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烧麦皮:四一二政变前夕吴稚晖不信共产党人“人格担保”

核心提示：针对陈独秀“以人格为担保”的说法，指责共产党人追求“大人格”，忽略“小人格”，虽信誓旦旦，但所言均不可相信。吴称：章士钊只讲“小人格”，因而失败；陈独秀追求“大人格”，手段高明之至！罗亦农也常以“人格”担保，但只能使自己“忍俊不禁”，并不能使自己相信。

吴稚晖（资料图）

一 吴稚晖日记中保存的复陈独秀函稿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陈独秀是中共领袖，二人一度关系密切，但是，四一二政变前夕，吴稚晖却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一起，“检举”陈独秀和中共，成为蒋介石“清党”的舆论制造者。研究吴、陈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助于了解1927年春国共关系破裂的一个侧面。

吴稚晖未刊日记中保存复陈独秀函稿一通，很长，但很重要。函云：

仲甫先生：

前日去汪先生处，候一小时，知其时风声甚紧，不便行路，即弟亦仅望作剧谈，并无要言，不欲先生之冒险，故与汪先生谈闲话甚畅而归。前日由罗先生奉到赐书，未早复者，因无投简之处，遂因循也。稽答，甚歉矣。

先生之所言，弟悉知之，而且深信之。近[向][1]弟向罗、汪诸先生屡有辞者，并非弟有所不以为然，乃弟知有媒蘖者，甚愿先生等之慎重之耳。此非是非问题，乃利害问题也。逼上梁山之法，善用之自有其相当之价值。故自先生标左右分派之名，所生小效不一而足。然《传》曰：“莫敖狃于蒲骚之役”[2]，“狃”亦智者所应当留意，用术过乎其度。人者，模仿动物，教猱升木之说，实足参考。[3]盖惟我独智，而众亦非皆愚。列宁之对面，已生莫索利尼，则凡“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4]（即土耳其之前事），用术过度之痛史，亦有反顾价值，不能拘当前之小效，辄如鄙谚所云，咬着阳物，鸡腿都换不动，一往直前之沾沾自喜也。虽云厚貌深情，我辈亦十分留意于交际，然惟其如此，受创者益引起怀疑。尽管口蜜出于诚意，莫不疑有腹剑。至于刚柔之道皆穷，亦自丛荆棘而已。

先生来书，推言及于人格。在先生以为至矣、尽矣，然而党人每每有大人格而不拘小人格。果拘小人格，则受人一饭，相期一言，必致硜硜，章行严所以以不资之身，甘败于宰相大臣如段入（？）岑也；比之陈仲甫，所谓凤凰翔于九天之表，彼则滞于藩篱耳！拘小人格者，失败也。如彼保大人格者，其胜利也如此。如是，我辈有大人格，辄欲以小人格向人担保一言，愚昧如弟，亦能笑而不信，因此，弟与罗先生剧谈，罗先生亦屡有此等表示，弟惟忍俊不禁而已。事至于弟亦忍俊不禁，所以造谣者皆言CP事事可爱，惟口蜜腹剑，人格之不存，是其一短，何怪其有此不谅乎！自然，世人不知有大人格，实众愚群盲，十分可怜之处，然消息盈虚于其间，宁非兼顾利害者所当有其事乎！

弟之性质，急先锋之性质；在先生自然尤其是急先锋之性质，在俄国人自然更是急先锋，故我非常怀疑，以为列宁式之共产，不过为先行物所职，驱除扫荡而已，马格斯之共产，实现者必为德意志人。此说而果然耶？观今日中国CP之举动，弟可无言，因弟之为人，有极端矛盾两性质，即对于社会国家，语其卑，虽康有为果能佐宣统皇帝而行明治天皇之政，弟惟不与其谋而已，代世界设想，而亦以为慰情聊胜无，可许其存在；语其高，不惟共产实行，无政府速现，莫不愿共邪许[5]，即以为别有洞天福地，当前尘境皆止过渡，一概可以乍现即灭，均付涅槃，弟亦赞同。所以今之CP，若止自任为急先锋，弟愿翘拇指而喝采，曰好，真好，否则，苟有一毫誉苏俄建设之周密，不惮卑词厚貌，苦心孤诣（以下当有脱漏）。如先生屡屡所谓不是疯子，毫无野心，有三分曲求短时之全者，请是非问题之外，兼讲一些利害问题。弟何尝为浮言所动，但请先生知浮言所自可矣。革命者被革命人所制造，浮言者亦被浮言人所制造。此原则也，空洞而说不如证实而言，则请引一近事以为论证。

先生此次所示，甚至于影响海军，此毛细之事也。弟本不愿引为例证，而先生既言之，弟即借以说明，当不以为迕。海军猝动一事，先生以为无穷错误，弟却不评为错误，因党人不胜其忿愤，轻举妄动，乃是常态。当日上午集会，罗、汪、张三先生皆以为时间正在非常，应议非常之举动，弟甚以为然也，然开始所议者，皆无聊之大纲，所谓驱逐孙传芳，反对英国兵，诸如此类，我辈以为口禅者，几乎国共两党之吃奶小孩久已熟闻。当彼非常之时，尚制礼作乐，老调别弹，弟遂以为并非处置非常，实乃别有作用，否则天上天鹅遇地下切葱姜，正求死不得之际，即讲权限分配，太无聊矣。因此弟直言有所贡献，以为我辈革命党开会，应当如此直率，庶免许多怀疑与隔阂。嗣经罗先生说明，彼等主要意思，本欲讨论军事等等，弟方大服，遂协议一二日后如何与军队接洽，如何与海军相约，如何民众燃炮竹助威，大家欢洽而退。然当时更以当夜海军即动说明，尤为圆满，不至使有人以为一部分人上午已先知者，竟对中心会议之人至傍晚始令始（知）之，且令尸其名。然现在彼此皆属极好朋友，自然知急色儿必有所不得已，坦然十分相谅，早已渣滓不存。至在一般人则“是简驩也”[6]之疑可以发生，进一步疑人待己为头等阿木林，可怜好朋友，止被人当作猫脚爪，凡疑此中有圈套者，皆易生浮言，易为浮言所动也。我等将保之以大人格，我等不愿也，将保之以无足重轻之小人格，不易信也。故言论虽苦，不若以事实诏告，此可贡献留意者一也。

然而此等引起两党纠纷之小问题尚为枝叶，至于主要贡献，而共产党既非仅仅充破坏之急先锋，而且以善于建设自命，则先生所谓无穷错误愈少愈好，则利害问题之说也。党军不日临沪，非如三月廿九，仅图与总督衙门拼命，留一广告，则此错误可省也。在周围数千军队之中，急开数炮，明知必为十分钟、二十分钟之事业，乃事先已有革命委员会之整备，临事又有何处响应之乐观，无穷错误之中又含无穷滑稽，故此类举动，定然可省即省为要。弟于此事，本不应如此的事后批评。若在事之本身，弟十分钦敬于牺牲之烈士，而愧我辈之缩头不出。然所以十分抱歉借以发论者，盖在共产党乃一世界堂堂大党，决非压在十八层地狱之少数革命分子，专以拼短时死命，聊泄愤恨者可比也，而况牵动进行政策，使可望有效归于无效；牵动党派，使协和者失其招呼，皆先生所谓无穷错误，弟亦以为小有错失者也。

诸如此类之急色，诸如此类之小误，若能减少无谓之牺牲，无谓之异同，我辈革命党携手进行，共趋一点，现在共助国，将来国变共，时间之早晚，亦相商而定，如水之融乳，泯合无迹，岂不懿欤！弟日日望之，不知能否？古人云，内和外攘，虽使用小法术，汰除不良分子，自亦不得已。然狃且屡，西洋景拆穿亦可失效，世之妥洽人所以致谨于用手段者，恐餂糠及米，始用之于敌，既且及亲，既且及最亲，幸而世间尚有非产者耳，否则清一色矣。列宁、托洛司基又彼此矣，如剥蕉然，岂有穷期！此本迂言，言之太陈，然于相当结会中，略行其内和外攘，亦一时之所要也。若云任何一党，必有不及约束之分子，此为先生所欲答，亦弟所十分首肯，但共产党素以风纪名于当世，若亦如国民党之约束不周，则又何优胜劣败之可分，此必共产党心欲以此求谅而口所不愿出者也。弟托共产党待我甚厚，狂肆瞽论，且自知所言，皆隔靴搔痒，十分可笑，愿矜庶之！弟所欲贡者已尽于此，短时间更无求见先生之必要，请天日稍可昂头，再剧谈也。

敬叩

道安！

弟吴敬恒顿首，二月廿五日[7]

以上段落，为笔者所分，标点为笔者所加。函中冷僻掌故，请参阅笔者所作简要脚注。

二 函稿背景

要解读吴函，首先要深入地研究其背景。

1926年9月，广州国民党中央为开展江苏及上海地区的工作，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以侯绍裘、吴稚晖、张静江、钮永建等7人为委员，而以钮永建主其事。自此，吴稚晖遂与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等中共党人多有来往，共同策划上海地区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同年10月，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决定，上海起义必须组织“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8]23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爆发。吴稚晖认为这是汪寿华等“时图于国民党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种革命势力，以为共产党之地”。[9]因此，曾向汪等表示：“勿急躁。如国民革命完成，贯彻中山先生之遗嘱，将来进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产者。何必图挂招牌，仍卖假药，学上海书商辄卖预约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同时，吴稚晖对苏俄也心存戒惧，当面对苏联驻沪领事馆人员表示，希望俄国人诚心帮助中国革命，而不要“伸缩操纵”。[10]1927年1月至2月间，国民党右派散布，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吴稚晖疑虑更多。

同年2月18日，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等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忠于蒋介石的何应钦部队到达上海之前，“建立一个能抵制广州军队指挥人员的右倾和深入开展革命运动的政权”。共产国际的代表称：“上海无产阶级在相应的政权之下能够对整个国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是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了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这一政权形式很快就能为中国个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11]同日，上海总工会在未经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批准的情况下发布通告，决定于次日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夺取上海。19日，总同盟罢工开始。同日，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谈话，提出建立政权及政权形式的设想。20日，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彭述之谈话，要求变总罢工为起义。21日，中共中央及上海区委决定，积极准备，组织广大的群众的市民暴动，进而成立“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国民革命的苏维埃）。[12]其具体计划是：22日晚6时，由海军先开炮，浦东工人上船拿取枪械，然后攻打高昌庙兵工厂。21日晚，中共上海区委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决定，将国民党江苏特务委员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等合组联席会议，准备成立上海市政府。22日上午，罗亦农、钮永建、吴稚晖及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商会等各方代表再次会议，汪寿华提议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一名目，吴稚晖极为敏感，当即表示反对：“如欲开重要会议，昨夜已成联席会，即商界学界，亦议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换汤不换药之诸人，又欲别立一名目？难道国民党还不够革命吗？倘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吾立国民党地位，敢提出抗议。”[13]

当晚，吴稚晖日记记会议情况云：

午前十时至廿六号，初无人，继徐徐来，有罗亦农、王晓籁、汪寿华、杨杏佛、某工会少年二人，学生总会一人。又张曙时欲立什么革命委员会，后又定名临时上海市民革命委员会。余忠告勿为此包厢性质之预备，并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者，吾反对之，三十年内，有议共产者，吾反对之，有卖国于俄罗斯，我力除之也。言固无病而呻，所以致王晓籁商人不知所措者，乃莫名其妙，然对朋友忠告，宁过言之。

廿六号，指上海法租界环龙路26号，钮永建的办公地点。吴稚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不能“蔑视国民政府”；三十年内不能“议共产”；不能“卖国于俄罗斯”。他担心建立“革命委员会”就是为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掌握政权准备“包厢”。吴稚晖承认，当时并没有类似迹象，他的话不过是“无病而呻”，但目的是向朋友尽“忠告”，不能不“过言之”。

在吴稚晖发言之后，汪寿华及国民党左派、江苏省党部秘书长张曙时发言解释，罗亦农称：“欲立此非常之会议者，正欲讨论军事等耳！”于是，会议转入研究军事。当时，钮永建正在联系李宝章的部下倒戈，罗亦农正在联系海军。与会者询问情况，纽答：“今日必无着落。明晚或有一二处得回音，说不定迟至后日。”罗答：“（海军方面）今日亦来不及”。这样，会议决定“早则明晚，至迟则后日下午，应有举动，届时再集议”。[14]

会议虽然决定推迟起义时间，但是中共上海区委认为李宝章已在镇压罢工工人，策动他起义已无可能，拖延时日，必将使罢工工人限于被动，决定仍按原计划起义。22日下午五时半，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将计划通知钮永建，要求他签署命令。钮问：“何以午前不早言？”他指责上海区委擅自作出决定，没有合作“诚意”。经罗、汪说明，钮永建最终还是签署了命令。[15]以后的情况是，海军开炮的时间稍有延迟，码头上的等候上舰取械的工人纠察队大部份已经散去，南市、闸北的工人纠察队虽有所行动，但很快失败。

当夜，吴稚晖日记云：

夜，我正倦睡而起食晚餐，杏佛、济沧先后来言，顷在二十六号楼上闻炮声十余发甚厉，不知何物狂奴为此滑稽之举动，惕生正大恚，亦无可如何。侯绍裘等似意得。余与杨、汤同至二十六号，皆目相视而默然。史鹏展、王守谦亦在，似亦莫名其妙。嗣后侯绍裘、汪寿华次第来言，高昌庙兵变。众默然，相对无聊，至十一时乃散。

这一段日记比较简略，据吴稚晖事后追述：吴稚晖、杨杏佛、汤济沧到“二十六号”后，钮永建正对侯绍裘、汪寿华二人发脾气：“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侯、汪表示歉意，吴稚晖劝说道：“事已如此，亦可勿复有言。革命党之急躁，常如此也。”其后，次第有人报告：“高昌庙响应矣！”“西门、龙华，各有响应。”，但一直到十点半，杳无消息。吴稚晖再次表示：“后当慎之又慎，如此无谓之牺牲，应当切戒。”[16]

同日夜10时，陈独秀起草致吴稚晖函云：

前几天本想和先生一谈，以不大方便中止，至为闷闷。此时谣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万勿轻信。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国民党与CP万万不可分离，CP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即溥泉等，如他们愿意打孙传芳、李宝章，我们尚可与之合作，何况革命的国民党）。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我为此言，誓以人格为担保，望先生勿为右派浮言所动，以至大家闹无谓意见，而为敌人所喜，并请先生将此转达钮惕生先生。CP为上海事件有宣言，谅先生早已看见，右派造谣，说C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此种无稽之言，实不值识者一笑。CP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有之义务，不得以此遂谓其有成立工人专政之意，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革命，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而不能事事皆归怨于CP之有野心。先生试看CP对上海宣言，有什么野心没有。或者先生还以此宣言太和平了一点，也未可知，然而CP主张只能如此。此事稍定，尚欲与先生详谈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当不至疑我亦欺骗先生也。[17]

此函意在解除吴稚晖的疑虑，维系国共合作，所以力陈中共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即使如张继（溥泉）等右派，只要反对北洋军阀，亦可合作。陈函特别说明，所谓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之说，纯系“无稽之言”。2月20，日中共上海市执行委员会曾散

发《为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市民书》，其中提出《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纲》十二条，主要内容为：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上海市民政府，直辖于国民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统一市政；征收市内一切居民的财产（土地在内）累进税及所得累进税；颁布劳动保护法等，确实没有多少激进内容。[18]对提前起义的原因，陈独秀解释为：“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革命，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函中，陈独秀并“以人格为担保”，希望吴稚晖相信自己的话。

此函于23日午后经罗亦农之手交给吴稚晖。罗并向吴解释：“此皆人民忿无可泄，故轻举妄动。”[19]不过，吴稚晖并不接受陈、罗二人的解释，也不领陈独秀以“人格担保”之情。于25日起草了上引致陈独秀函。

三 函稿探析

函稿充分反映出吴稚晖对中共的不满。它表明，国共两党当时虽仍在合作阶段，但彼此间已经存在着很难克服的矛盾。但是，函稿写得很晦涩，文字亦有脱误，有仔细梳理、研究的必要。今依照笔者所分段落，逐段加以阐释。

函稿第一段，说明2月23日曾与汪寿华长谈，知当时上海仍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不愿陈独秀冒险及所以未及时复函的原因。

函稿第二段，借中国古代和世界的历史故事，指责陈独秀及中共在国民党中强分左右两派，逼人激进，是耍弄权术，虽有小效果，但不可多用，不可过度。吴称：楚国的莫敖因在蒲骚地方打过胜仗，自此骄傲自满，对打仗漫不经心，结果，再次出兵时就兵败自缢。曹操用人喜欢耍手段，弄权术，结果，任用李服而李服企图谋害他，任用夏侯渊而夏侯渊兵败被杀。因此，“狃亦智者所应当留意”，多用权术就会出问题。吴并称：人善于模仿，教猱升木的结果只能引导坏人做坏事。例如，列宁的对面已经就产生了莫索利尼这样的法西斯专制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初，土尔其共产党参加凯末尔领导的民主革命，但凯末尔建立土尔其共和国后，却转而镇压共产党。凡此，都应该引为戒鉴。否则，“用术过度”，易于引起合作者警觉，怀疑口虽蜜而腹藏剑，给自己制造麻烦，种下许多“荆棘”。

函稿第三段，针对陈独秀“以人格为担保”的说法，指责共产党人追求“大人格”，忽略“小人格”，虽信誓旦旦，但所言均不可相信。吴称：章士钊只讲“小人格”，因而失败；陈独秀追求“大人格”，手段高明之至！罗亦农也常以“人格”担保，但只能使自己“忍俊不禁”，并不能使自己相信。

函稿第四段，吴自称“急先锋”，理想可高可低，既可赞成康有为辅佐宣统皇帝，进行明治式的维新，也可为实行共产、建立无政府社会而共同奋斗。但是，吴表示，不赞成“列宁式的共产”，认为那只能起“驱除扫荡”的清道夫作用，真正有资格实行“马格斯之共产”的只有德国人。吴表示，赞同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急先锋”，但是不赞成中共“卑词厚貌”地称誉“苏俄建设”。陈在致吴稚晖函中曾表白中共没有“野心”；在其他场合，也曾表白，中共不是“疯子”，不会急躁冒进。吴在本段中要陈斟酌利害，不可为制造“浮言”者提供根据。

函稿第五段，追忆2月22日联席会议状况：一开始讨论的是“驱逐孙传芳、反对英国兵”等宣传“大纲”，吴认为，这些，“吃奶小孩久已熟闻”，无须讨论，现在是非常时期，军阀正在准备镇压（“天上天鹅遇地下切葱姜”），不能慢腾腾地“制礼作乐”。其后，转入讨论军事，双方就“一二日后如何与军队接洽，如何与海军相约，如何民众燃炮竹助威”等问题达成协议。吴批评中共方面没有在会上直率说明，当晚海军即行发动，“竟对中心会议之人至傍晚始令知之，且令尸其名”。

函稿第六段，说明海军当夜动作是一种“急色儿”行为，已成过去，彼此之间是好朋友，可以谅解，但一般人易生不满，有被轻视（“是简驩也”）、被欺骗（“疑人待己为头等阿木林”）、被利用（“被人当作猫脚爪”）的感觉。

函稿第七段，认为辛亥年革命党人攻击广州总督府的行为有宣传作用，但今非昔比，国民革命军即将抵达上海，没有匆促起义的必要。在数千敌军包围之之中，开几炮，十分钟、二十分钟之间即行失败，是“无穷错误之中又含无穷滑稽”的行为。

函稿第八段，针对陈独秀来函中所称“行动中自不免无穷错误”的说法，认为此次起义“小有错失”，既影响革命计划进行，又影响两党关系。

函稿第九段，说明本人的国共合作理想是“现在共助国，将来国变共”，时间早晚，可以商量，希望两党之间，如乳交融，泯合无迹，对内和平，对外斗争。再次表示，不可一再耍手段，用权术。吴称：列宁、托洛司基之间已经分为“彼此”，如此层层“剥蕉”，在内部斗争不已，如何有终止之日！

函稿第十段，表示中共一向对己甚厚，所以才大发胡言。所欲言者已经说完，待形势好转（天日稍可昂头）后再作长谈。

以上所述，系笔者对吴函的解读，相信主要方面符合原意。其中有少数地方语义不明，但由于吴稚晖日记的原件已经迷失，现在仅存抄件，其文字脱误或可疑之处均无法校核，只好留待异日条件具备时进一步考证了。

综观上函，可知吴稚晖对中共不满虽因具体问题而发，但其中却隐含着若干原则分歧。一是对苏俄建设、苏共内部斗争和列宁的“专政”学说的评价。此函中，吴稚晖已在攻击“列宁之对面，已生莫索利尼”，四一二政变后，吴稚晖更进一步指责列宁的共产主义“凶暴”，内心思想袒露无遗。[20]另一分歧是，国共合作及未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形式。吴稚晖的设想是：“现在共助国，将来国变共”，自然，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是国民党。

自1923年5月起，共产国际即明确指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应该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

四 陈独秀、吴稚晖夜谈“共产”

上函写成后，吴稚晖于2月26日交给钮永建，托钮转交陈独秀，但吴又觉得此函“不相宜”，向钮要回，另写一函，“意稍和缓”。[21]其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上海继续维持合作状态。3月5日，罗亦农、侯绍裘与钮永建、吴稚晖见面，吴稚晖读到罗带来的陈独秀函，谈在上海成立市民政府问题。吴阅后称：“我们主张也如此。”“从前确有误会，我们以为C.P.的民众仍有强奸气，现在我们主张并无不同处。”罗亦农提出“总罢工”，欢迎北伐军，维持上海治安，防止抢劫，吴、钮都表示赞成。当时，给罗亦农的感觉是：“解释许多误会，吴稚晖也不再放大炮了。”[22]但是，在第二天吴、陈的一次“夜谈”后，吴稚晖的态度却有了急剧变化。

3月6日夜8时，陈独秀、罗亦农约吴稚晖到钮永建处谈话。钮先走，杨杏佛、孟森（心史）继来。关于这天晚上谈话的内容，吴稚晖日记云：“谈约两小时，其要点二十年可行共产。二百五之名目亦比无名目好。”这段日记过于简略，但3月26日吴稚晖有一段叙述记二人对话很详尽：

吴：我是不讳言无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宁共产，越飞说的二百年恐还不够。

陈：你疯了。无政府与共产可以很快的。

吴：，这无非假的罢了。

陈：那我请问你。现在我们中国共和是假的。还是康有为的复辟好？还是假的共和好？

吴：那末即日挂了共产招牌，行的连三民主义都不如，突然把许多老朋友丢了，于心何忍呢？

陈：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吗？

吴：那末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

陈：二十年足矣！

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23]

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应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步的最早的设计者之一，但是，此际却认为中国在二十年内可行“列宁的共产”，之所以如此，可能受了北伐战争进展甚快的影响。3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报告者称：“不久以前我们认识中（国）革（命）一气呵成，可直向社会主义走。”[24]显然，与陈独秀同样表现出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

吴稚晖对“列宁式的共产”一向不满。这次夜谈，陈独秀的话强烈刺激了吴稚晖本已存在的“反共”神经。1927年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等8人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鉴察委员会，陈独秀的“二十年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就成了吴稚晖“检举”中共的主要内容。

五 吴稚晖站到蒋介石方面

北伐开始以后，各地工人运动发展迅速，罢工事件风起云涌。3月5日，吴稚晖与罗亦农会谈时，曾表示“暴动工党太激烈。”[25]3月16日，吴稚晖致函蒋介石，这种不满就流露得更为明显。函云

至于罢工诸问题，时时不免逾轨，此已万方一慨，想时局未定，为必有之现象，俟大憝既歼，稍予左右以休暇，必能整齐划一，立之标准，群公奉而周旋，定使共上轨道。[26]

从吴函可见，他认为工人运动“逾轨”，已经到了“万方一慨”，到处不满的严重地步。“大憝既歼”云云，显指正在酝酿中的“清党”计划。可见，这时的吴稚晖已经和蒋介石完全站到一起了。

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继续筹划发动第三次起义。3月21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迫近上海，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龙华。中共上海区委认为时机已到，宣布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当日，国共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吴稚晖日记云：“开联席会议，余旁听，未肯与会，侯（绍裘）争警权宜收归工人所有甚力。”吴于当年2月21日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算是上海国民党组织的头号人物，但他只肯“旁听”，不肯正式与会。对会议内容，他只记了“侯争取警权宜收归工人所有甚力”一句，尤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警惕。

形势发展得很快。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同日，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选出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会委员。23日，国民革命军程潜所部攻占南京。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次日，吴稚晖即会见蒋介石，提出反共建议。28日日记云：“住入道署，开监察会。”这里所说“监察会”，指的就是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检举”陈独秀和中共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