贲门癌xelox化疗方案:相约星期二（二） 一个将死教授对生者学生的约会

“你知道，米奇，因为我是个快死的人，所以人们才对我感兴趣。”    你一直是个有趣的人。    “啊，”莫里笑了。“你真好。”    不，我并不好，我心里在想。    “原因在于，”他说，“人们把我视为一座桥梁。我不像以前那样活着，但我又没有死……我类似于……介于两者之间。”    他咳嗽起来，随后又恢复了笑容，“我已经踏上了最后的旅程——人们要我告诉他们该怎样打点行装。”    电话铃又响了。    “莫里，你能接吗？”康尼问。    “我正在接待我的老朋友，”他说，“请他们待会儿再打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热情。我几乎已经与十六年前离开了他的那个有出息的学生判若两人。如果没有“夜线”节目，莫里也许到死也不会再见到我。对此我没有任何正儿八经的理由，除了人人现在都会找的借口。我一心一意关心着自己的生活。我很忙。    我怎么啦？我问自己。莫里尖细、嘶哑的嗓音又把我带回到了大学时代。我那时视有钱为罪恶，衬衫加领带在我眼里简直如同枷锁，没有自由、貌似充实的生活——骑着摩托。沐着清风，游逛巴黎的街市或西藏的山峦——并不是有意义的生活。可我现在怎么啦？    八十年代开始了。九十年代开始了。死亡、疾病、肥胖、秃顶接踵而来。我是用许多梦想在换取数额更大的支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莫里却又在谈美妙的大学生活了，仿佛我只是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    “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    “你为社区贡献过什么吗？”    “你对自己心安理得吗？”    “你想不想做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坐立不安起来，我的心绪被这些问题彻底搅乱了。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我曾经发过誓，永远不为钱而工作，我会参加和平队（注1），去美丽的理想乐园生活。    然而，我在底特律一呆就是十年，受雇同一个报社，进出同一家银行，光顾同一家理发店。我已经三十有七，比做学生那会更有能耐，整天泡在电脑，调制解调器和手机里。我专门写有关富有的运动员的文章，他们一般对我这样的人也是很在意的。我在同龄人中己不再显得稚嫩，不用再穿灰色的无领长袖衫或叼着没有点燃的烟来作修饰。但我也不再有边吃鸡蛋色拉边长谈人生的机会。    我的每一天都很充实，然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感到不满足。    我怎么啦？    “教练，”我突然记起了这个绰号。    莫里面露喜色，“是我。我还是你的教练。”    他大笑着继续吃他的东西，这顿饭他已经吃了四十分钟。我在观察他，他手的动作显得有点笨拙，好像刚刚在开始学用手。他不能用力地使用刀。他的手指在颤抖。每咬一口食物都得费很大的劲，然后再咀嚼好一阵子才咽下去，有时食物还会从嘴角漏出来，于是他得放下手里的东西，用餐巾纸擦一擦。他手腕到肘部的皮肤上布满了老人斑，而且松弛得像一根熬汤的鸡骨头上悬着的鸡皮。    有一阵子，我们俩就这么吃着东西。一个是患病的老者，一个是健康的年轻人\，两人一起承受着房间里的寂静。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寂静，然而感到难堪的似乎只有我。    “死亡，”莫里突然开口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米奇。可不幸地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所以许多来探访我的人并不幸福。”    为什么？    “唔，首先，我们的文化并不让人觉得心安理得。我们在教授一些错误的东西。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建立你自己的文化。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要比我——即使在这样的处境里——更不幸。    “我也许就要死去，但我周围有爱我，关心我的人们。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份？”    他毫不自怜自哀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莫里，一个不能再跳舞。游泳。洗澡和行走的人，一个再也不能去开门，不会自己擦干身子，甚至不能在床上翻身的人，怎么会对命运表现出如此的乐于接受？我望着他费劲地使用着叉子，好几次都没能叉起一块番前——那情景真令人悲哀。然而我无法否认，坐在他面前能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宁静，就像当年校园里的清风拂去我心中的浮躁一般。    我瞄了一眼手表——习惯的驱使——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在想换一班飞机回去。这时莫里做了一件至今都令我挥之不去的事情。    “你知道我会怎么死吗？”他问。    我扬起了眉毛。    “我会窒息而死。是的，由于我有哮喘，我的肺将无法抵御疾病的侵入。它慢慢地往上跑。现在它已经侵蚀了我的腿。用不了多久它会侵蚀到我的手臂和手。当它侵蚀到我的肺部时………    他耸了耸肩膀。    “……我就完蛋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嗫嚅道，“嗯，你知道，我是说……你不会知道……”    莫里闭上了眼睛。“我知道，米奇。你不必害怕我的死。我有过美好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迟早的事。我或许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别这么说，我紧张地打断了他。没人能预料——    “我能预料，”他轻声说。“甚至还有一种测试的方法。是一位医生教我的。”    测试方法？    “吸几口气。”    我照他说的做了。    “现在再吸一次，但这次当你呼气时，看看你能数到几。”    我快速地边呼气边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吐完这口气时我数到了七十。    “很好，”莫里说，“你有一个健康的肺。现在看我做。”    他吸了口气，然后轻声、颤抖地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他停住了，气喘吁吁。    “当医生第一次让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能数到二十三。现在是十八。”    他闭上了眼睛，摇摇头。“我的油箱已经空了。”    我有些紧张地做了个拍大腿的动作。该结束这个下午了。    “再回来看看你的老教授，”当我拥抱着和他道别时莫里说。我答应我会来的，这时我尽量不去想上一次我作一允诺的时刻。    **************************************************    我在学校的书店买了莫里为我们开出的书，比如《青春》、《个性和危机》、《我与你》、《分离的自我》等。这些书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进大学前我不知道人际关系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门学术性课程。在我遇到莫里之前，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对书本的感情是那么真实且富有感染力。有时放学后，当教室里空无一人时，我们开始作认真的交谈。他问及我的生活，然后引用艾里奇·弗罗姆、马丁·布贝尔和埃立克·埃里克森的一些论述。他经常照搬他们的语录，然后再用自己的见\解作注脚。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个真正的教授，而不是长辈。有一天下午，我在抱怨我这一代人的困惑：我分不清什么是我自己想做的，什么是别人期望你做的。    “我有没有对你说起过反向力？”他问。    反向力？    “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你想做某一件事，可你叉注定要去做另一件事。你受到了伤害，可你知道你不该受伤害。你把某些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尽管你知道不该这么做。    “反向力，就像是橡皮筋上的移动。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它的中间。”    听上去像是摔跤比赛，我说。    “摔跤比赛。”莫里大芙起来。“是的，你可以对生活作类似的诠释。”    那么哪一方会赢？我问。    “哪一方会赢？”    他对我笑笑：眯缝的眼睛，不平整的牙齿。    “爱会赢。爱永远是胜者。”    ————————————————————————    （注1）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成立于1961年，去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点名  

 几个星期后我飞往伦敦。我是去报道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的，那是世界顶级的网球比赛，也是少数几个没有观众喝倒彩，没人在停车场上喝得酪叮大醉的体育场合之一。英国很暖和，多云的天气，每天早上我在网球场附近的林荫道散步，不时碰见排着长队等退票的孩子以及叫卖草毒和冰淇淋的摊贩。网球场的大门外有一个报刊亭，卖五六种套色的英国通俗小报。裸体女郎的特写照片、“拍拍垃圾”的皇家新闻照片。星象算命书。体育杂志。抽奖比赛以及少量的时事新闻。他们把当天的热门报道写在一块倚靠着报纸堆的黑板上，它们通常是：黛安娜与查尔斯不和或加扎向球队要几百万！    人们很欢迎这些通俗小报，津津有味地读着那些小道新闻。前几次来英国时我也这么做，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我读到那些元聊的东西，我就会想起莫里。我脑子里老是出现他在那幢长着日本槭树且铺着硬木地板的房子里数着他的呼吸次数。挤出每一分钟时间去陪伴他所爱之人的情形。而我却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什么电影明星啦，超级模特啦，有关迪公主，玛多娜或小肯尼迪的传闻啦。说来也怪，虽然我悲叹莫里来日无多的生命，但我又忌妒它的充实。我们为何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无谓的琐事上？O·J·辛普森的案子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人们为了收看这一报道而情愿放弃整个午饭的时间，还要再预录下来不及看完的部分到晚上补看。他们并不认识辛普森，他们也不认识和这件案子有关的其他人。然而他们却甘愿为此浪费掉时间，整日、整个星期地沉溺在他人的闹剧里。    我记起了上次见面时莫里说过的话：“我们的文化并不让我们感到心安理得。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    莫里，就像他说的那样，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早在他患病之前就这么做了。小组讨论，和朋友散步，去华盛顿广场的教堂跳舞自娱。他还制定了一个名叫绿屋的计划，为贫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他博览群书为他的课寻找新的思想内容，他走访同事们，与毕业的学生保持联系，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他情愿花时间去享享口福和赏玩自然，而从不浪费在电视喜剧或周未电影上。他建立了一种人类活动的模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爱护——这一模式充实着他的生活。    我也建立了我自己的文化：工作。我在英国干四到五份新闻媒体的工作，像小丑一样地跳来跳去。我一天在电脑上要花八个小时，把报道传送回美国；此外我还要制作电视节目，跟着摄制组走遍伦敦的每一个地方。我还要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主持听众来电直播节月。这份负担确实够重的。几年来，我一直将工作视为我的伴侣，把其它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在温布尔顿，我就在小小方方的工作台上用餐，权当完成任务。有一天，一群发了疯似的记者拼命追踪阿加西和他那位有名的女友波姬·小丝，我被一个英国摄影师撞倒了，他只咕哝了一声“对不起”便跑得没了人影，他的脖子上辇着巨大的金属镜头。我不由地想起了莫里曾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许多人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即使当他们在忙于一些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慵慵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我想他是对的。    尽管我在反其道而行之。    公开赛结束了——我是靠无数咖啡才摔过来的——我关掉电脑，清理完工作台，回到了住处打点行装。已经是深夜了，电视里早已没有了画面。    我飞回底特律，傍晚时才到达。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头倒在了床上。醒来后看到的是一则爆炸性的新闻：我那家报纸的工会举行了罢工。报社关闭大门口站着纠察队员，请愿者在街上游行示威。作为工会的会员，我没有选择。我突然之间、也是我生活中第一次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支票，和老板处于对立面。工会的头给我打来电话，警告我别同任何我以前的老总们接触，如果他们打电话来解释，就挂断电话。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工会的头像士兵一样发誓说。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虽然我在电视台和电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错的副业，但报纸始终是我的生命线，是我生命中的氧气。当我每天早上看见我写的报道见诸报端时，我便知道，至少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还活着。    现在它消失了。随着罢工的继续——一天，两天，三天——不断有令人焦虑的电话和谣言传来，说这次罢工有可能持续几个月。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体育比赛需要我去采访，现在我只能呆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我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是非常需要我的专栏文章的，可我吃惊地发现缺了我一切照样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拿起电话拨了莫里的号码，康尼让他接了电话。    “你来看我，”他的语调不像是询问而像是命令。    我能来吗？    “星期二怎么样？”    星期二很合适，我说。就星期二。    ＊    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他的另外两门课，我们跨出了教室，经常见面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亲属以外的成年人这么相处过，但我觉得和莫里极容易相处，他也显得很快活。    “今天我们该去哪儿？”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问。    春天，我们就坐在社会学系大楼外的一棵大树下；冬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穿无领的灰色长袖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莫里则穿洛克波特鞋和灯芯绒裤子。我们每次交谈时，他先听我漫无边际的聊天，然后将话题移到人生经验上，他提醒我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和校园里盛行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对我说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他谈到了青春的异化问题，谈到了同周围的社会建立某种联系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则不能，但这无关紧要。讨论问题向我提供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我和我父亲从未有过这样的交谈，我父亲希望我将来当律师。    莫里讨厌律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他问。    我想成为音乐家，我说。弹钢琴。    “太好了，”他说，“但这是条很艰难的道路。”    是的。    “有许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听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应该让你的梦想成真。”我真想拥抱他，感谢他这么说，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弹钢琴时一定很有活力，”他说。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么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教授    那会儿他八岁。一封电报从医院发来，由于他父亲——一个来自自俄罗斯的移民——不懂英语，只能由莫里来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他像站在班级前面的学生那样宣读了他母亲的死亡通知书。“我们遗憾地通知您……”他读道。    葬礼的那天早上，莫里的亲友们从位于曼哈顿贫困的下东区的经济公寓楼的台阶上走下来。男人们穿着黑西服，女人们戴上了面纱。附近的孩子们正在去上学。当他们经过时，莫里低下了头，他不想让同学看见他那个样子。他的一个姨妈，一个很壮实的女人，一把抓住莫里嚎陶大哭：“没了母亲你可怎么办呀？你将来会怎么样噢！”    莫里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同学赶紧跑开了。    葬礼上，莫里看着他们将土铲在母亲的坟上。他竭力回忆着母亲在世时家庭所拥有的那份温馨。她患病前一直经营着一家糖果店，患病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显得十分虚弱。有时她会大声唤儿子给她拿药，在街上玩棍球的小莫里常常假装没听见。他相信，只要他置之不理，疾病就会被驱走的。    你还能让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死亡？    莫里的父亲——人人都叫他查理——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来美国的。他干的是皮毛业，但时常要失业。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说英语，所以一直很贫穷，家里大部分时间是靠救济度日的。他们的住房就在糖果店的后面，既黑又窄，令人十分压抑。他们没有一件奢侈品。没有汽车。为了挣钱，莫里和他弟弟大卫有时去替别人擦洗门廊的石阶，以换取一个五美分的硬币。    他们的母亲死后，兄弟俩被送到了康涅狄克州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那儿好几个家庭住在一块，共用一间大的卧室和厨房。亲戚们认为，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孩子们会有好处的。莫里和大卫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绿色世界，他们在野外尽情地玩耍。一天吃过晚饭，他们外出散步时天下起了雨。他们没有回家，而在雨里折腾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莫里醒后一骨碌爬了起来。    “快，”他对弟弟说，“起床。”    “我起不来。”    “你说什么？”    大卫显得很害怕。“我不能……动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    当然，淋雨并不是得病的原因。但莫里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会知道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弟弟去一个专门的诊所治疗，两脚不得不戴上护套以致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莫里一直在自责。    于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犹太教堂——独自一人去，因为他父亲不是个教徒——站在那些身穿黑长袍。身子不停晃动的人中间，祈求上帝保佑他死去的母亲和患病的弟弟。    下午，他站在地铁下面叫卖杂志，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买吃的。    晚上，他瞧着父亲默默地吃着东西，企盼有——但从未得到过——一点感情的交流和关心。    九岁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但就在第二年，莫里得到了感情的补偿：他的继母伊娃。她是个矮小的罗马尼亚移民，长得很普通，一头棕色的鬈发，有着超人的精力。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温暖了这个本来显得抑郁的家。当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语时，她会滔滔不绝，晚上她给孩子们唱歌。她柔和的声音。传授的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抚平了莫里受伤的心灵。他弟弟戴着护套从诊所回来后，他俩同睡在厨房的一张折叠床上，伊娃会来吻他们道晚安。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样翘首等待着她的吻，他内心深处感到又有了母亲。    然而，他们仍没有逃离贫穷。他们现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是特里蒙德街上一幢红砖楼房里的一套单问，紧靠着一个意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儿常有老人玩室外地滚球。由于经济的萧条，莫里的父亲在皮毛业更难找到工作。有时，当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时，伊娃拿来的仅仅是面包。    “还有什么？”大卫会问。    “什么也没有了，”她说。    她在替莫里兄弟俩盖被子时，会用意第绪语唱歌给他们听，尽管都是悲伤的歌。其中有一首唱的是一个卖香烟的女孩：    请买我的烟。    干燥的烟没有被雨淋，    谁能同情我，谁能可怜我。    即使处在这样的境遇，莫里还是学会了去爱，去关心，去学习。伊娃要求他在学校成绩优秀，她把受教育视作脱离贫困的唯一解药。她自己也在上夜校提高英语水平。莫里在她的怀抱里养成了对学习的热爱。    晚上，他在厨房餐桌上的那盏台灯下学习，早上，他去犹太教堂为母亲求主眷念——为死者作祷告。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父亲从不让他提起死去的母亲。查理希幼小的大卫把伊娃当作亲生的母亲。    这对莫里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许多年里，母亲留给莫里的唯一信物就是那封宣告她死亡的电报。他收到电报的当天就把它藏了起来。    他将把它珍藏一生。    莫里十几岁时，他父亲把他带到了他工作的一家皮毛厂。那还是在大萧条时期，父亲想让莫里找一份工作。    他一走进工厂，那厂房的围墙就让他感到窒息。厂房既黑又热，窗户上布满了垃圾，齐放在一起的机器发出犹如滚滚车轮的轰鸣声。毛絮到处飞扬，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工人们彻楼着身子用针缝制着毛皮，老板在过道里巡视吆喝，不断催促他们干快些。莫里站在父亲的身边，害怕得要命，希望老板别对他也大喊大叫。    午饭休息时，父亲把莫里带到了老板那儿，将他往前一推，问是否有活可以给他儿子干。可成年人的工作都没法保证，没人愿意放弃手里的饭碗。    对莫里来说这是个福音。他恨那个地方。他又起了一个誓，这誓言一直保持他生命的终结：他永远不会去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他不允许自己去赚别人的血汗钱。    “你将来准备做什么？”伊娃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他把学法律排除在外，因为他不喜欢律师；他把学医也排除在外，因为他怕见到血。    “你准备做什么？”    我这位最优秀的教授由于他的缺陷而当了一名教师。  “教师追求的是永恒；他的影响也将永无止境。”    ——亨利·亚当斯（注2）  （注1）纽约市的一个行政区。    （注2）美国历史学家和作者（1838－1918）。  

 教授，第二部分    莫里曾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过好几年，那家医院有一个听上去挺宁静的名字：栗树园。如果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话，莫里就不会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莫里，也不会是众人所认识的那个莫里。那是莫里从芝加哥大学读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最早找到的一份工作。他摈弃了医学、法律、商贸专业后，把搞研究看成是一个不靠剥削别人而有所贡献的工作。    莫里得到了医方的允许，他可以观察病人的行为举止，记录下对他们的治疗方法。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的，但在五十年代初它却极具挑战性和富有开拓精神。莫里看到了整天尖叫的病人，看到了整夜哭闹的病人。有的病人故意弄脏自己的内衣内裤，有的拒绝进食，得被人按倒后进行药物治疗，靠静脉注射让他进食。    病人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天走出病房，俯卧着躺在铺着瓷砖的大厅里，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医生和护士就在她身边走来走去。此景让莫里觉得非常可怕。他作了记录，这是他的工作。她每天都这样重复着：早上出来，在地上躺到傍晚时分，不跟别人说话，也不为他人所注意。莫里看了很难受，他也去坐在地上，甚至和她并排躺在一起，试图帮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后，他终于使她坐了起来，甚至回到了病房。他琢磨出了其中的原因，她最需要的其实也是许多人都需要的东西——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莫里在栗树园工作了五年。虽然院方并不鼓励他这么做，但他还是和一些病人交上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女病人和他开玩笑说，她能进这儿来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丈夫有钱，他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要是进那些价格便宜的精神病院，那才惨呢。”    另一个女病人——她朝任何人吐唾沫——也对莫里产生了好感，称他是她的朋友。他们每天交谈，其他的医务人员见有人能与她沟通，也都抱着赞许的态度。然而有一天她逃跑了，人们叫莫里帮着把她找回来。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商店找到了她，她躲在很靠后的一个地方。当莫里进来时，她向他射去愤怒的目光。    “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她咆哮着说。    “和谁一伙？”    “看守我的狱卒。”    莫里观察到那儿的病人大多数在生活中都遭到别人的冷淡和厌弃，使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们也得不到同情——这种同情心在医务人员的身上很快就耗空了。许多病人都很有钱，来自富有的家庭，显然财富并没有力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这是莫里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教训。    我常取笑他说，他是对六十年代念念不忘的老古董。他回答我，与现在相比六十年代并不太糟。    他在精神病医院干完后便去了布兰代斯大学，那时正要进入六十年代，在短短的几年里，校园成了文化革命的温床。吸毒，性开放，种族歧视，反战示威。阿比·霍夫曼去了布兰代斯，杰里·鲁宾和安吉拉·戴维斯也去了布兰代斯。莫里的班上有许多激进分子。    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教社会学的教授不单单是教书，常常也卷人到社会和政治中去。比方说，他们都持激烈的反战态度。当教授们得知那些没有达到某一分数线的学生将被取消缓役资格时，他们便决定不给学生们打分。当学校当局说，“如果你们不打成绩，这些学生就作不及格处理时，”莫里提出了建议：“给他们全打Ａ”他们果真这么做了。    六十年代为校园带来了发展，也为莫里所在系的教授们拓展了思路，其中包括上课时开始始穿牛仔裤和凉鞋，也包括把教室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场所，他们改变了单一的讲课模式，更提倡讨论的学习方法。他们不再追求理论而是推崇实践。他们把学生送到南方腹地（注1）去研究人权，送他们去内地城市做实地考察。他们还去华盛顿参加示威游行，莫里经常和学生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在一次外出的旅途中，他颇觉有趣地看见一些穿戴着长裙和爱情念珠的姑娘们把鲜花放人炮筒，然后坐在草坪上，合拢着双手，试图去感化五角大楼。    “她们打动不了五角大楼的，”他后来回想道，“但是个不错的尝试。”    有一次，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布兰代斯校园里的福特教学楼，并打出了马尔科姆·艾克斯（注2）大学的横幅。福特教学楼设有化学实验室，校方担心那些激进分子会在地下室里制造炸弹。莫里心里比他们清楚。他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价值。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这时莫里正好经过那幢大楼，里面有个示威者认出了这位他最喜欢的老师，于是大声喊他从窗口进去。    一个小时后，莫里带着一份示威者的要求从窗口爬了出来。他把这份要求送到了校长那里，形势得到了缓解。    莫里总是充当和平的使者。    在布兰代斯，他给学生们讲授社会心理学，心理疾病和健康以及小组疗程。教授们并不注重现在所谓的“职业能力”的培养，而是偏重于“个人发展”的研究。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也许会把莫里的努力视作既愚蠢又幼稚的行为。他教出的学生能赚多少钱？他们能打赢多少有高额报酬的官司？    然而，有多少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大学后会再去看望他们的导师？莫里的学生却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回到他的身边。他们来自波士顿，纽约，加州，伦敦和瑞士；来自公司的办公室和内地的学校。他们打电话，写信。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就为了一次探望，一句话，一个微笑。    “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像你这样的老师，”他们异口同声他说。  随着我对莫里的探访的继续，我开始学习有关死亡的学说，研究不同的文化对人生最后这段旅程的不同诠释。比如说，在北美的北极地带有个部落，他们相信世界上的一切生灵都存在着灵魂。它是一种缩小了的依附在躯体内的原我——因此，鹿的体内还有一头小鹿，人的体内也有一个小人，当大的躯体死去时，小的原我依然活着。它会投胎到诞生在附近的某某生物里，或者去天空的暂憩处——伟大女神的肚子里，等待月亮把它送回地球。    有时候，他们说，月亮固忙于新的灵魂的降世，于是便从天空中消失了。所以有的夜晚没有月光。但最终，月亮是要回来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注1）①指美国南部最具南方特点的几个省份，尤指南卡罗来纳滥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    （注2）②美国黑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