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剑灵类似的游戏:这乏味的一年

有积极意义的事几乎都在小范围内进行，影响相对有限。比如9月由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主办的“南国书香节·2010南方阅读盛典”，评选出20家“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文书店”，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由行业外部对民营书店做出总体性评价。在每年闹哄哄的各类图书评选中，今年具有创意的，是《深圳图书商报》和新浪网读书频道首开的图书半年榜评选活动。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件、活动、人物有特别富于启发的意义，倒是几个引人瞩目的热点值得分析。

网络服务的热闹背后

网络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支配方式，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在这个背景下，今年有几件事可圈可点。

一是京东百货介入图书零售行业。京东的百货销售额规模庞大，是卓越、当当两家百货销售总和的几倍，如介入图书，可以想象它“横扫千军”的态势。它将挑起的不只是几家网络书店之间惨烈的竞争，新一轮空中和地面书店的混战，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整个传统图书销售方式的崩盘，这里面也包括网络书店，它们甚至有可能是这轮崩盘最先受到波及的部分。

二是百道网投入运营后的尴尬。这是去年新兴的一家业内中间服务商，创办者雄心勃勃，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建设服务平台，以期为提升行业服务水平作出贡献。但运营年余，始终看不出它的有效商业模式，面临险境并不出人所料。行业知情者无不为之担心和惋惜。

三是今年四月份左右推出的“快书包”售书模式。它承诺在北京五环内从下单到送货上门只需一小时的服务，创办人对此颇有自信。但这个想法从交通、人力、仓储、订单处理等各环节，其可行性无不令人担忧。“快书包”强调的是一个快字，但仅北京的交通现状一项，就够其服务承诺喝一壶的。

四是当当网在美国上市。这家经过几轮融资，运营十几年，年年巨额亏损（据报09年出现小幅盈利）的网络书店，终于完成其惊险一跳，同时，也使“京东”杀入图书零售行业之后的格局，徒增无穷变数。

以上种种，使我们一方面看到从业者在面临网络冲击时，试图把传统服务方式通过网络实现的可贵努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其突破中的种种困境。网络虽是利器，但对它的理解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建立，一旦走偏，也可能变成伤害自己的利刃，大概也印证了传统方式与新方式结合，并非想像那么容易这样一条规律。

网络给整个行业乃至整个文明形态带来前所未有的变数，甚至印刷文明会在网络冲击下大比例退出历史舞台。我曾有一个预计，纸媒不久后将有80%以上被网络替代，所有与之相关的机构都将面临残酷的淘汰。今年，各种阅读器争相面市，亚马逊的kindle、苹果的ipad、国内的汉王、盛大文学的“锦书”，中移动赴台湾寻求手机阅读器合作，仿佛群雄逐鹿，全面铺开，似乎预示了这种局面的到来。

但据我观察和分析（我的一位业内观察家朋友与我持近似的看法），这些都只是过渡产品，即便iphone、ipad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格式和功能，仍然不是终极产品。在我看来，它们甚至会像当年的呼机一样，一夜之间兴盛，也会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看似因为内容提供与机器制造没有打通之故。而我认为，这两部分几乎不可能打通。内容提供决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厂商能完成的事情。现在盛大文学似乎把两种功能融为一体了，但它“垄断”的内容在云一样的阅读容量中微乎其微，意义非常有限。我认为，在终极的网络终端出现之前，所有冠以阅读器之名的，都是过眼云烟。

未来需要的是什么？人们肯定不会像现在的纽约警察一样全副武装，把手机、上网本、ipod、ipad、相机、录音笔等等全部带在身上，而会发展出把所有功能集于一体的终端。支持此一终端的软件出现后，人们将享有比如今Google、百度和Wiki更有效的内容服务。未来的内容呈现，亦即人们津津乐道的“网络出版”会像Wiki一样，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编辑，精确的内容提供者。今后人口中将有大比例的人靠内容吃饭，“编辑队伍”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我想再次强调，内容载体之外，更关键的是内容提供，这需要一个软件来实现各种形式的组合，几乎是你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所有方式的有机结合。

“限价令”的闹剧与悲剧

年初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制定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规定出版一年内的新书进入零售市场时须按标定实价销售，新书网售不得低于8.5折。这件事情在媒体吵得天翻地覆。

图书“限价”本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事实上，图书价格立法，业内长期呼吁，却始终没能出台，令人遗憾。图书价格立法指的是，有关新书出版之后，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折价销售，时限之外，折价幅度允许达到多少等的规定，是保护一个国家图书行业健康发展非常重要的步骤，这项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是没有什么特别争议，一般由行业协会来完成。

但中国的情况特殊，行业管理的权威是政府而非行业协会。由于主管部门不作为，不但价格立法提不上日程，即便含有价格立法内容的行业管理条例进入讨论阶段已四年，还是迟迟见不到提交给国务院的立法草案文本，以至于我认为它基本出不来了。而我们的行业协会对此起不到什么作用，——它们从来都是退役官员的养老院。但“限价令”为什么是这个从不发挥作用的养老院起了作用呢？

据我所知，这背后是国营新华书店在推动，它针对的是销售折扣较低的网络书店和地面不规范的小零售店。其实所有地面书店无一不痛恨网络书店的恶性价格战，但要规范整个市场，要使规范更具约束力，更公平，更有操作性，就不能由一个利益集团提出“限价令”这种“立法”文本，更不能不经过广泛的行业讨论就一厢情愿地推行实施。

所以，我说这个限价令是“闹剧加悲剧”。说它是闹剧，因为它出生即死亡，没有一天、一家机构遵守这个限价令。悲剧在于，这次所谓的限价令，不仅惊扰了传媒、长期以来对书价愤愤的读者，也惊扰了政府。以后只要再提价格立法，人们就会自然想到“限价令”，就会不由分说地痛批痛打。如果说图书价格立法在此前还有可能推进的话，由于这次限价令在方向、方法、时机上的错误选择，反而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这个事件凸现出一个深层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政府、媒体、读者，并不真正理解图书出版对一个国家、民族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很好地保护这个行业，整个国家将会在我们已经感受到却并不认同的局面中越走越远，最终成为一个缺乏精神底蕴和文化积累、没头没脑却虚骄之气冲天的庞然大物。

特别要提醒读者的是，所谓低价诉求，几乎就是变相杀死最上游生产者，使之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应有价值，在较高水准上维持再生产的短视行为。如今书业上游的生存主要依附于政府资助，这并非出自要繁荣学术的动机，实际是对知识生产的某种控制手段；另一重要力量来自于民营书商，因为利益趋动，娱乐成为当下绝大部分图书的出版主题，严肃的思考成果和知识积累受到极大伤害。这个合力引导一代一代的大众走向弱智，正如陈冠中在小说《盛世》里写的high-lit-lit状态。这样下去，何以保证这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除经济之外，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进步？

 “非工委”换届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下属的“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换届，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制度层面不乏象征意义。它最后以上一任委员会主任薛野的《辞职声明》和中发协增加民营书业（副主任）委员数量“妥协”而告终。此前，“非工委”主任人选是在严格意义上选举产生的，而此次换届，事实上只提名一位下届“非工委”主任竞选人，实质上就是行政性任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届主任换届，是制度建设上的重大倒退。从“中发协”到主管部门新闻出版总署，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对所有可能在积极意义上引发制度性改变的努力都采用了尽可能打压的手段。不难看出，这与中国在处理国家事务整个基调有某种吻合。

出版行业的乏味，与整个国家大的进程所呈现的样貌完全一致。包括现在进行的出版社“事改企”的体制改革，打造所谓具有竞争力的大集团，上市融资，等等，其核心还是十几年前启动的“造大船”计划的延续，没有任何新内容。看起来是文化产业化背景下将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但更像是要实现在行政权力主导下的所谓文化产业整合。这种做法恰好违背文化本身“小、精、散”的行业规律，会严重破坏文化自然生长的创造性和灵感。我难以想象，这样下去会对文化行业造成怎样的灾难性损害。

“海外模式”进驻大陆

台湾诚品书店经过多年的争取，终于撇清政治上的暧昧而进入大陆。从它宣布在苏州选址的半年内，已经又选中杭州、南京、上海三个地点落脚。它的这次进入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二是把台湾模式在大陆做了进一步的升级。

大部分人往往只了解“诚品”作为图书零售连锁店的一面，并不了解其背后的商业力量，或者说盈利模式。实际上它的经营模式，很多年来都是跟房产生意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是租一整栋楼，包装之后，进行各类零售商品的组合，而书店的生意额度和规模在全盘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书店本身更像是个招商品牌。

进入大陆后，“诚品”原有与地产结合的模式更上层楼。据我观察，他们获得了几乎所有在地最高政府的支持。这是任何一家大陆民营图书零售商都不可能获得的待遇。

惟其如此，诚品成功登陆，有其或然性，全看你如何选择占边。此外，我想提醒业内和读者注意，图书零售行业实际上有很强的地域性，诚品跨洋越海来到大陆，特别是在网络大背景下，对其连锁的生意模式，不能有太高的期待。

新加坡的“Page One”相比之下更朴实一些。它也将在大陆两个城市布点，一处在北京的国贸三期，另一处在上海或杭州。它抓住了大陆在2004年图书行业开放后始终没有好的外文书店的空白，它的进入，也许会带动大陆外文零售书店的发展。

此外还有在广州即将开业的“例外”，主持者是原诚品的几个核心人物，他们将采取服装品牌与图书的结合模式。这些尝试对大陆传统零售店或都会是一种启发。

《独唱团》的独立样本和“理想国”的诞生

我对《独唱团》从策划到出版的整个过程给予比较高的评价。它是今年这个行业很大的事件，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首先，主角是韩寒，是受到高度关注的公众人物，网络意见领袖；第二，这本类似连续出版物的读物出生极尽波折，险相环生，以至于到现在第二辑还未见面世；第三，新鲜的作者和内容，我认为是新生代在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试图做某种建构的努力。

合作三方都以强势介入也是此事件的特点。以主编韩寒为首的作者队伍、书海出版社、操作方“华文天下”，三方都在出版过程中作出了很大努力。或许，出版方强力介入是出于对风险的控制，而作者方在出版流程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则是各种出版合作模式一次很有意义的突破。

与《独唱团》出生相仿，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9月下旬强势推出“理想国”品牌。读者首先看到的是重新包装的韦伯关于学术与政治的两篇著名演讲单行本；又很快目睹了艾未未《此时此地》的悄然降生。最新面市、受读者热捧的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前朝梦忆》。间杂其间的，还有骆以军和张大春的作品。这个品牌的诞生具有的长远意义，今天还不能一句话说清楚，但其广告语“想象另一种可能”，应该是读者理解此一品牌的切入点。有意思的是，中文含义不清的“理想国”是用同样含义模糊的英文“Imaginist”转译的。

致敬

回顾2010年的图书行业，让我们感到宽慰的，仍是那些令人难忘的作品，正是它们，让我们在一个无聊和贫瘠的时代，找回一缕尊严。文字改革之父周有光的《朝闻道集》是这位世纪老人的警世箴言。张炜《你在高原》（10卷39部），一部史诗般的作品，让我们不得不对作者表示由衷敬意。《红轮》（第一部1-3卷）的出版，掀开了宏大主题作品冰山一角，让读者领略、理解灾难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尹宣译《联邦论》，可谓经典作品译品中的精品。《针尖上的天使》再现极权统治年代的荒唐与虚伪。《此时此地》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哲思深度与良知能力的正比例关系。苏（国勋）译、阎（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修订）出版，是谓经典不断重译必要性之范例。《罗马政制史》（第1卷）、《波斯帝国史》和《统治史》（第1卷）的翻译出版，是学者们拓宽思考中国问题深广背景的努力；而《我者与他者》、《从周边看中国》等，是学者们思考中国问题的成果展览。

刘亮程《凿空》，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胡文辉《现代学人点将录》，余世存《老子传》，熊景明《家在云之南》，姚中秋《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评>句读》，朱维铮《重读近代史》等等，都是今年原创作品的典范。

尤其对两位罹患癌症的伟大学人致意，他们在与病魔殊死搏斗中，还满怀勇气著述立说，他们都对自由、宪政的中国抱有无限期待。他们是已经离开我们的蔡定剑教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读者奉献了《宪政讲堂》、《法制现代化与宪政》和《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等作品。在与死神对话过程中，高华教授整理出版了他的史学文集《革命年代》。

这个致敬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说明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怀抱期待。最后的致敬送给江平的《沉浮与枯荣》、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徐贲的《在英雄和傻子之间》和章东磐主编的《国家记忆》。

（本文口述于病床，成文全赖刘芳、徐晓以及焕萍的帮助。我的几位朋友对此文亦有贡献，他们是严搏非、陈定方、张守礼和宋迎秋。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