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探头 原理:周作人有鲁迅般“深刻泼辣”的狠劲

周作人有鲁迅般“深刻泼辣”的狠劲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发布者：蔡登山

2011年4月29日

我们常听人说起“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一类的话，但在实际上这“文”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不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文”，只能无限地走近；因此要透过“文”去了解“人”，其实是有其难度的。至于“人”之相知，难也。尽管有作者的自白、亲友的旁述、评论家的月旦，似乎也只能得到一个侧影。何况其漫长的一生，还有其波澜起伏、曲折变幻的不同面影。

再则“作品”与“人品”对某些人而言，似乎很难画上等号的。例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的抒情散文，为人所津津乐道，有所谓的“启明体”，它与“鲁迅风”是截然不同的。“闲适小品”成了周作人的注册商标。人们似乎忽略了他杂文的成就，也很难想象他也有“浮躁凌厉”的一面。但同为“五四”时代的温源宁在评价周作人时，就说他有“铁与温雅”。其中“温雅’的部分是大众所熟知的周作人形象，至于”铁”的部分，恐非如温源宁之观察入微而实际有接触的人所不能了解的。温源宁说：“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切莫忘记。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蛮够了。”也就是说一向给人感觉“平和冲淡”的周作人，有时却有着“深刻泼辣”的一面，周作人自己也说：“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表明了他一旦愤怒起来，会“抓到事件的核心，彷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的”。这显示出他和鲁迅一样都有浙东地方性格中的“硬气”，只是它被“刻意”地掩盖起来罢了。

据统计，自1918年至1930年间，周作人自编文集未收的就有400余篇，而这些散见于《晨报》《晨报副刊》《语丝》《京报副刊》《世界日报·副刊》等的文章，更能看出周作人早期思想及文学道路的发展与转变。当然在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颇为“辛辣”的“骂人”文章，只是后来他不愿这些“少壮勇且厉”的文章，收入自编文集中，而强迫人们只认识他“平和冲淡”的一面。周作人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斑杂的思想是需做整体的考察，而从他自己删削的大量集外遗文，你才能看到作家的另一面！你才能印证他思想驳杂的一面！

正如他后来扮演一个“附逆”的尴尬角色，在抗战时期中，他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都是需要被正视的问题，而不能因为他文学上的成就而轻轻放过，这是大是大非的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否则设若周作人在八道湾客厅遭暗杀时，设若那铜扣没有挡住子弹，那就没有后来成为“汉奸”的情节，他那些早就存在的“颓废的历史观”将无所附丽，是这些对历史悲剧性循环的无可奈何，难有作为的叹息，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也因此而引堕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政治漩涡中，一切是其来有自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白居易的著名诗句：“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是的，假使周作人当年身死，则后面“附逆”的事，无从发生，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但造化弄人，终究让我们看清了周作人的另一面。

同样在2009年8月去世的国际著名的道藏学者———柳存仁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是华人汉学界“宗师”级的人物。学者余英时都赞佩其治学精神说：“他的著作，无论是偏重分析还是综合，都严密到了极点，也慎重到了极点。我在他的文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句武断的话。胡适曾引宋人官箴‘勤、谨、和、缓’四字来说明现代人做学问的态度，柳先生可以说是每一个字都做到了。”

但了解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人都知道，柳存仁曾以柳雨生之名，活跃于当时的文化界，是一附逆文人。柳存仁在早期写的自传里说，“存仁”，是舅公左子兴秉隆为他取的名字，至于“雨生’则是后来上海友人星卜家袁树珊为他取的，袁树珊说他五行缺水，遂取名雨生（详见台湾《传记文学》今年第3期我的考证文章）。柳存仁后来对他早年经历是讳莫如深的。有访谈者问起他抗战期间在上海的历史，他总是不着一语。他的友人对此段经历也是避而不谈。

2007年4月11日上午笔者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参考书室见到已九十高龄的柳教授，身体还算硬朗，慈祥温和，聊了一会他对小说史及道教史的研究，我邀其把近年发表的论文结集出书，他表示需要有时间整理，对于学术研究，他总是一丝不苟的。我当然也不敢触及他的忌讳，谈他早年的经历。但历史是不容回避的，尤其对于一个人，我们总不能称颂其英雄光辉的岁月，而掩饰其怯懦不光彩的时刻，否则都是失真而不全面的。对于柳存仁教授，我也是做如是观。他在沦陷时期上海文坛的失足，历史自有其是非功过的评定；而他迁居海外，多年来一直在异域坚持研究和弘扬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成绩斐然，这也是事实。从柳雨生到柳存仁，正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时代剧变中的一种选择。而”一生两世”也正是他生命历程的概括。

要了解一个人，并非易事。尤其是身处大时代的变局中，仕与隐、出与藏，在在都是艰难的选择。爱国与叛国常在一念之间，弄不好常常会”一生分作两回人”。就像汪精卫当年”引刀成一快”何其豪气干云，但到后来居然落到一个汉奸的下场。因之我们在评价一个人一定要看全面，大陆学者仅批判柳雨生的附敌与海外学者只颂扬柳存仁的成就，都失之于未窥全豹。同样看周作人的作品而不谈其集外遗文，亦不免局限于一隅。至于“文”与“人”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