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鸽成绩查询网:马寅初被批始末：毛泽东紧跟斯大林的人口政策

2011年02月22日10:57南方人物周刊我要评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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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个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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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2011005期封面及目录：马寅初的远见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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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17日，马寅初（中）与马本初（后右、次子）、唐申娟（后左、马本初妻子）、马思润（前右，马本初长女）、马思泽（前左，马本初长子）在东总布胡同家中。届时为发表《新人口论》后4个月，批判浪潮来临前夕
马寅初的远见和勇气
本刊编辑部
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创造新灵魂、新传统的流亡者和边缘人，以独立的姿态和不可让渡的原则“对权势说真话”，“如果你的眼睛盯着主子，就只是一个门徒或追随者，或者看门犬”。
马寅初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成为北大校史上与蔡元培齐名的校长，正是缘于他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敢怒敢言敢坚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语)。
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他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寅初并非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他曾历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解放初，他应周恩来之邀北上参政，起初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热烈地拥抱社会甚至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马寅初曾积极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他所主持的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
然而，1958年之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他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不盲从，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怎样理解，怎样把握？我们以人口问题为轴线，聚焦马老的经历、抉择、遭遇，尝试解析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遭受挤压和冲撞的心灵史。
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
将《新人口论》重置于人口学发展的时间线上，读者可以看到，自马尔萨斯被马克思批判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靠革命还是靠节育，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立场的选择。
时移事迁，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推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人口态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未来中国将处于一个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老龄化的社会。
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调研和判断，逆流发声，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和马寅初一样，同样面临着被误解、被忽视、被指责的命运，所幸的是，在人口问题上，因言获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将面临一系列完全陌生的人口问题，现在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鼓励认真的学术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宝昌先生和多位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于2004年、2009年两度联名上书中央，主张“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
正如顾宝昌教授所言，“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
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先生诚恳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父亲马本初以及他本人在这个特殊家庭的成长故事。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听到人们议论他的祖父，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人们提到马寅初先生时，总是特别渴望能够为历史摁下一个倒退键——如果决策者能在建国之初听取马寅初等人口学者的建议，适当控制人口，或许我们不必经历长达30年的“一胎制”，不会出现那么脆弱的421家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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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马寅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我平时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他们在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不听周恩来劝阻
马寅初与周恩来私交颇深，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担忧他的处境，亲自约见他并进行深谈，给他做劝导工作。……马寅初在“附带声明”中说：“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文革”中总理指示保护马寅初
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反动透顶”的马寅初最后并没有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后，“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来到家中，留下了他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且明确告知，奉总理的指示，我爷爷要受到保护。”“可能是因为总理的关系，他的待遇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等等。”
马寅初被批始末
一个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
1935年12月，斯大林说，苏联每年净增人口约三百万，“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到1950年代，有38000多名生育并抚养了10个以上子女的妈妈被授予“母亲英雄”的称号。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3年出版了波波夫的《现代马尔萨斯学说是帝国主义仇视人类的思想》一书，书中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推演到极致，“人口无论怎样增殖，增添出来的人口无论怎样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增长着的生产中是永远可以为自己找到工作岗位的。”
“老大哥”的人口政策自然影响到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马尔萨斯”成为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系被取消，人口学课程和研究自然也被封杀了。
马家儿孙
1960年前后粮食开始紧缺，“我们这一辈儿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特别能吃。父辈们每天上班，大家回来的时间不一样，有早有晚，凑在一起吃饭不太容易。从那个时候开始，吃饭的单位就划小了。爷爷奶奶在一起吃，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也跟他们一起吃。其他人就以小家庭为单位分开做饭吃饭。那会儿也很热闹，到吃饭的时候可能摆三四桌，每桌的东西都不一样，有时会交换一些菜啊什么的，大家串着吃。”
中国面临人口负增长风险——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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