还是老牌民主国家，美国到处都在把自己的民主概念强加于人。例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领导人是第一批对伊拉克大选表示欢迎的领导人。而这次大选，却是在外国军队的枪口下进行的，其中美国军队竟有10多万。美国军队与自己的盟军一道，完全是由于进行赤裸裸地侵略和军事占领，才到了那个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领导人不承认1940年他们三国在一定数量红军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具有合法性，而红军当时却是经过这些国家政府同意，才在那里驻防的。总而言之，这些领导人行事的原则，完全是“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确”。
    看到这样一些声明之后，一切都清楚了：俄罗斯可能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重大的新事件。尽管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领导人曾对克里姆林宫下过保证，但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北约基地正在猖狂活动，它们武装的毒矛正直接指向俄罗斯的心脏。如果俄罗斯在经济上虽得到了加强，但与此同时它的敌人却由于世界观的愚蠢和政治野心失控而把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地搞得血流成河，那俄罗斯人的这种行为是得不到宽恕的。
    最近时期反俄行动愈演愈烈了。抓住任何因由——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讲话，还是国家通过一个什么必要的法令，或者车臣出了什么事，都会导致到处发表声明，而世界上相当有影响的一些媒体，则立即会来一个仇视力量总动员，展开全线出击。
    2006年 1月 27日在斯特拉斯堡（法国）召开了欧盟议会全会的例会。尽管俄罗斯代表团和一些欧洲国家提出反对，全会还是将“关于对极权共产主义制度所犯罪行进行国际谴责的必要性”问题列入了议程。
    当这个问题在斯特拉斯堡进行审议的前夕，举行了一次抗议欧盟议会反共行动的群众示威游行。约有二十几个欧洲共产党和左派工人党来到欧洲宫墙下，高举“不要麦卡锡主义，不许反共”的口号。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和希腊共产党的代表以世界上73个共产党、左派工人党的名义，向欧盟议会的代表荷兰人列奈•林丹递交了正式抗议书，表示反对审议反共的决议草案。
    在平静、祥和的斯特拉斯堡出现几百名高举红旗的人包围欧洲宫，这一事实本身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休克效应。近15年来，欧洲报刊，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报刊，是那样地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要埋葬共产主义，故而斯特拉斯堡的一月事件才会搞得欧洲时至今日仍不能从惊恐中苏醒过来。
    事态的发展后来是这样的。在就瑞典议员约•林德布拉德的报告进行辩论之前，俄罗斯代表团和欧盟议会的“联合左派”小组建议把问题退回去进一步加以研究。70名议员支持了这个倡议。但建议却被大会以微弱多数（81票）冻结了。
    不过这一事实表明，在欧盟议会决定这个问题时，意见并不一致。该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明白这个问题的赤裸裸的挑衅性质，他们希望把问题向后拖。
    但是，操纵这场可耻闹剧的幕后木偶提线者却坚决要把计划进行到底。他们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草案，而且开始了辩论。报名发言者多达60人。可是远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发言的机会。欧盟议会主席的辩论安排，使得反对决议的人们不能畅所欲言。报告人歇斯底里地向听众灌输一种思想：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地球上的剧毒”。
    主张通过这一决议的人当中，积极性最高的是我们的东欧邻居。尤其热心的是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格鲁吉亚和保加利亚的欧盟议会成员。这种热心永远是“新信徒”——皈依新信仰者——所固有的。他们拼命想要证明自己对新主子的忠诚，宣示自己与过去的决裂。他们的话语里根本听不到任何能听得明白的论据，只有仇恨、狂妄和蛊惑宣传的混合物。
    然而，问题在于今天谁是他们的主子。“老牌”西欧表现得相当克制。那些曾经遭受过法西斯主义荼毒的或者曾经比较积极参加过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国家，它们的代表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辩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欧盟议会成员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
    有些议员来自曾经加入过希特勒同盟的国家，这些国家曾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过党卫军军团或者别的惩罚部队（还是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些国家）。这些议员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目前在国际分裂问题上所处的位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是美国公开的傀儡，对于让他们在欧洲的不稳定状态中扮演挑拨者的角色，他们十分满意。要知道，美国并不需要一个稳定的、顺利发展的，因而独立的欧洲。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新的东欧附庸国正在极尽其力地起着瓦解稳定的作用。
    这样，欧盟议会中的东欧成员在不遗余力地鼓动，而西欧成员却一声不吭，然而也不阻止。因此，表决这个反共文件时，共有99名欧盟议会成员同意，而反对者为42名。不过，紧接着却要让这些右派和俄罗斯的敌人大失所望了，因为他们提出的提案——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具体措施，却未能得到欧盟委员会部长会议通过。当该提议付诸表决时，有85位代表支持，50位反对，11位弃权。同意者少于规定投票总数的2/3。
    不难发现，在这件事情里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面——财政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被精心遮掩着。事情在于对“极权共产主义”的谴责，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向“制度的牺牲者”赔偿的问题。欧盟议会主席坚持说，赔偿问题只能以个案的程序提出。
    实际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早已准备停当，要对我国提出超出限度的要求，让我国支付“占领”赔偿金。务实的爱沙尼亚人甚至已经想好了偿付的机制。他们都是谦谦君子，可以不要现金，建议只要把新西伯利亚州的森林交给他们，让他们砍伐10年即可。在此之后，他们就不会对俄罗斯再有任何要求。当然，新西伯利亚州的森林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看来，我们的东欧邻国之所以下力气，完全有着物质的诱因。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之后，一定还会有其他国家也提出赔偿要求。他们会说，把我们从法西斯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不对，赔钱吧。相应的要求在欧洲议会初期的决议草案中已经露出过苗头了。当时，这些要求之所以被删除掉，是因为俄罗斯的强硬反对。但这并不意味顽固的波罗的海人不想在最近的未来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意味着再次试图对俄罗斯提出审判。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庆祝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原来事隔60年之后他们才弄清楚，在这场最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竟不是胜利者，而蒙受了无与伦比的最大牺牲的，竟也不是苏联人民。恰恰是现在，当伟大卫国战争中硕果仅存的老战士们即将辞世之际，居然往他们头上泼开了脏水；同时又在往青年人脑袋里灌输：苏联可不是胜利者，而是罪恶的极权国家，它一度占领过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欧盟议会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就是对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审判。但共产主义思想是无法禁止的，它不会死亡。它可以被驱赶到地下，它的拥护者可以受到迫害，但是它却不可能被杀灭。谁的思想同人民的希望离得更近，谁就能取得胜利。而执行者的所作所为，既可能使思想变得更崇高，也可能使思想遭到贬低。
    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对法制的破坏，已经在党的20大上遭到了谴责。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居然又要来审判我们，而且与此同时还要作出非常出格的结论。如果苏联是一个罪恶的极权制国家，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参与创建联合国，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呢？
    通过我国共产党走过来的人有4000万。他们是伟大卫国战争中各方面军的司令，是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是著名作家、演员和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我从林丹、林德布拉德之流人物的口中，是不可能得到客观答案的。但即使没有他们的答案也清楚：西方不需要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俄罗斯，为此才必须彻底败坏它的声誉，把它妖魔化，在它的前身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画上等号。当戈尔巴乔夫说，是他同里根一道在雷克雅未克和马耳他埋葬了“冷战”时，他大错特错了。冷战，今天仍在继续，只不过用的已经是别的方法、别的手段。
    在苦难深重的20世纪，欧洲政治地图遭到了无情的随意更改。西方在上个世纪中叶曾受到过严重的教训，对此切不可忘记。而西方的朋友——美国——还没有真正尝到过战争的全部可怕的滋味，所以应该制止它，不许它发疯。还有一点：如果受到委屈就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突然蜂拥而起，纷纷互提要求，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重新瓜分欧洲的局面。而历史教导我们，只要出现这种重新瓜分的局面，世界上就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第8章 后果：可耻的审判

    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了8年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其中还担任了4年“人民政权”议会党团的领袖。
    国家杜马在从事立法活动的同时，还非常关注国内外政治问题。自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形势也的确让议员们忧心忡忡。
    原因有几个：对我国同胞的排斥；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卫国战争参加者的迫害；对苏联及其合法继承人——当代俄罗斯的公然敌视。尤其让议员和国内大多数公众感到气愤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当年为从苏联分离出去而指控苏联如何如何残害生命，并提出许多民主口号，可是转眼之间，这些东西都被它们自己践踏在脚下。我看，他们在对待政敌和“非国民”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简直可以与南非曾经实行过的种族隔离政策相媲美了。
    在观察近10—15年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的法庭诉讼情况并对之进行分析时，我不由想起了耶稣基督的话：“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洁净了杯盘的里面，那外面自然也洁净了。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读书人法利赛人有祸事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和种种污秽。”（马太福音第23章第26—27节）这句引自新约的话用以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审判是再准确不过了，它正在当地事实上是在对那些不合政府心意的人实行灭绝政策的背景上展开，被灭绝的主要是那些无地位的民族。不过正如常言所说，这也必将祸及“自己人”。

                                政治审讯：政敌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宣布独立以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通缉那些与取得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者看法不一致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然后再对政敌发动可耻的审判。下一步就是迫害那些曾经同反希特勒的同盟国一起战斗，并参与消灭希特勒军队撤退后的残余法西斯间谍机构的老军人。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人民代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阿尔弗雷德•彼得罗维奇•鲁比克斯首当其冲地被这个渴望立刻变得“民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列入了政治犯名单。
    1991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被捕。我想提醒读者，拉脱维亚是1991年9月6日被承认独立的。所以说，鲁比克斯被捕时，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苏联统一国家的成员，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律还没有失效。
    但是，当时急于掌权的民族主义激进势力非常强大，他们置共和国和全苏的法律以及国际法准则于不顾，连简单做人的体面都不讲，就开始行动了。
    鲁比克斯成了这种无原则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他的政敌利用中央的束手无策，戈尔巴乔夫对捍卫全苏利益的无所作为，就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彻底垮台局面明朗化之际，立即向他发起了攻击。
    再说，怎么能不利用这种局势呢？8月23日正是叶利钦以轻蔑的态度公开羞辱苏联总统兼苏共中央总书记——那个“福罗斯囚徒”的时候。他当着全世界的面，趾高气扬地签署了“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第二天，就承认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是一个直观的榜样，也可以说是为他们松了绑。于是，他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新的统治者很想表现得文明一点，哪怕是表面上，也要搞得有点合法性才行。但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一点了——革命的必要性成了他们的借口。只有得到苏联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批准，才能对全苏和共和国议会代表鲁比克斯实行逮捕。但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导者示威似的根本就不去请示莫斯科。
    鲁比克斯被指控有阴谋参与旨在夺取苏联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的嫌疑。很难想象这种指控有多么荒谬——共和国的领导人被控夺取自己的政权，同时还要夺全国的权。苏联的政权体制是统一的，鲁比克斯是其官方代表。毫无疑问，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阴谋。
    然而，独立后的拉脱维亚的检察长，未来的总检察长，曾经获得过共和国最高奖励“三星”勋章的斯克罗斯金施，居然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说，“鲁比克斯的反苏罪状（！？）已全部得到证实。”
    原来，当时就为……莫斯科准备好了所有的侦查材料。不过，这些怪事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个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先把鲁比克斯列入“参与叛乱分子”，再把他投进“水兵寂静”监狱，然后再说！政治对手也铲除了，手也洗得干干净净，就跟本丢•彼拉多一样！但苏联领导人却并不稀罕这样的爱国者：总统也不回答，最高苏维埃也不吭声，连问都不问——当时他们实在顾不上这么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了，能保住自己就好！
    这种状态并没有让拉脱维亚新当局感到窘困：他们决定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狠狠打击自己的主要政敌。他们用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即苏联加盟共和国刑法中的颠覆罪条款，把鲁比克斯定个枪毙的罪，再回避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地位，千方百计坚持把拉脱维亚说成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
   “办法”找到了，于是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和法律来解决。为此，1991年8月22日，也就是逮捕鲁比克斯的前一天，他们把拉脱维亚共和国通过的新法律——“颠覆罪”条款的生效时间向前追溯——即从1990年5月4日宣布通过独立那天算起。这样一来，法律获得了追溯效力，这种做法是同国际通行的所有法律规定都抵触的。
    用了这种法律上作弊的办法之后，案件进展就“顺畅”起来。仅鲁比克斯刑事诉讼一案，就投入50多名检察官，还不算调查人员和参加庭审的其他人员，其中也包括那些曾几何时宣誓忠于党，可后来又“改换门庭”，致使前后判若两人的前苏共党员，他们都打着“民主”的口号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前代表们表现得尤为积极，其中一些人还是前苏共党员。前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戈尔布诺夫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了他们，此人是前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的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再后来成了议会主席。我记得在1989—1990年期间，他在莫斯科的各种场合中总是在向大家游说，拉脱维亚必须发生民主变革。这个两面派以后的下场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相信当叛徒的人命也不会好到哪儿去，迟早的事。
    正如以上所说，法庭判处鲁比克斯8年监禁。他获此漫长刑期是由于思想信仰坚定，因为是他发出了警告：国家将出现空前的社会不公正。而时间证明，这一切都发生了。
    立案侦查时，一号囚犯——记者们在其报道中这样称呼——鲁比克斯仍被选为拉脱维亚共和国第五届议会议员。我想告诉读者的是，第一届至第四届的议会选举是在1922—1931年期间进行的，在乌尔马尼斯独裁统治时期没有进行过选举，而1940年选举的议会被今天的当局视为非法，就像后来的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一样。就这样，一位由人民选举的议会议员，在其履职期间却从未在议会大厅出席过会议，而是坐到了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大厅里。
    1996年 5月，囚徒鲁比克斯表示同意作为“拉脱维亚社会党”和“权利平等”运动的候选人，参加国家总统竞选。国家宪法对总统候选人没有什么限制，除了年龄不应该小于 40岁而外。这样说来，鲁比克斯完全有权竞选这个职务。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鲁比克斯的这一步棋在执政当局和议会的极右派议员中引起了恐慌，必须紧急制定关于国家总统选举的法案。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坚持迅速审议并立即实施该法案。在他们提交的法案中，明显针对鲁比克斯进行了限制。其中竟可以看到“在监狱服刑”以及“1990年1月13日以后在苏联共产党和拉脱维亚共产党内的作用”等字样。法案送交议会主席团时，立刻被称做“反鲁比克斯法”。带着这些字眼的法律于1996年6月13日得以通过。
    鲁比克斯在监狱服刑期间，尤其在组建总统竞选班子阶段，为他请求赦免的信件纷至沓来。1996年3月2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向拉脱维亚总统发出呼吁。过了两天，即3月24日，欧盟议会的议员们也向拉脱维亚总统发来信函。在致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乌里马尼斯呼吁书上签字的有乌克兰（奥连尼克等人）、俄罗斯（格洛托夫、扎索霍夫、阿卜杜拉季波夫、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以及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法国的欧盟议会成员。
    赦免问题一直拖了很久，被专门设置的障碍卡住了。那些决定一号政治犯命运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决不能在选举之前把他放出来。我想引用鲁比克斯本人在《用鲜花投票……》一书中的话告诉大家：

    拉脱维亚总统贡吉斯•乌里马尼斯根本没有对赦免拉脱维亚共产党领袖阿尔弗雷德•鲁比克斯的问题进行过审议……
    赦免部门不会向总统提交审议鲁比克斯的材料，因为犯人本人拒绝赦免。
    虽然鲁比克斯本人没有提交过请求赦免的申请，可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媒体对此也有过报道……
    赦免部门共收到7份请求赦免鲁比克斯的申请。他的母亲、拉脱维亚议会的9名议员、欧盟议会的议员、里加杜马议员小组和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都曾请求过赦免鲁比克斯。
    还收到过一份由32名普通百姓联署的申请。拉脱维亚议会前议员拉里莎•拉维娜和菲利普•斯特罗加诺夫也提交了申请。

    1997年 11月 12日，国家杜马中散发了鲁比克斯给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呼吁书。我想引用其中的几句话：

    我坚信，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对我命运的关心才促使我获得假释，让我在狱中度过了 6年 2个月零 12天之后获得了自由。
    祝愿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在工作中获得成就，祝俄罗斯的劳动人民幸福安康。顺致敬意。前政治犯鲁比克斯。

    鲁比克斯虽然坐过牢，但并没有被打垮。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不怕，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就是鲁比克斯事件的整个经过。

    1999年2月16日，里加市区级法院开庭审理了塔吉亚娜•阿尔卡基耶夫娜•日达诺克的里加杜马代表资格的合法性问题。日达诺克是一位人权保护者，政治组织“法律平等”的领袖，不仅在拉脱维亚，而且在国外也广为人知。法院满足了拉脱维亚共和国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要求，认定日达诺克由于在1990年1月 13日以后仍然是该共和国的共产党党员，因此针对原先该党党员所作的政治限制仍适用于她。
    1997年里加杜马选举前夕，日达诺克发表声明指出，她是1991年9月10日以前的拉脱维亚共产党员，当时党的活动已被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下令停止。但在当时的司法审查中，并没有对她的里加杜马议员的被选举权提出过异议。
    针对“法律平等”政治组织的里加杜马议员日达诺克受到拉脱维亚司法迫害一事，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声明说：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对她的迫害，与她所从事的首先旨在反对侵犯以拉脱维亚为定居点的俄罗斯同胞的政治、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人权保护活动直接相关。这种活动正是由于拉脱维亚当局不断加剧语言、教育领域的种族歧视政策，企图对二战的结论翻案而引起的。1998年末至1999年初，日达诺克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国际论坛上为维护定居在立陶宛境内操本族语言的俄罗斯居民的合法权利而发表演说，此后不久就遭到了司法迫害。
    国家杜马对日达诺克的判决根据表示怀疑，指出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选举法与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矛盾。该公约规定，不得无端限制每个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护法机构还破坏了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保护公约。国家杜马呼吁国际社会在日达诺克的问题上，不要忽视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破坏与人权有关的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要求拉脱维亚领导者立即停止对里加杜马议员、“法律平等”政治组织领导人的司法迫害。
    1999年 12月 15日，拉脱维亚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不顾舆论反对，批准了里加区级法院当年2月16日的判决。2000年2月拉脱维亚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驳回了相关的上诉。这样一来，该案件的国内审理程序全部结束。日达诺克不仅被剥夺了代表权，还被没收了所有财产。
    拉脱维亚人权委员会准备向欧洲法庭上诉。该社会组织认为，这是对著名人权保护者日达诺克的迫害，是当地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所代表的政府机构清除政敌的危险事例。2000年2月 23日，日达诺克。案的材料被提交给欧洲议会安全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斯图鲁。
    为了强调拉脱维亚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敌的态度，以及它如何利用法庭达到反民主目的手段，我想援引出生并生活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公民弗拉季米尔•斯米尔诺夫几年前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的一篇报道，标题叫做《我曾蹲过拉脱维亚四座监狱》。
    1992年初，在斯米尔诺夫倡议下，成立了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其任务非常明确——维护拉脱维亚境内俄罗斯人的权利。拉脱维亚当局强烈反对该社会团体，指控其成员是沙文主义者，“莫斯科的爪牙”。俄罗斯公民联合会曾为俄罗斯在拉脱维亚开设大使馆进行过不懈的努力。
    “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一天，”斯米尔诺夫说。“俄罗斯大使亚历山大•兰尼赫终于来到了拉脱维亚。可他却回避我们，好像在躲避惹人厌恶的苍蝇。他更愿意骑骑马，参加啤酒狂欢节，过上流社会的生活。我们这些俄罗斯公民甚至不得不在里加的俄罗斯大使馆设纠察线，才能堵到他（真可耻！）。这引起了拉脱维亚报纸的幸灾乐祸。”
    1995年斯米尔诺夫由于一场事先安排的挑衅而被捕——喝醉酒的警察侮辱他的妻子，把她的手臂扭脱了臼，还给她戴上手铐。斯米尔诺夫像任何正常的丈夫一样，开始保护自己的妻子，他扑向施暴者，把他们赶跑，然后自己躲了起来。过了四个月，斯米尔诺夫在父亲的葬礼上被捕。他由于袭击警察而被判处3年监禁。
    斯米尔诺夫在拉脱维亚的四座监狱里受尽了精神折磨，但保全了生命。他给总检察长写申请，要求把他这个俄罗斯公民引渡到俄罗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97年12月，他被专人押解到普斯科夫。
    斯米尔诺夫被问及：俄罗斯护法机构是否也会这样干？他回答：

    我想不会。这是拉脱维亚的特点。1991年8月事件时，他们已经用过这种手段。当时他们侮辱里加特警队军官的妻子，也是用这种手段挑起了冲突。
    我想，俄罗斯的护法机构与他们完全不同，也干不出这种卑鄙的勾当。不仅俄罗斯不会，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都不会这样做。只有拉脱维亚才干得出来。因为那里仇视人类的思想体系已经被提升到国策的高度。

    采访结束时，向他提了个问题：“难道俄罗斯这种腐败还少吗？”他给了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回答：

    非常多。但是，首先，俄罗斯没有国家级的民族主义，这可是一个火药桶；其次，俄罗斯是一个大海洋，大海洋能够稀释污水。而拉脱维亚只是一个小水塘，小水塘很快就会变成臭水坑。

    我在本书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章中提到过两位优秀人士的命运。1994年 1月，在苏联的毁灭者之一舒什凯维奇和西方特工的协助下，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米科拉斯•布罗卡维丘斯和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部长尤奥扎斯•叶尔马拉维丘斯从明斯克被强行带走。1月15日，他们被送进卢基什克隔离审查。审查持续了约3年，直到1996年10月才开庭。调查材料共计350卷，登记的受害者达数百人。对他们提起的公诉要求长期剥夺他们的自由，甚至要处以“极刑”。在对他们进行评价之前，应该看看主要问题——指控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于1991年1月在立陶宛阴谋夺权的罪名是否成立。
    立陶宛共和国当局在其行动中依据的是“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经成为独立国家”这一虚构的前提条件，而不是1991年9月6日戈尔巴乔夫代表政府签署的允许立陶宛共和国独立的文件。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在共和国全境废除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和苏联宪法”，之后，读者还会记得，紧接着便是一系列的苏联总统令，宣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所有与苏联宪法相抵触的单方决议法律上一律无效。
    1990年—1991年上半年，苏联公民护照在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还是有效的，所有持该护照的人都是法律地位平等的苏联公民。需要指出的是，在审查期间，无论是布罗卡维丘斯，还是上述“案件”的其他被告人，都不能对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出现的政治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及其后果承担个人责任。
    对布罗卡维丘斯提起公诉的依据，是立陶宛共和国刑法中的一系列条款，而且主要是“建立反国家组织并积极参与其活动”的条款。“反国家组织”的说法居然还适用于1991年8月22日前作为苏联共产党下属组织进行合法活动的立陶宛共产党。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切岂不是荒唐！不但如此，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对立陶宛共和国刑法进行修正和补充的专项法律，换句话说，在此期间通过的法律是没有任何法律效果的，因为当时在全国境内，包括在当时加入苏联的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有法律效力的是《国务罪刑事责任法》。单独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无权对这部全苏刑法规定进行修正、补充或取消其效力。
    1996年，即在庭审开始那年的12月，俄罗斯媒体上刊登了一份俄联邦法学界针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人被立陶宛共和国法庭追究刑事责任一案的“起诉书结论”提出的意见书。

    我应该向读者表示歉意，因为我要用较大篇幅来引用此文件中的一个部分。但这是个原则问题：立陶宛当局究竟有没有权审判这些人？请看：

    多卷本起诉书的目的是要让舆论界相信，立陶宛共产党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而从事破坏活动的组织，所以其领袖理应受到指控。为此，起诉书引用了几十个“证据”，主要是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呼吁书。
    既然这样，按照起诉书结论的逻辑，布拉扎乌斯卡斯总统也应该被认定是外国间谍，因为他也曾领导过共和国的党组织。
    当局无视政治党派的宪法地位，将党派成员当成罪犯起诉，本身就是对共和国宪法的破坏。
    刑法不具追溯效力，不允许加重处罚，或另外规定新的处罚，这些原则都是举世公认的原则。但立陶宛当局却拒不接受这些原则，对从前合法履行职能的人员进行迫害，这是对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6条的破坏。因为按照该条款，根据行为发生期间的国内法或国际法，并不能认定此种作为或不作为是犯罪，也不构成刑事犯罪。
    起诉书结论强调，在该结论所指涉的事件和事实发生期间，立陶宛和苏联曾经互为外国。这不仅与客观现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当时实行的联盟法、共和国法和国际法（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起诉书结论中所描述的事件与事实，是 1990年 3月 11日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单方通过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法令的结果。按照当时的法律，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是苏联公民，都有义务履行苏联和立陶宛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这一事实不容怀疑，因为当时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恢复独立的法令，而通过这样的法令是在当时苏联和共和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之外发生的。
    按照所有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公平的原则，只有在国家获得了独立，国家制度形成之后，才有可能对反对国家独立的行为提出诉讼……
    但是，起诉书结论中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及其他涉案人员的行为的所有指控，都发生于此前的阶段，所以不应受到追究。我们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实际状况，追究以上人士的刑事责任，是与所有的法律和道德准则相抵触的。

    尽管俄罗斯法学家们都说，这一可耻的审判本属无权作为之列，但判决书还是被宣布了。笔者作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向俄联邦外交部长伊万诺夫递交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俄罗斯的一家报纸上：

    据我所悉，今年8月 23日维尔纽斯将对人们所熟知的布罗卡维丘斯等人的案件进行宣判。毫无疑问，这个诉讼带有政治色彩，因此，尽管法庭缺少证明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有罪的证据，他们所有人显然仍将被宣判有罪。俄联邦公民斯塔尼斯拉夫•米茨凯维奇就是此案中的被告之一。
    国家杜马在三年过程中曾多次对这场政治审判表示谴责，向国际组织，其中包括向欧盟议会发出呼吁。这对立陶宛当局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防止他们对被告人进行公开迫害。
    遗憾的是，近期发生在立陶宛的类似政治案件表明，立陶宛法庭实际已沦为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因此就无法指望其立场能具有客观性。
    本人认为，目前，当该案庭审的决定性阶段到来之际，需要一股特别强大的势力来阻止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人作出严厉判决，因为这些人士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立陶宛的亲俄罗斯力量。
    被告中的两个人——布罗卡维丘斯和叶尔马拉维丘斯没有加入立陶宛国籍。为此，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在对他们的保护方面，显然应该承担某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希望俄联邦外交部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8月16日在国家杜马演讲时表明的保护我国境外同胞的政治路线，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及其他被告进行司法迫害。

    后来的事件证明，立陶宛政府不顾任何请求，包括俄罗斯外交部的请求，于1999年 8月 26日在维尔纽斯公布了对所谓“阴谋推翻合法政府”案件的判决，立陶宛共产党前第一书记布罗卡维丘斯被判处移居管教营12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叶尔马拉维丘斯被判8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奥利亚利斯被判6年；“苏维埃立陶宛”广播电台总编米茨凯维奇被判4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社长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判处3年。
    审判从1996年10月起进行了将近3年。其实，从立案的第一天起，没有这场司法闹剧，6名被告照样可以被成功地送进监狱。判决书早就写好了。
    至于起诉的实质——这6人都被控似乎在1991年1月维尔纽斯尽人皆知的事件中操纵过苏军的行动。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前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将军早在此案结案前一年就曾对新闻界宣称，是他领导了准备实施紧急情况的行动，那些日子维尔纽斯军队的行动也是他指挥的。有人直截了当地问：“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否知晓军事计划，是否参与了军事计划的实施？”阿恰洛夫上将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笔者是一个并非道听途说而是对党的机关，包括地方党的机关，同部队领导以及苏联高层政治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有清楚了解的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无论是国防部长还是副部长或其他高级军事将领，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执行过地方党领导人的指示。甚至苏联国防部长也不能对维尔纽斯这样的事件独立作出决定。在苏联，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是最高统帅，只有他才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是如何做的，以何种形式——应该由他本人诚实地说出来。因为他的党内战友受到了审判，而这些人在1985年信任了他，先是把党内最高职位，稍后又把国家最高职位托付给了他。可他却反过来一个一个把这些人全出卖了，就比如 1989年在第比利斯，1990年在巴库；再后来到了 1991年 8月，又把整个党都出卖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最可悲的、被立陶宛当局及其俄罗斯媒体朋友大肆炒作的“案件”吧。在1991年l月 13日夜维尔纽斯电视塔附近发生的事件中，13个被害者全都是立陶宛人。可是在那里被害的“阿尔法”小组的克格勃中尉沙茨基却从来不见有人提起，似乎他不是人。显然，杀死他的只能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的某个武装暴徒。
    有充分根据推测：部分“遇难者”是当天夜间死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而且是死于车祸。无论如何，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苏联军队杀人，不由得令人想起1989年索布恰克委员会的结论，说什么士兵们在第比利斯用工兵锹砍死了无辜少女。后来查明，原来这些不幸的少女是被格鲁吉亚的“勇士们”踩死的。维尔纽斯发生的情况也有些类似。苏联的检察机关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文件表明，没有一个人是被士兵杀害的。
    早在 1991年9月，立陶宛当局就收到了苏联总检察院对此案的调查结果的公文。如果哪怕有一点点可能证明是军人行凶，全世界立刻就会哗然：准会要求俄罗斯赔礼道歉，还要对死者家属给予赔偿。可是也不知为何，至今仍无法确定究竟谁是杀人凶手……
    现有调查材料表明，我过去也说过，子弹不是从前面或后面，而是从上往下把人击中的，是从房顶和距离电视塔不远处的楼房窗口射出来的。起诉书中指出，死者中有一人是被1891年样式的步枪打死的。这岂不等于说苏联军队的士兵使用莫辛式步枪开的枪？更为可信的事实，倒是哪个死里逃生的“森林兄弟”从秘密的地方弄到了一把枪管被截短了的老套筒，于是决定把那把老古董拿出来亮亮相。众所周知，从1991年秋天起，在西方情报机关的帮助下，“萨尤基斯”已经建立起了武装力量。
    立陶宛当局借口案件调查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无法得到阿恰洛夫和其他军人的证词。
    维尔纽斯悲惨之夜已经过去了15年，可时至今日，立陶宛当局仍在严密封锁死者的被害真相。为了转移对真正罪犯的怀疑，这些年来一直在对一些跟那次诡谲行动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提起诉讼。应该说，迟早我们会搞清谁是真凶：世界舆论也会对维尔纽斯事件给予正确评价。我坚信，这种评价肯定不会对立陶宛极端民族主义分离分子有利——其中有些人目前还盘踞在欧洲议会的座席上。
    真相眼下虽然只是涓涓细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开始涌现：奥德留斯•布特卡维丘斯，曾在1991年当过立陶宛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几年前开口说了真话。他说，1991年1月，不知是谁从维尔纽斯电视塔上向平民开枪。有必要指出，这位先生曾在英国的军事科学院和美国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实习过，1990年任该共和国国防总局局长，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后来立陶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准备工作。当一切发生时，离苏联政府对立陶宛退出苏联作出决定还差半年。
    当阿•皮亚特卡维丘斯同自己的战友兰德斯别尔基斯发生龃龉，开始公开讲述自己在维尔纽斯一月事件中的“功绩”时，1997年夏，布特卡维丘斯便立即因“蓄意诈骗”而遭到起诉，被判处5年半监禁。他明白了这种“暗示”，从此便不再开口。

    在他之后，立陶宛还有一个十分了解内情的人，上面也提到过，就是立陶宛著名作家维•皮亚特卡维丘斯，也开口说了话。有意思的是此人现在也正在受审。兰德斯别尔基斯对他提出了起诉，根据是作家在其轰动一时的《傻瓜船》一书中“侮辱”了当今极端民族分离主义领袖的老爷子。作家告诉读者，老兰德斯别尔基斯不仅同盖世太保，而且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过。维•皮亚特卡维丘斯在 1994—1998年曾领导过立陶宛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解很多秘密，为维尔纽斯惨案提供了新鲜有趣的证据。我要再次引用他书里的话。他写道：

    l月 13日之夜的遇难者应该归罪于兰德斯别尔基斯和布特卡维丘斯，因为是一个人出的点子，而另一个人下的命令，然后，几十个边防兵奉命换上便装，进入了电视塔。从上往下对人群射击的就是他们……我亲眼见到当时子弹碰到脚下的柏油路反弹起来。

    直到今天，这份证言也未能够迫使立陶宛共和国的任何一位政治家根据作家公开说出的真相，去向司法部门询问1991年1月维尔纽斯惨案中立陶宛人的死因。
    立陶宛的上诉审判也过去了——维持原判。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的迫害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引发了抗议浪潮。俄罗斯国家杜马各委员会、个别议员都多次向立陶宛领导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发发善心，释放这些老人和病人。
    事实上立陶宛又是如何做的呢？请看摘自2000年当地传媒中的一段话：“‘萨尤基斯’武装力量前领导人、政治犯布特卡维丘斯正在立陶宛监狱中慢死去，就连他的政敌都坚持他无罪。”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由于庭审过程已经拖了5个月，在“维尔纽斯1月13日案”中被立陶宛法院判处有罪的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应该是第一位活不到立陶宛上诉法庭作出决定的人了。这段时间一直是法警抬着他出庭。
    在法庭上要求对受审者施以人道，让他死在家中，死在妻儿的看护下的申请干脆未予理睬。眼下巴尔塔什亚维丘斯还在监狱医院，实际上神智已经丧失。按照医生及其亲属的话说；他已经毫无希望了。尽管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已生命垂危，他还是没有同意和“司法机关”签协议，用认错来换取赦免。“请转告同志们，我走了，虽然力已衰竭，但意志并没有垮。”他在最后一次出庭的前一天对妻子说。
    俄罗斯社会公众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遭受可耻审判并没有冷眼旁观，无论是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还是在判决之后，许多国家和社会活动家都请求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客观考量当时的局势。从立陶宛当局的正式书面答复中可以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些人处于政治上隔离的状态。
    让我引用兰德斯别尔基斯先生对俄联邦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回答：

尊敬的主席先生！
    今天，1998年7月 24 日，我收到了您寄给我的俄联邦国家杜马的呼吁书和6月 28日由您签署的国家杜马对此事件的决定。
    我们理解杜马对所有前苏联公民的关心，尽管并不适用于我国公民，因为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已经通过决定，指出1940年用武力强加于本地区亦即原住居民的“苏联国籍”不具合法性。至于布罗卡维丘斯和叶尔马拉维丘斯两位公民，一方面，他们的罪责由于人命关天而加重（上面提到的这两个人都为恢复苏联侵略而竭尽全力），另一方面，审判程序实际上也拖得太久。俄罗斯的司法机构在这里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他们拒绝帮助，完全不愿遵守也不同意俄—立两国之间现有协议中的条款。例如，杜马提到的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就从未对 1991年 1月的维尔纽斯事件出具过任何证词。我们由衷地欢迎国家杜马采取一切有利于立陶宛和俄罗斯司法机构友善合作的行动。
    关于赦免或更改强制处罚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立陶宛共和国议会统统无权处理。首先，这是属于国家总统的权限，而且赦免的决定只能由法庭宣布；其次，这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力。
    主席先生，请您相信，立陶宛共和国议会力求与俄联邦国家杜马达成完全的相互谅解，并将此视为发展两国关系、维护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保障。

    向国际组织提出的呼吁也没有得到重视，或者只是回一份公函敷衍了事。2004年末在斯特拉斯堡召开欧洲议会全体会员国大会，就在一月份会议即将落下帷幕时，有290位议员对“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历史学博士布罗卡维丘斯被囚案”发表了声明。该议会机构成员提醒欧洲人权保护组织，由于捏造的罪名，“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立陶宛共产党领袖、历史学博士米科拉斯•马尔吉诺维奇•布罗卡维丘斯教授正作为政治犯在立陶宛监狱受到长达11年之久的折磨。”
    欧盟各国议会签署了由乌克兰著名诗人和欧盟议会成员鲍里斯•奥列伊尼克发起通过的文件。签名的有荷兰、希腊、塞浦路斯、波兰、俄罗斯，甚至还有瑞典的代表。在该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政治家、波兰共和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亚斯科尔尼亚，政见极其保守的右翼分子波兰议长韦廖维斯基。
    文件中写道：“乌克兰等国家的议会，以及欧洲议会成员曾多次请求立陶宛领导人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把这位勇敢的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同时，欧洲议会还指出，“不能空口无凭地指控囚徒犯有叛国罪。一个自始至终忠实于本国宪法、忠于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苏联公民，不可能是当时还不被人所承认的立陶宛共和国的叛徒。同时，从具体事实来看，法院指控他参与杀人的判决在法律上毫无根据，证据也不充足。”
    应该公正地说，我们的呼吁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那里总能找到共鸣。这里援引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就贵方发来的请求援助俄联邦公民来茨凯维奇公民的呼吁书一事，我想就白俄罗斯的安排指出以下几点。
    1991年1月 13日维尔纽斯事件中的人质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身陷复杂的情况，对此我与您同样感到忧虑。
    白俄罗斯共和国正在尽一切可能，以便使立陶宛共和国当局对这些人作出人道主义的决定。
    1999年2月，白俄罗斯共和国国民大会众议院议员小组向立陶宛议会议员发出呼吁，请他们协助制止对一月事件参与者的司法迫害，把他们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今年 5月末得知，布罗卡维丘斯的健康每况愈下，必须立即实施心脏手术，我就布罗卡维丘斯到白俄罗斯进行治疗的问题亲自致函立陶宛共和国总统亚当库斯。
    重要的是，国家杜马和俄联邦政府都参与了此项工作。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能够使这些人的境况得以改善。
    我还想强调说，按照白俄罗斯的法律，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可以生活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

    2006年1月13日，布罗卡维丘斯在被监禁12年之后获得了自由。勇敢战胜不公——这就是他最近15年命运的写照。事实上，他在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所有同事都成功地完成了“前滚翻”，坐到了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的总统宝座上。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中，只有鲁比克斯和布罗卡维丘斯在捍卫自己的信仰上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精神。
    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们的迫害始于 1991年 8月 22日，当时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的领袖和立陶宛议会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决定禁止立陶宛共产党的活动，于是逮捕浪潮立刻席卷了整个共和国。那些不愿苏联被肢解，认为苏联是所有加盟共和国发展的保障，苏维埃政权是人道主义最高成就的人，都被投入监狱。
    布罗卡维丘斯不顺从，不肯像他的战友，共产党领导人布拉扎乌斯卡斯那样去为新主子效劳，而且当上总理后又成了万事亨通的商人。布罗卡维丘斯转入了地下。但是 1994年 1月 15日，正如前面所说，他和叶尔马拉维丘斯一起，在明斯克被立陶宛特工（以总检察长、当今的立陶宛议会主席保劳斯卡斯为首）绑架，带回了维尔纽斯。那次绑架是在白俄罗斯的“民主派”领袖们，主要是白俄罗斯议会主席舒什凯维奇（他仍旧披着“民主”的外衣）的鼎力协助下进行的。
    当时的白俄罗斯“民主派”拒绝了立陶宛共产党员要求政治避难的司法权利。自然，那天正在明斯克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不会对这起“国际主义恐怖行动”进行谴责。如今，白俄罗斯的反对党在指责卢卡申科不民主时，宁愿忘记自己领袖的犯罪行为。
    新立陶宛当局以捏造的罪名，把昨天的同志关进牢房以后，再从其北约主子那里得到免罪符和在立陶宛执掌政权的“封诰”。欧洲的这些国家，虽然个个都宣称自己“文明”，“讲理”，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种以暴力侵犯真理的行为是犯罪。没有一个国家的或国际的维权组织站出来保护这些无辜的人。时至今日，斯特拉斯堡法庭依然还没有审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就现今立陶宛当局起诉法律根据不足所提出的上诉。
    布罗卡维丘斯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坚定，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对自己的荒谬指控。他在狱中表现得也是这样百折不回。但他已是78岁高龄，还动过心脏搭桥手术。不过他虽年事已高，关押期仍得不到缩短，尽管在立陶宛有多少无可救药的刑事犯罪分子都可以获得“宽恕”而提前出狱。非但如此，在他动过复杂的手术之后，却仿佛要竭力掩盖什么，或干脆想将他毁灭，总是经常拉着他从普通医院转到监狱医院，再由监狱医院转到普通医院，或者是由传染病院转到监狱医院这么来回转院。在来回折腾的时候，教授的腿突然发炎，险些丧命。
    今天立陶宛的“社会精英”不敢把共产党的领袖布罗卡维丘斯从监狱中放出来！他勇敢地忍受了12年的牢狱之灾，丝毫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仍旧坚持自己的公民立场。
    为了证实我所言非虚，我想请读者看一看1999年11月布罗卡维丘斯从狱中寄给我的一封信：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寄来的书籍——《大动荡的十年》（1995年）和《重返政坛》（1998年），我非常愉快地读完了这些书。您的这些书使我感到非常充实。您在这些书中阐述的丰富思想将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和国家发展复杂进程的实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像您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拥护者。我坚信，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有社会公平。由于我参加了立陶宛共产党的活动，据说还因为我似乎怂恿了苏联领导人在立陶宛实施武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庭判处我12年监禁，对立陶宛共产党其他政治活动家判处的刑期各有不同。我和我的同志们对维尔纽斯区级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
    亲爱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和俄联邦国家杜马其他议员坚持真理和生活的真谛，感谢你们在我和我的同志们一生最艰难的日子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立陶宛人民的社会主义未来，相信立陶宛将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感谢您寄来的纪念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节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节日祝贺。祝愿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即将到来的2000年新年快乐，祝您生活万事如意。
    谢谢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谢谢您为保护我做的一切。谢谢您的善良之心。

    2006年1月，《苏维埃俄罗斯》报刊发了原立陶宛的监狱囚徒布罗卡维丘斯的一封信。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同志们！我虽因病无法出席苏联共产党——共产主义者联盟理事会全体会议，但能向你们作书面发言，感到非常高兴。我由于从事共产党的政治活动，而被长期监禁。但立陶宛资产阶级当局达不到目的，他们无法摧毁我的信念。我仍旧坚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坚持为社会平等、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立场。在狱中我经受住了复杂的心脏手术，它并没有把我搞垮。我仍旧很乐观，并坚信共产党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活动是正确的。

    不久前，一些患有反共狂躁综合征的立陶宛议会议员向俄联邦国家杜马发出倡议，请求恢复对据说应为维尔纽斯悲惨之夜的死难者负责的俄罗斯公民的追捕，其目的就是要再次让俄罗斯感到难堪，重新玩弄自己同胞的民族感情。何况，根据不久前发表的统计数字，已有超过60％的立陶宛人公开表示：“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更好！”
    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不仅仍在继续，当局还在寻找各种理由，改换方式，使不合他们心意的、有不同看法的人受到经常性的迫害。瓦列里•伊万诺夫的命运就是个例子。
    瓦•伊万诺夫生于立陶宛的考纳斯市，受过高等教育，历史学硕士（毕业于华沙大学）。儿子由他抚育，他既当妈，又当爸，因为妻子在儿子两岁时就去世了。家里只有衰老多病的母亲和他的儿子。

    1991年11月27日早晨，他在送儿子上幼儿园（当时小孩儿只有5岁零10个月）时被捕，被投进维尔纽斯市预审监狱。当时的立陶宛总检察长保劳卡斯称，理由是“躲避审讯”，逃避对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事件的调查。瓦•伊万诺夫以日记的形式，在1996年莫斯科出版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监狱里的伙食条件、调查程序、护法机构对被侦讯人的态度、调查期限等等。
    “伊万诺夫案件”的司法审理程序在伊万诺夫被捕后过了271天才开始进行——他们竭力寻找用于起诉的条款。需要提及的是，俄罗斯公民如此长时间被关进监狱，既不审讯，也没有结论的事实，并没有让俄罗斯和西方的任何一个护法机构感到不安，新闻媒体上甚至连个声明都没有。俄罗斯司法机构的代表也没有出庭监督诉讼进程。
    最终，根据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70条——对伊万诺夫成立反国家组织并参与其中的活动进行起诉。硬给他安上了在1月13日维尔纽斯悲惨之夜杀害一名“立陶宛爱国者”的罪名。但是，由于这起诉讼案过于荒诞，连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国家公诉人都拒绝了这种司法迫害。向法庭提交的所谓建立反国家组织的起诉书也同样荒谬，因为瓦•伊万诺夫是立陶宛的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领袖，这是一个从1989年起由立陶宛当局正式批准登记注册的组织。
    “统一”组织没有任何军事化组织机构，甚至没有工人纠察队队员。该组织只是利用大家都熟悉的政治资源进行活动：罢工、纠察线、示威游行、报纸、传单、群众游行等等。案件材料里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在维尔纽斯惨案中起了组织作用。为了以某种方式公开诋毁“统一”组织的领袖，立陶宛总检察院耍了个花招：把“伊万诺夫案件”和另一起针对苏联爱国者的案件绑到了一起。青年无线电爱好者被指控在1991年11月7日想通过电台向立陶宛居民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4周年纪念日，还差点儿被跟踪到森林里的立陶宛警察打死，因为其中一个“无线电播音员”在实施逮捕时进行了抵抗。警察还以奇怪的方式在“无线电播音员”的汽车里“找到”了一支属于1991年7月30日米亚季宁海关检查站某被害人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正如早就料定的那样，法院既无法查明瓦•伊万诺夫和“无线电播音员”小组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证明他和该案其他被告有联系。此例充分证明，是立陶宛总检察长帕乌拉乌斯卡斯，以前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捏造了这起案件。
    经过76次庭审，控方顽固地要证明瓦•伊万诺夫及其“同案犯”——“无线电播音员”扎戈耶夫、奥尔洛夫、斯莫特金、绍罗霍夫，特警队员博贝廖夫、维尔纽斯市党委书记纳戈尔内和民兵队长康德拉绍夫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犯有罪行，实际上这个共和国当时还根本不存在。
    为了对法院审理的那套作风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请允许我引用一段瓦•伊万诺夫的日记，它登载在前面提到过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

    1994年4月19日，星期二，第73次开庭：
    今天法庭上演了一出白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导演策划，可称之为《纳粹在谴责！》的闹剧，全长1小时25分。这段时间，在立陶宛共和国最高法院法官们面前，在我们所坐的笼子对面，出现了41名所谓的社会公诉人，其中有16人要求把我们枪决，其他人要求“根榜法律判决”或“赔偿物质损失”。只有一位叫瓦廖尼克的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由于目睹了一月之夜电视塔旁发生的一切，所以说：“如果他们有罪，上帝会审判他们的。我豁免他们。”
    对于那16个要求对我们处以极刑的人来说，我们都不是人。按照推理，所有这些“社会公诉人”都支持立陶宛当局的规则：“谁反对立陶宛共和国独立，谁就是‘劣等人’，应该在肉体上把他们消灭。”

    好熟悉的动机。在法西斯德国，对政敌持有这种态度，就可以加官晋爵。这不由得又一次让人们想起1990—1991年间发生的事情，想起立陶宛领导人反对苏联的讲演、号召和行动，当时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有义务服从苏联宪法和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那些宪法还没有被废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可从未想过要因为他们的讲演和号召而把他们都投进监狱，对他们立案侦查等等。
    1994年4月29日的第76次开庭，对瓦•伊万诺夫作出了判决，认定他违反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70条，被判监禁3年零6个月，在强制劳改营服刑。扣除预押的时间，瓦•伊万诺夫还要在监狱里熬上7个月零21天。和此案相关的其他同志也被处以不同刑期的监禁。
    判决宣布几天后，瓦•伊万诺夫被押送到普拉维尼什斯克强制服劳役，1994年10月6日被释放。
    就这样，被判在维尔纽斯一月事件中犯有反国家罪的瓦•伊万诺夫在立陶宛监狱中服满了规定的刑期。
    在狱中，瓦•伊万诺夫在俄罗斯大使谢尔盖•扎格里亚德斯基的帮助下接受了俄罗斯国籍。获释后不久，他就在自己的出生地立陶宛履行了法律手续。同所有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公民一样，他也需要居民身份证。
    出狱后不久，瓦•伊万诺夫在当地报纸上对记者发表了几次谈话，谈话中表达了自己对立陶宛政治局势的看法。不知是瓦•伊万诺夫在狱中和诉讼中的“同案犯”，还是他这个人让立陶宛当局感到害怕。他们决定摆脱这个“不合心意的分子”。各位一定记得那句著名的警句：“没有人，就没有问题！”
    他们建议瓦•伊万诺夫在30天内离开立陶宛共和国，要求他在1995年1月22日之前执行，否则就面临被驱逐出立陶宛，5年内无权再返回该国的危险。这是市移民处亲手交给他的命令。还有五位与“伊万诺夫案件”相关的人，也被驱逐了，他们是康德拉绍夫、奥尔洛夫和肖罗霍夫，以及另外两个已经“被发配”到俄罗斯的人。
    立陶宛的媒体当时刊登了共和国著名政治家就伊万诺夫被驱逐到俄罗斯发表的观点。
    “瓦•伊万诺夫早就应该从立陶宛被赶出去，并把这个问题忘掉。最好能把他和拖延驱逐出境的内务部长罗马西斯•瓦伊特亚库纳斯一同赶出去。”立陶宛自由联盟主席维塔乌塔斯•舒斯塔乌斯卡斯如是说。
    独立党领导人瓦立扬基纳斯•沙帕拉斯声称：“伊万诺夫在我国无事可做，再说，他也不想停止自己的反宪法活动。”
    “1月13日进行过犯罪活动，而且还反对立陶宛独立（？！）的人怎么能生活在我们的国家。”议会中右翼报业的代表拉斯•拉斯塔乌斯科内的观点也是如此。
    1995年1月，前“统一”组织的几位领袖伊万诺夫及其同志向立陶宛内务部长递交了对市移民处决定的申诉，并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
    1996年5月，伊万诺夫来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出版社为其《立陶宛的监狱》一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该书在国家杜马送给了议员和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伊万诺夫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有对维尔纽斯1991年一月事件的亲眼所见，表达了他在1991—1994年整个调查和审判期间所持的观点。在参观国家杜马期间，瓦•伊万诺夫会见了“人民政权”议员党团领导人雷日科夫，杜马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及其他议员。
    瓦•伊万诺夫很快便感到了新闻发布会的反响。6月中旬，立陶宛总检察长弗•尼基吉纳斯通过媒体宣布：“目前总检察院正在进行认真调查，其间将对瓦•伊万诺夫在杜马的讲话以及其他材料进行详细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将决定追究伊万诺夫责任的问题。”
    1997年 7月，维尔纽斯法院“以诽谤罪”判处瓦•伊万诺夫强制劳役一年，并向1991年 1月 13日的 7位死难者家属偿付民事诉讼费 7万立特（约两万美元），因为这些家属觉得受到了“侮辱”，正像法庭“查明”的那样，伊万诺夫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在那个悲惨的夜里死于苏军之手。判决宣布后，法庭立刻给伊万诺夫戴上了手铐，就像对待罪恶的杀人犯那样，又把他送进了监狱。
    1997年 9月维尔纽斯的上诉法庭举行二审，仍旧维持原判。这次庭审为伊万诺夫进行辩护的是亚历山大•克里格曼，莫斯科州律师委员会成员。他在发言中对判决书援引的 1996年 5月 21日伊万诺夫发言速记稿表示异议。对该文件进行的研究表明，杜马没有这份东西。那里只有一份新闻发布会的简报。编辑、整理这份简报的人是谁，他转达被告的意见究竟准确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说这一点只不过是个表面问题。1997年10月由《立陶宛信使报》刊登的克里格曼律师的演讲才道出了对伊万诺夫的原则态度：

    今天谁也无法明确说出那些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丧生的。情况只能根据每个死者死亡情况的详细事实，经法庭依法判决后方能生效。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判决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根据个人观察和文件来发表对事件的看法。我援引一个著名的司法案例说，尽管沃伦委员会确定了肯尼迪总统死亡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最近 20多年来各种各样人物对其死因的种种说法。1991年 1月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一定也会是这样，它将成为历史学家、政治家、新闻记者、司法界人士关注的目标。
    判决书中写道，伊万诺夫“做这一切的动机是出于对立陶宛国家的仇恨”。这不符合事实，我的当事人也坚决否认有这种动机。况且，在追究被告责任的命令中和应该详细列举被告人违反法律的起诉书中，也并没有对仇恨立陶宛共和国动机的证明。法庭把此点写入判决书，超出了公诉范围，是文明诉讼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判决书中还断言，伊万诺夫知道立陶宛共和国对所述事件的官方评价。简而言之，就是指伊万诺夫无权对事件作出不同于国家的评价。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也都经历过。这是对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人权的最粗暴的践踏，也违反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宪法……
    ……上述各点导致的结论是，瓦•伊万诺夫的诉讼案是政治案。作出的判决残酷无情，显然是在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

    上诉法院批准了对伊万诺夫的判决，它的这一决定是它固持己见的铁证。
    1997年9月，伊万诺夫被发配到阿利图斯强制劳动营，当月末，伊万诺夫的母亲收到儿子的来信说可以探视，并可转交食品。10月4日，伊万诺夫的母亲带着小孙子和食品前往探视，但被拒之门外，代交的食品也不接收，因为伊万诺夫不服管教，正在接受惩罚，不许他进入会见刑事犯的营区。
    的确，伊万诺夫自到劳动营后，并没有进入刑事犯的监管营，因为，正如所知，该营中有 300多名刑事犯都感染了艾滋病。此外，作为一名政治犯和外国公民，他又要求当地监狱行政管理部门按立陶宛现行关押囚犯规则把他安置到另一个地区。可是他不但没有得到照顾，反而被关进了单人禁闭室，即强制区，半年内失去了所有应得的待遇——他没有暖和的被子、暖和的外衣，不能听收音机，不能收探视带来的物品，不能与母亲和儿子会面。“秋天，牢房里只有15度，阴冷潮湿，每隔 10分钟就要走一走，暖和一下——这是中世纪的刑法。”他为此写道。该牢房的面积只有0.78×2米这么点大！
    让我把瓦•伊万诺夫写给他母亲的信引在下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解释，太恐怖了。

    立陶宛、阿利图斯，监狱 11号牢房（来自坟墓的信件）
    最亲，最爱的妈妈，你好！
    这已经是我在这可怕的牢房中写的第二封信了。从面积来看，这就是一座坟墓，差别仅在于这里不是地下，入口处——门旁边有一个臭“马桶”（进门要跨过“马桶”）。这就是我在法庭的抗议中提到的那间牢房。在这间没有取暖设施的墓室里（有一组暖气片，但它是冷的），有一张可以从墙边放下来摆在地上的板床，它根本不是人睡的床，而是摆放棺材或尸体的停尸台，太压抑了。一股霉味，不见天光，夜间老鼠不停地乱窜——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名字就叫做墓穴。
    上次出庭回来后，我在这里又过了5天。我尽量把这里整理得像个人待的地方。想到在这座活人墓里还有别人也生活在类似的条件下，我的心又振奋起来。人毕竟是一种群体动物。甚至进了坟墓，只要一想到旁边还有人也待在这活人墓里，一样也在忍受，也在故意跟那些折磨自己的人对着干，只要一想到我在这里离他们不太远，同样也是躺在这么一张灵台上，还活着，还没有被打垮，其实是为了讲原则才把这么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扛到自己肩上，心里就轻松了许多。
    看守们总是很难过地对我说：“伊万诺夫，转到刑事犯的监禁营去算了。”怎么跟他们这些天真的年轻人说呢？我只能沉默，无言地接受从牲口槽里打出来的那份口粮，等待着每天唯一的乐趣——30分钟的放风时间。那时我就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用力做操，让全身的血液都奔流起来，让心脏、肌肉都紧张起来……谢谢你很快就寄来的这个邮包，有报纸，有油笔芯，还有纸。东西全部收到，看报真是一种享受。
    紧紧地拥抱你，吻你。你的儿子瓦列里。”
                                               1997年 12月 28日。

    按照“文明的”立陶宛政治家的意图，这个人权保护者本该死在那里。但是，俄罗斯公众对他的命运极其关注，致使他们无从下手。
    总之，正如所见，在如此“民主”、如此“文明”的当代立陶宛，只要你向往真理，只要你敢对官方的规定产生怀疑，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不仅你的人身自由会受到威胁，就连生命也极其危险。布罗克亚维丘斯对瓦•伊万诺夫的评语非常简短，但含义深刻：“够格的人！”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崇高的评价。
    在法院和监狱的通力合作下，一度被视为波罗的海沿岸最强大的左翼反对党目前在立陶宛遭到了彻底镇压。眼下，立陶宛当局没有新的敌人可找，为了清算那些不合心意的人——便开始在自己人当中找上了旧日的克格勃人员。
    像外交部长瓦廖尼斯这种昔日立陶宛“欧洲大西洋主义”的“大亨”，如今也列入了被怀疑者的名单，此外还有议会副主席皮基亚柳纳斯、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局长波秋斯（他不久前才就任这个职务），也紧随成功地把帕克萨斯总统“赶下台”的劳林库斯之后上了名单。据立陶宛新闻界公布，仅1989年的克格勃名单上就有324个男子的姓名，其中波秋斯名列第218位；瓦廖尼斯居第289位。预计整个“克格勃后备干部”的名单都将被公布出来。为了认真调查立陶宛这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在劳动党成员帕别金斯卡斯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议会委员会。立陶宛共和国的“猎魔行动”开始了！

    爱沙尼亚当局和拉脱维亚一样，首先开始对居住在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动手，不仅对他们的社团歧视，而且对为权利平等而斗争的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社会活动家进行迫害。为证明此事，我举1992年1月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会长奥列格•莫罗佐夫“案件”为例。
    从出生起一直居住在爱沙尼亚的莫罗佐夫（他的三个孩子也都出生在塔林）拒绝承认爱沙尼亚当局有权根据1992年通过的法律而剥夺他的权利。为此，他和其他数万人一样，被宣布为不合法的人。
    1996年，安全警察人员穆鲁来到“少先队员”工厂干部处，之后，莫罗佐夫就被解雇了。他被指控在强制迁出俄罗斯公民沙乌姆亚诺夫多子女家庭时反抗警察，这一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从1996年一直继续到1997年。一桩表面上的日常民事小案子，居然有好几个政治警察的侦查员介入进行调查。莫罗佐夫后来被法庭宣告无罪，因为他只不过是保护了被警察毒打的少年。
    从1997年到2000年，对莫罗佐夫又提出了一项新的刑事指控——说他挑起政治纷争，其表现就是莫罗佐夫在参加退休人员纠察线活动时，举的牌子是“打倒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种族隔离”。这个案子又是由政治警察提出指控的。法庭再次宣告莫罗佐夫无罪。
    国籍和移民局于1999年和2000年曾两次向莫罗佐夫发出让他从爱沙尼亚离境的正式命令。1999年 8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非法逗留”）的法令，并经行政法院判决，莫罗佐夫入狱20天。其间他一直以绝食表示抗议。过了一年，2000年7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的法令，行政法院又把他送进监狱蹲了5天。他再次以绝食抗争。
    在马特维延科与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会见前夕，我作为国家杜马议员，向俄爱政府间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致信，请她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
    下面是俄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古萨罗夫给我的回信：

    鉴于您向俄联邦政府副总理马特维延科提出关于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主席莫罗佐夫被捕一事，现通报如下。
    马特维延科在同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于今年7月4日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爱政府间经贸、科技、社会、人文、文化合作委员会两主席会谈框架内，郑重地提出了莫罗佐夫的问题。她强调说，爱沙尼亚当局的官方行为，其中包括监禁这位俄罗斯公民的行为，带有对俄罗斯不友善的色彩，对俄爱双边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政治和社会组织、我国的个别公民都曾多次致信为莫罗佐夫进行辩护，外交部也发表过尽人皆知的声明。马特维延科呼吁拉尔在决定莫罗佐夫的命运时，体现出友好的意愿。
    拉尔确认，在力争使莫罗佐夫得到爱沙尼亚居民身份证的同时，爱沙尼亚当局还要履行现行的法律要求。从爱沙尼亚方的陈述可以得出结论，爱沙尼亚共和国官方集团对围绕莫罗佐夫发生的矛盾根本不感兴趣。
    俄罗斯外交部将根据现有的原则决定，考虑到我国公民和同胞在爱沙尼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调整与爱沙尼亚的关系。

    在马特维延科对拉尔强硬地提出停止迫害莫罗佐夫家庭的问题之后，曾经 “平静”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地方当局就决定施加经济压力。开始，出于政治考虑把莫罗佐夫在学校里教俄罗斯语文的妻子裁掉了。
    莫罗佐娃是学校中最有能力的教师之一，她的学生在俄语和文学奥林匹克竞赛中经常获奖。但是有人却给学校领导打报告，说她教的班级对爱沙尼亚国家不忠诚。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失去了最后一点生活来源。
    由于莫罗佐夫不可能找到正式工作，所以家里欠下了数目不小的房费。国家房产局在一年半时间内曾三次约莫罗佐夫谈话，在莫罗佐夫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的申请被拒绝后，又曾三次对他课以罚款，每次的罚款额都是 6000克朗。因为莫罗佐夫没有缴纳这些罚金，国家房产局于是把文件转交法庭强制执行。房产部门的官员宣布将把莫罗佐夫的住宅卖掉抵债。
    莫罗佐夫一家居住的集体楼房管委会主任收到当局有关部门的建议后，决定通过法院来索债，实际上就是要把住宅廉价卖掉（为了抵债），把一个拉家带口的家庭赶到大街上去。

    爱沙尼亚当局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推行将不合心意的俄罗斯人从国内“迁出去”的政策。莫罗佐夫的凄凉事件就是例子。他既没有亲属，也没有住房，更没有生活来源，他甚至从没有跨越过俄爱边境，他真诚地相信，他完全有合法的理由居住在这个出生并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度里，他根本就没有一点额外的奢求。
    发生在莫罗佐夫身上的这一事件，就是爱沙尼亚的所谓“非法居留”问题的表现。这个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它涉及数万人，这些人既不可能，也不情愿按当局的规定来履行所谓的国内居民合法化的要求。爱沙尼亚当局对莫罗佐夫境况的态度将导致一个极端危险的案例。他所触及的是一大批所谓“非法外国人”的命运，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是说俄语的少数族群。
    对于安全警察来说，爱沙尼亚的抓捕季节还在继续。1999年12月份，塔林逮捕了一位有名的人权保护者，他就是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领导人彼得•罗若克。他曾先后15次被投入监狱。
    应该说，彼得•罗若克生来就是个为公平而奋斗的战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他在揭露塔林当局的住宅骗局时，就受到过迫害。现在，爱沙尼亚的两面派把苏共党证换成了爱沙尼亚的议会代表证，又在继续折磨他。
    1991年以后，罗若克由于经常为遭到野蛮歧视的俄罗斯人打抱不平而多次被投进监狱。1994年他甚至被强行带到精神病院检查。秘密警察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敢同爱沙尼亚国家的镇压机器斗。算他有幸，爱沙尼亚的神经病理学家认定罗若克完全健康。
    1995年3月，罗若克曾被强行逐出爱沙尼亚，但是，在俄联邦国家杜马的大力帮助下，法院被迫撤销了此项非法决定，使他得以回到家人中间。此外，他还打赢了这场官司，迫使当局为他支付了补偿金。
    然而，卡博（我提醒一下，就是爱沙尼亚的安全警察）并没有停止行动。半年前罗若克又被指控酒后驾车冲向警察的汽车。不过后来才搞清，原来当天晚上他根本就没坐在车里，医学鉴定也证明他的血液中不含酒精。现在，又有人指控他敲诈勒索。那是个多次用以对付爱沙尼亚俄罗斯组织的证人。
    这是一个漏洞百出，实际上全靠挑衅者的供词支撑的案件。但问题实际上却比乍一看来要严重得多。促使狠狠整治罗若克的不单单是警察的报复心理，而且还有长期的战略意图。最初的计划是把俄罗斯的这些社会团体隔离起来，可是后来又打算彻底摧毁它们，并以听从秘密警察控制的傀儡机构取而代之。对罗若克这样一个坚韧不拔、意志坚定、无法收买、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与当局做交易的人进行迫害——这只是镇压措施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经常粗暴践踏人权和少数族群的权利，政治犯的人数也在上升，还产生和培养了一批对德国法西斯有好感的人，谁反对他们，他们就跟谁斗。然而，欧洲共同体和欧盟不但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反而利用这一点煽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反俄情绪，使这些国家变成仇俄地带，沿我国边界建立一条新的“隔离警戒线”。他们一方面经常严格要求俄罗斯遵守“人权”，例如在对车臣匪徒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却又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其实这些国家正在逐渐演变为极权制度，一种看似全新的，实际上被整个人类所谴责的，臭名远扬的种族隔离制度。
    这些复杂的诉讼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似乎只是对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领袖一次又一次的逮捕。彼得•罗若克出身于一个拥有光荣革命和战斗传统的家庭，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的儿子，是这两个民族的化身。他一个，莫罗佐夫一个，还有他们在这三个共和国中的同志们，上面讲到的这些人，都在为说俄语的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他们正在为反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和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而战斗。

                            可耻审判：卫国战争老战士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当局在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进行迫害，判处其中一些人长期监禁之后，又发动了一场针对过去的老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机构老战士的审讯。
    人们很自然会问：这些高龄老人眼下还能构成什么威胁？答案非常清楚：我要重申再重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正在竭尽全力证明，似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被苏联“侵占”的：入侵者就应该受到惩罚，其继承者应该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赔偿。虽然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怀有仇恨，但由于他们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状况，其领导人未必敢冒险独自迈出这一步。所有这一切再次说明，他们是在唱别人给的词儿，都是曲意逢迎欧洲和大洋彼岸朋友们意志的操刀手。因此他们才会闹出一场又一场对卫国战争老战士可耻的审判来。
    这种主要针对前苏联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局老战士的诉讼，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都展开了。拉脱维亚开始于1995年，立陶宛开始于1997年，而爱沙尼亚的第一桩诉讼案始于 2001年。
    我想着重分析一个最著名的诉讼案。1998年8月，拉脱维亚共和国护法机构逮捕了 75岁的退休上校瓦西里•马卡罗维奇•科诺诺夫，因为此人在二战期间曾是游击队指挥官，同拉脱维亚境内的法西斯打过仗。
    1944年5月，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处于希特勒警察局监督之下的拉脱维亚卢德金区小巴特村村民把一小队游击队员诱进村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交给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把这些人全部杀害。游击队决定为自己的战友向法西斯帮凶报仇雪恨。当游击队开进居民区时，迎接他们的是农庄主猛烈的炮火。战斗开始了，打死了9人，据说是平民。是法西斯分子向他们发放了用以“自卫”的武器。众所周知，德国人是不会把卡宾枪发给普通农民的，只发给辅助警察。
    2000年1月，里加的区级法院宣布二战老战士、前游击队员克诺诺夫是“战犯”，判处他6年监禁。
    对鲁比克斯进行的政治审判也是一样，即使是国际法准则遭到明显破坏，拉脱维亚当局也依然要为所欲为。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讲，法庭根据1993年拉脱维亚刑法条款认定科诺诺夫有罪的行为，在1944年5月27日根本就不应受到刑法的追究。
    拉脱维亚当局，特别是司法界人士都很清楚，根据1948年12月10日的人权共同宣言，“任何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认定为犯罪行为。”拉脱维亚在退出苏联之后接受了上述宣言，把国际法准则纳入本国法律，并以此确认，此前此项国际法准则在拉脱维亚刑法中缺失。亦即承认：拉脱维亚刑法中规定应受到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只能发生在1993年对该法典作出相应补充之后。因此，依据拉脱维亚1993年通过的“战争罪行”条款对科诺诺夫进行判决，是对人权共同宣言的粗暴践踏，因为该条款对1944年是无效的。
    里加法院的判决使许多国家的老战士和群众团体异常激愤。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英雄进行迫害在俄罗斯引发了特殊反响。这项法院判决不仅使老战士，还使各国家权力部门首先是国家杜马感到震惊。国家杜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国家杜马不止一次发表声明和呼吁，指出拉脱维亚当局的犯罪企图是要对国际社会所遵守的纽伦堡法庭的结论和原则加以修正，实际上是企图对二战结论翻案，为法西斯主义辩护。
    国家杜马曾多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拉脱维亚的亲法西斯极右势力持续不断的活跃行动，正在把好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拉脱维亚当局对俄联邦外交部就拉脱维亚审判反法西斯老战士科诺诺夫所作的声明的反应，证实了拉脱维亚正在形成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政治制度。
    国家杜马要求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同任何企图为法西斯主义和好战的民族主义翻案的行为划清界限，坚持尽快重新审理科诺诺夫案件。

    拉脱维亚高级法院就前游击队员科诺诺夫上诉一事认定，该案起诉理由不充分且证据不足。老战士获得了释放。
    2000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审查并满足了瓦西里•科诺诺夫的申请，给予他俄罗斯国籍。俄罗斯总统指出，这不仅是对个人申请的回答，而是对为战胜法西斯作出重要贡献的军人应有的尊重。
    2003年4月，拉脱维亚总检察院再次对科诺诺夫一案进行审理。在拉脱维亚的雷泽克内市，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开始再次审理对瓦西里•科诺诺夫的刑萨诉讼。科诺诺夫仿佛是在受到命运痛苦的嘲弄，他出生于离这座小镇不远的地方，在那里成长，从那里出发参加游击战，成为游击队优秀的爆破手，颠覆过约20辆法西斯的军车。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竟又在那里作为战犯坐在了被告席上。
    2003年，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又一次——已经是第三次对经受了诸多磨难的80岁的卫国战争老战士、俄罗斯公民瓦西里•科诺诺夫的案件作出判决。这一次法院复审把对前红色游击队员的战犯起诉改为……“抢劫”起诉，“由于时间过久”，科诺诺夫没有为此受到惩罚。
    在讲述这个对现代拉脱维亚来说很典型的科诺诺夫“案件”时，最后我要引用克麦罗沃州州长阿曼•图列耶夫的话，他曾多次发言为这位老游击队员进行辩护：

    对于这位把青春贡献给反法西斯斗争的老人，还要把他折磨到什么程度呢？！里加居然卑鄙到了试图修改纽伦堡结论的地步。可是俄罗斯呢，身为这个过程的参加者之一，却一言不发。难道上一次战争中的英雄已经被人遗忘了？难道我们为了西欧国家的自由而大量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浇灌这些国家土地的事实全都被遗忘了吗？！还有一件事也非常奇怪：一个迫害解放者老战士，为刽子手帮凶洗刷罪名的国家，西方居然要张开双臂去拥抱它，对它的恶行无动于衷。或许，在富足的，温情脉脉的欧洲，奥拉杜尔、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贝格列森这些集中营，都已经被遗忘了？！也许对于欧洲来说，苏联、英国、美国解放者国家的士兵的功绩已经成了远古的历史了？也许他们觉得往日党卫军拉脱维亚特种兵团的人今天搞的阅兵式只是化装游行，对他们不必在意？不，任何人都无权忘记这一切，无论再过多少年也无权忘记。
    当然，如今的时代要人道得多了——在法西斯入侵的年代，年轻的游击队员科诺诺夫要是落到法西斯手上，还不得严刑拷打，受尽折磨，不经审判就得上绞架？现如今在“民主的”，拉脱维亚，对残疾老军人“充其量”，不过是在法庭上迫害迫害而已。
    我想提醒一下，科诺诺夫是俄罗斯公民！我曾多次呼吁我国领导人对那些侵害我国同胞权利，通过法庭对我国老战士进行迫害的国家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包括经济制裁。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居住在独联体和独联体国家以外的成千上万名我国公民应该相信，俄罗斯没有忘记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随时准备帮助他们。否则，那些活着的人不会原谅我们，牺牲的英雄们也会诅咒我们。
    另一位名叫瓦西里•基尔萨诺夫的85岁的前游击队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拉脱维亚接受审讯时心脏病发作了。在法庭看来，这位前苏联克格勃少校和前线战士被指控战后参与了非法把该共和国居民流徙到西伯利亚的行动。瓦西里•基尔萨诺夫案件始于1999年11月，他当时就遭到逮捕，并一直到死都在押。尽管他重病缠身，但拉脱维亚司法机关仍然不肯放过老人。直到这位前线战士去世，才为这起“案件”画上了句号。
    还有一起针对83岁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古拉•拉里奥诺夫的审判。起诉的罪名是种族灭绝，由于他参与了1949年把500人从拉脱维亚流徙到西伯利亚的行动。这位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被判处5年监禁（检察长要求判8年）。战争年代，拉里奥诺夫在拉脱维亚步兵师同法西斯分子厮杀，负了伤，还荣立了战功，这些对拉脱维亚法庭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事实上是，迁徙出境的决定并不是拉里奥诺夫，而是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和检察院作出的。
    受到司法判决人员的名单很长。有该共和国前国家安全部长阿里冯斯•诺维克斯，1908年生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死在狱中。有米哈伊尔•法尔布图赫，也是前肃反工作人员，残疾人，服满了两年的刑期。有叶夫盖尼•萨温科，被判处拘役1年零3个月。有尼古拉•泰斯、雅尼斯•基尔施泰因斯和特洛菲姆•雅库绍诺夫，他们都在等待法院审理。
    在拉脱维亚，“猎魔行动”的对象仅仅是那些执行军务和公务的人。但该国的法西斯刽子手却仍旧逍遥法外。难道拉脱维亚当局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在战争期间屠杀了几十万平民和战俘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战争期间参与屠杀3万平民的纳粹战犯卡雷斯，是拉脱维亚法西斯分子阿莱斯手下的保安处拉脱维亚警协队的刽子手吗？
    为了纪念加入“文明欧洲”这一重大事件，拉脱维亚在列斯滕这个小地方为党卫军兵团修建了一个纪念性建筑物，开工典礼时还伴有军乐队和男声合唱队的演出，并通过电台和电视进行现场直播，拉脱维亚文化部长也公然出席。他们就是这样，以示威和挑衅的方式对纽伦堡法庭所明确认定的党卫军是犯罪组织的历史决议进行修改。
    欧洲却在沉默！

    为了让历史事实服从于自己的需要，单方面先入为主地评价史实，2002年6月，爱沙尼亚议会通过了“关于爱沙尼亚占领制度违法行为”的文件，其中苏联强力机构在共和国的所有活动都被认定为违法。
    根据这个文件，共和国护法机构从2002年9月起开始对年迈的肃反工作人员老战士提起刑事追诉，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共和国一样，宣布他们犯有“反人类罪”。
    第一个坐在审判席的是爱沙尼亚前肃反工作人员，爱沙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老战士，77岁的俄罗斯公民弗拉季米尔•别纳尔特；稍后，以同样罪名被起诉的是尤里•卡尔波夫，也是俄罗斯人；第三个——还是俄罗斯公民，斯捷潘•尼科耶夫。在爱沙尼亚法律面前，他们三个人都要为参加 1941—1949年的迁徙出境行动和与武装匪徒和法西斯帮凶“森林兄弟”作斗争的行动受到惩罚。
    从母系来看，弗拉季米尔•别纳尔特是俄罗斯人，在独立的爱沙尼亚执政者眼里，他的“罪行”又加一等。1953年他担任民警局科长时，曾下达过消灭抢劫当地商店，以恐怖手段恐吓百姓的匪徒的命令。如今的爱沙尼亚却以他下达过消灭这三名今天被称之为“民族英雄”的恐怖分子和“森林兄弟”的命令而对他提起公诉，并威胁要判他 8—15年。目前别纳尔特得了中风，他的一只胳膊已经无法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在正式声明中非常公正地指出，在爱沙尼亚，“对二战期间及战后时期国内各种事件带有政治色彩的主观评价”占有统治地位。
    或许，有人能见到或听到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西方监护人中，会有人出面也就这种状况说点类似的公道话？我想，过去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
    让我再就这个题目，简要地提一下立陶宛所发生的情况。1999年6月，法院对刑事案“人民保卫者”一案作出判决，判处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巴尔托谢维奇、库拉金、苏里宁、沙卡里斯监禁，因为战后年代他们曾同武装匪徒“森林兄弟”进行过战斗，保卫了立陶宛苏维埃人的和平劳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死在了立陶宛的监狱里。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检察长克列姆波夫斯基，以及前波罗的海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一些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在开庭前就已经故去。
    在为本章的叙述进行总结时，我想再次强调说明：上世纪90年代，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初都是些打着民主旗号为主权而斗争的人，后来他们又采取卑鄙的手段，开始对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进行迫害，对他们提起政治诉讼。90年代下半叶，他们开始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老战士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加盟共和国护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大肆进行迫害，对他们提起控告。与此同时，却对德国法西斯帮凶们“平反昭雪”，对他们的“功绩”予以肯定。在此期间，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不断壮大力量，他们在新一代和国际社会的面前，给苏联拯救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事实抹黑，竭力否定这些国家在加入苏联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一个新水平的事实，把苏联说成是一个“入侵者”。
    不，谁要是不想学习历史，也不善于学习历史，就无法从历史学到任何东西。遗憾的是，为此受到惩罚的总是普通百姓，而那些人，却以人民的名义掩盖个人利益，为无法无天的行为辩解。
    这些先生忘记了哲人在圣经中说的话：“你们怎样议论人，也必怎样被议论。你们怎样度量人，人也怎样度量你们。”（马太福音第7章l—2）
             
 

                          第9章“独立”乌克兰的怪现状

                                  奔向“独立”

    对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乌克兰的态度有点不一样：这个共和国由全国公认比较得力的领导人谢尔比茨基领导，日子比较好过，并没有率先大肆宣告变革开始。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首先必须完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这种相当成熟的必要性，在实行起来时居然会成为威胁到苏联存在的整个政治基础的一颗地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关于“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不过被看成是向他所青睐的西方在努力表现一下自己罢了。
    形形色色在改革口号下追求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反苏目的的运动、阵线，长期以来在乌克兰未得到广泛支持（乌克兰西部加里西亚各州除外）。
    然而其他一些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阿拉木图、费尔干纳、杜尚别）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充当“教师爷”的密使们的定期来访，使当时还不敢公开发表言论的“独立斗士”们深受鼓舞。在此之前，所有这些运动还都披着拥护改革的外衣。
    甚至当时已经成立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鲁赫”（乌克兰人民改革运动）在其纲领中也声称，它是“全民赞同和支持由革命的、创造性的党所发动的改革的体现”，是“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联盟的新形式”等等。
    应该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基辅还是在大多数州，“鲁赫”都没得到官方承认：人们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人搞到了一起。给“鲁赫”发放通行证的正是那位改革的总头头。
    戈尔巴乔夫在参加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解除谢尔比茨基中央第一书记的全会（1989年9月份）之后，在街上与“鲁赫”领导人相遇，这些人向他告状，说不许他们登记注册。鲁赫分子把他吹捧了一通，说是如何如何爱他，如何如何尊敬他，戈尔巴乔夫听完之后，“建议”不要为自己这批新冒出来的拥护者在登记注册问题上设置障碍。站在一旁的谢尔比茨基只能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在苏共中央工作时对谢尔比茨基深有了解。他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中央书记，我喜欢这个稳健的、具有不屈不挠性格和坚定信念的人。
    关于这个人可以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但我只想谈其中的两件。1986年5月份，当政治局讨论反酗酒政策决议草案时，他所持有的是相当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提出这个草案的害处要比好处多。但是很遗憾，他和与他持有类似看法的人，其中也包括笔者，都是属于少数派，“不理解时代的呼唤”。
    他不喜欢廉价的民众主义——领导人搞所谓“深入民间”那一套。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出色。正如所见，正是他把通行证发给了那些毁灭乌克兰的人。有一个事实为例：谢尔比茨基曾跟我一道奉派出席罗马尼亚举行的一次党代会。当齐奥塞斯库作报告时，听众起立达60次，向报告人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当我们同机回国时，谢尔比茨基在飞机上对我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后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有种感觉，觉得离开他往回飞的时候，浑身上下好像都沾满了臭狗屎！”
    所以他在街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才叹气。
    就这样，又一个觊觎政权、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魔鬼，从瓶子里被放了出来—那就是把乌克兰从苏联分裂出去，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路线。
    “鲁赫”正式登记之后，各式各样的政党和运动有如魔鬼，纷纷出笼，它们无一例外，全是现存制度的反对派。不过，当时它们还只是刚刚在基辅知识界和乌克兰西部各州诞生。
    虽然“鲁赫”也极力想在国内的工业区和农业高度发达的东部地区建立分部和支部，但对冶金工人、矿工，还有普通的庄稼人而言，他们的许多口号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鲁赫分子决定对“莫斯科佬”的堡垒进行“改造”。成千上万“自由”“独立”的“鼓动家”打着纪念扎波罗什哥萨克500周年的口号，乘坐火车和汽车，涌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什州、赫尔松州的城市和乡村，为首的便是“鲁赫”领导人。
    这些身穿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制服的不速之客搞了上千人的游行，他们手举神幡，还有这里从未见过的班杰拉、舒赫维奇、彼得留拉的肖像，唱着民族主义赞歌，闹得老百姓莫名其妙地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干嘛跑到这里来？闹到最后，群众大会也好，“结盟会见”也好，所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村里的人更干脆，把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全赶跑了。
    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乌克兰东部的人似乎对西部人说的话听不太懂：这种话倒也似乎也是本族语，可就是里头有不少词，不少短语和重音，都是乌克兰西部被奥匈帝国和贵族制波兰占领的一百来年中从国外传入的。顺便说一句，当你看到乌克兰电视时便会发现，现在的乌克兰语同科沃罗达、舍甫琴柯、科秋宾斯基、贡恰尔、特奇纳、奥列伊尼克等这些公认的文学巨匠的语言已经有了多大的不同。
    而且还不得不承认，在东部，“班杰拉分子”一词始终都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词。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由当地向西部地区派出了数万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党派人士，去建立村苏维埃、集体农庄、民警机构，去当教师和医生。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受尽折磨，躺在棺材里被运回了自己原来的城市或乡村。从那时开始，乌克兰所有的政治事件中，便出现了公开或不公开的反抗的影子。遗憾的是，煽起反目、号召从莫斯科“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脱离苏联（请看，这一切不是都被戈尔巴乔夫自作多情、引以为荣的多元论证实了吗？），先取得经济独立，继而是政治独立——所有这一切，均未被苏联宪法、已经通过的各项法令和刑法所制止。地方各级党委警告说，局势发展下去非常危险，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却认为这是对改革怠工，是危言耸听，等等。
    政治不稳定，破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们又本着“越糟越好”的原则行事，展开了目标明确的行动，造成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在此背景下，社会上的蛊惑宣传便被相当广泛的群众所接受。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筹备期间和大选期间。此前，反对所谓“各种特权”和反对把意见强加给公众的斗争已经具有广泛规模（众所周知，这里少不了叶利钦的功劳），而享受特权的全是“党的机关干部”。这里还要加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著名的提议，即“你们自下而上地整他们，我们自上而下地整他们”。党的基层干部是为党干活的马儿，可是区委也好，市委也好，都被认为是改革的怠工者。先是《真理报》，接下来由于有雅科夫列夫撑腰，又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等（此前它们从来没有对党组织唱过反调），开始向所有的干部展开攻击，说他们“怀念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中央广场上和体育场上举行了成千上万个要求州委下台的群众大会，这股风席卷了乌克兰的许多州。那些由于仇恨变得野兽般凶狠的民族主义者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使听众如醉如狂。如果有人发表几句正确看法，疯狂的群众便会有节奏地高喊“格季广（打倒！）；“甘巴—甘巴—甘巴”！（可耻！可耻！可耻！）。请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
    共和国内出现的局势本来就够严重的了，可还有更加火上浇油的事：中央各报的特派记者接到指示，凡有状告州委书记的材料，都作为急件处理，发在头版头条。材料只要一发表，再辩解也是白搭。看来谢尔比茨基算是看透了这种“民主大潮”，所以不得不提前退休。
    苏共中央在选举前夕为“鲁赫分子”提供了一张有力的王牌——通过决定提高党的机关干部的工资，甚至还公布了新的工资额。顺便说一句，我是政治局里少数反对提高工资的委员之一。尽管提出要政府也这样做，但我拒绝给苏联部长会议下属机关涨工资。
    这样，在短时间内，党的干部不得不停止日常琐细的工作，放下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泡在没完没了的群众大会上，为解决罢工问题而烦心。
    大家知道，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头一次以差额的办法进行的选举。反共的候选人不仅得到地方上的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还为乌克兰印制了“揭露”党政干部们的宣传画、标语口号、传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境外民族主义中心得到源源不断涌入的物资。
    在乌克兰各民族主义机构团体组织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加拿大基金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全力促进乌克兰“非殖民化”，促进乌克兰脱离苏联。比如，1990年，多伦多成立了“援助乌克兰慈善基金会”、乌克兰—加拿大“救助乌克兰”基金会，著名的“鲁赫”领导人乔尔诺维尔、戈伦、卢基扬年科等都是理事会成员。在艾尔伯塔大学乌克兰艺术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名下，挂靠了一个所谓的“援助乌克兰科学发展永久基金会”，其目的是为“乌克兰新一代领导人”进修提供资金。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加拿大“人民运动（鲁赫）拥护者协会”，下设13个分部。
    民族主义报纸《胜利之路》1990年12月份报道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组织成员和同情者以及前乌克兰起义军军人……对乌克兰主张独立的力量提供支持，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还列举了这一“援助”的某些数字：“仅1989年，便为乌克兰各种事件和斗争的需要拨出近40万美元，其中为采购必需的技术手段拨出5万余美元，为同乌克兰爱国主义人士保持定期联系拨出15万余美元……为直接帮助乌克兰个别活动家和组织拨出近5万美元。”
    为数众多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都从其他一些国家取得经费的支持。慕尼黑出版的“德国乌克兰侨民中央代表处”简报（1990年第 2期）就报道过为乌克兰个别“护法人员”筹集“捐款”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无人对这些事情保密了。比如所谓的“救助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加拿大基金会在《新路》报上（1990年11月3日）便报道过“捐款”的消息，从1千到100万美元都有，在结尾处又补充道：“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共和国出现的这一局势，使我们可以公开从事旨在使我们祖国摆脱莫斯科，获得经济、文化、政治独立的活动”。不管是苏联和乌克兰的内务部，还是克格勃，均未制止此类粗暴干涉内政的活动。
    获得这些组织和美国类似组织资助的，主要是“鲁赫”、乌克兰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反对运动，以及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等地新成立的地方机构。
    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些地方电视的专场实况转播节目，对那些最卖力气的“斗士”——人民代表候选人——提供支持。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人在当选为代表之后，都参加了“跨地区代表组合”，成为瓦解“帝国”的热心领路人。不论是在全苏电视台，还是在共和国电视台，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欢迎，给大家出主意，教大家如何生活。其中大部分是在为自己“扬名”，利用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在大家的痛苦上大做文章。不过他们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还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困难的问题。
    所有这些因素在1990年3月份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期间，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代表位置，几乎被“鲁赫”和其他反对派运动的代表囊括一空。
    直到此时，“鲁赫”也没有成为向戈尔巴乔夫下过保证的“改革派”同盟者，而是明确宣布了它的反共方针，弹起了乌克兰必须退出苏联的调调。
    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也许是因为还记得总书记“建议”的缘故吧，竟作出决定，将一些起主导作用的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交到了反对派代表的手里。这大大加强了他们进行直传、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
    就在就苏联命运于1991年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的筹备期间，假面具被揭下来了。这一天，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的提议，决定对共和国居民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您是否同意在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基础上，乌克兰应留在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内？”这个措辞本身就“有点那个”。但更重要的当然是公决和测验的结果。
    这时，已经出现的15个政党和运动，公开展开宣传活动，反对保留苏联，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与他们对抗的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一个党。共和国城乡充斥着抨击苏联、要求乌克兰退出苏联的材料，似乎乌克兰正在遭到“帝国主义中心”的掠夺。这些材料的作者引用了一些数字，证明共和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甚至同欧洲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试图以此使人民相信，只要退出苏联，“乌克兰就会过上跟欧洲一样的生活”。
    反俄的火焰在燃烧，民族极端主义分子口边挂着白沫力图证明，“莫斯科伦”会吃掉乌克兰的粮食、肉和奶油。所有人耳朵里都可听到一种断言，每年中央从乌克兰经济中抢去数额高达1000亿—1200亿卢布，出产的粮食有一半都要被运走。
    受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托，该共和国科学院学者进行了相应的计算，证明上面提到的“掠夺论”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被“掠夺”的东西竟高出该共和国实际资源3—4倍。实际上这些资源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共和国自身。同时学者们还指出，共和国若单凭自己的资源，石油只能满足本身需求的8％，天然气只能满足22％，林业资源只能满足38％，等等。
    与此同时，乌克兰对石油的年需求量为6000万吨（即超过共和国产量10倍）。如果在外部市场购买石油，按国际价格，乌克兰须支付80亿美元。至于居民所需商品，共和国的全部缝纫机，40％多的收音机，1／3的摩托车，l／4的洗衣机、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全靠输入。乌克兰只能生产所需纺织品的一半，但为了生产纺织品，所利用的原料（棉、毛）有99％要靠运入。如果说1989年输入的商品（考虑到对外经济联系）按内部价格计算为540．5亿卢布，那么输出的为 480亿卢布，或者说，比输入少 65亿。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为了分析所发生的商品交换，又以世界价格重新计算了一遍，结果逆差，即输入超过输出的部分，达50亿卢布。然而这个数字却没人去谈，只有拥护乌克兰继续留在苏联的那些人才利用这些数字，借以证明乌克兰“被掠夺”的谎言。
    尽管民族主义分子不断发起心理进攻，但仍有 2200万公民，或者 58．6％的公民，对全苏公决中保存苏联的问题持肯定态度；有 2520万人即约 66．9％的人对共和国是否应留在苏联的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
    同时也要指出，在基辅有 53％的投票人，在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和利沃夫等州，大约有80％的投票人均表示反对保留苏联。在伊万诺一弗兰科夫斯克州有超过 45％的人，在捷尔诺波尔州和利沃夫州有超过 60％的人表示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
    表决结果成了“东部人”和“西部人”相互对立的又一理由。
    面前始终摆着一个问题：以后该怎么办？各式各样的建议和论据出现的还真不少。试看以下几个：把加里西亚分出去吧，让它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好了。在克里米亚，人们开始议论把克里米亚州变成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或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矿工和冶金工人的边区人们在想，1918年不是有过一个顿涅茨一第聂伯河沿岸工业边区吗？西方也在不断刺激分裂主义。美国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幅名为“2000年的欧洲”的地图，西乌克兰在图上已经以“半独立地位”从乌克兰分裂出去了。
    由于经济发生困难，有利于分裂主义的情绪不断加剧。局势复杂化的原因还在于乌克兰的国民经济结构，乌克兰历史上就是全苏重工业的基础，有 2／3以上是动力和冶金、采矿业、重型机械制造业。几千万人口还算富裕的生活，许多区的命运，都同这些部门联系在一起。人们的工作若被打乱，便要加剧社会的紧张。再加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又出了事，搞得真是雪上加霜。
    极端主义势力不可能不利用这一切。利沃夫、伊万诺一弗兰科夫斯克、基辅各大学在“鲁赫”的悉心保护下举行抗议的大学生，在基辅市中心架起帐篷，安营扎寨。在一片“格季”（打倒）的口号声中，已经再也听不到要求克拉夫丘克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上下台的呼喊了。而马索尔从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不仅未能使民族主义者的冲击稍有平息，而且更鼓舞了他们要求当局作出进一步让步。群众大会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前面的公园变成了不断举办活动的露天营地，忽而是新出现的民主派在这里宿营，忽而是主张乌克兰作出社会主义选择留在苏联的那些人在这里过夜。
    电视和广播完全实现了“民主化”——它们竭力歪曲乌克兰的历史，不仅给十月革命抹黑，而且也给佩列亚斯拉夫利拉达抹黑。民族分裂主义者为了 30年代的大饥荒和 1937—1938年的镇压，要求共产党人悔过，一个劲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涂脂抹粉，特别是为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年代的罪恶涂脂抹粉，号召要跟共产党算账——“把共产党吊上绞架！”
    拥护苏联的人当然不能任人宰割，于是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就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真正意义的白刃战，目的是控制媒体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人们多次向苏联总统、苏共中央呼吁，反对向可能导致乌克兰脱离苏联的局势提供信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的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公开声称，没有乌克兰参加，苏联就倒不了），不断向检察机关、内务部提出维护宪法标准和法制的要求，然而回答却是：“不必惊慌失措”。在西部各州和首都基辅，内务部和检察部门各机关要么纪律涣散，无力整顿秩序，要么转到民族主义改革派一边，只服从他们，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局势的稳定。
    围绕联盟条约展开的斗争，促使政治形势变得尖锐，其结果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取得全苏全民公决授权，将苏联变革为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之后，并未立即着手制止进一步搞垮苏联的企图，其中也包括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方面的企图，后者从一开始便对公布的联盟条约草案持否定立场。原来，乌克兰的几位代表根本没参加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当时对公众解释说，在推举拥有全权起草法案的候选人时，“法定人数不足”。后来，这使克拉夫丘克有可能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声称，这样一个条约对乌克兰不合适。
    先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众所周知，鱼从头上先烂），之后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9月通过决议称，应该认为签订联盟条约“为时尚早”。
    党的各级委员会、乌克兰社会公众对通过的决议进行谴责，但却未能改变局势。
    反对派开始组织群众集会，搞示威游行，打出了“不要联盟条约”的口号，煽动罢工，以支持最高苏维埃的决定。西部各州派出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东部各州，喊出“打倒联盟条约——乌克兰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等口号。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制造的这类行动，使劳动集体、共和国许多州的城市苏维埃和区苏维埃，甚至乌克兰的苏联人民代表十分愤慨，纷纷发言要求废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针对联盟条约所作的决议，因为它与人民利益、全苏全民公决结果背道而驰。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均被共和国立法当局最高机关当成耳旁风，置之不理。
    跟苏联分离的方针在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开始显露出来。俄罗斯联邦领导和叶利钦本人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以及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起全苏各权力机关的支支吾吾，前后不一，行动迟缓，又促进了这种局势的发展。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某些法令，它赞同脱离全苏经济体系向市场过渡的特殊观点（而这是在自己缺石油、汽油、柴油、煤气、有色金属、木材的情况下提出的！），都在导致苏联倒台。而这一切都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预谋的。
    1990年7月16日议会通过的“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仅在有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一章中，才保留了“苏联”这一名称的缩略语。
    经济发展被宣告为“经济独立性”，乌克兰既与全苏，也与个别共和国都没有任何联系，但却要求“在全苏财富中，尤其在全苏钻石和外汇基金、黄金储备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不仅如此，新出现的乌克兰“民主派”经过向美国的苏联通不厌其烦地咨询，在他们向市场过渡的概念性方案中，加进了可能向俄国提出对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把生产设备从乌克兰疏散到国家东部地区一事提出相关经济要求的暗示。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对乌克兰，对战争的整个进程而言，最好是把共和国的生产潜力留下来给德国使用，以便同苏联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这种情况：当西欧一些国家被法西斯分子占领后，这些国家就开始为自己的占领者干活。
    没有人对乌克兰领导层的实际状况下过什么结论。有意思的是在苏联内阁和各主权共和国政府共同行动纲领上签字的不是乌克兰总理福金或者他的副手。那是一个在国家经济向市场过渡条件下摆脱危机的纲要，是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而在该纲要上签名的，却只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全苏政府的常任代表塔鲁什金。
    主权宣言断了其他任何做法的退路，宣言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为克拉夫丘克同戈尔巴乔夫为签订联盟条约“讨价还价”的行为基础：“乌克兰主权宣言的原则适用于签订联盟条约”。须知当时的局势已经很明朗——1991年8月份签署不了联盟条约。这期间克拉夫丘克认准了叶利钦是“称职”的伙伴：叶利钦声称，没有乌克兰他就不签这份条约。而克拉夫丘克也根本没打算将来把条约拿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去讨论！在没有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商量的情况下（他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他急急忙忙给议会放了暑假（放到9月份）。中央想反对也不可能，因为宪法第6条已被废除。这样便向后来在维斯库利的勾结又迈出了一步。
    这时乌克兰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1991年过了仅半年，国家收入便下降了9．3％，工业生产下降了11％。
    生产如此衰退，究其原因，是由于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国民经济资源保障恶化，众多企业因缺乏原材料纷纷停工，合作销售渠道中断，以及不断罢工造成的。
    煤炭工业状况尤其严重。到春天，249个矿有 58个在罢工。矿工们减少供应煤炭几达1200万吨。共和国煤炭产量降低到1958年水平。仅上半年就有13000名工人离开这一部门，与他们配套的人数则超过78000人。
    煤炭工业的生产衰退，使乌克兰国民经济其他几个最重要的部门，如黑色冶金和电力部门的工作变得不稳定。焦炭不足，废金属供应中断，使整个冶金系统发生混乱。生铁减产3100万吨，钢减产3200万吨，成品轧材减产200万吨，钢管减产26．6万吨。
    向发电站供应的煤炭减少近300万吨，致使10—15个大型发电机组停产。
    社会领域也受到损失，住宅、医院和门诊部、学前教育机构、俱乐部和文化宫的投入使用数量急剧减少。居民和住房公用事业系统的燃料供应情况变得紧张。
    向消费市场投放商品数量仅食品一项便减少50亿卢布，大量削减了耐用消费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量。价格普遍上涨1．5—2倍，通货膨胀加剧，影子经济繁荣。
    反对签订同盟条约的那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经济和消费市场情况恶化，才找到开展破坏活动的土壤，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媒体掌握在并不高明的要搞垮苏联的人手中，他们故意掩盖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清醒的呼声，因为这种呼声指出，消极现象跟苏联的存在并没有关系，相反却是同乌克兰“民主派”上下其手的苏联解体，同苏联统一遭到削弱有关。
    1991年8月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大多数居民想留在苏联、想同俄罗斯统一的愿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1991年8月19日共和国领导人是以在最高苏维埃同苏联国防部代表步兵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会见开始的。双方就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建立后发表致人民书并作出种种决定的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交换了意见。内阁成立临时委员会，以协调各项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安全，保障经济活力和居民正常生活，防止出现非常局势。
    围绕乌克兰共产党展开了主要政治阴谋。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于8月19日早晨向各州党委发出一份密码电报，其中除了传达由苏共中央书记舍宁签署的密码电报内容外，还提了一些别的建议，其中有这样两句话：“由于国内实施紧急状态，党委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实际活动中须遵循苏联宪法和法律，以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的各种文件。”虽然中央书记处当天便从各州委召回了这份密电，并发出另外几份已经不含有这些规定的电报取代了它，但正是这头一份密码电报成了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根据。所有州委均把密码电报送回中央，只有利沃夫州委除外，而这份密电就在这里落到了当地民族主义分子手里，并立即将其转交克拉夫丘克。
    那些日子，该共和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成立调查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委员会，解散各单位党委和党的区委，进占州委，同时一群群极端主义分子号召要“打死”共产党，“绞死”共产党。最后还有一招，就是乌克兰检察机关按“叛国”罪对中央各位书记和各州委第一书记提出刑事诉讼。
    在这一过程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8月25日他曾参加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对政治局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作了修改，但后来却声称他已于 8月 19日退党。正是这个人不遗余力地促使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尽快禁止共产党活动，尽管共和国司法部长、总检察长、最高苏维埃立法和法制委员会主席以及许多法学家均声称这一行为是非法的。不经法院裁决，便禁止一个政党活动（该党是经由司法部登记的），是一种违宪行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克拉夫丘克也明白。但乌克兰共产党的这位主要意识形态专家却另有打算：乌克兰共产党是他达到个人目的的障碍，于是他便铤而走险，破坏宪法原则。
    这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延续了将近一年半时间。这是一段陷害无辜的时间。1993年8月，案件终因“乌克兰共产党负责人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而终止。但这时在最高苏维埃当家做主的那些“英雄好汉”们，却依然坚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指示，不肯善罢甘休。
    直到2001年12月，乌克兰宪法法院才裁定，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停止和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指令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宣布其无效。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期间，克拉夫丘克与叶利钦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无可置辩的事实为证。据党的敖德萨州委前第一书记克留奇科夫证实，1991年8月23日，他本人飞往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在“鲍里斯波尔”机场代表候机室的登记簿上，查到叛乱前夕，即8月17日，叶利钦的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来到基辅的记录。他飞来又飞去任何地方均未见披露，迎送的只有克拉夫丘克的几个亲信。显而易见，“兄弟俩”要谈的事连在电话上都不敢谈。
    再往后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的所有行动，目的都在于落实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蓝色理想”——搞垮苏联，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
    往后又出了几件事，其一是乌克兰就是否“独立”进行了全民公决；其二是克拉夫丘克在 1991年 12月1日全民公决胜利及其个人历史作用的鼓舞下，跑到了别洛韦日森林去。正是这个人，成了别洛韦日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那可是一份能够使一个统一大国——苏联——土崩瓦解的文件，能不能签得成，就完全取决于他了。这个字一签下去，定能使他扬名百世。
    15年过去了。那个混乱时代的见证人正在一个个进入另一世界。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但新一代对那些悲惨的时日并不了解，而且对许多内容，媒体要么缄口不语，要么就歪曲真相。
    在我同各类人士进行众多会见和座谈时，人们常常问我：“克拉夫丘克何许人也？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苏联时代他都任过哪些官职？在乌克兰领导过哪些企业或者州？”
    原来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列奥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从童年起便幻想让乌克兰脱离苏联。1993年，当他当上独立的乌克兰总统时，他才在哈佛大学乌克兰民族中心把这件事昭告世界。克拉夫丘克因为手头没有自己早期搞分离主义的证明，便公开以谄媚的语调向与会者说，他还保留着一份从战时占领者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上面说一个叫克拉夫丘克的小男孩一家挨一家给占领乌克兰的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唱圣诞颂歌。他用这种办法向海外最大的民族主义中心的听众证明，早在8岁他便对那些为赶走“共产恶棍”而来到乌克兰的人怀有一份热乎乎的感情。顺便说一句，后来他居然也对“共产恶棍”效忠了许多年。为了更有说服力，总统先生告诉大家，这些年来他一直像保护眼珠一样保存着这份报纸。诚然，他没说是怎样保存的，是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还是夹在自己撰写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文里？对于他为在乌克兰共产党各级机关多年活动所进行的这种辩解，甚至在关怀“独立运动”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哄堂大笑。
    基辅大学毕业后，克拉夫丘克被分配到切尔诺夫策，但他没有把时间用在中等技术学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授上，党的机关工作使他钟情。作为政治教官的顾问和主讲，他工作勤奋，很快便当上了党的州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克拉夫丘克对州里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受到了基辅乌克兰党中央的青睐。他又善于博得旁人的信任，为他当上中央书记的助手添了助力。由于坐上了这个位置，他的情况为中央领导所知悉，致使他能够把自己的“光辉”思想塞进意识形态战线。因他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亲爱的党”的事业效劳时勤勉有加，他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得以在声誉卓著的党办学校——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毕业。这所学院可是特别优秀的机关干部方能有资格学习的场所，在那里可以获得严肃的理论准备。同时，社会科学院的毕业证书也预示着更高的职务。
    他的“才华”在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撰写讲话稿时，表现得特别突出。这里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的准确性，要有党评价资产阶级宣传、民族主义表现的原则性，还一定要全面强化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等等。
    不过，克拉夫丘克的许多个人品质却使谢尔比茨基有所警觉。作为经验丰富自的共和国领导人，他清楚地看出，说得客气点，此人的个人品质有多面性。克拉夫丘克在展示出政治原则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他对领导人投其所好的能力，他善于讨好领导，善于在恰当的时刻准备好最有用的文件，等等。诚然，改革以后克拉夫丘克确实也痛骂过自己“可恨的过去”。但那时他珍藏心底的理想已经实现。不过他在官场上的直线上升只是在伊瓦什科当上了乌克兰党同时又是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之后。“意识形态战线”干部调换是他采取的头几个步骤中的一步。克拉夫丘克于是成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当伊瓦什科几乎仅仅过了一个月就坐上苏共副总书记的交椅之后，他在最高苏维埃的位置由克拉夫丘克接任了。
    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局就这些变动发表声明称：
    “对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伊瓦什科的辞职声明，我们只能认为是一个考虑不周而且不负责任的举措，它可能导致政治危机的加剧，削弱共和国议会的结构潜力”。这席话不仅是对退出乌克兰政治舞台的伊瓦什科说的，听起来也像是因为克拉夫丘克调任新职而引发的。
    未来的乌克兰总统后来的观点还在不断变化，这一点也很有趣。1989年时，他对当时出现的反对派运动，首先是“鲁赫”，给予了激烈的负面评价。克拉夫丘克在其《意识形态工作风格》一书中，坚定地遵循国际主义立场，谴责民族主义分子、极端主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共和国此起彼伏的民族纠纷使他感到不安。
    但是，党的那些勤勤恳恳的机关干部大批涌人真心实意希望革新社会生活的人的改革队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对于这些机关干部来说，世界观立场只不过是一种纯粹实用的手段。到了这时候，这些人的真实嘴脸便显露出来了。克拉夫丘克在意识形态上来了个彻底的改弦易帜……这样便出现了克拉夫丘克—“鲁赫”分子联盟。没有这个联盟他也无法坐上梦寐以求的乌克兰总统宝座。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对政治上垮了台的戈尔巴乔夫所抱的十分负面的态度，在这里也帮了他的忙。
    乌克兰总统就这样出现了，他许诺让乌克兰人民享受繁荣与和平。但他选前的种种许诺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乌克兰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不见天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深渊。
    第二次大选之前，克拉夫丘克竭尽了疯狂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英雄色彩的努力，以求连任总统。但不管是司法手段还是听话的媒体，甚至是不干净的舞弊手段，在选举中都未能帮上他的忙。这时候人民已经恍然大悟。这个人于1991年12月在别洛韦日签订协议时所起的作用，以及1991—1994年期间他在乌克兰总统任上的所作所为，完全雄辩地说明这个善于更换意识形态外衣的专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了解到克拉夫丘克的经历和他的蜕化历程后，人们不禁会把他跟戈尔巴乔夫相比。共青团和党组织对他们难道不是一直在悉心呵护大力培养吗？他们走过的是一条从未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干过一天便爬到权力巅峰的道路。我觉得像这样选拔干部，是苏共领导所犯的最大错误。他们过于重视夸夸其谈和政治上的大吹大擂。于是便把一些别的不会，只会乱嚼舌头的人推到一把手的位置。进到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头以后，也还是老样子不改。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产党为此可付出了代价。
                          叶利钦的别洛韦日“礼物”
    1991年12月8日，在别洛韦日森林，在那漆黑悲惨的夜晚，叶利钦在给苏联签署判决书的时候，像是把沙皇身上的皮袍脱下来赐给克拉夫丘克一样，把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也送给了乌克兰，同时还做了一个1954年赫鲁晓夫也做过的不十分清醒的手势。大家知道，克拉夫丘克一伙可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有如此的转机，他们早就认命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肯定是要还给俄罗斯联邦的。可是，突然之间，却收到了这样一份令人喜出望外的礼物！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问题，至今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中的一粒不和的种子。有鉴如此，我要谈一下历史事实，不谈历史事实，读者会难于形成对这个复杂问题的认识。
    从18世纪末，根据 1768—1774年俄—土战争结束时于 1774年签订的库丘克—凯纳尔吉条约，克里米亚便成为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条约是彼得•鲁米扬采夫伯爵对土耳其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库丘克一凯纳尔吉村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承认克里米亚和库班独立，让出金布恩、叶尼卡列、亚速和刻赤。此外，它还向俄国船只提供自由通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并支付450万卢布赔款。条约为俄国外交提供了对克里米亚事务施加影响的机会，其结果便是1783年发布了由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的将克里米亚半岛、塔曼半岛和整个库班地方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宣言，克里米亚鞑靼诸汗宣誓向俄国效忠。
    1791年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雅西条约，批准克里米亚并入俄国。这样一来，克里米亚领土的国家主权由土耳其转到了俄国手中。而此前的137年，在佩列亚斯拉夫利拉达时期（1654年），根据一个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具有国际条约一切特点的协议，乌克兰早已“以其整个领土”并入了俄国。
    1784年，开始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和港口的建设。1804年它被宣布为黑海舰队的主要军港和特别行政区，由圣彼得堡直接任命的海军行政机关进行管理。
    十月革命以后，根据苏联1936年宪法和俄罗斯联邦1937年宪法，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进入俄罗斯联邦版图，而塞瓦斯托波尔市保留着行政经济中心和黑海舰队主要海军基地的地位。1945年，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
    赫鲁晓夫当政之后，提出将克里米亚转给乌克兰的问题，尽管有人反对，说克里米亚历来是俄国土地，俄国无人能理解这一点，不过这个武断的决定依然得到通过。然而1954年4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虽作出把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联邦划出的决定，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改变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非常明确的地位。
    有人主张把塞瓦斯托波尔转给克里米亚州，相应地也把它划转给乌克兰管理，关于这个问题在法理上是否能够成立，至今争论不休。我想，今后还要争论许多年。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痛处。对于已经煮成的这锅熟饭，俄罗斯人民也未必就同意安然接受。
    “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和“市”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相应边界的确定，对分析因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而产生的局势，具有关键意义。从建立那一刻起，塞瓦斯托波尔便是俄国南方的海军要塞。
    对于塞瓦斯托波尔的用途，苏联时期没有作过任何修改。1944年5月10日，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以命令形式宣布，我国军队“……已占领黑海上的要塞和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市”。由此可见，苏联最高当局也确认了塞瓦斯托波尔作为要塞和海军主要基地的地位。
    1948年，我国政府通过了“关于恢复塞瓦斯托波尔市和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决议，确定该市拥有以前的市行政边界，以及相应的塞瓦斯托波尔卫戍区边界。决议要求加速恢复塞瓦斯托波尔为“头等海军要塞”，享有特殊地位，并下令“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共和国直辖市”。因此，作为主要基地的军事行政单位，其市级民事行政机构由当时起也划归莫斯科直接管理。
    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8年10月29日通过，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独立经济行政中心，预算单列。实际上，从这时起，克里米亚州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便管不到塞瓦斯托波尔这片地方了。
    塞瓦斯托波尔市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单位都间接地属于俄罗斯联邦政府各部委。统计工作也是单列的。比如有报道说：“1951年第一季度克里米亚州工业生产完成计划 104．3％，塞瓦斯托波尔地区完成 100.6％”。
    如果从苏维埃这条线来看，塞瓦斯托波尔市同克里米亚州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有特殊的户籍管理和准入制度，那么从市的党组织这条线来看，根据苏联共产党按地区和生产部门建构的原则，该市归克里米亚州党组织管辖。这是国内所有地区通行的原则。军队也好，对外不开放的城市也好，特殊单位也好，不管隶属于谁，党的系统均归地方党组织统一进行政治管理。
    1954年克里米亚州移交乌克兰后，党的克里米亚州委（相应的还有党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委）均改属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管理。这导致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非军事行政机构也要单方面改变没有法律根据的系统归属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苏共在历史上形成的作用，党的许多机构在很多方面都取代了国家机构和国民经济机构。顺便说一下，这正是这位克拉夫丘克和“鲁赫”分子声嘶力竭地予以揭露的状况！
    然而，乌克兰虽在塞瓦斯托波尔确立了事实上的市政管理，但却并不意味该市居民自动失去俄国国籍，根据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他们应该拥有俄国国籍。
    根据苏联宪法，国防功能是苏联及其国家政权最高机关专有的特殊权力。因此，塞瓦斯托波尔这个黑海舰队主要基地从属全苏的特殊地位无论如何也没有改变，该基地始终应受苏联管辖。有关塞瓦斯托波尔国防生产发展的一切决定，均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对发展市区经济和住宅建设，均按苏联各部系统，首先是国防部系统，实现基本拨款。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塞瓦斯托波尔作为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特殊地位，已为文件所证实，它从未交付给乌克兰，而苏联的继承人则是俄罗斯联邦。因此，有一切根据可以证实，俄国对以1991年塞瓦斯托波尔市占有土地状况为界的黑海舰队主要基地拥有主权。试图人为地把“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这两个概念分开，在方法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1995年以前，俄国同乌克兰谈判时总是坚持“俄国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准确说法。然而在1995年6月9日索契协议中，却出现了一个原则上完全不同的说法，即“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位于塞瓦斯托波尔”，这使乌克兰对文件作出有损于俄罗斯联邦的解释。
    这便是有关当前这一迫切问题的某些事实材料。毫无疑问，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证明，此前作出的种种决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但是已经干过的事情，从历史上是抹不掉的。总不能从历史上抹掉别洛韦日之夜干下的那些勾当吧！既然干了，那历史名城塞瓦斯托波尔的问题和黑海舰队的问题，便是那个夜晚造成的悲惨结果之一。
    但是应该记住，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也承认过必须建立对战略力量的统一指挥，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留统一监控权。而且“战略力量”这个术语还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在这个具体情况下，黑海舰队是全苏海军的一个战略性行动分支，它应从南方海域保卫独联体。必须强调一点，管理和生活保障基础设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战略性行动单位。任何试图分割舰队的做法就意味着将舰队消灭。
    远在1992年，俄国海军领导便提议帮助乌克兰建立自己的舰队，甚至简要提出了乌克兰建立这支舰队应解决的一些任务。但这些想法只作了预先讨论，后来并没有进一步展开。
    在我看来，促使乌克兰领导与俄国对峙的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便是克里米亚。1991年1月20日克里米亚实行全民公决，问题是：“您赞成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作为苏联主体之一和同盟条约参加者的地位吗？”有 82％居民参加全民公决，其中 93％的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占有投票权的克里米亚人的3／4。
    全民公决的结果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所认可，它颁布了“关于恢复克里米亚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由此可见，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与当时构成统一国家苏联的其他主体一样，也拥有独立加入国家法律关系，签订条约加入同盟的权利。
    1991年3月 17日全苏全民公决时，半岛居民中有87％的人表示赞成保留苏联，以作为更新后的平等主权共和国联邦。
    1991年9月4日，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克里米亚国家主权宣言”，但乌克兰于1992年4月 29日通过的“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的法律，却大大限制了它的权利。
    1992年 5月通过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该宪法引起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抨击，同时亦未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
    同年5月末，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俄国立法当局，听取了专门委员会就1954年的决定进行法律评估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完全根据现行国际法准则，以维也纳公约为依据，起草并通过决议，认为将克里米亚州由俄联邦转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定违反宪法，应予废除。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意见分歧，在俄国完全放弃谈判的情况下，导致出现了长期政治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政府于1995年8月份作出了“关于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解决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民族问题的措施”的决定。当时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危机状态，而这种危机又因为以前被驱逐出境的公民及其后代回迁克里米亚而造成半岛上的危机状况大大加剧。但就整体而言，这个决定的目的并不是要克服经济困难，而是要建立族群方面的“同盟军”。因为所谓“原住”居民，包括的主要是1945年以后移居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伊姆人、克里米亚犹太人；而所谓“非原住”居民，则是指俄罗斯人等其他人。
    此外，作出这些决定，是希望从立法层面上巩固克里米亚鞑靼人国民会议在乌克兰的特殊地位，使其进入乌克兰的政治法律范围。乌克兰政府的决定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被驱逐出境的民族，首先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必须有自己的代表进入行政机构，即明显地表示，希望能在多民族地区按多民族原则建立政府。
    这样，基辅力图改变半岛的族群政治格局，希望在未来历史上把克里米亚共和国变成乌克兰版图内的克里米亚鞑靼国。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前泛突厥主义的倾向，也没有考虑到这些行动对乌克兰和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可能造成的后果。
    乌克兰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缺乏远见的政策，清楚地为不应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东西所证实。我有意使用“不应该”一词，是因为有些题目的确不该受到国家鼓励。其中首先包括那些可以挑起民族仇恨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我不能无根据地杜撰，何况我对乌克兰人民还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有许多乌克兰朋友，同他们一起，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光。
    《克里米亚之声》报是乌克兰议会出版的报纸《乌克兰之声报》的附录。1997年《克里米亚之声》刊登了历史科学博士沃兹格林的系列文章。这些东西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使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不得不因此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其中特别指出：
    ……该文同沃兹格林前所发表有关克里米亚的文章一样，其特点为公开仇视斯拉夫，反对俄罗斯，缺乏科学态度，刻意歪曲和直接篡改事实，充满事实错误，表述极为不准确。
    ……沃兹格林继纳粹空想家希特勒、希姆莱、戈倍尔、罗森堡等人之后，鼓吹某些民族具有与生俱来的恶劣品质，认为是由这些品质决定了这些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也决定了这些民族的个别代表人物和某些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沃兹格林与自己的思想先驱不同，他并不认为犹太人是天生的敌人，而是把许许多多“源于民族内心深处的”恶劣品质强加到斯拉夫民族，首先是俄罗斯民族头上。他的文章着重论证一种思想，认为斯拉夫民族具有无端发动侵略、性喜扩张、力图压倒和消灭其他民族等危险和恶劣的品质。作者一贯鼓吹斯拉夫人和克正米亚鞑靼人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的思想，鼓吹他们的文化在克里米亚具有激烈的对抗性。

    克里米亚议会领导致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呼吁书中写道：“鉴于此类能够挑起民族纷争，挑起对俄罗斯人民以及居住在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仇恨的行为，不仅可能发生在沃兹格林身上，而且可能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其他科学工作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故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向各位呼吁，要对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个别国家工作人员、科学机构和科学工作者旨在挑起民族不和，并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其他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各国挑起反斯拉夫、反俄情绪的活动加以分析。”
    这种“科学”分析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而且，这样的“理论”基础还要加上基辅当局的政策。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怀着狂喜的心情欢迎首批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遣送回国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乔尔诺维尔说：“这是一股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俄国人赶出自治区的力量。”
    一年年过去，现在可以说，他是对的。克里米亚鞑靼族代表团在乌克兰总统身边设有代表，它在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积极鼓吹分裂主义政策。任务明确而又公开：建立克里米亚鞑靼国，接受土耳其庇护，脱离乌克兰。
    口号是：“这是我们先人的土地，我们是它的主人，而你们现在是外来户。”这一口号正在被坚定不移地强行加以推行。肆意强占土地，制造大规模混乱，殴打具有斯拉夫体貌的人，包围政府大楼。当局表现出（我认为是故意的）无能为力。只有少量刑事案件能够得到法院审理。极有可能是出于对俄国人盲目仇恨，乌克兰当局同意将克里米亚交给克里米亚鞑靼人，在那里建立一个对乌克兰“友好”的国家。
    看到克里米亚发生的种种事件，看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好斗的立场及乌克兰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使人不由得要去翻阅我国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为自身安全，不得不按族群隔离与敌对国家氏族同种族的人员。英国对日耳曼人，美国对日本人都是这么做的。苏联的日耳曼人从国家欧洲部分被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
    除此之外，众所周知，在红军解放了一度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之后，克里米亚鞑靼人，还有北高加索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几个民族，因为一度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被迁徙。
    后来，苏联的政治领导对斯大林的行为做了评价，谴责了他的这些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惩罚的是整个族群，而不是犯罪的具体罪犯。被强制迁徙的民族获准迁回自己的原居住区。但这并不意味国家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下作出这种事是庸人自扰。比如，我手头有一部多卷本20世纪世界战争 ），第4卷中有一份1944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致国家国防委员会斯大林的报告称：

    经调查和由情报途径得知，并通过当地居民声明获悉，克里米亚鞑靼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积极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合作，并进行反对苏联当局的斗争……
    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在由德国和土耳其回国的白卫军穆斯林侨民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所谓“鞑靼民族委员会”，下设分支机构，该委员会在克里米亚所有鞑靼地区均设有分部。
    “鞑靼民族委员会”广泛协助德国人利用逃兵和鞑靼青年，组建鞑靼军队、讨伐队和警察部队，开展反对红军部队和苏联游击队的行动。在充任讨伐队员和警察时，鞑靼人表现得特别残酷。
    在克里米亚地区，德国侦察机关在鞑靼人积极参与配合下，在准备和向红军后方投放特务及破坏分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鞑靼民族委员会”同德国警方一道，积极参与组织并为德国掳掠了 5万余苏联公民，在居民中为德军募集资金和物资，对当地非鞑靼居民进行大规模告密活动，千方百计欺压非鞑靼居民。
    “鞑靼民族委员会”的活动得到鞑靼居民支持，德国占领当局向鞑靼居民提
供各种优惠和奖励。

    现在时代变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同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乌克兰人的斗争同60年前不一样了。但应该知道历史，并从历史教训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对历史不能加以报复，不能像目前在克里米亚做的那样。否则我们会走得太远，钻进死胡同。
    同俄罗斯对峙的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追求可对欧洲政策产生影响的大国地位。这件事暂时既无经济条件，亦无政治条件。现在乌克兰正试图宣布自己为海洋大国，虽然在退出苏联之前从未拥有过一支舰队。
    这样一来便决定了黑海舰队在乌克兰军事政治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黑海沿岸有6个独立国家（土耳其、格鲁吉亚、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各国为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严重的军事冲突。
   1991年以后，俄罗斯将自己的舰队调离地中海。虽说美国在那里已没有实际的对手，即我国军舰，但第六舰队仍以意大利为基地，掌控着地中海的整个军事政治形势。由黑海经由海峡的出口实际上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但为了对黑海地区各国施加影响，美国还必须对经由海峡进入黑海的入口进行掌控。
    因此，作为我国舰队基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就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海上占有极为优越的位置。根据战略计算，塞瓦斯托波尔通向各方的距离都相等，驻在这里的海上军事力量可以控制整个黑海地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第6舰队舰只曾不止一次试图在黑海上展示其旗帜，但由于黑海舰队的积极对抗，终使此事受阻。现在，美国一些政治家和海军将领声称，黑海是美国的生存利益地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想方设法吸引前华沙条约缔约国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不能忘记土耳其不断增长的海上军事潜力，而且它的身后还有美国第6舰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几支舰队做后盾。
    黑海战略方向的作用与地位可用历史上的两个实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土联军在海上刚刚取得优势，而俄军指挥部门对舰队在冲突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估计不足，于是战争就打输了。尽管在锡诺普和卡尔斯都打了胜仗，尽管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进行得很英勇，但战争还是输掉了。
    第二个例子：18世纪俄国为了保卫南部疆界，打通出海口，与土耳其曾进行无尽无休的战争。比如，1768—1774年战争期间，步兵在鲁米扬采夫指挥下采取打击土耳其行动的同时，还大规模展开了一次大胆策划的机动行动，其创意者是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他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一个向希腊群岛地区派出一支海上考察队，从南方向奥斯曼帝国领地发起进攻的想法。俄国舰队的几支分舰队在那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其中包括切什梅胜利，实现了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包围，保证了对俄国有利的库丘克—凯纳尔吉和约的签署。
    这是历史，这段历史说明，在任何条件下俄国政府均不能低估黑海战略方向对国家民族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
    根据国家杜马代表、独联体事务及与同胞联系委员会成员的倡议，经过首届国家杜马向主要军事专家咨询，结论认为在塞瓦斯托波尔水域，俄罗斯黑海舰队不可能与乌克兰海军共用一个基地，并于 1995年 4月通过联邦《暂停单方面削减黑海舰队法》，但于1995年5月份被联邦院否决。
    同年10月，国家杜马通过《关于暂停单方面削减和黑海舰队保障供给法》，也被联邦院否决。1996年2月第二届国家杜马克服了联邦院的否决，但法案被总统退回，未予审理。国家杜马坚持必须通过这部法案，并多次指出，黑海地区对保证俄国在南方的地缘政治稳定具有关键意义。
    1996年4月，在总统大选选战正烈之际，俄联邦总统下令，暂停分割黑海舰队，因为乌克兰方面试图把一个不能被接受的表述强加给俄罗斯，即把港区同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所有基础设施分割开。看来，是有人提醒叶利钦，他是宪法的“保障”，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因此，有责任捍卫俄罗斯的民族利益。
    我认为，由俄联邦总统和乌克兰总统签署的关于分割黑海舰队的索契协议，规定这两个国家的海军拥有单独的基地，但协议为乌克兰单方面破坏。尽管乌克兰方面在敖德萨、奥恰科夫和其他地方拥有很不错的海军基地，它依然坚持要让自己的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拥有基地。两国海军在同一塞瓦斯托波尔湾拥有基地，从军事观点来看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乌克兰海军随时可将我国舰队包围起来，削弱其生活保障体系，削弱俄罗斯武装力量战略行动统一体的活动能力。
    从 1992年1月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就分割黑海舰队问题共签署了8个协议和议定书，其中包括索契协议，但其中任何一个均未提交议会批准。
    这种做法是与联邦法律相抵触的。根据联邦法律，凡涉及俄联邦国防能力以及武装监督问题的条约，均必须得到批准。
    1997年5月末，签署了一个“大条约”，即俄罗斯乌克兰友好合作条约。我已经谈过，签订这项条约的谈判延续多年，原因是困难不小。
    这个“大条约”签订了，可两国都得到了什么？有必要把作为条约基础的三个基本问题开列出来，这就是：分割舰队的问题，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租赁条件的问题，交付给俄国的舰只的偿款支付方式和基地租金的支付条件问题。
    第一个问题：乌克兰分得了略少于20％的舰队，而俄罗斯回购其余的舰只大致要花5亿美元。此数将从乌克兰欠俄国的债款中扣除。第二个问题：俄国租赁塞瓦斯托波尔湾、卡拉奇亚湾和卡兰京湾，租期20年。第三个问题：莫斯科应支付这些基地20年的租金，共25亿美元。支付的办法是乌克兰用由俄罗斯获得的石油和天然气抵债。
    乌克兰违背了1995年的索契协议，拒绝接受两支舰队分别拥有基地的原则，不承认塞瓦斯托波尔是黑海舰队的基本基地。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引发市内和港口水域的经常性冲突。但这个条约对乌克兰、对它亲西方的精英人物十分有利，因为从国际法的层面来看，条约可加强乌克兰现今边界的地位，巩固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归属于乌克兰的事实。签订这样的条约，留下不少未决的军事和社会问题。
    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成了两国之间复杂的政治问题中的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制约因素。2005年末，当掀起了一场“天然气”战争——俄国决定提高供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时，乌克兰当局立即对此发表声明，提出将重新审议俄国黑海舰队租用基地的经济条件。有的人还不喜欢我国水兵和塞瓦斯托波尔居民的某些行为，于是便开始抢占俄国灯塔，等等。
    我想，不能认为这个条约确实解决了俄国和乌克兰相互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在某些方面，这个条约甚至还加重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只能在两国开始由旨在恢复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的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方能得到解决。只有到那时，俄国和乌克兰相互关系中所有凭空臆造的问题方能消失。
    就整体而言，俄国不仅必须坚定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且还应当考虑到黑海地带出现的崭新军事政治形势。通过土耳其和乌克兰，西方和美国正在一步步实现把俄国从黑海地区实际上挤出去的目标。同时，北约在该地区海上的军事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涨：举行一次又一次的演习，利用空军对海上交通线实行控制。派空降部队在海岸登陆。这不仅仅是演习，也是深入侦察：对该战略地区开展研究，搜集雷达设备的情报，揭示观察防御系统的“盲区”，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俄国南方直接与北约擅自划分的责任地带相毗连，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地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对俄国极为不利，使欧洲裁减军备的成果化为乌有。同时还要考虑到，没有黑海舰队及其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密切配合，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步兵军团便无法保证俄国国家利益得到可靠的保卫。
    控制黑海区域可以保证俄国的经济安全，因为黑海起着把能源由亚洲向欧洲出口的世界交通要道的作用。俄国地位在这一地区的削弱，可使国际恐怖组织积极利用该地区运输武器、毒品，在国内挑起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
    我看，这些就是制定俄国黑海地区政策时应考虑的基本因素。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复杂问题，俄国和乌克兰的民族关系问题，都不应该使这两个兄弟民族不睦。大家本是同根生，从历史角度来看，应当同舟共济。统治者来了又走，而人民却永世长存。
    乌克兰人民开始觉悟了。“橙色”革命引起的狂喜，已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人们很快弄明白，他们又一次上当受骗了。
    2006年夏季克里米亚发生的一些事件，最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根据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决定，2006年6月在费奥多西亚地区将举行一次有北约参加的在“和平伙伴”框架内的演习。但是北约官方代表詹姆斯•阿帕图罗伊声称，这次演习同正在克里米亚进行的代号为“C伯里塞—2006”的演习以及美军和美国物资运抵半岛均无任何关系。
    克里米亚因此以费奥多西亚为中心爆发了严重的反北约和反美活动。纠察队无限期地封锁了费奥多西亚港口。美国军舰将装备和武器运到这里之后，老百姓不让他们从港口往外运，因为他们认为，同美国共同举行的以及北约许多国家计划于当年夏季举行的军事演习是非法的。即使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演习，克里米亚人也不愿看到明显不友好的别国军队踏上自己的土地。当时还流传着一种关于演习的神话，说这些“维和部队”登陆，是来消除半岛上“分离主义者叛乱”的，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愤怒。
    109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阿卢什塔市国防部“友谊”疗养院过了两天才离开。这两天他们实际上一直被当地居民包围在大楼里，老百姓要美国军人滚出他们的城市。疗养院服务人员拒绝为美国佬做饭，拒绝为他们收拾房间。而且，在不速之客入住当地的第二天给他们断了电，堵死了下水道。美国佬离开阿卢什塔的时候更像落荒而逃，市民们报以高声欢呼，还补充说，“只要全部军人和军用物资不运出克里米亚，抗议活动便不会结束”。
    为了躲避抗议和纠察线，海军陆战队员通过“秘密小道”被运送到费奥多西亚，在当地他们还有将近150名同事处于被围困状态。疗养院成了外国军人驻扎的地方，有人试图借助警方把围困疗养院的纠察队员驱走。但抗议者中间的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制止了冲突的升级。
    疗养院工作人员告诉大家，美国人自闭在自己的楼层，安排了岗哨，不许当地人员进入他们的“驻地”，靠吃干巴巴的口粮度日。
    抗议行动席卷克里米亚其他城市，参加抗议活动的成千上万公民不仅来自克里米亚，而且来自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扎波罗什。
    美国人终于大失所望，只好登上一艘租来的货轮，向不明方向驶去。他们终于离开了冷眼向客的克里米亚海岸，离开了这些不愿在自己这片被俄国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见到外国军队的执拗的人民。
    当我们回头再看取得“独立”的种种途径时，可以坚定地得出结论：除了白俄罗斯，在乌克兰也好，还是其他各苏维埃共和国也好，都是因为发生了政变：当时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被摧毁了，社会政治制度被彻底改变了，这些都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多年的苦难。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别洛韦日交易的“恶根”，当然源于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力图攫取个人权力的图谋。其实，这一协议对于一个国家及其3亿人民的命运可能造成的悲惨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可能却丝毫也未能对他们起阻挡作用。这就是政治上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造成的恶果！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利用权力来办各种各样的事之外，一定还要用它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分支机构，以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清除国家奥林匹亚之山可能作出的任何一个忘乎所以的行为的道理。
                                俄语与乌克兰语
    我想从一则真实的笑话开始这一节。在独立后的乌克兰首都召开的一次高级会议上，会议主席向出席者提问：“大厅里有没有莫斯科佬呀？”回答：“没有一“那就转用俄语吧。”
    这则笑话显示出俄语在乌克兰的实际状况。在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今天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对立，在各种政治主张方面存在着对抗，而且还在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上，其中包括语言问题上，也存在着对抗。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管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是在乌克兰，关于俄语和乌克兰语的问题，一直被民族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用来作为武器。他们千方百计强调，乌克兰语的主导地位是乌克兰民族自觉的基础，是乌克兰人的精神基础。与此同时，共和国内部出现了一种不能容忍俄语的偏执态度，进而更发展成为一场针对俄语的真正的“语言战”。所有这一切又推动极端民族主义卷起风暴，化为激化民族关系的根源，为激化民族关系提供营养。因而语言在乌克兰生活中也就成了一个政治杠杆。
    我在前几章中已详细谈到这一问题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的情况。但要把这些国家在俄语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局势完全搬到乌克兰来当然不恰当。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有自己的语言，而俄语则是由于这些地区并入俄罗斯帝国和进入苏联后在移民过程中出现的。
    谈到乌克兰的俄语和乌克兰语问题，我认为必须回顾一下我们的共同历史。否则对这个问题就很难评说。由于民族主义政客一伙的兴风作浪，这个问题便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和人文科学问题。
    俄国的西南部是罗斯国家的摇篮。这一地区的居民当时便自称为罗斯人。13世纪鞑靼人入侵后，统一的罗斯分成两部分，被称为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拜占廷希腊人首先用起了“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这两个名称。为了延续宗教关系，他们要求区分这样两个部分。根据当时的概念，“小”的意思是指“自古以来”、“最初”的意思，这个民族最初便住在这里，诞生了自己的文明。“大”是指这个民族进一步扩展的地区，是该民族领地的进一步拓展。
    众所周知，小俄罗斯长期以来处于外族统治之下，但这个民族坚定地维护和捍卫了自己的东正教信仰。直至1917年，小俄罗斯人民始终认为自己是三位一体的俄罗斯民族中的一支。
    小俄罗斯初次试图用有别于俄语标准语的语言书写，是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一股用人民习惯的、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出版图书，以推动民间启蒙的普遍潮流涌入当地。
    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农村“口语”也于15—17世纪在波兰人占领的西南罗斯逐渐形成，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罗斯农奴开始使用这种口语。为了适应地主——波兰领主——的语言，他们在同这些人及其家奴交往时，逐渐转而使用一种俄语和波兰语混杂的特殊口语，这种语言以后便被称为乌克兰语。上面已经谈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这种“混杂的特殊口语”得到完善，演变成标准语。
    乌克兰语的诞生和进一步存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被用于达到各种政治目的。比如奥匈帝国在它的帮助下，使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发生对抗，相互分离。波兰领主也有类似的目的。19—20世纪乌克兰民族分离主义者利用乌克兰语，试图建立一个脱离俄国的“独立的”乌克兰。
    改革时期“主张乌克兰独立的人”把共同的思想遗产全都抛到了一边。如今的乌克兰当局开展了一场针对俄语的最残酷的斗争，把俄语同“国”语对立起来。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其目的都是一个——把俄国作为乌克兰的敌人，却把西方作为它的朋友。
    这些把语言问题用到“乌克兰非俄罗斯化”上头的活动家，同纳粹著名思想家、东部占领区总监罗森堡何其相似乃尔。后者在其肢解苏联的计划书中，对激起与俄罗斯历史、文化、语言相敌对的乌克兰“民族自觉”赋予重大意义。为了这个目的，在他主持的占领区政府的领导下，编写了乌克兰历史教科书，允许乌克兰人在学校用乌克兰语上课。罗森堡甚至提议在基辅开办一所大学，在乌克兰全境建立一个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大网络。而在说俄语的各州，城市只准许开办七年制普教学校，而农村则是四年制小学。希特勒不同意在基辅办大学。众所周知，罗森堡以上绞架结束了他的一生……
    谈到狂妄的民族主义同语言问题的关系，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白俄罗斯就没有发生这种消灭俄语的畸形过程呢？那里不是跟乌克兰一样，也生活着连理同枝亲如兄弟的人民吗？回答相当简单：现在的这个主权国家中，没有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即使有，也是一个不大的阶层，它的思想尚未被绝大多数居民接受。
    乌克兰语同俄语对抗、乌克兰人同俄罗斯人对抗，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这颗定时炸弹，被有意识地安放在乌克兰现行宪法中。俄语被列为少数民族语，而这竟发生在一个俄罗斯族人多达1200万的国家！这个国家有近30％的居民认为俄语是本族语，而其中又有15％是乌克兰族人。
    根据2005年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和“民主创新”基金进行的研究，在日常交往中，有 38％的乌克兰公民使用俄语，而使用乌克兰语的只有 34％。根据具体情况，说两种语言的乌克兰人占27％。工作中使用语言的情况与此类似——只说俄语的公民占 1／3，只说乌克兰语的占 30％，有 22％的劳动者在岗位上交替使用两种语言。
    应该认为，后苏联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和尤先科——已经得到本国专家报告，世界上有些国家，为支持和平与稳定，实行两种和多种国家语言制度：加拿大有英语和法语，虽然说法语的不过14％；芬兰有芬兰语和瑞典语，虽然瑞典族人在国内只占 6％。印度有两种国家语言——印地语和英语，虽然现在那里根本看不到英国人；瑞士共有四种语言拥有平等权利。
    完全可以看得清楚，乌克兰在“橙色分子”取得胜利后，依然保持着就前景而言应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方针。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许多政治家认为，现今乌克兰内部因语言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可能导致统一国家受到破坏。如果赋予俄店以第二国语地位，人民可以按语言原则团结起来，而这将给基辅带来很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该国大多数居民与政治家不同，并不认为通过立法使俄语拥有它曾经拥有的地位有什么不好。2005年，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根据战略规划中心交付的委托，曾就这一题目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58％的乌克兰人同意俄语在乌克兰应具有国语地位，不同意者为 37％。诚然，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受访的乌克兰人分配得很不均衡。如果说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主张俄语应具有国语地位的人占受访者90％的话，那么在国家西部地区有近80％的人坚决反对这样做。
    在乌克兰的许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看来，通过一项关于俄语地位的专门法律不会有任何结果。甚至即使这项法律获得通过，也很难期待现今的议会能够批准，会有50名最高拉达代表将这项法律提交宪法法院，时间已经表明，宪法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收到了足够多的告诉。
    唯有改变宪法，具体的是第10条，方能使俄语在乌克兰拥有充分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法律保障。为了使俄语具有宪法地位，需要举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全民公决。这时重要的不是启动咨询性全民公决，而是启动完全合乎要求的、对修改乌克兰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全民公决。其他行动无论努力规模有多大，花费有多多，都没有意义。
    有人建议，全民公决问题的表述应该是：“您是否同意对宪法第10条进行修改，将该条头一部分表述为：‘乌克兰的国语是乌克兰语和俄语’？”
    就终极而言，这里所谈的不仅是保留以数千年精神和文化成就为基础的强大的民族历史因素——这本身就已经弥足珍贵了。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是否能沿着建成一个让每个公民都享有他不可剥夺的语言权利的民主国家的道路前进。
    过去的和当今的乌克兰当局，对为数众多的赋予俄语以国语地位的要求，一成不变地引用剧院、学校和图书的数量作为回答，似乎只要有了这些剧院、学校和图书，就完全可以保证俄语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地位了。当局试图对问题采取捂盖子的态度，但问题却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出来，而且会同前几次总统大选时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也更尖锐。现在为什么不能采取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使俄语在乌克兰宪法中具有国语地位呢？哪怕就是为了不使国家统一受到打击也好。
    遗憾的是，基辅当局却另有打算。总统尤先科声称：“乌克兰不存在俄语问题。”按他的话说，围绕这一问题的辩论具有“纯政治的”和“投机的”性质。那些社会地位很高的充满民族主义倾向的战友、社会活动家、各种研究所和中心的领导人，都对他随声附和。
    2006年乌克兰国家议会春季选举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众多的联盟和集团经过长期对抗、建立又解体之后，亚努科维奇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政府首脑。俄罗斯清楚地记得他的基本政治纲领之——赋予俄语以国语地位。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由于这一许诺，选举时投票赞成他的党。
    时间在前进。我们清楚理解，亚努科维奇的党和他的党团在议会不占宪法多数。但它毕竟还是就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发出了明确的强硬声明。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需要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意志。否则再次让乌克兰和俄国的俄罗斯人失望，将是不可避免的。
    排挤俄语不可避免地要对乌克兰的民族、教育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对乌克兰在当今世界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同时，在这些领域发生的种种过程，对国家，对百姓，均孕育着重大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乌克兰教育领域实际上正发生着什么？现在，主要的打击落在了俄语居民身上。乌克兰的俄语学校眼看着在消失。这一过程产生了雪崩效应。近十年来，乌克兰的俄语学校一直在等待。它们等待两种结局：要么像大多数俄语学校那样也不幸被关闭，要么当局对它们格外开恩。
    根据官方统计材料，从1992年起，用俄语教学的普教学校数量缩小了一半以上。1992年为 3364所（占总数的 16％），而 2004年仅为 1411所，或者只占6％。如果说到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数量，1990年占普通学校总人数的 48％，而在2004年则为 22％。
    所引用的材料是就乌克兰整体而言的。在个别地区状况要坏得多，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甚至基辅也是如此，1990年初还有150所俄语学校，而今只剩下了8所。比如，在乌克兰西部，在八个州里，18万说俄语的居民只有15所学校，而在某些州，如罗夫诺州、捷尔诺波尔州、赫梅利尼茨基州，连一所俄语学校都没有留下。这几个州也没有民族幼儿园。所有的俄罗斯剧院几乎全被关闭，整个地区只有一座位于利沃夫的俄罗斯文化中心。它的房舍定期遭到当地民族主义分子的抢劫和焚烧。
    某些州的当局走得就更远了。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苏维埃一向禁止学校用俄语。代表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表示他们对乌克兰语发展的关心。他们坚信，乌克兰语只有在俄语被连根拔除时，方能开出繁茂的花朵，因为俄语是一棵杂草。它遮住他们唯一值得使用的语言的阳光。他们通过的教学大纲要求孩子们只能用乌克兰语交流。这时受折磨的不仅是说俄语的学生，还有用本族语教学的那些班级的波兰学生。这些要求还扩大到喀尔巴阡山附近的斯捷法尼克民族大学语文学院。他们还挖空心思想出了一套通过古老的“良好”告密传统进行监控的体系，为此又建立了一个吸收各社会组织参加的“社会语言监督特别委员会”。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苏维埃还公布了一些电话号码，让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居民通过电话向该委员会提供“语言破坏行为”的信息。
    俄语学校每年关闭的数量近 130所。关闭的程式全都是同样的：如果学校拒绝改用乌克兰语，警告之后便一关了之。在这种背景下，俄语即使能在一个学救作为补充学科保存下来，也应被视为一种奇迹。
    至于谈到高等教育，现在乌克兰没有一座正式使用俄语的高等学校。
    不过，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是有协议的，那就是乌克兰的俄语学校，数量应与该地区俄罗斯人的数量相适应。俄罗斯的乌克兰语学校的情况也应与此相同。但这一比例早被破坏。例如，1990年初，利沃夫的俄罗斯人大致为16万人（全部居民为80万人），俄语学校为25所，乌克兰语学校为75所。现在那里的俄语学校一共只有5所。就乌克兰全国而言，乌克兰共生活着1200万以上俄罗斯族人，现在共有近1500所俄语学校。当然，乌克兰方面经常反驳说，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有600万人，但拥有的学校数量却达不到乌克兰为俄罗斯人开设的学校数量的一半。说得对，但俄方代表认为，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对学习本族语的要求完全可以得到满足。俄罗斯首都虽然没有一所完全的乌克兰语学校，却有8所带有乌克兰语分部的普通学校。这首先与这样一点有关，即住在这里的乌克兰人都明白：他们的孩子只有用流利的俄语掌握全部教育课程，方能在俄罗斯具有竞争能力。
    在其他一些地区，比如说，在秋明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却有完全的乌克兰语学校。不仅如此，与乌克兰的俄语学校不同，没有人想关闭这些乌克兰语学校。对这个题目的争论可以没完没了，不过应该特别考虑到，乌克兰的语言问题，与其说是个教育问题，不如说是个政治问题。应该坐在谈判桌旁，以冷静的头脑来解决发生的种种问题。
    克里米亚出现的语言形势则颇具有戏剧性。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理阿纳托利•马特维延科是尤利娅•季莫申科的战友和她亲自安插的人，他把这个问题给搞得尖锐化了。基辅右翼党“索博尔（会议）”的领导人只用乌克兰语进行交谈。克里米亚议会成立那一天，这位新总理用俄语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说俄语了，但行动起来还是离不开俄语，当然是破坏性的行动。这位总理威胁克里米亚政府的114名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短期内学不会乌克兰语，便要被解雇。这位总理声称，五年内克里米亚人要在潜意识里也转换为用乌克兰语思维。
    马特维延科的战友们说，“五年之后，克里米亚的青年人要把说乌克兰语当成时尚。毋庸讳言，用乌克兰语进行交际，对于年轻的新一代来说，将会成为自然。但对那些50岁出头的人，却未必能做到”。
    为了培养这最“新的一代”，克里米亚便关闭俄语学校。正如自治共和国教育部长亚历山大•格卢兹曼所宣布的那样，近期内将改造“用乌克兰语和俄语教学的” 25所学校。这些学校将逐渐改为完全用乌克兰语教学。克里米亚现有600所学校用俄语教学，14所用克里米亚鞑靼语教学，只有6所用乌克兰语教学。在所有“俄语”学校中都学习乌克兰语言和文学。请注意：俄罗斯人占克里米亚人口的58％；在克里米亚人中，认为俄语是母语的占 77％；而认为乌克兰语为母语的仅为 10％。
    2005年，共青团镇居民得知，不久前镇上建成一所学校，一切课程均用乌克兰语教授。俄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将成为选修课。二年级学生的家长首先表示愤慨，后来其他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寄往克里米亚共和国教育部的抗议信上，签字的有800人，150名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愿意用乌克兰语上课。学校共有1000个座位。教育部的头一个反应是搞个折中解决方案——学校里成立几个乌克兰语班和几个俄语班。但这个解决方案立即遭到拒绝，因为自治区总理马特维延科继续坚持己见，声称用于这项胡子工程——建设共青团镇学校——的预算外资金是他亲自搞到的，他想把这所学校建成一所乌克兰民族镇样板学校。
    半岛还有15所俄语学校应从2005年9月1日起转为乌克兰语教学。乌克兰教育部紧急为那些将在这些学校授课的老师开办语言速成班。
    几年前，乌克兰教育部一下子关闭了数十所克里米亚的私人高等学校，将一万名左右大学生撵出校门。自治区只有44所高等学校能在基辅完成教育部规定的复杂的资格认证手续。
    基辅官员常引证乌克兰政府签署的里斯本宪章，该宪章要求国家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从原则上讲，这个要求是正确的。不过结果是，在克里米亚土地上得到资格认证的，只有用乌克兰语教学的几所高等学校。
    甚至连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塞瓦斯托波尔分校至今也未得到乌克兰教育部的认可。难道莫斯科大学的培养水平也不符合乌克兰的要求？这些莫斯科教授若要在这座“俄罗斯光荣之城”继续工作，很可能就不得不说乌克兰语了。
    一些学校被关闭，另一些却热火朝天地开办起来，虽然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利沃夫民族大学在克里米亚开设了新闻系的一个分系，虽然整个半岛只出版一份乌克兰文报纸，而且没有读者，发行量很小，全靠经常的预算拨款维持。然而在克里米亚政府的支持下，利沃夫的一些教师已被派到辛菲罗波尔去培养乌克兰语记者了。
    乌克兰本来，正如常言所说，应该把自己的韧劲用在别的地方，但是却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着一条彻底否定俄罗斯历史形象的路线。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是在拉帮结派，相互敌对，无法为本国学生提供一个俄罗斯帝国为何物的明确概念。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可以找到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几个最原则阶段作出的完全对立的评价。比如，由伊•约诺夫编写的臭名昭著的“索罗斯”教科书《俄罗斯文明及其危机的起源》中，竟将俄罗斯帝国说成是“各民族大监狱”，而“沙皇政府对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文化中长期形成的差异视而不见，把他们全部列入‘俄罗斯人’一类，不重视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存在”。在博哈诺夫编写的19—20世纪初俄国史教科书中，下的断语却完全相反：“俄国没有民族或种族特征方面的歧视（差别）”。
    这种多元论只有在俄罗斯才能有。在美国，学生们是从来听不到，也不会听到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或谴责19世纪中叶侵占墨西哥的得克萨斯这些说法的。在法国教科书中，也找不到对拿破仑侵略战争的否定评价。
    乌克兰历史学家与俄罗斯历史学家不同，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改革后的 15年里一直在对骂，而乌克兰历史学家却很好地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用本民族历史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服务的经验。从5年级起，乌克兰的学生就要熟知“伊万•马泽帕力图使乌克兰变成一个强盛的欧洲大国，从莫斯科沙皇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彼得一世则对乌克兰特别“仇视”，把它看成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隶，无权拥有自己的语言，无权拥有文化，更无权拥有自由”。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可以大胆断言，当今乌克兰这种全面否定俄国历史形象的做法，一定最合上面提到的罗森堡等纳粹分子的心意。他们想方设法，不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离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关系吗？由于把俄罗斯当成乌克兰自古以来的主要敌人，现代乌克兰人从童稚时期起，便成为不仅对俄罗斯历史，而且也是对自己“母亲”的历史进行无耻歪曲的牺牲品。
    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成长的一代，将处于其相互历史观念之错误、负面和歪曲程度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情况主宰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人都不会是赢家。说得准确点，只有那些不断希望把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从历史文化上完全分开的人才是赢家。对乌克兰历史推行了10—12年的非俄罗斯化，这段时间并没有白白过去。俄罗斯的学术精英也好，政治精英也好，对这一状况均严重估计不足。
    局势既然这样，俄罗斯的立场又如何呢？2005年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长富尔先科访问基辅。同当局会见之后，他发表声明：“乌克兰正在十分严肃地审议语言问题，而且涉及各个层级。人们能自由选择受教育的语言，这一点十分重要。”对第二句话不能不同意，而对第一句话，要想同意它，只有把它改成“十分严肃地排挤俄语”。
    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关心把本族语扩展到境外的问题。以英联邦为例，这个问题看得特别清楚。英联邦包括大不列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几十个国家。上世纪30年代初，成立了不列颠理事会，向全球110个国家提供学习英语和文化的服务。对俄罗斯亦不例外：英国人在北高加索．首先是在车臣．相当活跃地普及学习英语的地区性教学法纲要。
    语言训练班引起对语言体现者——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兴趣，引起对该人民的尊敬，宣传该人民的理想。世界语言之战是争夺智慧之战，哪个国家的语言弄明白了，智慧就会朝哪个国家流。开展争取智力资源斗争的不仅有英联邦理事会，还有德国的歌德学院和法语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法国政府甚至设置了一个专门的职位——合作、发展和法语国家集团部部长。目前又正在筹建一个伊比利亚联盟——西班牙语国家联盟。
    对俄罗斯而言，建立一个类似的在境外传播语言文化的协会，乃是迫切的需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参加一个社会组织的工作，这个组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俄罗斯语文教师国际联合会。但是在新条件下，国家必须直接作出在全球传播俄语的努力。1989年以前，在东欧各学校俄语是必修课。今天，不仅这些国家，而且独联体某些共和国也都把俄语忘记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格鲁吉亚、土库曼，在东欧各国，以前所有的孩子在学校都学俄语，现在只要经过一代人，就会把俄语忘记！
    俄语是世界5种大语言之一。就说俄语的人数而言，俄语排在汉语，英语、印地语和西班牙语之后。地球上说汉语的几乎达到15亿人，说英语的人超过10亿，说西班牙语的为4亿人，说俄语的大约有3亿人。
    在具有“共同血缘”的乌克兰，俄语教学情况前面已经谈过。在独联体其他国家，这一问题的情况又如何呢？
    据教育出版社资料，阿塞拜疆还剩下 29所俄语学校，格鲁吉亚 59所，吉尔吉斯138所，塔吉克3所，土库曼在几年以前关闭了最后1所俄语学校。而这种事竟发生在俄语依然是前苏联各民族之间主要的、实际上是唯一交流手段的时候。
    俄语在世界上的主要竞争者是英语。近20年来，世界各国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教学体系中，愿意掌握英语的人数始终在增长。与此同时，愿意学习俄语、德语或法语的人，在减少。在中国境外，学习汉语的学校数量在缓慢地增长，但在增长。
    俄联邦外交部奉俄联邦政府之命完成的报告《俄语在世界各国》称，再过10年，独联体各国掌握俄语的人数将减少一半多。当前说俄语的 3亿人，100％住在独联体。如果扣除每年减少的100万居民，可以看出，再过几十年俄语将可能不再被列入世界语言之列。
    上面已经谈到，乌克兰的俄语问题已有20年始终未离开政治生活议程。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之所以能在1991年执政，其中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和多次许诺使国家“乌克兰化”。
    1994年他在大选中败给了库奇马，库奇马许诺把俄语变成乌克兰第二国语。但只见许诺而未见行动。然而1999年他又打起这张语言牌，第二次当选。2004年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再次拿起语言问题做武器。众所周知，他输掉了，但他并未放弃使俄语具有第二国语地位的想法，把这一点作为他的党参加 2006年国家议会选举并取得胜利的纲领中的一个关键点。
    2003年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区域语言或区域少数族群语言欧洲宪章。应该认为，乌克兰当局之所以批准这个文件，其首选目标是与欧洲共同体“一体化”。看来，它并未考虑少数族群首先是俄罗斯族群语言的真实境况。
    “橙色”联盟建立之后，由于看到由国家当局承认俄语的问题解决无望，乌克兰许多俄语居民占优势的城市和区域从2006年3月起，利用欧洲语言宪章，开始作出赋予俄语以区域地位的决定。比如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雅尔塔和卢甘斯克、尼古拉耶夫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各州当局机关也开始采取类似决定，例如卢甘斯克州于当年4月由州苏维埃代表在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也赋予俄语以区域语言的地位。顿涅茨克州苏维埃于5月份决定，在该州辖区内，俄语可以同国语，即乌克兰语一样，“在案件审理、文件、居民相互关系、国家机关、社会机构、企业、机关团体以及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用作工作语言”。州苏维埃还决定向最高拉达提交赋予俄语与乌克兰语同样的国语地位的建议。2006年5月30日尼古拉耶夫州也同意赋予俄语以这一地位。
    然而共和国司法部奉尤先科之命，认定这些行动与国家宪法不符。乌克兰司法部长在评述自己这一丢脸的结论时声称，决定语言地位的权利仅属于乌克兰人民，并经由全民公决来实现。按照他的意见，乌克兰各种语言的地位已为乌克兰宪法第10条明确规定，根据该条文，乌克兰语为国语，而俄语是少数民族语。他声称，卢甘斯克州苏维埃以及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及其他几个城市赋予俄语以区域语言的地位，已超越自己的权力范围。这位部长还说，争取扩大俄语法律空间的斗士们虽抬出欧洲宪章作为依据，但欧洲宪章的宗旨不是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是保护那些处于消亡边缘的语言。据他讲，在乌克兰，属于这些语言的是卡拉伊姆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亚达利亚语、意第绪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在他看来，这份清单中还应该加上克里米亚的乌克兰语。
    不过乌克兰宪法第10条规定：“乌克兰保障俄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自由发展、自由使用并受到保护”。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在于，在“独立的”乌克兰，除了俄罗斯族人说俄语外，说俄语和用俄语思维，并认为俄语是本族语的乌克兰人还有几百万。如果几乎占居民1／4的俄罗斯人在乌克兰是少数族群，那说俄语的乌克兰人可就未必能列入这个范畴了。
    为了同俄语的拥护者进行斗争，还动用了检察和审判机制。比如，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苏维埃关于赋予俄语以区域语言地位的决定，被控诉到法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检察长向州经济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市苏维埃的决定属违法行为。正如检察长在其起诉书中强调的那样，该语言地位的决定与乌克兰宪法要求和现行法令相悖。关于赋予俄语地域语言地位的决定，自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检察长向法院提起公诉时起，在该市辖区停止适用。尼古拉耶夫市苏维埃全会经多数票通过，否决了检察长对赋予俄语地域语言地位的抗议。
    俄语反对者的最“有分量的”论据是拿出“侨居”的理由来，说什么如果到法国或德国去，就得学会当地的语言。但他们闭眼不见乌克兰说俄语的公民并不是从外地到来的，他们住在当地已经有几十年、几百年。不仅如此，全民公决投票赞成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后，他们之中许多人至今一直还是认为，对他们来说，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祖国。而在祖国，一切的安排都应该让生活过得美好，因此他们便要求赋予俄语一种可保证他们享有文化语言自由的地位。
    看来，尤先科总统知道，起码能从他的助手、顾问、秘书那里了解到，就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保护俄语地位和保护俄语教学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有哈萨克、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克兰和其他几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学者、国家议会和教育部的代表），学者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俄语正在逐步“消亡”。我以为，俄语的类似状况正鼓舞着“独立的”乌克兰派同俄语进行斗争。
    的确如此。尤先科已经公开介入了这一问题。2006年年初，他发表声明，确认某些州和市苏维埃给予俄语以区域语言地位的做法为非法。他对记者说：“这是对宪法的粗暴破坏。”
    照他的话说，类似的决定只有最高拉达以议会成员的宪法多数方能通过。尤先科表示相信，宪法法院“将会对这一事件迅速而轻松地作出评价”。
    “俄语还用得着防备什么别的语言吗？”乌克兰总统提出了一个设问性的问题，又总结性地来了一句：“俄罗斯终结的地方，俄语也就终结了。”
    请读者注意这个政治宏论中的第二句话。为了让俄罗斯终结，必须近期内在乌克兰让俄语终结。读着这些“内心直白”不由得发人深思：总统说这席话时是处于何种状态呢？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首脑，其中俄罗斯族按数量占第二位，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对那些相信他在“橙色革命”时期甜言蜜语的人民的命运负有责任呢？
    欧洲议会代表的立场也是那么厚颜无耻，欧洲宪章便是在欧洲议会酝酿制定的。他们赞同乌克兰中央当局阻挠赋予俄语特殊地位的行动。照欧洲议会乌克兰局局长的话说，宪章里没有“国际语言”的单独概念，所谈论的是“区域语言和“少数族群语言”。这位先生有一个乌克兰的姓氏，看来此人还是读过他代表欧洲议会所驻国家的宪法的。
    对俄语的攻击不仅出现在教育、案件审理、官方文件等领域。进攻的规模十分广泛，套用一句军事术语，可以说是全线进攻，而且蓄谋已久。远在1996年，由库奇马总统出钱，在基辅曾召开过一个“圆桌会”，议题是“投向乌克兰广阔信息空间的国语”。会议的成果便是“推荐书”。
    文件的几名起草人对乌克兰语言局势的评估结论是：“不正常”。他们把局势称之为“帝国的沉重遗产”。只有通过“建立国语的完整功能，并有针对性地消灭非国语”，方能匡正这一局势。不难猜到，“非国语”是指俄语。他们建议：把在电视广播中使用俄语、用俄语出版报刊视为这样一种行为，其否定后果会对乌克兰安全构成不亚于宣传强暴、卖淫以及各种形式反乌克兰宣传的威胁。
    几天之后，库奇马就“审核乌克兰语言法执行程序问题结果”一事，向多名国务活动家下达了委托任务。任务的实质是保证对“推荐书”拨款，提供行政支持！总理收到建议，要审核保证以优惠条件向国语书刊、教科书和教学文献资料的出版销售拨款的问题，须“在司法文件、国家管理机关公文往来，乌克兰各地区社会生活各领域使用国语乌克兰语，并加强对使用情况的监督”。该国其他领导人也接到了类似的任务。
    当时便有许多人指出，自从加里西亚人库利克当上乌克兰电视台领导后，电视台的语调就从温和反俄变成了公开仇俄，变化太强烈了。使用俄语的电视公司比如说要想在克里米亚和外喀尔巴阡山地区取得广播许可，准会碰上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官员们的公开反对。如今把俄语从电视广播中排挤出去的做法，在全乌克兰范围都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尤先科总统更加剧了广播电视领域内同俄语的斗争。乌克兰文化部长、尤先科家的女友比洛季尔猛抓广播电视的工作，她保证“尽一切努力，使广播电视只说乌克兰语”。这使大多数用俄语广播和转播俄语歌曲的乌克兰电台的存在受到威胁。
    受到威胁的还有全国性的“乌克兰”电视台，因为它用俄语广播，被认为是持有反对立场的频道。民族主义分子要求关闭这个频道，因为它用俄语转播足球消息。政治家们声称，“根据乌克兰足球协会的法规，足球报道的语言是乌克兰语”。显然，使用俄语是对国家完整性的威胁，是分离主义的表现？！
    总结俄语在乌克兰媒体中的地位，可以得出结论，“独立国家”当局追逐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它从广阔的信息空间赶出去！”
    乌克兰议会代表深信，关于赋予俄语官方地位的12个法案，没有一个能被最高拉达通过。拉达前发言人科特温的声明便可证明这一点。他也曾相信，俄语对乌克兰是个威胁。不过他现在到了乌克兰科学院，不知会采取何种立场？乌克兰科学院在历史上同苏联科学院，现在同俄罗斯科学院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乌克兰当局并未停止把俄语从信息空间赶出去的行动。驱赶行动采取了最丑陋的形式！当你读到俄文歌在乌克兰也开始受到迫害时，你会感到惊讶。在利沃夫，市苏维埃作出决定，禁止在街头、广场和公用交通工具里演唱俄文歌曲。违反者处以罚款，数额为50格里夫纳。不妨想一下这样的场面：利沃夫某饭店正举行婚礼，客人们正在一位俄罗斯人演奏的歌曲声中跳舞，突然警察“光临”，把人带到派出所，罚款50格里夫纳。利沃夫这种时常发生的仇俄行动，俄国人多半会忍气吞声地咽下去，就像咽下乌克兰纳粹党的歹徒在这个城市殴打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拆除侦察英雄库兹涅佐夫的纪念碑、把莱蒙托夫大街改成杜达耶夫街等事件一样。
    乌克兰电视台也播放苏联电影和俄罗斯电影。但当人们听到电影里的俄语被翻译成乌克兰语时，是多么吃惊吧！俄罗斯人坐在电视机旁，做着反向翻译——再译成俄语。你很难想象当局这些行动是多么荒谬，可这些人还大声谈论乌克兰各族人民的友谊、尊重住在乌克兰的所有民族，但却干出这种蠢事。
    在“独立的”乌克兰，仇俄的怪异行动并未就此打住。我们在俄罗斯便是见证，发现在最高拉达选举期间，有许多人，其中甚至包括区域领导人，在选举人名单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这件事就其愚蠢、卑鄙、下流而言，真是非同凡响。人们被强行剥夺了他们家族姓氏的根源、同祖先的联系，更不必说明显的歧视和法律上的混乱了。
    请自己判断一下吧：选举前夕，当局决定将选举人名单译成乌克兰语。机器认真负责地把姓名改成乌克兰语。有一个人护照上印的是梅利尼科夫，现在变成米罗什尼科夫。梅利尼科夫找自己的名字，没找到。但这还算不了什么。梅利尼科夫和米罗什尼科夫按字母表总还是从同一个字母开始的。可是姓捷列金的人得怎么办呢？按照习惯，你得从字母T找自己名字吧。可万万猜不到现在得从字母“6”开始找了，因为现在的捷列金按乌克兰方式叫做布雷奇金。
    有的人很不走运，因为顷刻之间不仅姓氏变了，名字也变了。有一个人叫尼古拉•斯克沃尔佐夫，现在变成梅科拉•什帕克。另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叫菲利普•霍赫洛夫，现在他成了佩鲁普•丘比耶夫。库兹涅佐夫变成了科瓦廖夫，杜比宁变成了德留科夫，克留科夫变成了加科夫，而波尔特诺夫则成为克拉夫佐夫。
    人们看到这些新名单，纷纷向选举总部及其地区委员会发起进攻，抱怨计算机无知。比如，由于自动翻译的结果，宗季科娃变成了帕拉索利金娜，普戈夫金变成了古德济科夫。地址的变化更令人吃惊：沃罗夫街变成克拉季日街，泽姆利亚尼奇内村变成波卢内奇内村……真是疯人说梦话。
    这些事如果不是可悲，也实在是可笑。作为一个出生在乌克兰顿巴斯的人，笔者在写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消灭俄语的可耻行径时，心里很悲伤。我们俄罗斯人一直同乌克兰人比肩过着普普通通的劳动生活，我们相互理解，我姓什么姓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我喜欢他们那犹如唱歌般悠扬动听的说话声，喜欢乌克兰的幽默，喜欢那亲切的歌声。我有许多乌克兰人朋友，我珍视他们的友谊，总是为他们感到不安，他们现在在“独立的”乌克兰感觉如何？
    政治家先生们，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你们干这些事是为了什么？你们是否以为你们这么干将来都能逍遥法外？你们唆使亲兄弟反目成仇，难道不怕早晚得负责任？
    我想用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伟大作家果戈理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一章。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灵魂究竞是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我只知道，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认为小俄罗斯人比俄罗斯人优越，或者俄罗斯人比小俄罗斯人优越。上帝对这两个天然造物所赐予的实在太慷慨了，而且就像故意似的，让他们互相拥有对方缺少的某种东西。这是一个明显的征兆，说明他们应该相互补充。为此，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历史本身也是互不相似的，而这正是为了造就他们不同的力量和性格，以便后来再结为一体时，能为人类构造出某种最完美的东西。
           

 
                            第 10章 二合一的乌克兰

    近来对“独立的”乌克兰国内的局势，出现了许多分析文献和报刊文章。但它们对那里的事件，经常有着简直是针锋相对的解读。可以理解，有些作者由于特定原因，对乌克兰人民身受的痛苦抱着恶狠狠的幸灾乐祸的态度，而另一些作者则不知羞耻地为这个国家所有阴暗的东西涂脂抹粉。
    我不想再把乌克兰社会生活中一切负面的东西拿出来仔细描述一番了，说实在的，再揭这些烂疮疤也没有什么意思。前一章里我力图说明，人们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是怎么越变越糊涂的，也揭露了某些人利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来达到个人目的的道德面貌。我无法绕过俄语这个现实的题目，因为我本身，上面已经谈过，就是顿巴斯生人，这个问题直接涉及我的一些亲人，他们的先人几百年来就在那里说俄语，因为那是他们的母语。
    对于我们这些身在俄罗斯的人来说，班杰拉分子在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城市举行的那一次次亵渎苏维埃祖国爱国者坟墓和纪念碑的游行示威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我们不由自主地成为人们力图搞垮乌克兰大地上的正教、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动进攻的见证人。
    当我写下这几行文字时，乌克兰依然不平静。议会在沸腾，政党联盟同“橙色革命”的拥护者正不断地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战争，国家总统、议会和执政当局正在搞权力再分配。老百姓在尽过自己的义务，对所信任的政党投了票之后，结果还是只好听凭灾难和痛苦来折磨自己。上层的斗争还在继续。
    不管是按民族特征、宗教特征，还是按意识形态原则，人民都统一不起来。有共同的领土，但却没有统一的社会。国家实际上是由两部分，即由东部和西部组成，因此我把本章的题目叫做“二合一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最残酷、流血最多的战争，它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人们尽管政治追求不同，分属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但所有的人都受到同一种热情的鼓舞，那是一个英雄主义无远弗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时代。
    但事情总是这样，在高高的浪尖上，总会有肮脏的泡沫在漂浮，更何况是在这么一场世界性的大震荡之中。在这场战争中，这肮脏的泡沫就特别表现在民族主义分子的部队同法西斯德国的合作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专门对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的暴行进行了审理，并作出结论。自纽伦堡对纳粹领导人进行国际审判以来，已经过去了60年。7名法官，英、美、法各出2名，苏联出1名，代表国际军事法庭对具体人员作出宣判，对那些同法西斯主义有这样那样联系的组织进行了罪责认定。
    现在，联合国和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对待纳粹主义方面不仅继续坚持当时采纳的观点，而且在这方面更有了相当的进步。
    苏联严格遵守国际军事法庭的立场。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各种政治决定，对那些经指认与法西斯分子有联系，具有反本国居民罪行污名的人员和组织，无论其犯罪事实发生时间多么久远，均予以审理。
    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公民牺牲的人数以千万计，遗憾的是，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却跟法西斯德国合作。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外高加索、北高加索、中亚也有人参与其中。但表现得最卖力气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即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黑色的一页，最悲惨的一点是，这一页出现在我们祖国最危急的关头——出现在一个被称为是伟大卫国战争的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以最严厉的法律手段，处置了这些存活下来的附敌分子，断然拒绝了任何对这些叛徒进行辩护的企图。搜寻罪犯的工作，一直继续到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尽管犯罪事实发生在很早以前，但所有被查找到的罪犯仍要受到应有的惩处。
    这些可耻的事实似乎已永远成为往事。但统一的国家苏联被破坏之后，在战争期间第三帝国军队曾经活动过的某些国家和前加盟共和国，那些跟法西斯分子合作过的民族主义分子部队的参加者又抬起了头。给他们恢复名誉，为他们竖立纪念碑，国家把他们作为二战参加者发给他们津贴，甚至鼓励这些“老战士”聚会。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那里会发生这种事？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争取主权的斗争和乌克兰争取“独立”的斗争，都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一切都可以拿过来作为武器，其中也包括跟法西斯德国肩并肩同自己国家厮杀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国家当局和部分社会公众对这些行动的公开支持，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不是什么简单的过往时代的“历史回声”，而是他们的一条目标明确的政治路线。
    时至今日，在取得独立之后，有些地方仍在对这件事进行辩解。波罗的海沿岸地区3个共和国需要向世界显示，它们不仅在改革时期，而且在很早以前，便已经为主权而战了。这些国家的新当局对权力大位觊觎已久，他们很需要那些同德国侵略者携手跟本国人民作战的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于是被征召起来。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同苏联进行斗争时，把部分赌注押到苏联各族人民的种族民族主义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反共势力身上。在某些国家，种族民族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直接为那些曾同纳粹分子合作过的人辩解的理由之一。
    为附敌分子恢复名誉的这条主要路线，表现为尽力把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同跟法西斯德国合作说成是两码事，或者把在附属于法西斯军队的民族军事部队中服役说成是为解放本民族而进行斗争。
    不过这可以说只是一种最一般的情况。而为了分析产生的种种原因，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有所说明，必须对上个世纪的近现代史做些题外说明。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内战时期。当时在解体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领土上，一下子诞生了两个乌克兰国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十月革命以后，中央拉达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它规定了自己政权的新边界，在前盖特曼政权的辖区内确立了乌克兰自治。可是根据什么原则把诺沃俄罗斯和今哈尔科夫州、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等历史上大俄罗斯居民居住的地方也划了进去，就弄不清楚了。后来，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取代拉达，并把塔夫里亚也并了进来，塔夫里亚现在是赫尔松州辖区的基本部分。
    1920年，苏维埃乌克兰占领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和一部分右岸地区。人口数量达3250万。波兰获得了一块面积占第二位的土地——加里西亚和沃伦，俗称西乌克兰，人口为1020万。罗马尼亚分得北布科维纳以及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黑海沿岸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则把外喀尔巴阡地区并入版图，正式名称叫喀尔巴阡罗斯。
    为了保住新政权，苏维埃乌克兰在文化领域获得了充分自由，而政治活动自由则受到了不大的限制。
    赫里斯季安•拉科夫斯基虽说是保加利亚犹太人出身，但却是乌克兰历史上最狂热的主张乌克兰化的人。在共和国俄罗斯人居住地区推行所谓的乌克兰化，实行最残酷的社会文化压迫，其实并非始于1991年，而是始于1919年。那时，甚至把“乌克兰精神”之父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也从侨居地请了回来，并立即把他奉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的院长，两年之后他还当上了苏联科学院院士。
    1939年，苏维埃乌克兰同加里西亚合并，这为乌克兰化提供了强劲的新动力。加里西亚的干部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45年，外喀尔巴阡地区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当地有一个罗斯人区域，至今仍顽固地拒绝使用乌克兰名称。
    给乌克兰的第二份礼物是赫鲁晓夫于1954年送的，到了1991年经叶利钦在别洛韦日森林默认，于是全苏直属的俄罗斯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实际上竞被兼并。
    后来的“独立的”乌克兰，“形成”史的基本环节便是如此。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规模相当大。它始于1920年布拉格的一个不大的民族主义分子小组，由乌克兰军官构成。那个在当地成立的组织是一个搞恐怖活动的乌克兰军事组织，构成其基础的是乌克兰人民军和乌克兰加里西亚军原来的几个军官。乌克兰军事组织在1928年共有近2000人。该组织领导人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上校叶夫盖尼•科涅瓦列茨。在西乌克兰，乌克兰军事组织分部由安德烈•梅利尼科夫上校领导。
    乌克兰军事组织宣传乌克兰独立思想，但其基点放在恐怖活动上。该组织为了在反波兰和反苏活动中获得同盟者，远在1921—1922年便同德国军事谍报机关建立了联系。他们用有关德国这些敌人的情报换来经费和在德国自由活动的权利。1928年，波兰人掌握了乌克兰军事组织和德国特工机关有联系的证据，提出了外交抗议，德方才停止向乌克兰军事组织拨款。。
    1929年，在民族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后称首届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会议》上，乌克兰军事组织更名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为一个非法恐怖机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希望建立的独立的乌克兰，西部从桑河起，东部到北高加索止，这一事实值得人们注意。在东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居住着许多几乎俄罗斯化了的乌克兰人，远在18世纪他们便已移居该地。除此之外，按他们的意见，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接壤的某些领土亦应并入乌克兰。
    1938年乌克兰军事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头领科诺瓦列茨被打死之后，1939年8月2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在罗马召开了第二次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大会，安德烈•梅利尼克上校当选为该组织首脑。
    1939年9月，德国侵占波兰西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其中有斯捷潘•班杰拉，从监狱和集中营里被放了出来。他们都是1934年由于杀害波兰内政部长布罗尼斯拉夫•波列茨基而在那里服刑的。
    班杰拉出狱之后，便把一些不满于梅利尼克领导的人汇集到自己旗下。从这时起，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少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多数），即梅利尼克分子和班杰拉分子，便开始相互仇视。他们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相同的，差别仅在于梅利尼克分子同意跟德国纳粹更进一步妥协；而班杰拉分子虽也同德国人积极合作，但却提出在活动中也可以依靠其他国家。
    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打响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部队立即积极活动起来，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动员起近一万人的民族主义武装，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立即被投入战斗，开展破坏活动，切断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向后方、司令部和部队进攻。
    维尔纽斯的犹太人伊利亚•约涅斯于1941年6月住在利沃夫，他作证说：“我们多次试图随撤退的俄军离开城市，但都没有成功。在利沃夫以东的郊区和农村，有人埋伏在那边向逃跑的军队开枪射击。牺牲的人很多。开枪的是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匪帮，他们很快便组织起来，从秘密的地方取出武器，给俄国士兵和随他们逃跑的犹太人制造困难。”
    根据某些专家的资料，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部队在战争头几周在这里损失了近2100名官兵，他们均死于民族主义者之手，还有900名伤员。在武装反苏过程中，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得以在26个地区的土地上掀起暴动，涉及现今的利沃夫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捷尔诺波尔州、沃伦州和罗夫诺州。
    1941年6月30日德国人占领利沃夫后，班杰拉小组宣布独立的乌克兰国成立。班杰拉分子雅罗斯拉夫•斯捷茨科被任命为乌克兰政府首脑。虽然宣布乌克兰独立并没有征得占领者的同意，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多数）始终明确抱定附敌方针。下面就是乌克兰独立宣言的几个段落：

    乌克兰国恢复后，将与伟大的纳粹德国相互密切合作。伟大的德国在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正在欧洲和全世界建立新秩序，帮助乌克兰人民从莫斯科占领下解放出来。
    在乌克兰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乌克兰民族革命军，今后将同德国同盟军一道反对莫斯科占领，为主权的、独立的乌克兰国，为全世界的新秩序共同斗争。

    为了彻底搞清新炮制的“独立”乌克兰领导人的真实目的，还是再来引用两段斯捷茨科致元首的话吧：

    我们满怀真心的感激之情，为阁下在战场上厮杀的英雄军队，在同欧洲最大的敌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又取得新的荣誉而感到惊讶。在此谨代在乌克兰人民及其在解放了的利沃夫建立起来的政府，向阁下，伟大的元首，致以衷心的祝愿，愿这场斗争以彻底胜利而结束。
德军的胜利将使阁下有可能实现阁下提出的建设新欧洲的计划，并将其扩大到东部地区。这样一来，阁下便可以使乌克兰人民作为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享有充分权利的自由成员之一，在自己的享有主权的乌克兰国，实现这一伟大的计划。

    由此看来，民族主义者的宗旨不仅在于获得独立，而且在于参加和确立新的法西斯“秩序”。“总理”斯捷茨科还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和“独立的”克罗地亚也发出类似的致敬信。
    尽管发表了这些忠心耿耿的声明，但德国当局仍然认为，宣布乌克兰独立是不能允许的。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小兄弟”，他们需要听话的奴隶。
    1941年7月，班杰拉和他的几名同伙被逮捕，送到柏林被软禁起来，后来又送到集中营。尽管不断遭到逮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既包括班杰拉分子，也包括梅利尼克分子，仍继续指望德国人发善心，还在宣传德国人的“解放使命”思想。
    在1942—1943年间，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军事组织是一些人数众多的分散的部队，他们时而联合，时而分散，相互为敌，常举行谈判，签署备忘录和声明。
    乌克兰还有一个民族主义军事运动也需要交代几句。这里指的是乌克兰起义军。这支部队的人数大约有两万。乌克兰的一部分警察进入该军，使它得到补充，因为德国当局把乌克兰警察换成了波兰警察。乌克兰起义军的安全部门还积极消灭政治敌人和论敌。
    必须指出，曾经存在过两支同一名称的军队。先有的一支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塔拉斯•博罗韦茨（化名塔拉斯•布利巴）的军队。虽然此人就政治信仰而言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并未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39—1941年间，博罗韦茨—布利巴在寻找同盟者期间，同德国军事谍报机构阿伯韦尔建立了联系，后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返回苏联。
    在战争头些日子，“布利巴分子”在罗夫诺州同红军撤退部队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作战。后来他们又同红军被打散的残部进行斗争，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他投敌分子一起，有好几个月都在努力消灭红色游击队，并把他们从所谓“森林边缘地带的盆地”驱赶出去。
    1943年 2月和 3月，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多数）就队伍加入乌克兰起义军一事作出决定。班杰拉分子从1943年4月份起开始利用乌帕（乌克兰起义军）这个缩写词。为了避免混乱，博罗韦茨—布利巴于1943年7月将乌克兰起义军更名为乌克兰人民革命军。但就在1943年8月，乌克兰人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部队便被强制解除武装，其士兵转入乌克兰起义军。博罗韦茨战后住在美国，1981年死于该国。
    博罗韦茨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具有代表性。1941年同法西斯分子合作，从1941年到1943年又同他们进行斗争，从1944年末起，当德国人不得不改变其“东方政策”时，又同他们合作。
    班杰拉分子于 1944年 2—3月间建立乌克兰起义军的原因是，1942年和1943年之交西乌克兰大地上出现大量红色游击队，当时他们完全控制了该地区森林中的局面。班杰拉分子配合德国法西斯同游击队进行斗争。乌克兰起义军的领导人之一是这样说明他们同法西斯的关系的：“他们给我们枪支，我们给他们黄油。”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意见，乌克兰起义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由自主才成为德国人在前线的直接同盟军的。德国谍报机关在评价西喀尔巴阡乌克兰起义军的行动时指出，这部分人控制了西喀尔巴阡山和东贝斯基迪山的山口，为防止苏联人在这个区段翻越喀尔巴阡山作出很大贡献。乌克兰起义军也帮助了某些撤退的德国部队。
    随着科夫帕克领导的苏联游击队运动在乌克兰的发展，也由于德国警察和护卫部队的不足，根据党卫军总队长、加里西亚军事卫戍司令韦赫捷尔的提议，成立了一个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党卫军师。在反共斗争旗帜下开展的宣传运动收到了预想的效果。在招募点上有成千上万人报名加入党卫军。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条件挑选14000人组成一个师，并用剩余的人组成几个警察团。1943年利沃夫开始组建党卫军师，由西乌克兰人充任该师的列兵和士官。
    1944年6月以前，该师的名称是“加里西亚”党卫军志愿师，而从6月27日起，改名为“党卫军第14掷弹兵师”。部队驻扎在德国领土的教练营地，全体指挥人员均在党卫军军官学校受训。党卫军总队长弗里茨•弗赖格被任命为师长。
    1943年，所有在乌克兰德国部队服役的人员，均被宣布为乌克兰解放军士兵。纳粹分子还使用了一种宣传伎俩：军队没有自己的指挥机关。乌克兰党卫军分子直接向德意志帝国元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1944年6月，“加里西亚”等8个德国师在布罗德被苏军粉碎。“加里西亚”的 14000名官兵中只有 3000人突出包围，被派往斯洛伐克休整和补充。后来该师得到补充后，又参加了欧洲东部和中部的警察行动。“加里西亚”师（“巴耶尔斯多尔弗”战斗小组）还在波兰、利沃夫地区、捷尔诺波尔地区、斯洛伐克（同季尔列万格尔旅一道）以及南斯拉夫针对和平居民进行过讨伐行动。
    德国投降后，该师大部分（近一万人）突围到奥地利，向英国人投降，有4700名士兵和军官被苏军俘虏。
    这些自称加里西亚人的部队使盟国感到为难，地位问题使其中许多人逃脱被强行遣返苏联的命运。尽管他们在党卫军干过，波兰将军安杰尔斯却认为最好从实用主义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决定饶恕他们的过去，又考虑到他们都是真正的反共分子，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便支持他们的声明，说他们似乎是波兰人。
    总之，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同法西斯占领者的相互关系，不能说是始终如一，但却始终存在。他们之间有过爱，也有过冷淡，然后又投入彼此的怀抱。乌克兰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不能不知道德国人对乌克兰人民的态度，但他们标榜他们反映的是人民的利益。毫无疑问，他们非常明白法西斯分子的真实目的，但却向人们隐瞒，对人们只是灌输一种思想：最主要的是乌克兰的“独立”。
    不久前公布了一封帝国国务秘书马丁•博尔曼于1942年7月27日致罗森堡的信。他在信中把元首对德国在东部占领区的政策意见转告罗森堡。下面引用几段，从中可以看出，法西斯德国最高当局的指示有多么“英明”，因为它影响到乌克兰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站在民族主义分子领袖旗下的人们的命运：

    ……东部占领区的各州居民比以往繁殖更快的危险非常大。正因为如此，我们应采取必要措施遏制非日耳曼居民的繁殖。所以决不要把德国式的服务运用在东部占领区各州居民身上。
    比如，在任何条件下不许为非日耳曼居民施行接种和其他保健措施。决不许让当地居民受到更高的教育。如果我们犯了这个过错，我们便会造就未来对抗我们的力量。因此，根据元首的指示，只要教会当地居民，其中包括所谓的乌克兰人，读和写就足够了。
    我们决不可以任何措施发展当地居民的优越感！一定要做恰恰相反的事情！将来，学校里应教拉丁字母，以取代现在的拼写。
    ……元首强调，在帝国本土，经由法律规范的东西太多了。在东部占领区各州决不可这样做。对当地居民不要颁布过多法律：只须限于最必要的内容即可。
    决不可在总委员会甚或在帝国委员会层面上成立统一的乌克兰管理机构。

    1944年，苏军从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了乌克兰。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继续在苏联的乌克兰领土上进行活动。总面积不小于15万平方公里、人口 1500万的广阔领土成了对抗的场所。
    乌克兰起义军还在波兰的东南部地区积极进行颠覆活动。苏波边界确定之后，乌克兰起义军建立起代号为“桑”的第6军区，该军区掌管乌克兰起义军活动的“波兰”地区。同波兰政府军的斗争持续到1948年。
    这一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还建立起非法机构以对抗苏联当局。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地下人员和乌克兰起义军部队进行活动的几乎整个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权。在西乌克兰某些地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然而从 1947年起，乌克兰起义军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就已经停止了。恐怖组织个别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极其困难。这时乌克兰起义军转向小规模破坏活动，直到1953年，战斗活动还时有发生。直到1955年，乌克兰起义军的活动实际上才完全停止。最后几个小的抵抗巢穴于 1956年被消灭。有证据表明，乌克兰起义军同苏联政权进行斗争的部队，于 50年代初穿过斯洛伐克和捷克山区，进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奥地利。
    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活动的东西写过许许多多。那时对乌克兰人民而言，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为了说明当时的真实情景，让我来引用一段雅•加兰写于1945年的特写《莫可名状》：

    一个 14岁的小女孩一见到肉心里就无法平静。当人们当着她的面准备炸肉饼时，她便面色苍白，颤抖得像一片山杨叶子。
    几个月前，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晚，几个武装匪徒来到距萨尔纳市不远的农舍，用刀子捅死了主人。小女孩吓得睁大了眼睛，看着自己双亲临死前的抽搐。
    一个匪徒把刀刃架到孩子的喉咙上，但在最后一分钟他脑子里闪现了一个新“想法”。
    “为斯捷潘•斯杰拉的光荣，你活着吧！为了不让你饿死，我们给你留点食物。喂，小伙子们，给她砍些猪肉吧！……”
    “小伙子们’很喜欢这个提议。他们从碗橱里拿出一些盘子和盆盆，几分钟后，在吓得发傻内小女孩面前，从她父母还流着血的遗体上砍下的肉像小山一样，越堆越高……
    这些自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败类——班杰拉分子、布利巴分子、梅利尼克分子，竟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他们最近几年的活动，是数不完的野蛮兽行，是骇人听闻的为所欲为和无以复加的烧杀抢掠……

    2006年 7月是杰出的苏联乌克兰作家和政论家雅罗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加兰诞生100周年。今天，在乌克兰文学教科书上看不到他的名字，在广播电视中也听不到他的名字了。雅罗斯拉夫•加兰生于西乌克兰，一生为反对乌克兰民族分离主义而斗争。那是一种丑恶的运动，其流毒起初遍及加里西亚大地，而后，在戈尔巴乔夫年代，毒根又伸到整个兄弟的乌克兰。
    加兰以自己的笔，以他那了不起的犀利的文章和特写，同我们伟大祖国的叛徒展开了战斗。这些叛徒用斧头把他直接砍死在写字台旁。此事发生在1949年。读完特写你一定会明白，为什么特写中描写的那些“人”会杀害加兰。
    战后反对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的斗争，非常艰难而又残酷地一直进行到50年代中期。
    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统计，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的恐怖活动，共牺牲党的区委书记30名、区执委会主席和副主席32名、共青团州委书记和区委书记37名、州苏维埃、区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代表数百名、正教神甫50名、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3万名。。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 7个州对苏联政权进行的坚决而顽强的斗争，引起苏联政权方面更为坚决的回应，是很自然的事情。
    根据1953年5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到的材料，“从1944年到1952年，在乌克兰西部各州遭到各种形式惩罚的约为50万人，其中逮捕13．4万余人，处以死刑的15．3万余人，永远逐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为20．3万余人”。

                       同反法西斯人士的纪念碑和坟墓作战

    上面已经谈到，近来，在前苏联某些共和国内，正积极试图为民族主义运动在二战年代所起的作用翻案。
    比如，在乌克兰可以听到要求在国家一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起义军和其他民族主义政治军事组织恢复名誉的声音，而且声音还越来越高。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战时和战后年代曾在苏联和几个邻国领土上进行活动。这件事还涉及德国党卫军部队“加利西亚”师的军人。
    例如，1993年8月，基辅召开乌克兰民族军第一乌克兰师建立50周年的纪念会，会上有一个提议称：“考虑到前该师人员在独立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考虑到他们在战争中有利于乌克兰的积极活动，兹向最高拉达提议，承认该师军人享有与二战其他参战者同等的权利。”
    2002年，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苏维埃通过为前党卫军“加利西亚”师士兵恢复名誉的决定。地方自治机关的决议把他们等同于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该加利西亚党卫军师并非为希特勒和法西斯德国而战，而是为乌克兰的独立同苏联作战”。
    1944年7月 27日是利沃夫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下获得解放的日子，却被宣布为“莫斯科极权制度开始统治热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的日子’现在，同希特勒军队共同保卫利沃夫，抵抗苏军进攻的党卫军第 14“加利西亚”师的建师纪念日便定在这一天。
    2002年夏季，乌克兰政府声称，必须追认乌克兰起义军战士为争取国家自由独立的战士。这就是说：应把班杰拉分子宣布为英雄，地位与伟大卫国战争老战士相等！还提出一个说法，认为从 1939年 9月起到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民族军抵抗运动时期，“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团结和建立统一的乌克兰”。
    2004年末，随着以尤先科为首的人取得政权，试图为曾与法西斯合作过的民族主义组织恢复名誉便越来越是常事。2005年  4月9日，由10名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组向尤先科总统、季莫申科总理和最高拉达首脑利特温公开致信，请求协助制定二战以乌克兰为中心的思想。建议承认苏联的胜利意味着“对乌克兰的重新占领”。相应的建议就是不要庆祝胜利节，因为这“不是乌克兰人的节日”。又建议，红军老战士不应被认为是新乌克兰的主要英雄，那些附敌分子和民族主义起义运动的参加者才是主要英雄。最高苏维埃发言人利特温正式声明，议会有意通过专门法律，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恢复名誉。
    2005年，为那些曾同法西斯德国合作过的人员和组织恢复名誉的过程开始活跃起来。2005年 5月 11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责成总理季莫申科，为研究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活动，组建一个委员会。总统在其号召书中指出，从事该活动的战士“视自由的乌克兰如同自己的希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尽自己的可能，为自由的乌克兰而斗争”。
    2006年5月6日，尤先科在每周广播词中说，“国家至今未在官方层面上承认那些曾为乌克兰的自由和独立进行过战斗的人，深感遗憾”。
    “本总统对新议会寄予厚望。本总统希望议会能就所有参加战斗人员的地位问题作出决定。最高拉达应向所有保卫过自己祖国的人致敬，并投票通过法律，承认乌克兰起义军成员为二战老战士。”                 
    乌克兰总统再次号召苏军和乌克兰起义军的老战士们“为了未来而讲和”。“本人以你们子女一代的名义向你们呼吁：尊敬的父母，不要再把这个问题传给我们。为了乌克兰，为了你们的子女儿孙，相互握起手来，相互谅解吧。乌克兰民族将会对你们迈出的这一步给予应有的评价。”他向广播听众这样保证。
    乌克兰起义军曾同现称为卫国战争老兵的战士们作过战。他们对这些战士开展游击战，像对“占领军”一样枪杀他们，结果共消灭官兵3000余名。现在国家居然决定为这些“英雄”恢复名誉？被班杰拉分子杀害的这些人的子女还应当“为了未来同他们讲和”？！
    首批恢复名誉的工作是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开始的。但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工作在那边没有能进行下去，因为未能得到基辅的支持。而“加利西亚党卫军”在利沃夫未能恢复名誉则是前市苏维埃代表的功劳。”
    当局和历史学家坚持为乌克兰起义军恢复名誉，理由是这支部队的战士已所剩无几，都是些“干不了坏事的老爷爷”。但左派——共产党和社会党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即便时间过去已经久远，也不能为搞自相残杀的人辩解。
    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话题在拉达选前总要被提起。这回的情况是计划之外的：议会运动已经结束，到总统大选几乎还得再过两年。正如代表们所说，政府为乌克兰起义军说话的目的，是要讨好最高拉达及其右翼。
    现在乌克兰有几个组织一直在致力于平反的问题。这是一个经过注册的社会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其中比较积极的一翼被称为“班杰拉之翼”，它于1993年成立了一个政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该党认为自己是50年代被粉碎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法理继承人，是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集团的成员，该党代表人物通过集团可以进入乌克兰议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头头亚历山大•伊夫琴科（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12月份声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获得现实的可能性，可以在各级政权机构，从最高拉达到地方苏维埃，以及在行政机构中，代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我党成员。本党第一次对当局不采取反对立场，第一次拥有掌权的现实机会”。
    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了给附敌分子及其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翻案，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苏联英雄的纪念碑和坟墓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为民族主义分子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他们还为广场和街道更名，等等。
    几年前我偶然得到一本书，其中刊载着为罗曼•舒赫维奇纪念榜照的两幅照片。希姆莱曾任命这个人为乌克兰起义军的总司令，即“丘•普林卡将军”，纪念榜立在他死掉的地方，而他的纪念碑立在利沃夫城郊的别尔戈罗什镇。利沃夫一原来有一条普希金大街，现在改成了他的名字。不久前，伟大卫国战争老战士马尔科夫发表回忆录，他曾在苏联内务部队81师步兵团服役。当进入“锅底”的德军遭到歼灭性打击时，他们也正在为消灭班杰拉匪徒而斗争。回忆录这样说：

    ……我还记得，利沃夫的居民对我们说过，1941年夏天，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入城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人员也进来了。他们是根据班杰拉提议，被合并到“纳赫季加利”营的，归刽子手和杀人犯罗曼•舒赫维奇指挥。班杰拉在送别这些为统一不可分的乌克兰进行斗争的武装分子时说：“我们的政权应该是令人可怕的政权……凡反对这一制度的人都应被消灭……”
    1945年3月份，有一次我们连搜索利沃夫城郊的雅诺夫森林，我们碰到被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消灭的上千名战俘和平民的葬礼。班杰拉分子连妇女和儿童都没有放过。比如，从 1944年 2月到 1945年 10月，匪徒们在沃伦州（在罗夫诺）杀害了1932名居民，其中313名儿童，615名妇女，365名老人。从1944年夏季到 1946年 5月，他们在利沃夫州折磨致死达 5088 人。其中有 3000人是农民。已经在胜利后，当地人通知我们，“橡树”（这是舒赫维奇的绰号）手下的匪徒正在洛佐维和库利奇基村行凶……我们冲入洛佐维村，展开战斗，这次战斗中我们有5名士兵牺牲，而匪徒被打死 50多人。在村中我们得知，班杰拉分子在这次战斗前夜进行了一次可怕的屠杀，杀害了100余名居民。他们在鸟克兰妇女德拉贡家，野兽般用斧头砍死女主人和她的3个孩子。
    稍后，我们在利沃夫城下的森林中捕获了这一匪帮的残余分子。而如今，为了纪念这个匪徒，德罗戈贝奇市居然还有一条街叫他的名字……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统帅” 瓦西里•西多尔（也就是舍列斯特）现在正被捧为乌克兰英雄。他是被我们在斯坦尼斯拉夫城外的森林中抓获的。他不肯投降，于是额头吃了一颗子弹。
    我们接到消息说，米哈伊尔•杜德（也就是格里戈里•济诺维）正藏在楚曼斯基森林，米哈伊尔•费德卡（也就是布里利•斯米尔内）藏在罗夫诺森林，德米特里•格里察拉（佩列贝诺斯）藏在科罗斯坚森林。为了把这些匪徒列为英
雄，得要多么细心地把他们身上的血腥和污秽洗掉，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才能做到啊？！记得当天夜里我们细细地搜索过一座难以通行的密林后，来到了古斯维采村和沃尔科维亚村，村里有几座农舍还在燃着熊熊火焰，周围一片哭声。原来是匪徒们刚刚“血洗”了这片地方。他们把一批男男女女、孩子、老人赶到一起，活活烧死在一处仓房里。年轻女人遭他们强奸，为了显示他们的“恩典”，才把她们枪毙了。而在沃尔科维亚村，几个男人被绑到长板凳上，活活锯成两半。

    班杰拉在乌克兰早已恶名昭著，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但利沃夫在未来要安放纪念碑的地方已经竖起了一块奠基石。这座城市还在恢复乌克兰国、建立以班杰拉为首的政府时宣读文件的建筑物的墙上，安放了一块纪念牌。这个“历史性”文件，其中的几段话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了。
    1991年11月份，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下，利沃夫动手拆除苏联英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的纪念碑。据一位乌克兰“历史学家”说，似乎是根据当地劳动者的多次请求才这样做的。“但是没有炸掉。而是充满敬意地将其运到这位侦察员的家乡叶卡捷琳堡”。看哪，亲爱的读者，原来是“充满敬意地”拆除。当时，俄罗斯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尼•伊•库兹涅佐夫遭谋害”的节目，大家也都看到是如何“充满敬意”的：用绳索系住头，把英雄的半身雕像吊起来，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地扔到地上。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复仇的愉快和幸灾乐祸的心情做的。他真该从坟墓中站起来，看一眼这些人，他可是为了这些人的自由献出自己生命的啊！下几个镜头显示，大街上摘掉了带有库兹涅佐夫名字的路牌，又匆忙地钉上了带有……班杰拉名字的路牌。
    对我来说，尼•伊•库兹涅佐夫不只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乌拉尔人怀着神圣的感情，怀念俄罗斯大地上这位爱国者的名字。此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他曾在我亲爱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当设计师。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的人都深深以他为荣。为纪念库兹涅佐夫，在他曾工作过的一度是厂设计处的房间里，办起了一个以他命名的纪念室。厂部入口处挂着一块光荣牌，上写尼•伊•库兹涅佐夫曾在此工作过。我在厂里工作时，还遇到过当年曾同设计师库兹涅佐夫一道工作的人员。我们都怀着亲热的感情对待他的亲弟弟维克托•伊万诺维奇，他像两滴水一样酷似自己的亲哥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一些战友多夫戈尔、斯特鲁京斯基等人都是工厂的常客。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所在部队传奇指挥官梅德韦杰夫见面时，到场的人真是人山人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1911年7月27日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塔利茨基区济良卡村。
    远在学校学习年代，他便表现出学习外语的非凡才能。今天．一说起库兹涅佐夫对语言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某些怀疑主义者就气不打一处来，把这位侦察员的经历说成是苏联神话。但他们又不能不承认事实。
    30年代初，尼•库兹涅佐夫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设计处工作，同时又在工学院夜校部德语班学习。20年后，我也毕业于这座学院。他在厂子里常与德国专家交流，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个良好的会话实践，而且有可能研究德国工人和工程师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心理、习惯。学院毕业后，库兹涅佐夫被派往莫斯科，进入对外情报机关。
    伟大卫国战争头几天，库兹涅佐夫便呈递报告，请求“积极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前线或在侵入我国土地的德军后方”使用他的能力。他连打了两份报告，愿望才得到满足。据这位侦察员的一些战友谈，“库兹涅佐夫被空投到被占领的乌克兰土地上，只带一把手枪和一颗手榴弹，就这些武器！但法西斯分子脚下的土地却燃烧起来……”
    1942年夏天，尼•库兹涅佐夫被派到代号为“胜利者”，由梅德韦杰夫指挥的特工队。后来在70年代，梅德韦杰夫写了几部讲述这位侦察员功勋的著名长篇小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扮成德国军官，在罗夫诺市中心活动，消灭了乌克兰帝国委员会帝国顾问格利和他的秘书温特尔。一个月后，又重伤了帝国委员会副专员达尔格尔将军。稍后，还绑架了乌克兰讨伐军司令冯•伊尔根将军。之后不久，又击毙了乌克兰敌占区最高法院院长丰克。
    与此同时，库兹涅佐夫还有针对性地搜集对中央十分重要的情报。1943年春天，他获得十分珍贵的情报：敌人正准备在库尔斯克地区使用“虎”型和“豹”型新式坦克，展开大规模进攻。他还得知希特勒在文尼察城下设立野战大本营的具体地址。正是库兹涅佐夫首先报告了准备在德黑兰历史性会见时对“三大国”政府首脑进行暗杀的消息。
    1943年12月末，库兹涅佐夫得到一项新任务——在利沃夫开展侦察工作。他完成了复仇行动，消灭了加里西亚副省长奥托•鲍尔。
    1944年3月8日至9日夜晚，他的小组在利沃夫州博拉京镇遭到伏击，在同乌克兰起义军士兵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全部牺牲。库兹涅佐夫见自己已陷入绝境，便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周围的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1944年11月5日，由于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时，表现得特别坚毅勇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死后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尼•伊•库兹涅佐夫的功勋写成了许多书籍和剧本，文章和特写，拍了好几部故事片（《侦察员的功勋》、《果敢坚强》、连续剧《特别任务》）和文献纪录片（《天才侦察员》等）。
    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是库兹涅佐夫的战友，于2003年去世。他曾在库兹涅佐夫化身为“济别尔特”时担任他的司机，参加过他的所有战斗行动，生前很关心库兹涅佐夫的坟墓。他用了好多年时间，去考证这位传奇战友经历中各种事件的真实情况。斯特鲁京斯基本人也得到过不少崇高的战功褒奖，他说：

    库兹涅佐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为乌克兰人民的自由和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如今有人却要宣布他为乌克兰的敌人。下面仅举几个我亲自可以见证的事实。当我们消灭了乌克兰大枢密官阿尔弗雷德•丰克将军后，定在罗夫诺近郊的久季科维奇镇为他下葬。那里有一条小河。我们决定炸毁木桥，炸死应该跟在灵车后面的那些将军。一切已准备就绪，但在最后一刻，库兹涅佐夫取消了这次行动：他担心德国人会因此而把整个村子杀光。我们反对撤消这次行动，但库兹涅佐夫却坚持自己的意见。
    另一个事实。在抓到加安伯爵和揭露了“韦尔沃尔弗计划”的秘密之后，我们返回自己的部队。在斯卢奇河上遭到阿塔曼布利巴手下的伏击，但进入战斗后，抓到13名俘虏。库兹涅佐夫看了一眼他们的穿戴——脚上的树皮鞋，身上的破烂衣衫。他把他们排成一列，对我说：“科利亚，我们不枪毙他们。这是些被骗的人，是农民……”对他们说：“我们是同德国人作战，而不是同乌克兰作战。我们放了你们，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再也不许拿起武器。”他们起誓发愿，就被放走了。在战争中这是罕见的事。这种事还有。
    ……他是俄罗斯的儿子，也是乌克兰的儿子。独立的乌克兰国应承认他是自己的英雄。他不是为荣誉而战，捍卫的不是哪个政权，他是同法西斯瘟疫战斗，为乌克兰人民牺牲的。最后，总应该还他个公道吧
。
    在这位传奇侦察员诞生95周年的那一年，乌拉尔人发现这位声威远播的老乡的坟墓状况很不能令人满意，便积极倡议迁葬库兹涅佐夫的遗骸。遗骸将被迁移到叶卡捷琳堡。现已选好几个重新安葬的地点，有公社社员广场、国防广场和希罗科列琴斯克纪念坛。
    库兹涅佐夫是为乌克兰的自由而牺牲的，今天乌克兰又对此作何感想呢？回答已昭然若揭：那里现在正在进行着另外一场战争，正在跟那些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的纪念碑和坟墓作战。
    乌克兰当局的行动，只能被视为对民族野蛮主义的一种鼓励。事实上他们斗争的对象并非纪念碑，而是人民的历史记忆，讨好的则是那些家生土长的叛徒。
    我们从媒体中得知，在“独立”的乌克兰也有某些公民出来反对国内的这些行动。他们封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杰拉分子的集会游行，反对这些活动的参加者和拥护者，但可惜的是他们人数太少。
    乌克兰人应该学习克里米亚人。妇女，主要是成年妇女，使美国海军陆战队蒙受耻辱，把他们那些集装箱船统统赶了出去。
    乌克兰人民需要觉醒，远离那些客里空的“橙色”革命领导人，要头脑冷静地想想，这些都是为了什么。现在的当局在消灭人民记忆的同时，正力图为他们坚定的亲西方、远离俄罗斯、远离“莫斯科佬”的路线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