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白马湖作家群是一个文人志趣相投、自然山水化育凝聚而成的作家群体。这个群体的作家以散文创作著称，在其散文世界里，显示出建构健全人格、坚持乎民立场、追求艺术灵性、融合宗教感悟等精神性特质，从中可以察见他们散文审美情趣贴近传统，文学精神却充分体现出了现代性特征。对此作出阐述，当有助于对这个作家群体创作精神的把握。
　　
　　上世20年代前半期，浙江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聚集过一个作家群体，从这里走出了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等新文学名家，后被称之为“白马湖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体以散文创作著称，作品“清澈通明，朴实无华”，被尊为“白话记述文的模范”，在文学史上应有其独特地位，群体的生成是源于特定的新文化历史背景和他们的文人志趣相投、创作倾向一致，遂有独特格调文学创作的整体性呈现，因而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考察白马湖作家群的聚合，有两层因素不能忽视。一是群体组合的历史渊源：烙刻着深刻的“五四”印记。这个群体的形成，应该追溯到由著名教育家经亨颐长校的浙江省立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该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唯北京大学之旗帜是瞻”，积极介绍、传播新思潮、新学说，在当时颇有声望，曾吸引一大批文化新锐加盟。夏丐尊、李叔同、刘大白、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等先后在此任教，并成为该校改革派的骨干。后因顽固派的阻挠，引发经亨颐校长愤而辞职，赴浙东同时兼任上虞春晖中学和宁波省立四中校长，“浙一师’进步教师与校长同进退。也到这两校任教，于是就有作家们在白马湖畔的再度聚会。由此看来，由“浙一师”而“白马湖”，分明有着一条先后连接的历史线索。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作家在五四文学初期就已崭露头角，他们志同道合聚集在浙江(由杭州而浙东)，从事扎扎实实的新文化和文学事业，实非偶然的巧合，而其甫在’白马湖”立足，即引起较大反响，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其在五四期间的影响。这个群体在前后两个阶段的联系与承续，既有文化、文学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又有文学创作倾向上的承续性与连贯性，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观照，更能察见“白马湖文学’承续五四传统的独特文化品格。二是白马湖山水成为现代文人理想的诗意栖居地。这个群体的作家，在“五四’落潮、时代风云变幻的20年代，是以他们独特的人生态度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处世方式，井以此作为联结的精神纽带而走到一起的。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思潮，他们都未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不能也无意充当时代的主角或代言人，但“五四’精神的滋养又使他们未曾忘怀'为人生”的使命，承担起对时代、对人生应尽的职能。他们聚集偏僻清丽的白马湖，便可以一面保持着个人心境的宁静，无意仕途，淡薄名利，一面又做着切切实实的文化教育工作，从事“于人生有益’的艺术创造，丰子恺对“白马湖”的体验是：这里有“清净的热闹“，“我对于山水间的生活，觉得有意义“(《山水间的生活》)。俞平伯的感觉是：白马湖“四山拥翠，曲水环之，菜花弥望皆黄，间有红墙隐约”，更兼这里的人们“淳朴”与“平和’，进入其间犹如置身“仙境”(《忆白马湖宁波J日游》)，显然是文人理想的聚居之所。于是，得白马湖自然与人文二者皆美的条件，既离开了政治的尘嚣，又拥有“清静的热闹”，找到了一片适宜于伸展自己抱负的土地，正是这个作家群隐然成形的主因，这个群体的成员多半来自“浙一师”，他们当时的身份都是教师，在一起生活与工作，大都以春晖中学为阵地，“结庐”在白马湖边，相互为邻(如夏丐尊、丰子恺、朱自清)。有的(如叶圣陶、俞平伯)未长居白马湖。但也曾到白马湖客居游学，同白马湖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外在春晖与四中任教的还有刘熏宇，刘叔琴、匡互生、朱光潜、刘延陵，张盂闻等人，相同的生活经历，深厚的文人情谊与共同的文学理想，把这些作家紧紧地联在一起，作家队伍的群体性组合已非常明显，
　　就白马湖作家的创作而言，散文成为他们把握的主要文学样式，既是基于他们大都是较纯粹的散文家的角色定位，也取决于散文是最具个人化、最适于表达个人心志的文体。白马湖作家群是一个典型的既受传统文化影响。又自觉吸收西方文化思潮。努力使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作家群体。一方面，作为典型的接受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国文人，他们有着积极人世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开放性姿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重视人性与人格、个陸与自由等现代性理念，对文学有着更切近于审美表现的理解与体认。基于这样一种精神价值取向，白马湖作家既欲表达复杂时代中有所作为又时感困惑的复杂心境，又要展示其作为现代文人的独特的审美趣味与审美追求，散文就是一种有效的艺术表现形式，由此也决定了其散文独特的现代性品格。文学现代性体现的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生与内在[生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和新奇””。白马湖散文家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这个视角切人，不难体察其独特的体现现代散文特质的诸多精神性特征。
　　
　　一　建构健全人格：散文精神的现代价值取向
　　
　　注重自我人格修养，历来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自律性行为。但“人格”内涵在不同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当社会不是以西方文化为座标框架本上文化时，当传统在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清算、批判，其优秀的东西又开始被认识的时候。散文就必然地被读者选择了。’*白马湖作家群选择散文作为他们的创作样式，是对历史传统的一种承传。内中蕴涵着对传统知识分子不随流俗、独标高格的价值理念的张扬。然而，当传统经张扬个性、重视人格启蒙的五四时代的滤洗，此种价值理念便与时代精神相契合而充满现代性想象，赋予了新的涵义。
　　五四时代是一个张扬个性，重视“人的价值”的时代。“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五四新文学就是在这种“入的发现”中确立了自己严肃的品格，作家们自觉担负起文学“新的使命’，热烈呼唤个陸独立、人性解放，确立人超越于“君”、“道’而存在的自我价值，致力于全新的现代人格建构。这种自我价值，已不再是传统的“独善其身”，包涵着对人自身价值的清醒认识和充分肯定。其价值理念转换显然是受了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正如朱自清所说：“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白马湖作家与五四文学精神相呼应，重视“立人”工程，选择散文这更适宜于自由表达个人睁PF的文学样式，在散文中自觉载以“新道’，呼吁健全人格的养成和完善，成为他们的一种现代性诉求，其散文也就有不俗的精神价值取向。 　　呼唤建构健全人格，首先取决于作家自身应秉有高尚人格，白马湖作家最为人们所重的正是他们的人格，夏丐尊被尊为“爱的使者”，他秉性温厚，朴实善良，有一副古道热肠；“他爱世、爱人、尤爱'执着’的有所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的人”，“他永远是悲天悯人的，一一连他自己也在内”。他“朴实真诚，笃行拔俗，廉顽立懦，化遍朋从”＼U。这种种评述，恰到好处地传达出夏先生的德高望重和人格魅力。温柔敦厚的朱自清也被誉为是具有“最完美人格”＼g／和“最完整的人格’*的文人，他作为“时代的受难者”又看出了“人类的受难里更深重的知识的受难”，他成为一个时代里“积极的狷者”，抱着“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态度，一直“使他成为一股知识分子所最容易追随的前驱，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堪称是白马湖作家群精神领袖的李叔同，主张“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其高尚的个人人格以及他的人格感化教育理想，也一直成为白马湖同仁的表率。有着这样为人敬仰的自身人格建构，这就使白马湖作家在呼唤建构健全的现代人格中有所作为，一方面他们自觉实践人格理想，严格规范自身行为，努力追求人格更高境界；另一方面，又借助教育与文学，竭力推崇人格感化教育，以期促进^们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关注，朱自清《教育的信仰》认为，“教育者必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对学生的培养，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夏丐尊的充满爱心、重视学生个陸培养和人格完善教育，被学生们称为“妈妈的教育”，他在著名的《V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一文中指出：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飞些极其宝贵的论述，既有作家自身的人格投影，自然也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可以说。实践与建构现代人格理想，是白马湖散文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其散文精神现代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生活的准确标志，以夏丐尊的散文而言，其重视健康完善的现代人格建构，既是其“内生活”的真切诉求，同时也是其重视感化教育的真切体验，便有他对于完善人格的动人表述。比如，他这样述说文学的力量：“文学并非全没有教训，但是文学所含的教训乃系诉之於情感’，“文学之收教训的结果，所赖的不是强制力，而是感化力”，如“大师对於子弟，益友对於知己””，对于那些“彷徨于分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的中学生，总是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形象，循循善诱，而且常常是现身说法，使人读来如沐春风(《中学生》发刊词、《我的中学时代》)。他为青年们所写的文章，如《致文学青年》、《早老者的忏悔》、《春晖的使命》等，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把真心装到口舌中去”，使青年们受到深深的感染，从中可以看到，白马湖作家用他们严格的自我反省，真诚的情感倾向和求真向善的心灵追求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向人们展示了作家们理想的现代人格范式，这正是其散文精神的现代性价值追求，是颇值得称道之处。
　　
　　二 坚持平民立场：散文家的现代情感诉求
　　
　　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呈示，还表现在“平民文学”理论的倡导。它灌注了五四作家鲜明的平民意识和平民立场，既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又是”人的文学”的深化。周作人的《平民的文学》一文，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的区别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的”，而主要是指“文学精神的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即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使“人的文学”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这些主张的提出，恰与五四时期的个陸解放热潮相合，所以有鲜明的现代性内涵。
　　在五四作家中，白马湖散文家是体现平民立场最显著的文学群体之一。其坚持平民立场写作，及创作题材和话语方式的平民化，最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文学的平民性特质。
　　称这一作家群体取“平民”立场，是指其在思想倾向、文学观念乃至生活境遇上与“平民”有更多的精神沟通。朱自清说，“文人得做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生活的经验表现出来，传达出来”，这可以看成他们自觉取平民立场写作的真切自白。夏丐尊在《读书与冥想》一文中表示：“人生不单因了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这也是他趋近平民的心灵写照。当年他在白马湖畔结庐而居，将那简约朴实的日式风格小平房命名为“平屋”，多少也含有追求平民平凡平实平淡之意。这一群体的作家，大多没有显赫的身世、地位，身份角色是平民知识分子，很容易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世间普通男女”，与普通平民较多的接触机会使他们在感情上更贴近平民，深谙民众疾苦，写出大多数普通平民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因此能够在反映现实人生问题时诉诸以自己的真切情感，并在主客体的情感共鸣中深化文学的平民性蕴含。
　　朱自清以创作“美文”著称，但细究其散文主题，依然不脱平民立场的人道关怀精神。散文名篇《生命的价格一七毛钱》，从题目就宣示出作家对冷酷社会剥夺人的生命价值的人道主义义愤，作家直面底层平民的惨象，饱和着与苦难者休戚与共之情，而充满人隋味的《背影》、《给亡妇》等，写自己“家道中落’后的生活窘境和贫寒夫妻相依为命的深挚感情，同样是一种日常的“平民”生活观照，但因融合了切身的生活体验。读来尤能感染人心。坚持平民立场的写作，关注的是“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故多与普通人情感沟通，作家们常常将笔墨移向社会“底层’，或为劳动者、受难者鸣不平，或透过自身遭际的述说转达普通人生的艰难。夏丐尊的散文创作有不少是写身边的人物和生活琐事，从中照见的是他对艰难时世的伤感。并引发出对平民阶层生活与感情相通的真切表现。《猫》从白马湖多鼠说起，写送猫的妹妹、妹妹的去世以及猫的死去，写“家道中落’以后人生的困顿，流露出兄妹，姑嫂、姑侄间相依为命的浓浓亲情，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和人格感化的效应。因其融合了平民生活体验，这类作品特别能打动人心。夏丐尊还有讴歌人力车夫的《黄包车礼赞》，状写劳动者谋生的艰难，也见出其站在平民立场上与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对话。他的一些议论散文如《知识阶级的运命》、《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等，议论所及，多为下层知识分子，或为地位低下的知识者“运命”而感慨，或替遭遇不公的中学生鸣不平，都是为“平民百姓”说话，同样显出作家的平民关怀精神。丰子恺的《劳者自歌》。《肉腿》、《车厢社会》等，同样把笔触伸展到日常生活层面，状写普通平民的真挚生活与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平民关怀立场，这同他们的求真求善求美的人生理想和真诚质朴的人格魅力相融通。正如杨振声评价朱自清所说的：“我觉得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 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这一评价十分贴切，也可用于其他白马湖作家。
　　
　　三　追求艺术灵性：散文传达的现代审美情趣
　　
　　白马湖散文清新素淡、清澈通明的艺术风姿和文体风格，备受人们赞誉。其散文所抒写的是一种颇具艺术灵性的审美体验：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水乳融合，人们从大自然美景中获取艺术美感，心灵得以净化，另一方面是艺术化的生活情趣描述，作家们闲情山水、诗酒往来和对日常生活的艺术观照，放飞自由自在的心情，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价值。白马湖散文犹如白马湖的水，淡而有味，审美情趣贴近传统，文学精神却充分体现出了现代性特征，
　　尽管白马湖散文的艺术表现领域伸展得相当开阔，但这家散文形成了独具色调无可取代的艺术创作，至今依然为人们所神往的。却是围绕“白马湖”这个极富灵性的审美个体给了作家们不绝如缕的艺术灵感，“白马湖”也就成为散文创作的中心意象。他们的散文中，寄情白马湖山水，反映自然生活之趣的篇章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以擅长写景著称的朱自清，白马湖自然也成为他闪现才思、灵感的艺术胜境。他初到白马湖，即作有《春晖的一月》，堪称此中精品。“春晖”给他的第一印象便是白马湖的湖光山色：“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一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在这里，朱自清善于细针密线状写景致的艺术才情得到了充分发挥。说此篇略胜于写温州梅雨潭的名篇《绿》也不过分，这只要考察一下梅雨潭与白马湖的实景，便立见分晓。他此后还作有《白马湖》一文，对白马湖的山色胜景更作丫详写，从早晨、黄昏，春天、夏夜，乃至湖畔的村落、田野，各个角度状写丁白马湖的如画景致，这里表达的正是作家对白马湖的亲切、爱怜之情，也分明寄托了自己对美与自然的向往。丰子恺对白马湖也怀有一片深请，其举家迁住白马湖一月后所写的《山水间的生活》，领略到居住“山水间”体会“清静的热闹”的妙处，对于湖光山色另有一感受；篇末感慨言之：’人生随处皆不满，欲图解脱，唯于艺术中求之”，分明表述了白马湖山水给予这位艺术家的是一种对于艺术的独到感悟。
　　值得注意的是，白马湖作家写白马湖。不只是他们居留白马湖期间，还有作家远离白马湖后的忆念之作。从中透露出作家们有着很深的白马湖情怀。事实上，“白马湖文学”作为产生在一个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产物，固然有其特指性，但白马湖在作家们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域概念，更是一个颇具灵性的意象符号，是现代文人的一种精神指归。因此作家们即便离开白马湖，也总是有一种驱之不去的“白马湖情节”，于是就有更多的“白马湖文学”的出现。上虞籍新月诗人陈梦家曾在《白马湖》一诗中写道：“一一我悄悄的走了，沿着湖边的路，留下一个心愿：再来，白马湖!’”这恐怕是当时多数作家的心愿，俞平伯远离白马湖后作有《忆白马湖宁波旧游》，念念不忘的是白马湖“这平和的仙境的氛围”，而可推为范例的则是夏丐尊的被称为白马湖散文风格的代表之作《白马湖之冬》。这是他在30年代寓居上海时的作品，此作最为别致的是写白马湖冬天“虎吼”似的风。但作者对这令人生畏的风似乎并不厌烦，反而“感到萧瑟的诗趣’，“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这样的心态延续到离开白马湖，依然没有改变，反而更为强烈：“偶然于夜深入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这里流露的便是一个久居住都市的文人对美好山水的忆念，表达的是一种难以割合的向往自然，融于自然的闲适自由的生活情趣。
　　白马湖散文的另'个引人人胜之处，是状写文人友朋间的真情厚谊，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观照向读者展示了与纯净素朴的自然环境相谐调的充满真善美的人文环境。这一群作家因精神相通，志趣相投、汇聚于白马湖，他们在做着切实的文化教育工作的同时，又有着共同的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于是便有他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表达。作家们置身于白马湖这个特定的人文环境中，经常聚会于夏丐尊的“平屋“和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内，“谈文学与艺术，谈东洋与西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或在一起讨论诗文写作，或相互阅读批评彼此的作品，营造了诗性雅致、弓!入神往的白马湖生活。如夏丐尊在白马湖完成译作《爱的教育》。最初的读者和批评者就是白马湖同人，并由朋友门“尽校正之劳”，朱自清曾为《子恺漫画》作序，也曾为俞平伯的《忆》写跋，朱光潜有志于文学也始于自马湖，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就写于舂晖任教期间，据其自述，此文“是丐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在这些散文篇章中，流露的是作家的真性情、真感受，体悟到了生活与艺术的真滋味、真情趣。夏丐尊认为：“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丫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做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如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由此看来，白马湖作家正是把日常生活观照和友朋间“玩味“文学，看作是“享受艺术之神恩宠”的一种艺术实践。朱自清在《白马湖读书录》里曾说过：“味是什么?粗一点说，便是生活，便是个性，便是自我。”这也可以看成是他们领略的白马湖之“味”。在作家们营造的恬淡、宁静、清丽的白马湖散文世界里，展示着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展示着充分释放的“自我”和“个性’，他们避免了激进与偏颇，只是在日常生活书写中蕴涵着对艺术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其散文能取得独特艺术效果之所在。
　　
　　四 融合宗教感悟：散文追求
　　“人生的最高境界”
　　
　　丰子恺曾有著名的人生“三层楼”说：“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是宗教””。对宗教的体验与感悟。是丰子恺人生中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白马湖作家群所希冀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
　　白马湖作家群有着很深的宗教渊源，实源于群体的精神领袖一一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影响，弘一法师精修律宗。弘扬佛法，以普度众生为目的，其悲天阔人的情怀风范、超尘绝世的精神品格，对那个时代陷于苦闷无以解脱的一些文人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精神感召效应。在白马湖群体中，弘一法师便是“不常现身而人人感到他影响的”*人。夏丐尊作为李叔同的同事挚友，终究理解了“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故而“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且“和他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还曾翻译《南传大藏经》、《{本 生经>故事选》等佛经故事，可见他对宗教的虔敬之心。丰子恺是在白马湖作家群中与佛教最有渊源的作家，他受弘一法师的影响最大，正是出于对佛家思想的体认和对法师的由衷敬仰，三十岁生曰，终于皈依佛门，法名婴行，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其他白马湖作家也多是弘一法师的挚友，彼此过从甚密，从对法师品行的敬重，延伸为对他所皈依的佛教产生兴趣，继而与佛学发生很深的精神联系。因此之故，浓重的宗教精神渗透，成为白马湖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表征。
　　在对宗教的感悟和艺术的造诣上，丰子恺的散文是最出色的。他以宗教情怀关注生活，观照儿童，便有一种成年人难得的率真心态，温和恬淡。其散文与漫画创作，把宗教与儿童，艺术与生活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其中最突出的是把宗教情感与童年崇拜相结合，真可谓是“佛光隐隐蕴童心’。如在《华瞻的日记》、《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给我的孩子们》、《儿女》等作品中，纯真洁净的儿童成了丰子恺羡慕崇拜和讴歌的对象。他无限向往儿童世界的率真与纯净：“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要委屈地说出来，使你们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他常常在作品中设身处地地站在儿童的角度，按儿童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写出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陌生感距离感，他也同情儿童处境，写出了被忽视的儿童世界的痛苦和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的荒谬无意义。此外。在《秋》、《渐》、《大帐簿》等作品中，他以佛家心态感悟生命的空寂和虚幻，感叹人生的无常、世事的变迁，反映出他以宗教观照人生的独到体悟。
　　夏丐尊折服于弘一法师在清苦简单的生活中达到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即便吃萝卜白菜，也是一副旮隘的光景”，从而到“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束缚，都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如实观照领略”的作派，也体悟到了什么是“真解脱”和“真享受’”。于是，怀着悲天悯人的夏丐尊，“抱着佛教徒丁愿的精神翻译锰爱的教育》，他“把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朱自清的刹那主义显然也是佛教思想的一个折射。佛家认为，刹那之间有生、住、异、灭四相，称作刹那无常，每一刹那都包含着丰富的生命历程。一切因缘和合的事物都在时时变化，永无止境。佛教的刹那概念里本就充满了幻灭感。朱自清从佛教刹那的含义里领悟到生命在每一刹那的独到的意义和价值。时日匆匆，生命转瞬即逝，置身于变动不居的时代，朱自清感到人生最重要的应是努力把握现在，求得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和谐和满足。“生活中的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的趣味。或也可不含哲学地说，对我都有一种意义和价值。我的责任便在实现这意义和价值，满足这个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的，可以无庸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多费心思去筹虑”，“我现在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正是这种积极的宗教精神渗透，使朱自清执着于'现在’、执着于“眼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在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中，白马湖作家的散文创作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宗教精神的感晤和向往，各自的散文也都有对人生最高境界的追求。尽管他们的宗教信仰没有达到李叔同那样的层次，但宗教给予他们的收益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的，他也敬服李叔同，虽然：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为有点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值得注意的是，和通常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危机不同，白马湖散文世界中所体现的宗教精神是以积极《世的文化人格为基础，就如李叔同出家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一般，他们对佛教的认同甚至皈依，更体现为一种对现实人生的热切关注和执着追求，不是为了遁入佛门逃避现实，而是基于积极的救世态度和对人生的忧患意识，追求更高境界的灵魂生活，最终求得圆融丰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