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资生堂旗下品牌哪个好:阮籍、嵇康及其人生魅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7:43:23
阮籍、嵇康及其人生魅力
复旦大学中文系2005级 李默
[摘要]：当阮籍和嵇康的人生被我们剥去了历史背景，当他们以个体的人而非历史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们的人生便具有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象征。而他们的魅力之所以可以愈久弥新，也许就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群体要面对的问题和矛盾。
[关键词]：阮籍 嵇康 魅力 药与酒 仙隐与顿悟 矛盾与孤独 死 模仿
[绪论]：南朝（宋）颜延之将“竹林七贤”中黜掉山涛、王戎，为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作《五君咏》，其中阮步兵、嵇中散二首如下：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迕流议，子山洽隐沦。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暂且不论他对于阮籍和嵇康本身且已分了高下（几乎在以后的时间里，除去文学造诣，嵇康以其死之壮烈始终居于阮前。），但就对两人的评价，已经是高不可攀了（尤其是嵇康，俨然仙风道骨）。
从阮籍嵇康那个早已远去的西晋到我们这个正在远去的如今，由于漫长时间的折射和人为历史的冲刷，本来已经是代表着无法企及的任逍遥的人格高度和人生态度的阮籍嵇康，愈发被简化成一种穿越时代而魅力不减的符号——可以是阮籍的一声清啸，也可以是嵇康的一曲古琴。但是当我们把他们拉下“神坛”，按回一个人的位置，不免疑问：他们的魅力到底来源于何处？
然而荒谬的是，无论他们的魅力来源哪里，这种气质能使人着迷本身就证明它无意的符合了当下的审美。于是当我们欣赏赞叹他们的林林总总的时候，这种赞美并不来源于他们魅力的本身而是来源于我们现时的环境。
时间的情结所致，以至于能造成漫长的持久的共鸣。
[正文]：
药与酒
阮籍，字嗣宗，生于汉建安十五年，嵇康，字叔夜，比阮籍小了十四岁。我不想旁枝错节的去描述两人结识成友的过程，总之年龄没有成为阻碍，两人结伴喝酒清谈皆为常事。王戎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且很以为自豪，当然阮籍并不这么想。
现在人们说起竹林七贤最为有感的莫过于“酣饮”二字。“酣”字给人无拘无束任逍遥的幻觉，而“酣饮”则暗示了他们经济上的无忧。就像嵇康的打铁，对邻里是不收钱的，这个举动是不在乎收益而在乎意义的。这在现代人看来本身就是一种闲适的类似富人体验生活的举动。而实际上，阮籍和嵇康确实也算是几代士族。阮籍的父亲为“建安七子”之一，虽早卒，阮籍在父亲与曹氏的亲密关系的笼罩下也并无大碍，仕途较为顺利（当然他志不在此）。而嵇康更是娶了曹操的孙女，俨然皇亲国戚。这些祖荫使他们生活无忧，且对于仕途不是基于一般人庸俗的想法，而是基于有所作为的愿望。这也是他们的悲剧之一，仕途对于他们不等于财富权力而是作为，决定了他们不会为财富而轻易入仕，决定了在正始以后他们由于在司马家的统治下看不到作为的希望，而寄情于酒。
与此相对的是服药，也就是寒食散。这在现代人看来莫过于富人的保命养生之举，大可艳羡。不仅现代，在那个时代由于何晏的服药，到后来，它竟似乎成了上流人士的一种标志，以致有人为了装阔气而假充服药者。有一则记载说，有人躺在市场门口地上打滚，嘴里连声叫“热”，引来许多人围观。他的同伴感到奇怪，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现正‘石发’(五石散药性发作)。”同伴说：“你何尝吃过‘石’，竟会发作起来?”他答：“我昨天买的米中有石，吃后现正发作。”惹得众人大笑。这则故事尽管是讽刺不懂服药的人，但它也很能反映当时的风气。嵇康不爱喝酒但尤喜服药。嵇康在不少诗里也写及了服药，如“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炬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诗人在这里想象着自己服食之后会成为神仙。又如“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叙述了自己不仅在家里服药，还常外出采药。
其实我是不大信酒或药是阮籍和嵇康本来的兴趣的。酒自不待言，每个醉过酒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药更是不可忍，不仅吃后需行散，全身发烧后又发冷，且有死的危险。追风自然大有人在，阮嵇二人应不在列。阮籍饮酒无需讨论，只看他屡次以大醉渡劫，就知道酒是一种留清于世麻醉自我的手段。那嵇康的药呢，我觉得这是嵇康的理想境界的体现，现实苦闷的时候，人会需要一个出口，药象征着道教的飞升，象征一个出口。药承载着嵇康的一个理想世界，或者是他留给自己的一个明知为幻想却不离不弃的梦。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些名士手中的玩物，定会充满羡慕，即使我们知道那只是痛苦的掩饰与麻醉。也许因为我们已经无意间触到了一个永恒的命题——人生是苦闷的，不论是在黑暗的时代外向的表现出来，还是在平淡时间里潜藏在暗流中。所以这些玩物是那么不可缺少，就像黑闷的铁屋中一个一个细小的气孔，维系着生命的那一点新鲜和乐趣。于是这种羡慕显得如此可悲但却永恒。
仙隐与顿悟
大抵阮籍和嵇康被人羡慕，另一个原因或许还在于他们与隐者的交往并受到过前贤的点悟。
自古以来，“退隐”这是一种避开政治斗争的方便途径。孔子有“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之说，孟子也有“穷则独善其身”之论，至于老、庄，则更是强调“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 (《庄子知北游》)。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魏晋玄学，也以“天地为家”、“与自然齐光”作标榜。对现实黑暗政治怀着反感、看不到出路，同时又信奉玄学的阮籍、嵇康，也就很自然地向往着隐逸之途。史载阮籍“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晋书》本传)，嵇康也“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 (《晋书》本传)。大自然没有官场中的污浊和尘世间的嚣杂，对于他们的高洁心志来说，这是最能取得和谐共鸣的环境，因此他们留连忘返，乐此不倦了。有关隐逸的愿望，在他们各自的诗、文中多有表露。出于这种愿望，他们对隐士抱着一种仰慕，最有名的应该是他们分别拜访孙登的事情。
嵇康访孙登三年，孙登一言未发，临走，孙登寄言：“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材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言。”而阮籍则更传奇，受司马昭之遣拜访孙登的阮籍未得孙登一言，仅得一啸。这似乎可以算作他们被点悟过吧——一种充满着禅学意味的顿悟。
然而这真的是顿悟了吗，真的是类似于金庸武侠的主人公得到一本秘籍便从而天下无敌了吗？恐怕在禅味的背后更多的是阮籍嵇康夹在世俗和仙隐之间的无奈吧。回头看孙登的一席话，原是发现嵇康“性烈而才俊”，故以道家的生命哲学和处世哲学劝导之。但嵇康清俊耿介的个性以及儒道并存的文化品格决定了他从主观上是无法超脱出世的，而他早已身处于政治漩涡之中的处境（曹氏的亲戚）决定了他始终无法从客观上拒绝自己的声音，以至后来深陷大狱“昔惭柳惠，今愧孙登”。而阮籍，有书认为孙登大约是瞧不起阮籍的，所以仅予以一啸。但我想被阮赞为大人先生的孙登并没有这样的刻薄。他看出阮籍也不是真的隐士但也不存在“识寡”的问题，他的问题在于自己性格的落落寡欢，他的游疑犹豫。这种性格导致他既无法安心混迹于黑暗的时代也无法跳出来为这种不安心呼喊。清啸并没有使他顿悟，我更愿意理解为清啸是孙登给他的一个出口，由清啸而来的《大人先生传》是一个理想世界、一个可以去透气的世外。但这种短暂的解脱带来的是更长久且清醒的痛苦。清啸是一剂药也是一副毒，孙登长啸的时候大抵是惋惜的。
孙登的所谓“点悟”并非点悟，而是充满惋惜的谶言。而阮籍和嵇康寻访隐者的历程只是令人心酸的看到他们身在世俗而脱身乏力（当然也有不自知的自身原因）的尴尬处境。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处于世而要脱于世的愿望，我们没有资质让“孙登”点化，但是看到这样的读书人可以受到点化，便忽然觉得自己的庸俗原来是可以悲剧化和伟大化的。从而普通的生活在悲剧下变得可审美，从而平凡的人生变得有一种貌似清醒的回味。
矛盾与孤独或者死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简单的人物大抵是不受欢迎的。在人性的旗号下，复杂而矛盾的人物颇为流行。我们需要有矛盾的人物，因为我们自身就是矛盾的综合体；我们需要矛盾带给这些人物痛苦，因为生活即是痛苦；我们需要痛苦带给这些人选择和结局，因为这些演绎带给我们经验或者提醒。
阮籍和嵇康满足了我们。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日渐式微，名、法、道、墨等诸子学说乘机而起，颇有诸子重兴之势。但是严格说来，儒家经学受到思想界厌倦的只是那种浅薄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形式，令人忘而却步的繁琐的注经方式，保守、僵化、封闭的师承家传的教学方式或学术传统。而经学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并未发生动摇，儒者借助于经学形式所阐扬的儒学思想在思想领域仍然享有不可超越和替代的崇高地位。诸子之学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或思想仍是正统所在，即使是那些不完全同意儒学主张的人，在考虑问题和分析问题时，也不得不以儒家思想文化作为参照系——至少在一些学者或思想家的潜意识层面当是如此。
所以无论阮籍和嵇康怎么把自己伪装成蔑视礼教的僭越之徒，他们的骨子里还是有着对礼教的维护和信仰。鲁迅先生甚至认为正是由于他们对礼教的执著和信仰导致了他们对司马家族假仁孝假礼教的抵触。从阮籍拒绝他儿子加入竹林饮酒之列，和嵇康留给他十岁稚子详之又详的遗嘱便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他们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无奈。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是礼的信仰和社会的现实替他们选择的。
人生理想的扭曲和精神世界的困顿既带给了他们巨大的痛苦，也造成了他们分裂的性格。理想的自由的人格潜藏在内心无法释放，而外在的谨小慎危、甚至于圆滑世故，又令自己痛苦不堪。嵇康尚好，史书说他“尚奇任侠”，“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性直狭中，多所不堪。”（《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变发”，内心的失衡和痛苦尚可以不时的得到平复和缓解。而阮籍，性格上的游移和弱势使他内心积压的痛苦无法排解，以致出现途穷而哭的悲剧。他心灵的痛苦与焦虑则更为深沉、顽固、严重、激烈。
在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后，在阮籍写了《劝进表》之后，在世人眼里他们便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是慷慨就义，一个是委屈就全。宋人叶梦得认为，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与嵇康前，自应杖死。”叶适也说“今《文选》在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裈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裈中乎？观康尚不屈乎钟会，肯买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我每为之太息也。”
我本身是很讨厌这种置身事外一副坦然的评头论足者的，更不用说站在什么君君臣臣的立场去批驳的人。他们像看一场戏一样把人物分成正反两拨，人物像纸片一样薄，异化为体现他们正义感的符号。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犹豫或迟疑的符号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甚至处在一个比他们艰难得多的环境。
不错，嵇康用死对抗了黑暗的时代，弥合了自己人格的分裂，超越了自己人格的双重性，实现了人格的升华，最后显现为一种卓越独立的人格特征。而阮籍，我不愿意从性格上再去深究，虽然缺少依据，但我仍然想，他不愿意将人生定义在与一个王朝对抗的尺度上，朝代的更替只是政治的更替，而人的精神是可以超越这种时间界限的。死在一个那样的时代是一件短暂却畅快淋漓的事情，它使嵇康的人生从流血的悲剧变成人格上的喜剧。而生在那个时代是一件需要更大勇气去承受的事情，它使人在忍受中锻炼和超越，它漫长、孤独、苦闷，这是阮籍的选择，使他的人生成为了一场漫长的孤独的任人观赏的无人理解的悲剧。
独坐高堂上，谁可与亲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是一种别人难以体会的孤独感，但这又是只要作为一个人必将伴之一生的孤独感，它超越了当下的时间和日常经验。他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一种泛疑的思考，从而给与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种含义——尽管苦闷并悲情。
矛盾的人格给与了嵇康死亡，也给与了阮籍孤独。我不想评述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也无法评述。而我们之所以感动，也许是因为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人，都会有这样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的选择。选择不在乎气节，不在乎人格，不在乎意义，不在乎结局，不在乎所有考虑，它仅仅在乎于选择，只有选择而已。无论选择了哪种人生，我们都将作为一个人走下去；无论选择了哪种人生，我们都只能作为一个人走下去。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便注定了我们永远只能在历史的矛盾里煎熬。
[结语]：站在已经距离阮籍嵇康的时代一千七百年左右的如今，他们的人生依然充满了吸引力。我们崇拜他们的气度、他们的举止甚至他们的生命。这种漫长而坚定的存在感暗示着我们：在他们的生命里存在着一种近乎永恒的东西。剥去政治黑暗、王朝更替的外衣，作为赤裸裸的人，他们的每一项感触每一项选择都带有普遍意义。他们面对的人生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逝。我们正面对着他们曾面对着的人生；我们做出的每一项选择他们曾经也做出过。但我们之间又是无法借鉴的，因为做出这些选择的终究是历史。当我们回头看他们的那些事情，那种持久延续无法复制的人生，心中何尝不是一种惺惺相惜的认同以及相对无言的无奈？
这就是他们的魅力所在，或许也正是人生的魅力所在。
[参考书目]：
1、陈庆元著《阮籍·嵇康》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年01月第1版
2、高晨阳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5月第1版
3、徐公特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嵇康与阮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5月第1版
4、皮元珍著《嵇康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第1版
5、李志钧等校《中国古典文学业书·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5月第1版
南朝宋 颜延之《五君咏》
魏晋 嵇康《人生如朝露》
魏晋 嵇康《游仙诗》
《庄子之北游》
《晋书》本传
《晋书》本传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别传》
《世说新语·栖逸》
魏晋 嵇康 《幽愤诗》
《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篇）《魏晋玄学的产生》三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魏晋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魏书·阮籍》
宋 叶梦《避暑录话》
叶适《石林诗话》
魏晋 阮籍《阮嗣宗集·咏怀诗·其四十六》
复旦大学中文系2005级 李默
[摘要]：当阮籍和嵇康的人生被我们剥去了历史背景，当他们以个体的人而非历史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们的人生便具有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象征。而他们的魅力之所以可以愈久弥新，也许就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群体要面对的问题和矛盾。
[关键词]：阮籍 嵇康 魅力 药与酒 仙隐与顿悟 矛盾与孤独 死 模仿
[绪论]：南朝（宋）颜延之将“竹林七贤”中黜掉山涛、王戎，为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作《五君咏》，其中阮步兵、嵇中散二首如下：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迕流议，子山洽隐沦。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暂且不论他对于阮籍和嵇康本身且已分了高下（几乎在以后的时间里，除去文学造诣，嵇康以其死之壮烈始终居于阮前。），但就对两人的评价，已经是高不可攀了（尤其是嵇康，俨然仙风道骨）。
从阮籍嵇康那个早已远去的西晋到我们这个正在远去的如今，由于漫长时间的折射和人为历史的冲刷，本来已经是代表着无法企及的任逍遥的人格高度和人生态度的阮籍嵇康，愈发被简化成一种穿越时代而魅力不减的符号——可以是阮籍的一声清啸，也可以是嵇康的一曲古琴。但是当我们把他们拉下“神坛”，按回一个人的位置，不免疑问：他们的魅力到底来源于何处？
然而荒谬的是，无论他们的魅力来源哪里，这种气质能使人着迷本身就证明它无意的符合了当下的审美。于是当我们欣赏赞叹他们的林林总总的时候，这种赞美并不来源于他们魅力的本身而是来源于我们现时的环境。
时间的情结所致，以至于能造成漫长的持久的共鸣。
[正文]：
药与酒
阮籍，字嗣宗，生于汉建安十五年，嵇康，字叔夜，比阮籍小了十四岁。我不想旁枝错节的去描述两人结识成友的过程，总之年龄没有成为阻碍，两人结伴喝酒清谈皆为常事。王戎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且很以为自豪，当然阮籍并不这么想。
现在人们说起竹林七贤最为有感的莫过于“酣饮”二字。“酣”字给人无拘无束任逍遥的幻觉，而“酣饮”则暗示了他们经济上的无忧。就像嵇康的打铁，对邻里是不收钱的，这个举动是不在乎收益而在乎意义的。这在现代人看来本身就是一种闲适的类似富人体验生活的举动。而实际上，阮籍和嵇康确实也算是几代士族。阮籍的父亲为“建安七子”之一，虽早卒，阮籍在父亲与曹氏的亲密关系的笼罩下也并无大碍，仕途较为顺利（当然他志不在此）。而嵇康更是娶了曹操的孙女，俨然皇亲国戚。这些祖荫使他们生活无忧，且对于仕途不是基于一般人庸俗的想法，而是基于有所作为的愿望。这也是他们的悲剧之一，仕途对于他们不等于财富权力而是作为，决定了他们不会为财富而轻易入仕，决定了在正始以后他们由于在司马家的统治下看不到作为的希望，而寄情于酒。
与此相对的是服药，也就是寒食散。这在现代人看来莫过于富人的保命养生之举，大可艳羡。不仅现代，在那个时代由于何晏的服药，到后来，它竟似乎成了上流人士的一种标志，以致有人为了装阔气而假充服药者。有一则记载说，有人躺在市场门口地上打滚，嘴里连声叫“热”，引来许多人围观。他的同伴感到奇怪，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现正‘石发’(五石散药性发作)。”同伴说：“你何尝吃过‘石’，竟会发作起来?”他答：“我昨天买的米中有石，吃后现正发作。”惹得众人大笑。这则故事尽管是讽刺不懂服药的人，但它也很能反映当时的风气。嵇康不爱喝酒但尤喜服药。嵇康在不少诗里也写及了服药，如“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炬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诗人在这里想象着自己服食之后会成为神仙。又如“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叙述了自己不仅在家里服药，还常外出采药。
其实我是不大信酒或药是阮籍和嵇康本来的兴趣的。酒自不待言，每个醉过酒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药更是不可忍，不仅吃后需行散，全身发烧后又发冷，且有死的危险。追风自然大有人在，阮嵇二人应不在列。阮籍饮酒无需讨论，只看他屡次以大醉渡劫，就知道酒是一种留清于世麻醉自我的手段。那嵇康的药呢，我觉得这是嵇康的理想境界的体现，现实苦闷的时候，人会需要一个出口，药象征着道教的飞升，象征一个出口。药承载着嵇康的一个理想世界，或者是他留给自己的一个明知为幻想却不离不弃的梦。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些名士手中的玩物，定会充满羡慕，即使我们知道那只是痛苦的掩饰与麻醉。也许因为我们已经无意间触到了一个永恒的命题——人生是苦闷的，不论是在黑暗的时代外向的表现出来，还是在平淡时间里潜藏在暗流中。所以这些玩物是那么不可缺少，就像黑闷的铁屋中一个一个细小的气孔，维系着生命的那一点新鲜和乐趣。于是这种羡慕显得如此可悲但却永恒。
仙隐与顿悟
大抵阮籍和嵇康被人羡慕，另一个原因或许还在于他们与隐者的交往并受到过前贤的点悟。
自古以来，“退隐”这是一种避开政治斗争的方便途径。孔子有“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之说，孟子也有“穷则独善其身”之论，至于老、庄，则更是强调“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 (《庄子知北游》)。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魏晋玄学，也以“天地为家”、“与自然齐光”作标榜。对现实黑暗政治怀着反感、看不到出路，同时又信奉玄学的阮籍、嵇康，也就很自然地向往着隐逸之途。史载阮籍“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晋书》本传)，嵇康也“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 (《晋书》本传)。大自然没有官场中的污浊和尘世间的嚣杂，对于他们的高洁心志来说，这是最能取得和谐共鸣的环境，因此他们留连忘返，乐此不倦了。有关隐逸的愿望，在他们各自的诗、文中多有表露。出于这种愿望，他们对隐士抱着一种仰慕，最有名的应该是他们分别拜访孙登的事情。
嵇康访孙登三年，孙登一言未发，临走，孙登寄言：“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材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言。”而阮籍则更传奇，受司马昭之遣拜访孙登的阮籍未得孙登一言，仅得一啸。这似乎可以算作他们被点悟过吧——一种充满着禅学意味的顿悟。
然而这真的是顿悟了吗，真的是类似于金庸武侠的主人公得到一本秘籍便从而天下无敌了吗？恐怕在禅味的背后更多的是阮籍嵇康夹在世俗和仙隐之间的无奈吧。回头看孙登的一席话，原是发现嵇康“性烈而才俊”，故以道家的生命哲学和处世哲学劝导之。但嵇康清俊耿介的个性以及儒道并存的文化品格决定了他从主观上是无法超脱出世的，而他早已身处于政治漩涡之中的处境（曹氏的亲戚）决定了他始终无法从客观上拒绝自己的声音，以至后来深陷大狱“昔惭柳惠，今愧孙登”。而阮籍，有书认为孙登大约是瞧不起阮籍的，所以仅予以一啸。但我想被阮赞为大人先生的孙登并没有这样的刻薄。他看出阮籍也不是真的隐士但也不存在“识寡”的问题，他的问题在于自己性格的落落寡欢，他的游疑犹豫。这种性格导致他既无法安心混迹于黑暗的时代也无法跳出来为这种不安心呼喊。清啸并没有使他顿悟，我更愿意理解为清啸是孙登给他的一个出口，由清啸而来的《大人先生传》是一个理想世界、一个可以去透气的世外。但这种短暂的解脱带来的是更长久且清醒的痛苦。清啸是一剂药也是一副毒，孙登长啸的时候大抵是惋惜的。
孙登的所谓“点悟”并非点悟，而是充满惋惜的谶言。而阮籍和嵇康寻访隐者的历程只是令人心酸的看到他们身在世俗而脱身乏力（当然也有不自知的自身原因）的尴尬处境。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处于世而要脱于世的愿望，我们没有资质让“孙登”点化，但是看到这样的读书人可以受到点化，便忽然觉得自己的庸俗原来是可以悲剧化和伟大化的。从而普通的生活在悲剧下变得可审美，从而平凡的人生变得有一种貌似清醒的回味。
矛盾与孤独或者死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简单的人物大抵是不受欢迎的。在人性的旗号下，复杂而矛盾的人物颇为流行。我们需要有矛盾的人物，因为我们自身就是矛盾的综合体；我们需要矛盾带给这些人物痛苦，因为生活即是痛苦；我们需要痛苦带给这些人选择和结局，因为这些演绎带给我们经验或者提醒。
阮籍和嵇康满足了我们。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日渐式微，名、法、道、墨等诸子学说乘机而起，颇有诸子重兴之势。但是严格说来，儒家经学受到思想界厌倦的只是那种浅薄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形式，令人忘而却步的繁琐的注经方式，保守、僵化、封闭的师承家传的教学方式或学术传统。而经学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并未发生动摇，儒者借助于经学形式所阐扬的儒学思想在思想领域仍然享有不可超越和替代的崇高地位。诸子之学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或思想仍是正统所在，即使是那些不完全同意儒学主张的人，在考虑问题和分析问题时，也不得不以儒家思想文化作为参照系——至少在一些学者或思想家的潜意识层面当是如此。
所以无论阮籍和嵇康怎么把自己伪装成蔑视礼教的僭越之徒，他们的骨子里还是有着对礼教的维护和信仰。鲁迅先生甚至认为正是由于他们对礼教的执著和信仰导致了他们对司马家族假仁孝假礼教的抵触。从阮籍拒绝他儿子加入竹林饮酒之列，和嵇康留给他十岁稚子详之又详的遗嘱便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他们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无奈。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是礼的信仰和社会的现实替他们选择的。
人生理想的扭曲和精神世界的困顿既带给了他们巨大的痛苦，也造成了他们分裂的性格。理想的自由的人格潜藏在内心无法释放，而外在的谨小慎危、甚至于圆滑世故，又令自己痛苦不堪。嵇康尚好，史书说他“尚奇任侠”，“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性直狭中，多所不堪。”（《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变发”，内心的失衡和痛苦尚可以不时的得到平复和缓解。而阮籍，性格上的游移和弱势使他内心积压的痛苦无法排解，以致出现途穷而哭的悲剧。他心灵的痛苦与焦虑则更为深沉、顽固、严重、激烈。
在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后，在阮籍写了《劝进表》之后，在世人眼里他们便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是慷慨就义，一个是委屈就全。宋人叶梦得认为，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与嵇康前，自应杖死。”叶适也说“今《文选》在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裈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裈中乎？观康尚不屈乎钟会，肯买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我每为之太息也。”
我本身是很讨厌这种置身事外一副坦然的评头论足者的，更不用说站在什么君君臣臣的立场去批驳的人。他们像看一场戏一样把人物分成正反两拨，人物像纸片一样薄，异化为体现他们正义感的符号。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犹豫或迟疑的符号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甚至处在一个比他们艰难得多的环境。
不错，嵇康用死对抗了黑暗的时代，弥合了自己人格的分裂，超越了自己人格的双重性，实现了人格的升华，最后显现为一种卓越独立的人格特征。而阮籍，我不愿意从性格上再去深究，虽然缺少依据，但我仍然想，他不愿意将人生定义在与一个王朝对抗的尺度上，朝代的更替只是政治的更替，而人的精神是可以超越这种时间界限的。死在一个那样的时代是一件短暂却畅快淋漓的事情，它使嵇康的人生从流血的悲剧变成人格上的喜剧。而生在那个时代是一件需要更大勇气去承受的事情，它使人在忍受中锻炼和超越，它漫长、孤独、苦闷，这是阮籍的选择，使他的人生成为了一场漫长的孤独的任人观赏的无人理解的悲剧。
独坐高堂上，谁可与亲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是一种别人难以体会的孤独感，但这又是只要作为一个人必将伴之一生的孤独感，它超越了当下的时间和日常经验。他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一种泛疑的思考，从而给与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种含义——尽管苦闷并悲情。
矛盾的人格给与了嵇康死亡，也给与了阮籍孤独。我不想评述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也无法评述。而我们之所以感动，也许是因为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人，都会有这样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的选择。选择不在乎气节，不在乎人格，不在乎意义，不在乎结局，不在乎所有考虑，它仅仅在乎于选择，只有选择而已。无论选择了哪种人生，我们都将作为一个人走下去；无论选择了哪种人生，我们都只能作为一个人走下去。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便注定了我们永远只能在历史的矛盾里煎熬。
[结语]：站在已经距离阮籍嵇康的时代一千七百年左右的如今，他们的人生依然充满了吸引力。我们崇拜他们的气度、他们的举止甚至他们的生命。这种漫长而坚定的存在感暗示着我们：在他们的生命里存在着一种近乎永恒的东西。剥去政治黑暗、王朝更替的外衣，作为赤裸裸的人，他们的每一项感触每一项选择都带有普遍意义。他们面对的人生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逝。我们正面对着他们曾面对着的人生；我们做出的每一项选择他们曾经也做出过。但我们之间又是无法借鉴的，因为做出这些选择的终究是历史。当我们回头看他们的那些事情，那种持久延续无法复制的人生，心中何尝不是一种惺惺相惜的认同以及相对无言的无奈？
这就是他们的魅力所在，或许也正是人生的魅力所在。
[参考书目]：
1、陈庆元著《阮籍·嵇康》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年01月第1版
2、高晨阳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5月第1版
3、徐公特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嵇康与阮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5月第1版
4、皮元珍著《嵇康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第1版
5、李志钧等校《中国古典文学业书·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5月第1版
南朝宋 颜延之《五君咏》
魏晋 嵇康《人生如朝露》
魏晋 嵇康《游仙诗》
《庄子之北游》
《晋书》本传
《晋书》本传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别传》
《世说新语·栖逸》
魏晋 嵇康 《幽愤诗》
《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篇）《魏晋玄学的产生》三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魏晋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魏书·阮籍》
宋 叶梦《避暑录话》
叶适《石林诗话》
魏晋 阮籍《阮嗣宗集·咏怀诗·其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