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简历:宋国青：贸易条件变化与顺差下降-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心-搜狐空间

宋国青：贸易条件变化与顺差下降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5次报告会于2011年4月2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本次报告会讨论最低工资政策、楼市调控、BRICS合作以及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等问题。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徐建国、卢锋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博士，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苏畅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与卢锋教授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的发言节录：

　　宋国青：贸易条件变化与顺差下降

　　宋教授在演讲中评论了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然后依次对一季度贸易逆差原因、商品价格上涨根源、顺差下降对国内经济政策产生影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评论了扩大内需、一千万套保障房建设等热点问题。

　　首先评论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今年一、二月份紧缩力度较大，不但贷款收紧，财政紧缩也较明显。财政存款增长快，M2增长低，其同比增速跌至16%以下。三月刚开始担心紧缩有点过度，不过很快放松不少。贷款仅稍有好转，主要是财政支出扩大很多，财政存款明显减少。这可能与保障性住房拨款有关。从生产面看，2月份下跌明显，3月份出现反弹，甚至有偏强担心。不过目前看政策面调整还比较及时，也不用过于担心。紧缩只要不是特别厉害，偏紧一点不会有太大问题。

　　其次评论一季度贸易逆差。一季度出现10亿美元贸易逆差，仅两年多以前2008年三季度贸易顺差曾超过一千亿美元。季节调整后，一季度还是贸易顺差，但幅度小多了。剔除短期经济景气及存货等因素影响后，也还可以看到顺差下降，只是具体下降幅度没有数据显示得这么快。

　　一季度进口同比增长32.6%，但从海关进出口价格指数看，主要是扩大了花钱。一季度进口实物量同比只增长了15.8%。相比之下2002年以来进口实物量同比增长率平均接近17%。对中国而言，15.8%不高。不过对全球其他经济则是很高增速，对全球资源供给造成非常大压力。所以扩大进口也不是想扩大就扩大，要考虑到进口价格弹性等因素。

　　2003年以来货物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最好季度是金融危机对商品价格影响最大的2009年1季度。从那以来两年，进口价格（季平均）上升了32.2%，出口价格上升了5.6%，贸易条件下降了20.1%。季调后一季度货物进口额4497亿美元，按年率算近1.8万亿美元，或11.8万亿元。进口价格较出口价格多上升20%，意味着2万多亿元损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国民收入真实增长率明显低于生产法GDP真实增长率。

　　进而分析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观察以美国CPI平减CRB商品价格指数与我国贸易条件倒数关系，可以看到二者在2002年以后呈现非常明显关系。这是因为中国进口里资源类商品比重猛烈上升。特别是金属材料价格，用美国CPI平减后目前已非常接近七十年代水平，相比十年前则已上涨三倍。2001年是一个低谷，在那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中国开始了一轮高速增长，接着商品价格就快速上涨。八九十年代中国虽然增长也较快，但体量还不够大，对国际市场影响就有限。现在中国增长已冲击到粮食、铁矿石、铜等商品，仅对石油影响目前暂时还没有美国大。

　　与此可比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虽然日本等经济体当时增长率相比之前不算很高，但经过五六十年代增长后其体量已达到相当规模，对国际市场价格影响也就很大。这是一方面因素，具体影响程度有待进一步考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低利率。七十年代全球通胀，美国加息滞后造成真实利率过低，这导致房价上涨，并引起房地产扩张以及商品存货增加。

　　目前中国城市化和高速增长以及全球真实利率过低与七十年代全球经济情况类似而程度更强。美国过去几个月总体CPI环比年率已经超过5%，但美国仍在历史最低利率上稳稳不动，市场上甚至还讨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性。以前中国贸易顺差实际上输出资本，压低了美国利率。现在中国贸易顺差减少因而输出资本减少，但商品价格上升后石油输出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仍会压低美国利率。因此，油价上升，中国不仅仅亏在商品价格这一处。由于石油输出国购买美国国债压低美国利率，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客观上构成竞争关系。

　　在中国城市化基本完成前，商品相对价格可能持续上升，但程度可以不同。给定这个大前提，高利率是对付商品价格上升几乎唯一的重武器。另外，中国改善其他调控政策也能缓和商品价格上升速度。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抗通胀，将利率大幅提高，其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受损但商品价格被压制下去。之后通胀稳定，商品价格也趋稳。目前中国在全球利率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潜在影响美国，应该重视高利率压低商品价格这一经验。

　　对顺差趋势性变动提出一个简单解释。2009年以来货物贸易顺差持续下降，占GDP比重下降幅度更快，可以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主要原因。此前2004年中到2008年中，虽贸易条件也在恶化，2005年开始人民币升值，但贸易顺差仍有大幅增加。一个基本解释是，生产率相对变化和贸易条件变化是影响顺差的两个相反力量，贸易条件变化通过进出口数量累积增长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对这一现象还可以考虑其他解释，但是较难从数据分析方面给出精确结论。

　　可见贸易顺差下降可能是中期趋势。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将对国内乃至全球经济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譬如，2009年以来，主要由于贸易顺差下降，外汇占款的增长率显著低于此前多年，目前已经与国内信贷增长率相当。这样一来准备金率就不再有变化必要。过去几个月数次提高准备金率，主要效果是置换央票，央票不增反减。这个政策考量之一可能是外汇储备损益压力。由于国内名义利率提高而国际利率变化不大，将会使得外汇储备损失增加。提高准备金率给商业银行增加压力，由此也使存款利率上调受到抑制。但若贸易顺差下降或至少占GDP比例相对下降，情况可能逐渐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可以考虑外汇储备损失挂账的办法，减少提高存款利率的制约因素。

　　最后讨论扩大内需、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问题。就扩大内需提法，一些人认为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消费，但这只是理想，最后还要靠投资。但一上投资就要靠实物资源，实物资源就得买，一买就涨，涨了就赔。如何打破这一逻辑？没有特别好办法，只能说改善投资。投资不一定是实物投资，可以是研究、开发、人力资本投资。这些投资两三年看没有房产好，但二十年后一些小城镇现在盖的房子从开始到倒塌之前可能一直空着。现在政府说要盖一千万套保障性住房，这是否意味着铁矿石、铜、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如果提高利率，货币补贴有可能比住房实物补贴更受欢迎。若是集中盖房会导致贸易条件剧烈恶化，反过来赔利息比赔商品价格可能合算一些。九十年代治理通胀就采取过财政直补办法，最后使得平均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提高利率还会缓解国际大商品价格涨势。假以更多选择，一千万套房，也许最后只有七百万个家庭选择实物补贴，少盖三百万套房子也将使得商品价格更低一点，最后有可能只用花一半钱就办成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