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肖雅专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转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前言：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说明一点，笔者认为，对社会主要矛盾转移的判断，不仅不会削弱社会根本任务的定位，而且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务必要避免产生，社会主要矛盾转移，会偏离经济建设中心的歧义。

　　为防止重点领域理论问题复杂化，从通俗一点来看，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阶级矛盾。这一阶段，无产阶级或说百姓没饭吃，贫富分化，民不聊生，有人揭竿而起，历史上陈胜、武广就是阶级矛盾激化至不可调和的代表产物。中国现代革命，也是阶段矛盾激化的结果。

　　第二阶段：生产矛盾。这一阶段，阶级矛盾基本消失，“没饭吃，民不聊生”问题一去不复返，百姓有饭吃，但总体上得不到满足，出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持续了50多年。

　　第三阶段：分配矛盾。这一阶段，百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社会生产总量基本满足整体需要，社会生产落后问题得到极大缓解，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普遍不够强，由于倒金字塔社会分配结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迫使一些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宁肯得罪多数人，也不肯得罪少数人”的现象和偏差，因而产生人民内部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机会不均和利益矛盾。

　　阶级矛盾、生产矛盾和分配矛盾三者之间是交织并存，又有主次之分，递次循环发展变化的。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必将催生新的主要矛盾。当阶级矛盾解决之后，生产矛盾就会随之而来，并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当生产矛盾缓解之后，分配矛盾就会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当分配矛盾激化不可调和时，就会导致两极分化，直至产生新的阶级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助推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所以，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为此，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将随之出现转移。有关专家认为，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之间时，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尤其是社会分配与机会不公的矛盾问题，将成为所有凸显社会问题的首当其冲的方面。据《时代周报》报道，在近期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另据有关资料，2001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如今，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变。据《环球时报》报道，曾有经济学家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比如官员腐败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社会公共资源或公共品不公平制度造成的。党中央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腐败背后的分配矛盾和公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是现象，公平是症结，当分配矛盾上升到社会主要矛盾时，它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生产方式的矛盾统一体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间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这是个重要分水岭，我们应敏感地发觉，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随之出现了微妙转移。虽然目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但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位已渐渐淡出。

　　有人说，只有富人可能养不起孩子，而没有养不起孩子的穷人。这话不是很有道理，但至少折射出一种理念，公平、分享是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之一。

　　纵观历史，几乎没有一个阶级社会，是因为生产落后而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根基，即便是在奴隶社会统治阶级的终结也不是因为太“穷”而土崩瓦解。历史上，每个统治阶级终结的根本原因基本上都是，由于社会不公继而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不可调和，最终被另一个朝代所取代。这就是经常讲的历史周期律问题。

　　判断社会主要矛盾，不能局限于认为生产极大发展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一定会得到满足。即便有可能出现生产过剩时，仍会有人得不到基本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经济危机时，“苹果”过剩往往倒进海里，也不让给穷人吃。这是对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很好的佐证。

　　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杨鹏在《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青年报)一文中指出：“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便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杨鹏的观点，与笔者的看法大体一致，简单地说就是公平问题，即社会分配矛盾。现在，我们不能老是拿“落后的社会生产”说事了。不能寄期望于，社会生产总量多得让所有人得到满足。最终人民的满足感还是要从公平和比较中来。当什么都不缺时，就可能因为缺少公平，而产生多数人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由于机会不公就可能导致生产滞后。

　　2006年3月27日下午，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强调安全工作时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此话震撼人心。5月26日，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消息。笔者看到，在腾讯网发布的这条消息的后面，有许多QQ网友跟贴发表评论。其中两位网友的贴子值得深思：其一，“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房奴、医奴等等现象的出现是什么造成的?庆幸党中央看到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真心希望各地地方党委、政府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并拿出具体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受改革成果。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其二，“同是国家公务员，因为所处的地区或行业不同，工资补贴都不一样哪，有的肥得流油，有的却发不出工资，这是不是笑话。且不说其它社会成员的分配了。”

　　据《学习时报》报道，邓小平晚年重视收入差距。邓小平曾指出，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文章指出，要着眼于避免出现邓小平担心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抓社会公平，无异于是最大的社会需要!也将可能是解决中国现阶段所有社会问题的基点。

　　另外，笔者认为，对社会主要矛盾转移的判断，不仅不会削弱社会根本任务的定位，而且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期和经济转型期，发展社会生产仍然是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不能动摇。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生产是基础，也是第一性，也要看到作为生产关系中重要方面，创造公平机会，实现社会分配相对公平，将作为发展社会生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成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总的来说，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决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

　　几十年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国计和民生。准确判断这一问题，有益于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兼顾问题，促进社会生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