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变向绕杆技巧:共和国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系列探索文章之二

共和国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系列探索文章之二

转载

功利

人文精神

真善美

市场经济

陈立旭

中国

如何科学解答中国发展九大命题

入乎其中，超乎其上：

在市场底色添加人文亮色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二（价值观建构）

    价值观是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关于事物与行为美丑、善恶、是非评判标准的基本观念。共和国60年社会大变局必然催生价值观大变革。在未来，亟待推进与市场经济互补互促的人文价值体系建设，用人文“摸不着的脑”导引市场“看不见的手”。很显然，这是一次关于意义和理想的集体求索之旅，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和草根大众引领同行，在漫漫征程撒下一路驼铃。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陈立旭教授，最近就这一话题，从市场与人文互动视角，与半月谈记者展开了探索性对话。   
    市场大变革撬动国人价值观大进步           
    陈立旭：说起60年间国人价值观念发展进步的亮点，最耀眼的莫过于利益意识、自主意识、自强意识、平等意识的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倡导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记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正是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推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社会变迁的精神动力。许多人迄今还有一种怀旧情结，总觉得五六十年代的人很单纯，全社会价值认同感很强。当时涌现的一大批英雄、模范、榜样，如雷锋、焦裕禄等，共同点亮集体精神的灯塔，照耀着一代人在集体大熔炉里面去感受自身价值的存在，如鱼不离水，瓜不离秧。
    陈立旭：然而，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历次思想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个人利益往往被当作“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私心杂念”等的同义语。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谓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公”与“私”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自强意识等不断受到了抑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把社会的整体需求、利益与个体的需求、利益对立起来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同时，肯定个体需求与利益的合理性，全社会在评价、取舍时，更注重自己的利益。
    记者：无疑，这种利益取向背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
    陈立旭：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求利性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内在动力机制。当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一个社会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后，个体对利益的追求便有了制度保障的土壤。与利益意识显著强化相伴随，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也强化了人们的自主、自强和平等、公平意识，这已成为中国人主体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
    记者：回顾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营工厂，我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权威关系，即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附为核心的权威制度文化。计划经济将生老病死都包下来，使单位人逐渐形成了缺乏自主性的依赖意识；缺乏流动的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养成了人们安于现状的心理；大锅饭的分配模式，强化了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
    陈立旭：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自主的经济，市场主体是独立的、自我决策的。像下海热、跳槽、自主创业热等现象以及个体户、私营企业、自由职业者等各种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无不反映出“我的事业我做主”的新潮观念。而且，市场条件下，人人在契约关系中实行等价交换，客观上需要摆脱家长式的干预，打破过去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把人们置于平等竞争的地位。人们也更加注重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正义。这些强化了国民的自主、平等意识和公平、正义观念。
    记者：与市场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工业化。相对于传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又给当代中国人注入哪些新鲜的价值观念呢？
    陈立旭：工业文明哺育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惜时意识、成就意识。工业化的快节奏催生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工业经济价值观念，必然动摇传统的时间文化。工业化进程还强化了以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老农可以观天色而知雨晴，老年人往往具有权威。而在工业社会，许多工作已不是仅仅凭直觉和经验就可以完成的，要求人们确立以能力为本位、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
谨防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污染源”在国人的精神天空蔓延

    记者：陈教授，你前面侧重谈了市场经济给国人价值观念带来的可喜进步。不过，我们同样切身感受到，市场化这柄双刃剑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似乎日趋实用化、庸俗化，重形而下轻形而上，重物质价值轻精神价值，存在价值失范、价值真空、价值虚无现象。
    陈立旭：市场化必然伴随着世俗化，把一种实效的视点作为评价事物的尺度，人们变得更加注重实惠、务实。但是，市场的无节制扩张也会对人们的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等产生冲击，容易使人滋生不定感和迷失感，难以寻找心灵停泊的精神家园，更难固守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导致生存意义危机、价值虚无。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感觉主义因此容易乘虚而入。
    记者：价值观倾斜、扭曲最厉害的莫过于对钱的过度膜拜。“一切向钱看”、“为人民币服务”的拜金主义，以及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娱乐至死”的享乐主义，似乎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信奉的生活哲学。我听到一首最新流行的手机彩铃歌曲《我崩溃了》，让歌中男女精神崩溃的其实无非都是些世俗身外之物：“票子总是不够花，崩溃崩溃！车子总是不够好，崩溃崩溃！房子总是不够大，崩溃崩溃！崩溃啊……”可以重物质，但不能物化。我担心，不少社会成员最终为物所役，迷失人性，在极度物化中异化。
    陈立旭：在市场经济中，商品、货币的支配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市场利益驱动机制也会对人性中追求物欲的一面给予系统的培植，难免使一些人滋生利己主义，讲奉献少讲索取多，凡事斤斤计较利害得失，甚至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种种不道德手段牟取利益。不仅如此，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还会导致市场经济价值准则逾越市场活动领域，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认识、评价和指导社会生活的通用原则，这就会遮蔽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导致人际关系的物化、非人性化。
    记者：在当代人际关系中，诚信危机尤其让人头疼。企业间的三角债，违约案件,诈骗案件，恶意拖欠银行贷款，抢注别人商标，假冒别人产品，诸如此类失信无信现象仍然大行其道，乃至某些地方政府也遭遇信用危机。
    陈立旭：传统诚信观念具有浓重的特殊主义价值取向色彩，行为者根据自己与对象关系的亲疏而给予不同的信任，信任格局局限于一定的圈子里，更相信亲人、朋友、同学、邻里等熟人，而在与圈外人交往时，不信任感较强。
    记者：社会学家费孝通就说过，在传统社会，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后，才能拿出什么标准来。
    陈立旭：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不利于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相互信任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开始向现代普遍主义的信任模式转变，不过目前仍处于信任模式转换和过渡时期。
    记者：传统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掺杂进工具、功利理性，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其实已掩盖着利益动机。一些传销、集资等活动，其开始都是借助于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熟人网络中展开，结果很多却以“杀熟”而告终。
    陈立旭：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功利领域（市场领域）和非功利领域（非市场领域）并存的社会。在功利领域，社会应当允许人们以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相互合作。但在社会的非功利领域，则应当奉行非功利的准则，亲情、友情、爱情等仍然应当保持其纯真性。
    用人文的“摸不着的脑”导引市场“看不见的手”

    记者：探索未来重建价值观之路，就不能不张扬人文精神对市场经济社会的能动作用。前面谈的话题层面主要是市场机制对价值观的正面作用以及功能局限，我觉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是很大的。我们经常讲市场不是万能的，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其实，人文精神超越性的社会功能，也能对市场经济起到塑型、纠偏、修复、导引作用，引导国人追求入乎市场之中、出乎市场之上的非功利的生活意义。
    陈立旭：确实是这样。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紧要，只有人才顽固地追问生存意义。这正是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标志。与市场目标相比，人文精神致力于滋养人的完整性、丰盈度，向人们展现真善美的理想王国，启迪人们追求人类普遍利益以及超越性的价值。
    如果说人类文化精神最高价值取向是真善美，那么并不能奢望市场也关注这些目标、价值，更不能奢望市场机制运作能自发地帮助人类达到这些目标、价值。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市场经济主体逐利动机可以生发出一种利己利人的互利道德规范，但市场经济的自发运作生发不出利他主义这种善行。利己利人的市场道德规范侧重于对经济人自利理性的作恶倾向加以外在的钳制而缺乏人性的内在的润泽。人们一味任物欲膨胀和功利驱使，就会弱化乃至丧失认识和追求事物真善美的兴趣和能力，堕入有感官而无心灵、有物欲而无肝肠的失衡状态。
    记者：如何谋求人文最高价值取向与市场最高价值取向之间的平衡？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功能的发挥，就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全面拒斥和抛弃，而在市场经济秩序之外，再设计一个经济社会秩序。
    陈立旭：这种救世主式的妄想是不现实的。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市场经济是现阶段实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体制，我们对真善美的张扬就不可能离开市场经济培育的自主、互利、公平、守信等某些基本精神价值而另起炉灶，而是在此前提和基础上再提升和再引导。比如，人文价值体系建设中，对利他主义的弘扬并不是奠基在对利己利他道德规范的否定上，而是把它作为人的道德境界进一步升华的中介环节，因为利己利他相对于损人利己已是道德上的一大进步。利己利他道德更适合于市场交换领域，但在社会的其他诸多非市场领域，奉行利己利他的准则，显然远远不够，有时甚至是荒唐的。面对落水儿童或公共场合的抢劫案、强奸案，难道可以讨价还价，获得一份报酬和奖赏后才救人于危难吗？此时更需要的是利他主义的道德精神。
    记者：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堤防久已失修，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这“三德”底线失守，让人感到道德困境的深度存在。在因腐败、渎职落马的大批官员身上，也能找到官德缺失、行政伦理弱化的根源。最近我们报道了福建罗源县干部乘坐政府公车撞死撞伤群众后见死不救、围观者袖手旁观的事件，这种缺失公德的“集体冷漠症”会扩散成为社会之癌。
    陈立旭：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准则也有及不到、不应及到的地方。正是在这些地方，包括道德高尚在内的真善美的人文价值应焕发出旺盛生命力！
   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社会公共良心的使命        　
    记者：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集里面就这样咏叹过，真善美便是其全部作品和人生的主题。这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全人类迄今共同憧憬的人文理想。我个人觉得，近些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文精神整体有些隳沉，在全民价值观体系建构中贡献不多，不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文人普遍具有人文关怀。在当前剧烈的社会裂变和市场洪流中，不少知识分子自身也处于困惑迷茫和价值断裂状态，并在边缘化中自我矮化为一般民众，也汲汲于一己之私利诉求，而未能有所自我约束和超越。精神“自救”尚且不能，遑论“救人”，将大众从价值迷雾、困局中拯救出来？
    陈立旭：人文知识分子既然以弘扬人类真善美为神圣使命，就应自觉担当社会良心代言人角色，看待社会、批判现实应更多地从公共立场出发。尤其对自身的利益诉求，保持应有的自省精神、距离意识和超越能力，才能激发起正义感、责任感以及主动干预现实、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如果任由一己私欲膨胀，就会遮蔽自己的眼睛和良心，难以准确把握批判对象，更无法在市场功利价值急速扩张的情势下，建构起可以安顿世道人心的精神家园。
    记者：知识界有一部分人不仅终极价值目标丧失，连基本底线也频频失守。某些经济学家已经变异为特定利益集团如房地产商、垄断行业、权贵群体的吹鼓手，沦为联手哄抬高房价、贬大众为房奴的“帮凶”。一些证券分析师也卷入几方合谋的利益漩涡，充当通过设套做局搅动股市浑水的幕后推手。而在文化艺术领域，一部分影视导演“有奶便是娘”，蜕变为制片商呼来唤去的哈巴狗，而导演又把不少演艺新星变成自己 “潜规则”的对象。如此这般，又怎么能身体力行荣辱观，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呢？
    陈立旭：可见，唤醒文化人的公共良知，修复起独立精神，从而引领草根大众重建价值世界，是何等重要和迫切。
    草根大众自发点燃的道德火种应予呵护

    记者：草根大众自发的价值建设尤其是道德行动也很重要，甚至比文化精英们更重要、更有广泛性。他们理应成为道德中国建设的主体。最近几年，一大批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迸发出巨大道德热量，以星星之火点燃了道德的灯塔。王顺友、丛飞、洪战辉、谢延信、徐本禹……这些小人物平凡而崇高的道德光焰唤醒了许多社会成员的良知，让高层文化人士和官员都心生敬畏。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无疑是传统文明礼仪之邦道德复兴的全民总动员。相对其他道德建设推动方而言，民间、草根身份开展的道德重建，将从根本上推动道德体系的内生性、原生态复兴。鲁迅先生90年前发表的《一件小事》，表达出文人的自省和对草根道德的赞美，迄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陈立旭：不仅文人要反省，一些党政部门也应反思。我们长期以来道德宣教中空洞说教色彩严重，一味树立高大全式道德标杆，结果收效甚微，民众甚至很逆反。而像王顺友、洪战辉这些由民间挖掘出来的小人物，能持久地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他们体现了生命的真实性，源于人性的内在美。
    记者：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处于道德允许的平凡境界。蕴藏在百姓内心的道德力量，通过民间自发宣传和必要的政府引导、呵护，就会放大为强烈的主流社会心理，形成爱憎褒贬分明、人心崇仁向善的醇厚民风。
    陈立旭：民间道德楷模更有示范意义和可学性，因此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应把关注的视角投向普通人，使模范人物可亲、可敬、可信、可学。
    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大众媒体告别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平民视角“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央视和各地卫视参与式评选出的“感动中国”人物，带给国人心弦久违的颤动。这种媒体道德行动在多少趋于冷漠、功利的社会底色抹上了一层暖色和亮色，社会反响无疑是良好而经久的。
    陈立旭：道德规范是一个发展的范畴。比如，志愿者与各种民间公益组织的涌现，就是时代一大发展。志愿服务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升华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确立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奉献我快乐”的现代伦理原则。
    记者： 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达几百万，汶川大地震废墟现场也有志愿者与灾区困难群众“扎营万帐同凉热”的动人身影。可以预见，志愿服务和公益组织NGO将成为未来引领道德复兴和创新的时代先锋。面向未来，我们应当预见，无论是道德中国复兴，还是价值世界重构，都根在民间，根在人性，根在传统，根在发展！

0

顶

转载列表：

转载

转载是分享博文的一种常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