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若虹爸爸:朱元璋（1328年-1398年）的不朽遗嘱：“不征国”的国策(下)

朱元璋的不朽遗嘱：“不征国”的国策(下2)           (2007-03-19 12:19:47)

朱元璋的不朽遗嘱：“不征国”的国策(下2)

·李蔚·

      我们中国在历史上走的主要也是武力扩张的道路。从秦商鞅变法开始，到大明建立，一千七百多年来（公元前359——1368年），一直这样。

商鞅（约前390-前338）是我国武力扩张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和最有力的实行者。商鞅认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开辟疆土的惟一途径，而且是巩固内政的必要措施。“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国家强盛而不对邻国开战，祸患就会在国内发生。）为此，秦国将对外的扩张战争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以侵略战争为纲，一切服从侵略战争，一切为侵略战争服务。“壹民于战”（使人民专一于战争）（36）。 “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战时甘心为王打仗，平时死心踏地当劳动工具。（37）     立有战功者进爵，享受各种优待。“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杀死敌人一个兵士的，提爵一级，奖田地一百亩，给住宅地基九亩。）（38）    相反，“不能死之，千人环规黥于城下。”（对于不能冒死作战的，在千人围观之下刺字割鼻，以儆效尤。）（39）    要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要使人民遇到打仗，就要像饿狼见到肉那样，迫不及待地扑上去。）（40）   以至“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41）

经由商鞅变法，秦人就这样彻底地被军国主义的思想所毒化，充当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同时，秦国大力奖励生产，国家富强起来，具备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力。有了这两个条件，到秦始皇时，终于以无比残暴的铁血手段，消灭了关外六国，统一了中国。

秦为何要侵占别国？这个问题，秦始皇在初并天下后，是这样解释的：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魏王始约服入秦，以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42）

灭韩、赵、魏、荆（即楚），是因为它们“倍约”、“倍盟”、

“畔约”，背叛了与我缔结的和约；灭齐，是因为它狗胆包天，竟敢拒绝我的使节！灭燕，是因为它的太子派人企图谋害我。总之，都是别国的不对。你在我压迫之下，不得不屈从，与我“约”；而既“约”，你就得永远遵守，永远受我的压迫，否则，我就要消灭你。我是强国，你怎敢不接受我派去外交官，这不是想造反吗！你本来就应当完全听从我的摆布，怎敢不服“领导”，反而派刺客谋我！你既谋我，我当然就要消灭你！——这是彻头彻尾的强权政治！在道义上完全站不住。
    秦始皇统一中国，被捧为“千古一帝”，但那是以秦国人民的无穷苦难，尤其是六国人民的大量牺牲为代价的。据《史记》的有限记载：秦为统一全国，杀人掠地，仅是几次大的战役，就杀害了各国军士合计约一百五十万人。秦将白起，在长平（在今山西高平市西北）一次就活埋了赵国的俘虏四十万人。可见战争的残酷。西汉贾谊在《过秦论》里表述当时的情况为：“伏尸百万，流血漂卤（橹：大的盾牌）”。而这些被杀害的，都是青壮年男子。中原大地的中坚力量，几乎被暴秦一扫而空！秦人也大批大批战死。被后来不厌其烦加以吹捧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所谓“历史功勋”，在当时，无论对于关外六国人民还是对于秦国人民本身，都是一场大灾难！六国没有后人，六国残存的人民一律被秦国所吸收，并进而被同化。已经死去的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和早已牺牲的秦人的苦难故事，无人为之记录和表达。作为秦的幸存者们及其同化者们的后人，我们不能体会六国人民在被消灭时的痛苦；我们的感情使我们只会歌颂我们的祖先——秦的历代开拓者为我们所创建的这个统一的中国。而统一在后来也确实意外地对我国带来了若干好处。

在秦之后，对中国疆域的开拓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是汉武帝。汉武帝四面出击，小一部分国土以和平手段取得，而大多是武力征服所得。
    在东方：秦时，今朝鲜只有一部分在中国版图内。汉武帝以武力占据了约今朝鲜半岛之半。其时为元封二年（前109年）。是年，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武帝借机击灭朝鲜，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43）

元朔元年（前128年），高丽南、东穷大海的东夷（未详今之所在）讼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以其地为苍海郡。此为和平取得的疆域。元朔三年（前126年），此郡建制撤消。（44）

  东南方面：今福建，汉初为闽越国，亦称东越。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王自称武帝，攻杀汉将、吏。第二年冬，武帝遣将，将其平定，徙其民于江、淮间，暂时虚其地。（45）

  南方：广东广西一带原称南越。元鼎四年（前113年），南越由附属国内附而为诸侯国。南越相吕嘉不愿内附，杀南越王、王太后及汉使者，另立新王。武帝多路遣军，予以平定，以其地为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武帝东行至左邑桐乡（在今山西省）时，听说南越已破，改此地名为闻喜县。至汲县新中乡（在今河南新乡县西南）时，汉军得到吕嘉的首级，武帝改其地名为获嘉县，可谓得意忘形。（46）

 西南方面：为联络西南夷，制服南越国，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曾派兵千人至夜郎（治所在今贵州省），“厚赐，喻以威德”，取地为犍为郡。“是时，邛、筰（今四川西昌一带）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汉使到达时，“皆请为内臣”，“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这是东夷而外，又一宗和平取得的土地。（47）

元鼎六年（前111年）冬，武帝发兵平南夷，设牂珂郡（郡治在今贵阳附近，一说在今贵州凯里西北）。依附南越之夜郎侯，入朝，武帝以为夜郎王。其他亦震恐，请臣置吏，以为越巂（治今四川西昌市东南）、沈黎（治今四川汉源县东北）、汶山（治今四川茂县北）、武都郡（治今甘南西和县西南）。这片国土是武力征服和在武力威慑下取得的。（48）

在今云南的滇国，元封二年（前109年）秋，武帝遣将临其境，并击灭劳深、靡莫，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郡治今云南晋宁县东）。（49）

西方：元鼎五年（前112年）秋，西羌众十万人，与匈奴勾结，攻安故（县治今甘肃临洮县南），围枹罕（今甘肃临夏市）。第二年冬十月，武帝发兵十万人征伐讨平。（50）

河西走廊：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命霍去病领兵出北地（郡治今甘肃宁县西北）。深入二千余里，至祁连山，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匈奴单于欲召在今酒泉的匈奴浑邪王和在今武威的休屠王问罪。元狩二年（前121年），秋，两王遣代表与汉联系，准备投降。其间，休屠王后悔，浑邪王遂杀害了他，与霍去病会面。霍斩其部企图逃走的八千人。全部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分别安置在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县）、北地（郡治今甘肃宁县西北）、上郡（郡治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云中（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五郡。而以他们原来的居地为武威、酒泉郡。（51）

西域：所谓“西域”，指今中国新疆及其西的中亚一带。计凡三十六国，东从玉门、阳关，西到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武帝对西域的开辟，开始用的是和平手段，派遣张骞出使。张骞返回时，西域各国皆有外交代表随同前来。（52）

但是，从元封三年（前108年）冬十二月开始，改而采取军事手段。遣军击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市及吉木萨尔县一带），虏楼兰王（王治今罗布泊东北，一说今新疆若羌县）。天汉二年（前99年），派楼兰国兵，再次袭击车师。（53）

地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盛产良马。为掠夺马匹，武帝两次派兵侵略其国。第一次：太初元年（前104年）秋八月，发骑兵六千、步兵数万进征，以失败告终。残兵返至敦煌时，所留者不过十之一二。武帝闻讯大怒，派人拦截，不许回国，敢入玉门者，斩。（54）

第二次：太初三年（前102年），发兵六万人（私负粮食及私从者不在内），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橐驼万数。同时，发兵十八万于酒泉、张掖北，以卫酒泉。到第二年春，终于取胜，大宛投降。汉军掠取良马数十匹，中马以下三千余匹。大宛破后，西域震惧。汉军班师回国途中，所过小国，纷纷派其子弟从入贡献。（55）

汉武帝对外扩张，以对北方匈奴的战争为最持久，消耗国力民财最多。匈奴曾多次进入汉地侵扰。武帝在位54年（前140-前87），史籍记载的匈奴入抢，即有21次之多。对他们的掠夺行为，汉军多次进行抵抗。这种抵抗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当的。

但是，汉军在防卫中，却往往深入匈奴地界，杀人掠畜。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匈奴右贤王侵入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武帝令卫青等，率十余万人，分三路出击。光是这一次，就俘虏右贤裨王十余人，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畜数十万以至百万。其数量超过匈奴掠夺汉地所得者不知多少倍。（56）

汉军在进入匈奴地区之后，就将其地占据起来。元朔二年（前127年）春，匈奴入今河北、北京边境杀掠。武帝遣军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至陇西，全线反击，杀敌数千，得牛羊百余万，取黄河南土地后，即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筑朔方城，立朔方郡，从汉地移民十万口，以巩固占领。（57）

在汉武帝和当时朝廷绝大多数官员心里，匈奴等同于侵略。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外患，必须消灭匈奴，而没有汉、匈两大民族、和平相处、共存共荣的观念。汉军一次次地深入匈地腹地，大批杀害匈奴人。

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卫青率六将军、十余万兵，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获首虏万五千级。第二年春，卫青再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斩杀匈奴人三千多。  同年夏四月，在同一地区再屠杀匈奴万余人。就在这次战争中，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初露头角，斩首二千余级，封冠军侯。（58）

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以“灭匈奴”为天职的霍去病率万骑，出今甘肃临洮县，攻打匈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卢侯王，俘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同年夏，霍去病越过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进，斩首三万余级。（59）

元狩四年（前119年），夏，卫青将骑兵五万、步兵数十万，至漠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霍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60）

而在战斗中，汉军也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太初二年（前103年）秋，汉二万骑出朔方，在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山脉中段，当时称为“浚稽山”的，被匈奴军八万人包围，全军覆没。（61）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军边战边进，抵达今贝加尔湖，掳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而汉军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战后入塞回国者不满三万匹，士卒物故亦数万。（62）    天汉二年（前99年），夏五月，汉军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得胡首虏万余级，而汉军战死者亦十之六七。（63）

战争的严重消耗，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均极度紧张，不堪重负。缺人怎么办？多次“发七科”，就是说，只要你是犯罪的官吏；或是削除户籍而逃亡在外者；或是入赘为婿者；或是商人；或者过去是城镇商业户籍；或者本人虽然不是商业户籍，但父母或祖父母为商业户籍者，这七类人，都得当兵上前线，为实现皇帝的扩张野心而战。（64）马匹不够怎么办？征用官吏民众的马匹。（65）  经费不够怎么办？征税：“初算缗钱”；造币：“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卖官：“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爵共11级，每级17万，第七级叫“千夫”。买到这级爵位以上的，但有官位，就可以先得。王莽时黄金一斤直钱万，仅鬻武功爵一项，政府就总得三十余万金。（66）

司马光说：汉武帝“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根据之一，就是他的“繁刑重敛，外事四夷”。（67）  武帝死于后元二年（前87年）春二月。死前二年，深悔既往之穷兵凟武，下了一道罪己诏，由是不复出军，民困才稍微得以缓解。（68）

     在唐代，我国的疆域有了更大的扩展。同汉朝相比，国土的东、南、西、北四至，都朝外发展了。尤以西、北两个方向，发展得极远。在东方，不仅今天朝鲜半岛的北部，像汉代那样，直属中国管辖，而且在其西南部，唐灭百济后，还在其地建立了熊津等五都督府（660-665）。（69）  在南方，汉代的疆土只及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唐代则“南尽林邑（即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皆为州县”。在西方，汉代的西域都都护府的管范围，最远不到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而唐代则扩展到了咸海至阿富汗、伊郎一带。我国的北部边疆，在汉代，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大漠阴山间——大兴安岭南端一线，而唐代则越过北纬50度线，至贝加尔湖，乃至接近北纬60度的叶尼塞河、安加拉河交汇处。（70）

当然，唐朝的领土范围并不是一直那么大：它从来没有同时达到过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非常短。例如，唐朝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６６１年），但到麟德二年（６６５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上只维持了三年时间。北方自贞观二十一年（６４７年）灭薛延陀，置燕然都护府，辖有今内蒙古河套以北、蒙古国和叶尼塞河上游及贝加尔湖周围地区。但到仪凤四年（６７９年）突厥再起，就撤至阴山以南，也只维持了三十二年。

但唐代的疆域到底是很广阔的，这广阔的疆域，有些是以和平手段取得的。例如，在今内蒙古东境，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及河北滦河中上游一带，当时为契丹、奚的居地，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一月，它们的领袖人物要求内附，唐朝将其纳入版图，在这里建立了松漠府、饶乐府和峭落、弱水等十四个州。（71）    同年，西南徒莫祗等内附，以其地为傍、望、览、丘四州，隶郎州都督府。（72）    就是波斯（今伊郎），当时也归附大唐，唐以其领袖为都督，建立了波斯都督府。（73）

唐朝所以能够以和平的手段，开拓部分国土，有多种因素，包括由于大唐的兴盛而产生的强大吸引力，等。其中，唐太宗李世民的个人作用亦极为重要。唐代疆域的基础，奠定于李世民时期。“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李世民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交的产儿。只是血统上，以胡为主；文化上，以汉为主。”（74）   这种特殊的血缘和文化结构，在我国帝王中是少有的，决定了他的特殊的内外政策。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75）  因此，凡是归附中央政府的部族头人，一律授以相应的官职，在当地继续执政；在中央政府里，对各民族干部一体杂用，不存偏见；对各民族人民一体尊重，一体爱护，一体予以妥善安置；而且促进不同民族间的自由通婚；一些部族且由中央实行“和亲”政策，出嫁公主给其领袖人物，密切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

但是，英明如唐太宗者，究竟也难以突破历史传统的局限。据史料记载：唐太宗和他的后人，对突厥、铁勒、薛延陀、西突厥、龟兹、高昌、焉耆、吐谷浑、高丽、帝那伏帝国、拓拔赤辞等都动过武，有些同样很残酷。

贞观三年（629），李世民派李靖为行军总管，众合十余万，分道讨伐北方的突厥。突厥当时十分强大，不断骚扰、抢掠中原地区，对其进行讨伐，以保卫边疆地区人民的和平生活，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讨伐应当有一个度，不能搞成你死我活。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对境外侵扰势力务求消灭这一点上，英明的唐太宗与残暴的秦始皇、半残暴的汉武帝，如出一辙，采取的都是赶尽杀绝的政策，坚决除之，进而占有其土地、人口。当时，突厥在唐军的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其首领颉利可汗，窜于阴山以北之铁山，余众尚有数万。遣使者入朝谢罪，并请举国内附。唐廷一方面遣使慰抚，进行麻痹，一方面，选精骑一万，带二十日粮，追击突袭。终于在贞观四年（630）二月，彻底消灭其于阴山，俘获可汗颉利。此役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李世勣在碛口又俘虏五万余口。自阴山至大漠的广阔国土遂为大唐所有，“分颉利之地为六州”。（76）

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薛延陀合二十万众，度漠南，击突厥。唐趁机出兵进攻薛延陀，斩首三千余级，捕虏五万余人，薛延陀北逃，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贞观二十年（646）七月，李世勣再次追杀薛延陀于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77）

唐太宗时，吐谷浑寇岷州（治今甘肃岷县），被唐军击退。不久，又寇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李世民认为吐谷浑牧马青海，轻兵掩杀，可以尽致，乃命将进击，以精骑尾袭悬水上，得牛羊二万多。唐军另一支，破天柱部落于赤海，收杂畜二十万。又一支，俘名王二十，杂畜五万。最后在青海湖西大非川将吐谷浑击灭，在其地建立了地方政权。（78）

大唐伐天竺，破龟兹，征高丽的战争，也都很残酷。贞观年间，古印度五天竺里，以中天竺最强，其他四天竺皆臣服之。中天竺王掠俘大唐使者。使者脱身宵遁，就近召吐番及所属泥婆国兵，大破中天竺。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并在恒河将其最后击灭，擒其王、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军破龟兹，斩首万一千级，虏男女数万口，得七百余城。征高丽时，拔其十城，斩首四万余级，徙其民入中国者七万人。（79）

唐代在东、西、南、北四方边地，各建有一个既管理行政、又管理军事的军政合一的地方政府——都护府。其中，南方的安南都护府，治所在宋平（今越南河内）。它是在交州都督府的基础上建立的，从汉代起，这里就是中国的领土，不是唐代侵略扩张所得。但是它也担负着对外使用武力之责。（80）

北方的安北都护府，与安南都护府不同。安北都护府治回纥部落（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管辖漠北铁勒、回纥等族各羁縻州府，相当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部、俄罗斯额尔齐思河、叶尼塞河上游和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周围地区。这里的国土，部分是经由战争取得的，部分系和平所得。贞观二十年（646），唐出兵消灭了薛延陀部，以其地置奚弹、祈连二州。薛延陀部既灭，原由它所统属的铁勒诸部要求内附，唐分别以其地为翰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州。其后，贞观二十一年（647），骨利幹遣使入贡，以其地为玄阙州。远在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结骨，亦入朝求归，唐朝乃以其地为坚昆都督府。（81）

西方的安西都护府与安北都护府相似，其东部武力夺取，西部和平招抚。贞观十四年(640)，武力平定高昌，置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高昌故城)。二十二年（648），取龟兹（治今新疆库车县东皮朗旧城）。显庆二年（657），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是为武力夺得者。龙朔元年（661），招抚于阗（治今新疆和田县境内）以西、波斯（今伊郎）以东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属都护府。辖境东起阿尔泰山，西达西海（今咸海，一说里海），包括葱岭东西和阿姆河两岸诸城国。是为和平取得。（82）

至于东方的安东都护府，其辖地则完全系武力扩张之所得。贞观年间，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又违唐令，“侵暴邻国”。唐太宗曾于贞观十九年（645）、二十二年（648）两次讨伐。其后，唐又于乾封元年（666）再度讨伐，终于在总章元年（668），将其平定，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置安东都护府，统一管理，使其成为唐的辖地。始以申张正义为名，终不义地将其侵占。（83）

 在武力扩张与和平发展两条路线中，我国为何主要采取前者？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简单地讲，它与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应有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传统文化里，宗法思想异常深厚，历代皇帝无不以国为家，视全国为其家族的私产。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在未央宫摆酒庆祝。他端起酒杯，给父亲敬酒，说：“当初，父亲大人老看我是个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兄弟刘仲有本事。可是，现在你看，我与刘仲到底谁治的产业大？”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84）

国家既是皇家私产，当然产业越大越好，占有的土地、人口越多越好。我国统治者历来讲究“文治武功”。所谓“文治”，当然是对内而言；“武功”则不但要反击境外敌人的入侵，尤其要开拓疆土。哪一位皇帝在“武功”上站不住，对外没有或多或少地扩展一点土地，使祖传家业有所发展，就总好像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样子。而“武功”大的，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大有作为”，在历史上受到极大地尊敬，前述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无一不是如此。至于国民，在以国为家的统治者（家长）开来，不过是劳动工具而已，只要活着、能劳动、能够提供剩余价值以供剥削挥霍就行；他们处境的改善，从来不在皇帝的关注范围内。正是这种遍及全社会的“家天下”的观念作怪，人们评价当政者的政绩，往往不大注重社会生产的发展所导致的国奴生活的改善，而是着重于国力的强盛、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国土的扩张。不首先关注国奴生活的提高，而是着重以国力的强盛来夸耀。——“家天下”的观念，是统治者对外侵略的强大思想动力。

光有动力并不可怕，如果这个动力受到约束，那对外侵略也不易发生。可惜的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又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正好对家长（皇帝）丝毫没有约束力。在中世纪的西欧，例如法国，皇帝受到“法”的一定的约束，皇家花园生产的水果未纳税，被告上法庭，结果官司打输，照样得交税。皇帝更受到贵族的相当大的约束，不能为所欲为。那里，宗教对皇权也有一定的约束，皇帝没有经过教皇的加冕，就不被社会所承认，就无法行使其权力。皇帝要加税，还必须开“三级会议”，取得纳税人的同意。总之，他们实行的，从总体上来说，只是相对封建制。而这一切，中国有吗？都没有。我们是绝对封建制。一个是专制：群众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被排斥在国事管理之外，国家的一切，统治集团说了算；一个是独裁：在统治集团内部，一切“一把手”说了算，其他人只能举手拥护，积极贯彻执行。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由商鞅、韩非子两位思想家分别奠定，历代遵循罔替：商鞅在君（王）民关系上，力主君权，反对民权，为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子则在统治集团内部，力主君主大权独揽，排斥其他大臣贵族，为独裁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于皇帝个人一切大权独揽，国家的喜怒哀乐在于皇帝的一句话，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好大喜功的皇帝说出兵，倾国而动，敢有不从，必遭惩办。朱棣要“殄灭”北元，“永清沙漠”，大臣讨论。户部尚书夏原吉认为：应当休养兵民，严敕边将备御。讨论意见未及报告，朱棣又召问兵部尚书方宾，方宾也说：“现在粮储不足，不可兴师”。朱棣听了，老大不高兴。既而，刑部尚书吴申入对，与方宾说的相同。朱棣大怒，方宾吓得自缢。为压制不同意见，在方死后，朱棣还竟“命戮宾尸”；并且决定杀戮夏原吉。终于没有人敢公开叫板了，朱棣于是前后用驴34万头、车17万辆、挽车民夫23万人，向战区运粮37万石，开始了又一轮的、使匈奴、中原两方面人民都大遭其殃的大规模用兵。（85）

中国统治者主要依靠武力扩国的事实，也鲜明地反映在文字的创造上。有学者说：中国的最高首脑“王”字，是从一种武器即大斧演变而来。在甲骨文里，“王”即斧头之形，下端是斧刃。金文里的“王”，下端的斧刃更像实物，如同古代武士所拿的大板斧。后来，秦始皇定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他自造了一个小篆“皇”字，其上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字，而是个“自”字，其下为“王”，这个字只有秦始皇能用。本来，金文的“皇”字，是像一盏灯，其上部是盛油的灯盘，盘上有三支火焰上冒，灯火辉煌。但是，经由武力扩张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之手，在小篆里这个字被改写为“自”“王”，说明他大斧迷信之深。（86） 中国皇帝专制政权与武力的关系，确实从起始就极为密切。

有对外扩张的动力，有不受约束的客观条件，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在于国力的强盛。国力强盛，有了实力，必然对外用兵，这是我国从秦到明一千多年来历史发展的一条必然的规律。秦如此，西汉如此，唐亦如此。在初期，它们都曾相对弱小，国君竞竞业业，注意与国民的联系，夹着尾巴作人。一旦强盛，就忘乎所以，往往醉心于“武功”，东征西讨。

秦早期曾被卑视为“夷翟”。“孝公（前361——前338）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且下令国中：“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于是参政变法，秦国从此迅速强大起来。但是，强大后的秦国，不是集中力量致力于国民生活的改善，而是对外用兵，大批残酷杀人，侵略扩张。公元前331年，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魏献河西地。前317年，打败韩、赵、魏、燕、齐、匈奴联军，斩首八万二千。前311年，击楚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6年，拔宜阳，斩首六万。《史记·秦本纪》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赵、灭燕。前221年灭齐，统一全国。（87）

汉初，诸吕作乱，国力空虚。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年在位），“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 “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    景帝刘启（前156-前141在位）继任后，“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税一”。（88）    前后两代君主以“文景之治”而闻名于史。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在位）当政，汉兴已有六十余年，天下乂安。同样不是着力于国民生活的改善，而是穷兵渎武，“利用当时人力物力，对外吞并，扩大疆域，奠定地大物博的现代中国的基础。中国人民统一团结的力量，不能在生产方面发展，却被野心的刘彻浪费在侵略事业上，汉族以及许多异族的人民，战争中死亡至少在百万以上。”（89）

唐太宗李世民（627-549年在位）即位之初，国家尚不富足，人民生活相当困难。李世民多所警戒，日夜匪懈，于殿側建立弘文馆，选天下文学之士以本官兼学士，更日宿直，听政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事，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后来，国力强盛，贞观十八年（644）决心东征高丽。谏议大夫褚遂良苦谏不听。“群臣亦多谏者，上皆不听。”此次征战，拔高丽十城，斩首四万余级，中国战士死者几三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使中、高两国人民都大受其苦。（90）

明太祖朱元璋敢于打破这个历史传统，提出“不征国”的国策，是破天荒的创举。扩疆总是从侵略邻国开始。对邻国不动武，不掠夺其土地，不奴役其人民，等于宣告中国从此放弃武力扩张，和平立国。这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上当然是一项划时代的贡献，是从秦商鞅变法、武力扩疆开始，到大明建立，一千七百多年来（公元前359——1368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突破，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长久的历史意义。

 “征”，即征服，表现的是一种“天朝”心态，隐含着以强对弱、居高临下之义，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而且“不征”的理由：“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是从中国统治者本身的利益出发的，远远说不上高尚，与国家、民族应当和睦相处、共求发展的现代观念相去甚远，因此不能太过恭维，但是这项国策“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 的目的却是崇高的，应当予以充分肯定。（91）

应当指出：明代对“不征国”的国策，在贯彻执行上并不彻底，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首先就未能避免“国力强盛即侵略扩地”的历史错误。这是很可惋惜的。对“不征国”国策，朱棣采取“远交近攻”的态度，既有前述正确执行的一面——交好远国，也有违犯乃至破坏的一面——近则攻之。他的两大错误：一是南征，侵占安南；一是北伐，“永清沙漠”。

安南，古称交址，唐代以前曾在我国版图之内。五代时，安南独立，同其他邻邦一样，由中国封王，对中国进贡。后来，安南内乱不断，中、安边界战事时有发生。在安南陈姓几届国王接连被杀害，政权被黎姓篡夺，中国、占城不断遭到安南侵略，朱棣决定发兵进攻安南。安南“郡县相继纳款，抗拒者辄击破之”。1407年，安南基本全部陷落。宣诏访求陈氏子孙而不得。安南耆老一千一百二十余人造访中方，以陈氏已为黎贼杀尽，无可为王者，且安南本系中国土地为由，要求划入中国版图。明成祖趁机于当年六月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址，划入中国版图，设置行政管理机关，划分全区为17府、41州、157县。（92）

侵略安南，捍然将其吞并，理所当然地遭到安南人民的普遍反对。中官马麒至交址採办，大索珍宝，更激起当地人民的坚决抗争。要求独立的安南人民，另立“大越”国，与中国占领军激战多次。残酷的战争进行了20年之久，国家财力难以为继。朱瞻基（宣宗）即位之初，与近臣交谈，即有放弃安南之意。对中国来说，主动放弃已有领土，既要冒“示弱天下”的批评，更需受“丢了祖先土地、是败家子”的责难。大臣意见因此不一，朝廷迟迟未能决定。1427年十一月，朱瞻基终于英明决定：放弃安南，撤回文武吏士，允其独立，立陈皓为安南国王。安南独立的获得，不仅是战斗的安南人民的光荣，也是我国当时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为中国历史写下了光彩之笔。朱瞻基说：“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此话说得何等好啊！（93）

关于北伐：朱棣将对北元—蒙古的政策，从朱元璋时的防守，一改而为进攻，提出“永清沙漠”的作战目标，企图一举“殄灭”。（94）   在朱元璋时代，大明对北元的战争是防御性的，是对其扰边的反击。元主在逃离首都北平后，退居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数扰北边，明军于是“师进开平”。元主再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南），其将王保保“据定西为边患”。明军遂克应昌。王保保拥元太子退居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仍然犯边。明军进征，双方曾在今北京市怀柔县、河北省张北县等地发生激战。此时并其后，明军追破北元军队于和林、扑鱼儿海（今贝尔湖）、称海（今蒙古国称多尔东南宗海尔汗山、杜尔格湖附近）。  战事过后，明廷依然取守势，“封燕、晋诸王为边藩镇，更岁遣大将巡行塞下，督诸卫卒屯田，戒以持重，寇来辄败之”。（95）    明成祖不然，他想彻底消灭北元——蒙古，“永清沙漠”，于永乐七年（1409）派出十万骑兵北征，结果全军复没。从永乐八年（1410）开始，更御驾亲征，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病死北征返回途中，前后十五年间，亲征五次。曾深入到元太祖铁木真始兴之地——斡难河（源于蒙古国肯特山、流入俄罗斯鄂嫩河之石勒喀河的上游），还进军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土刺河上游之忽兰忽失温。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军抵达长清塞时，“夜望北斗，已在南矣”。其对北元——蒙古“巢穴”的深入，可谓尽矣。以北元——蒙古（鞑靼、瓦刺）为一方，以明为一方的战争反复进行，始终不断，与有明一代相始终，给双方社会平民带来极大的损害，历史责任双方都有。就大明而言，处置错误，所在多有。而明成祖的北征，乃其最重要者。

尽管朱元璋事先有份量很重的警告，千叮咛万嘱咐：国家强大以后，不可侵略邻国，杀人夺地，但是，随着国力的增强，朱棣还是做出了那样的蠢事。“不征国”国策，制定不过几十年，就被破坏。个中原因，很值得探讨。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导致扩张的两个基本要素——统治者视国为家、力求扩大家产的“家天下”的观念和“一人说了算”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并未改变，一旦国家强盛，气候一到，必然旧病复发。但是，它这样快的就被破坏，同朱元璋提出这一国策时，没有对历史文化进行批判与清理，应当也有一定的关系。新的政治文化必须建立在新的基地上。要园满地实现“不征国”国策，对过去的政治文化遗产进行清理，无所忌讳地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扩张侵略毒素，坚决予以剔除，应当是必要的条件之一。——这是“不征国”国策所以很快遭到破坏，留给后人的一个教训。

朱棣之后，在明代中后期，也没有再行扩张，但这并非由于“不征国”的国策得到了贯彻落实，而只是与前元一样，朝廷被纷乱的内政整得焦头烂额，实在没有力量对外用兵。“不征国”的国策，于是无疾而终，被历史所遗忘，整个有明一代，不再被人提及。（2007·3·18） 

⑴杨会军：《美国》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一说总面积937·2614万平方公里，见《世界地图册》243页，星球地图出版社2002年1月第2版；一说总面积约为937·614万平方公里，见陈晓律等《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285页，重庆出版社2004年产4月版；一说总面积937万平方公里，见钱满素：《美国文明》1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⑵施展：《美国简史》14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版；唐晋：《大国崛起》429、405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参看杨会军：《美国》139页

⑶杨会军：《美国》133、538页；唐晋：《大国崛起》421页；陈晓律等《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293页

⑷杨会军：《美国》139、539页；唐晋：《大国崛起》421页；钱满素：《美国文明》161页

⑸杨会军：《美国》138页

⑹杨会军：《美国》141、539页；唐晋：《大国崛起》421页

⑺杨会军：《美国》142页

⑻杨会军：《美国》539；页施展：《美国简史》23页

⑼杨会军：《美国》539-540页

⑽杨会军：《美国》163、540页

⑾杨会军：《美国》164-165 页

⑿吕一民：《法兰西的兴衰》9页，三秦出版社2005年5月版；陈文海：《法国史》7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

⒀唐晋：《大国崛起》195-196页

⒁《世界地图册》134页，星球地图出版社2002年1月版

⒂陈文海《法国史》85、154-155页

⒃陈文海《法国史》89-90页

⒄陈文海《法国史》87页

⒅陈文海《法国史》204页

⒆陈文海《法国史》87页

⒇唐晋：《大国崛起》344页

（21）潘德礼：《俄罗斯》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

（22）潘德礼：《俄罗斯》49页

（23）陈晓律等：《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253页

（24）陈晓律等：《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253页；潘德礼：《俄罗斯》50页

（25）潘德礼：《俄罗斯》51页；陈晓律等：《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253-254页

（26）潘德礼：《俄罗斯》51-52页

（27）潘德礼：《俄罗斯》52-55页

（28）陈晓律等：《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256页

（29）潘德礼：《俄罗斯》56页

（30）潘德礼：《俄罗斯》57页

（31）潘德礼：《俄罗斯》58页

（32）潘德礼：《俄罗斯》59页

（33）潘德礼：《俄罗斯》64页

（34）潘德礼：《俄罗斯》66页

（35）《世界地图册》110页，星球地图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6）《商君书新注》17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版

（37）《商君书新注》81页

（38）《商君书新注》190页

（39）《商君书新注》192页

（40）《商君书新注》174-175页

（41）《商君书新注》168页

（42）《史记·秦始皇本纪》
（43）《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87-689页，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

（44）《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598页

（45）《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77-678页

（46）《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63-670页

（47）《资治通鉴》一587-590页

（48）《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72页

（49）《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85-686页

（50）《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69-670页

（51）《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30-633、658页

（52）《资治通鉴》一657页

（53）《资治通鉴》一687、718页

（54）《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99-702页

（55）《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704-708页

（56）《资治通鉴》一616页

（57）《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04—605页

（58）《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19-621页

（59）《资治通鉴》一630-631页

（60）《汉书·武帝纪》

（62）《资治通鉴》一640-6443页

（63）《资治通鉴》一712页

（64）《资治通鉴》一720页

（65）《汉书·武帝纪》

（66）《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一621-622页

（67）《资治通鉴》一747-748页

（68）《资治通鉴》一739-742页

（69）《资治通鉴》七6321页

（70）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29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11、9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71）《资治通鉴》七6263页

（72）《资治通鉴》七6265页

（73）《新唐史·波斯传》

（74）李蔚：《唐太宗诞生地诗文注释·历史大事记》245页，亚洲中辉联合出版公司2004年1月版（75）《资治通鉴》七6215、6247页

（76）《资治通鉴》七6072-6077页

（77）《资治通鉴》七6172、6238页

（78）《新唐史·吐谷浑传》

（79）《资治通鉴》七6257-6258、 6264-6265、 6230页

（80）《新唐史·林邑传》

（81）《资治通鉴》七6248、6252页

（82）《资治通鉴》七6154-6156、6264-6265、6324-6325页

（83）《旧唐书·高丽传》；《资治通鉴》七6202-6203、6352-6354页

（84）《史记》二386-387页，中华书局1972年5月版

（85）《明史记事本末》90页   

（86）左安民：《细说汉字》256-257、395页，九州出版社2005年3月版 

（87）《史记·秦始皇本纪》

（88）《纲鉴易知录》一296、271、297页，中华书局1960年5月版

（89）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166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0年11月版

（90）《纲鉴易知录》四1178页

（91）《明史》二十八8402页。当然，朱元璋那样说，主观上也许只是为了便于后人接受。

（92）《明会要》下1511页，中华书局1956年10月版

（93）《明通鉴》一675页，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版；《明史纪事本末》91-96页

（94）《明史纪事本末》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