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贴单孔透:从《民国日报》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相关报道看国民党的本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4:44:24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开始形成。1926年5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了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使国民革命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1月，在人民的斗争和支持下，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北伐战争乃至整个国民大革命都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1927年4月12日，正当中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与以邹鲁、谢持等人为首的“老右派”相区别，也称“国民党新右派”，下同）在上海公然背叛革命，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上海展开了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同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也与共产党正式决裂，汪精卫甚至喊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沦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持续三年多的国民大革命彻底失败。
政治和舆论宣传是分不开的，古今中外无论哪一种政治派别、政治力量都拥有自己的宣传机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对政变进行了很多的相关报道，总体的基调是认为蒋介石集团的行为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从舆论上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那么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底是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又是什么样的呢？下面笔者就从四一二政变的历史和《民国日报》的背景出发来结合《民国日报》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相关报道探析这些问题。
一、四一二政变简析
1927年4月12日凌晨，早就做好准备的的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双方随即发生交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停为名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并抓走工人（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也于前一天被杜月笙诱捕）。13日上午，上海工人、市民举行游行集会要求释放被捕工友，第二十六军在群众游行途中设伏，当游行队伍经过时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这样发生了。
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山西、四川、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先后发生政变，各省纷纷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当时设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形成了对抗的局面。三个月之后，汪精卫集团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七一五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彻底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1926年年初，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内部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新右派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则退居其次；蒋介石在这次大会结束之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同年3月20日，国民党新右派发动中山舰事件，进一步试探共产党的底线，而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却再次退让，这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子。一个多月以后，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进一步打压共产党，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又一次选择了退让，使《整理党务决议案》又获得通过。通过1926年上半年这一系列的事件，蒋介石一步又一步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掌握了最高权力，为日后发动政变积攒了力量、打下了基础。在北伐战争胜利进行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势力、新旧军队、各派政客纷纷以蒋介石为中心进行集合，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明显；而共产党的领导人却落后于形势，只顾群众运动而不注意掌握军队，终于使反革命政变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二、《民国日报》简介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以反对袁世凯为宗旨目标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22日，中华革命党的主要舆论阵地——《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创始人是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主编有邵力子等人。该报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成为国民党在上海的主要宣传阵地。
在创刊初期，该报由于思想进步而遭到封建军阀和一些日本人的忌恨。1927年以后，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该报随之转向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的立场，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做了很多反动的宣传。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开始在上海肆无忌惮地寻衅滋事。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民国日报》不畏强暴、毫不屈服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暴行，遂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钉。1932年，日本裕仁天皇在东京遇袭、险遭刺杀，《民国日报》抓住时机捷足先登，抢先报道了这一事件，使日本天皇遇袭的事件传遍全国。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松本仓松立即找到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进行交涉，并使用种种手段甚至以日本军队的名义向国民政府施压，国民政府在承受了很大压力之后将压力转移给《民国日报》编辑部。最后，在多方的种种压力之下，1932年1月《民国日报》被迫停刊。同年5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在上海创立《民报》，继承了《民国日报》的系统。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民国日报》才恢复了原先的名字。
三、从《民国日报》的相关报道探析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性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民国日报》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立场上为其做了很多的正面报道和辩护，其中既有纯粹新闻性的报道，也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理论家所写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寻找依据），还有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部门所写的反动标语、口号；其中既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也有反对国民党左派的舆论宣传，还有支持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舆论宣传。《民国日报》中关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关的报道和宣传文章很多，其中有一些也很长，这些报道和宣传文章使我们从另外一面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由于报道和宣传文章很多所以不能全都列举了，笔者在这里选取几篇典型的报道和宣传文章来探析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
（一）《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
这是1927年4月8日（星期五）《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三版上的一篇报道，全文如下：
“1、定十五日内在南京召集执监联席会议；
2、由汪精卫通知共产党暂时停止活动；
3、工会纠察团等武装团体归总部指挥；
4、汉口之议决及命令由监察委员会审查。
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部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即蔡元培——笔者注）、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国民党近日被他人把持之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要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议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成立应急之法数条如下：
一、汪精卫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前途者，于汪同志所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
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级长官商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
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并闻在会议中提及所有汉口发表之决议案及命令，由中央监委会审查，在未审定以前不能奏效。”
1927年2月，蒋介石就在南昌发表了反共演说并进行了局部的反共行动。1927年3月末，蒋介石在上海纠集大批青洪帮流氓为其进行反革命政变充当打手并把不归自己指挥的军队全部调离上海；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等人召开会议，秘密部署全面“暴力清党”，当时的会议是秘密进行的，而这篇报道正是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面揭示了蒋介石为发动反革命政变所做的的准备工作。
首先来看在本篇报道开头的“连日会议的四点决议”，从这四点决议中的第二点“由汪精卫通知共产党暂时停止活动”和第三点“工会纠察团等武装团体归总部指挥”中可以看出蒋介石集团对共产党已经准备下手了，两项决议第一项不许共产党进行活动，第二项把共产党唯一掌握的力量——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收归总部指挥，其中的意思就是全盘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由于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的失误，共产党没有掌握很多的军队，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群众运动上，而在城市里主要的依靠力量几乎只有工人纠察队（纠察团）的武装，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把工人纠察团收归总部指挥并且不许共产党有所行动，这说明蒋介石已经全面开始“磨刀霍霍”了。
再看第四条“汉口之议决及命令由监察委员会审查”。这里的“汉口之决议”是指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当时武汉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否定蒋介石提出的“定都南昌”的建议，改变领导体制撤销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这项决议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这种“没有起到作用”情况下，还要由国民党新右派控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审查。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已经无可撼动，其与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主要是国民党左派）也开始了公然对抗，反动面目已经全面暴露。
其次来看报道的主体内容。第一，报道中提到汪精卫也出席了会议，而且“应急之法数条”也是他提的，这就说明汪精卫这时在本质上也已经背叛了革命并且站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已经不是一个革命者了（尽管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间比蒋介石要晚三个月），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也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重大疏忽。第二，报道中提到“汪精卫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这是一条充满欺骗色彩的“应急之法”；在这条“应急之法”中，仍然采用“陈独秀君”的尊称，而不是直呼其名或者用蔑称，这是国民党一种欺骗的手法；另外这一条“应急之法”中提到共产党立即停止活动并听后开会解决，这可以说是要剥夺共产党的一切权力，要使共产党成为“待宰的羔羊”，这是地地道道的军阀思想作风。第三，在“应急之法数条”中多次出现“阴谋”、“捣乱”、“被操纵”等词语，其中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共产党在后方操纵政府、阴谋捣乱甚至大肆破坏，这一点明显不符合事实以及国民党当时的政策（新三民主义）。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力量还比较强大，单靠军队和弱小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必须要“唤起民众”（在城市是工人运动，在农村是农民运动）才能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成功收回汉口英租界就是例子），否则革命不可能成功；如果说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是“破坏”或者“阴谋”的话，那大革命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辛亥革命就是这样才失败的，反对、压制、取缔、制裁群众运动是地地道道的反动行径。
总体来说，这篇报道中所提到的“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是一些充满欺骗色彩和反动色彩的条文，而这些条文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对人民群众运动惧怕、畏惧的心态（这种心态也是封建统治者和资本主义者所共有的）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
（二）《国民党员应信仰国民党的主义》
这是1927年4月10日（星期日）《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三版“言论”栏中的一篇宣传文章，署名颂民，全文如下：
“国民党的党员应当信仰总理的三民主义，就是共产党的党员，即加入了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以外即不容有第二种信仰，假使他仍是信仰共产党的主义，就可以脱离国民党，磊磊落落做一个共产党的党员，这倒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若假借国民党的名义做那共产党的事业，甚至破坏国民党的名誉以成就那共产党的事业，这种行为未免太卑鄙了。
共产党本有可以自立的道理，但是中国的社会殊不适于共产党，所以共产党不能不用国民党的招牌，现在招牌既已做出，渐渐的变为喧宾夺主，这种行为亦未免太不道德了。
国民党本视共产党为友，总理所以有联共的政策，但是国联共，而国不是共，国民党的精神仍旧不改总理联共的态度。惟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主义，断不可以共产党的主义强国民党之必行，所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完全是两个党，不是一个党。
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共产党的党员完全服务国民党的主义即视为国民党员，不视为共产党员了；现在国民党员之中，许多有共产党的倾向，国民党并不反对共产党且承认共产党有联络之必要，惟不可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混，更不可以倾向于共产党而寄身于国民党之中，尤不可以寄身于国民党中而有破坏国民党之行为。
中国现在本有个共产党，其历史虽不如国民党之久，亦有相当之历史，吾意国民党的党员倾向共产党的主义者，不如一齐退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使中国成为两个大党、互相提携，中国必能进步，若混入国民党之中，专做那不利于国民党的工作，这种党员固非国民党的良好党员，恐亦非共产党的良好党员。真正良好的国民党员，只有信仰三民主义；现在许多党员对于三民主义未有缜密的研究，把总理联共的政策，变为共产主义，那就不对了。”
这篇通篇充满反动色彩（除第三段还比较客观）的文章笔者认为应该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理论家所写的。先来看第一段。首先，第一段中提到“就是共产党的党员，即加入了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以外即不容有第二种信仰”，这个推论在当时明显不成立，因为1924年年初的国民党一大已经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既然要在思想上保持独立为何不能在信仰三民主义（而且是新三民主义）的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呢？新三民主义甚至老三民主义（孙中山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都是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下的近期理想，为什么不能同时信仰呢？在三年的大革命期间，共产党的确逐步掌握了话语强势，但是这不能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清党”的理由，以这种理由来进行“清党”是一种妒忌心态的体现。其次，第一段中提到“假使他仍是信仰共产党的主义，就可以脱离国民党，磊磊落落做一个共产党的党员”，这句话从深层意义上讲是对国民大革命本身的否定，也说出了一个国共两党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当时共产党都脱离了国民党那国民党的死亡也会为之不远了，因为孙中山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国民党输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如果共产党“集体撤离”那国民党即使不亡党也要堕落，依照国共两党自身的实力和旧军阀张作霖的实力来看大革命本身也就不可能再成功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好比三国时期的孙刘联盟（吴蜀联盟），二者只有联合抗曹才能成功，一旦联盟破裂最后只能被来自北方的魏国各个击破。最后，第一段中提到“若假借国民党的名义做那共产党的事业，甚至破坏国民党的名誉以成就那共产党的事业，这种行为未免太卑鄙了”，在国共合作共同完成革命事业的时期这样说实在是有些荒谬，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已经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并在今后的斗争中为之奋斗；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是相通的，正是这样国共两党才有合作的基础。笔者分析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是“假借国民党的名义做那共产党的事业”，但这个观点是错的，民主主义革命（无论新旧）甚至资本主义革命也必须要发动群众才能成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历史是人民创造、人民书写的，不发动人民群众只有失败。至于说“破坏国民党的名誉以成就那共产党的事业”更是海外奇谈。
再来看第二段。第二段中提到“共产党本有可以自立的道理，但是中国的社会殊不适于共产党”，这一说法现在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而且这句话是在说国民党自己。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而共产党虽然在一开始成立时仅称自己代表工人阶级（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很少）的利益，但是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工农联盟的方针，并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所以说中国国情不适于中国共产党是错误的。而这句话用于说国民党倒是正确的，因为和工人阶级一样，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并且事实已经证明了其不能担当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所以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要想实现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则国共两党必须合作。但是很可惜后来国民党叛变革命，堕落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性政党，中国的革命任务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文章第四段中的观点和第二段中的部分观点如出一辙，具体的理由笔者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这里不再赘述。最后来看第五段，第五段中提到“中国现在本有个共产党，其历史虽不如国民党之久，亦有相当之历史，吾意国民党的党员倾向共产党的主义者，不如一齐退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使中国成为两个大党、互相提携，中国必能进步”，如果当时真要是按照作者的说法，那国民党就要亡党或者堕落，因为其新鲜血液被抽走了，不仅中国不可能进步而且大革命也不可能成功。此外，笔者认为从本文的作者以后几天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一段话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做准备，引诱国民党中所谓的“跨党分子”暴露，以利于国民党反动派找准打击目标。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反动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甚至攻击国共合作，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把国民党的名誉、主义、思想都搞乱了，这种观点与事实正好相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分则两败，一旦分道扬镳则不仅大革命要失败而且国民党也要全面堕落，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将变得更加难以完成，时间将被大大推迟。实践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三）《孙中山遗嘱》
这是1927年4月12日（星期二，这一天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民国日报》第三张第二版上所刊登的，遗嘱的上方还画了孙中山先生的肖像。报纸上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说法一直到现在都不一致。共产党方面认为，在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原来的老三民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实际上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而国民党方面一直否认有新三民主义的存在，认为三民主义只有一个“民族、民权、民生”，在国民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查不到“新三民主义”的提法。
通过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来看，新三民主义确实是有的，当然名称上也许不叫新三民主义，也可能叫三大政策或者其它的名称，虽然国民党的文件中没有“新三民主义”的提法，但是这个内容是存在的。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中已经说了“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意思就是要联俄（不可能去和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共同宰割中国的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去联合），“必须唤起民众”的意思就是要联共和扶助农工。所以从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来看新三民主义存在无疑。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否认新三民主义的存在，而且在行动上也没有实践他们所宣传的老三民主义，其反动面目可见一斑。
（四）《清党运动的理由》
这是1927年4月19日（星期二）《民国日报》第四张第三版上的一篇文章（之后在不同的版面一连刊登了三天），全文如下：
“中国现在产业还没有发达，中国现在还没有大资产阶级，故现在进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单纯的阶级斗争没有必要，中国现在大部分的产业所有权在帝国主义之手；中国现在的政权直接操在军阀之手，间接也操在帝国主义之手。所以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是国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我们以前为团结中国革命势力，并且当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代表无产阶级之利益的，的确是诚意参加国民革命，来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的，所以我们以前会容纳共产分子。
不料共产分子加入我们中国国民党之后，在党内起党团作用，操纵我们党权和政权，并且不顾无产阶级同胞真正的利益强迫工人提出过分的要求，逼得厂家不能营业，实业有退化之危险，工人有失业之痛苦。他们完全是利用无产阶级，他们并非诚意来参加国民革命，他们完全是想来利用中国国民党而且在军事紧急的时候，他们扰乱后方，如扣军饷、扣枪弹，停止兵工厂，污蔑革命领袖，利用投机分子滥发反对命令，所以我们现在要排除跨党分子。”
这篇宣传文章整篇都充满荒谬之处。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中提到：中国现在还没有大资产阶级。这个推断明显与事实不符，蒋介石、宋子文本人就是大资产阶级甚至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自己却说自己不是大资产阶级，明显是自己没有看清自己的本质。这时的中国要想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要消灭大资产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这两个任务是统一的。
再来看第二段。第二段中提到共产党“不顾无产阶级同胞真正的利益强迫工人提出过分的要求，逼得厂家不能营业，实业有退化之危险，工人有失业之痛苦”。这个论断与事实明显不符。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当前革命的目的不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当时（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不是“左”倾错误，所以即使开展工人运动也不可能“左”到这个份儿上，这篇文章的这个结论明显是荒谬的。至于“扰乱后方”、“利用投机分子滥发反对命令”更是地地道道的污蔑，当时共产党的目的和国民党一样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不可能自己拆自己的台。
总之，本篇文章就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做反动宣传，没有任何的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