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娜同人短篇漫画:飞夺泸定桥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一场战役，发生于1935年5月25日，事情经过如下：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夺下桥头，并与左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城。中央红军主力随后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战斗过程形势分析
1935年5月25日，一方面红军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  红军
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然而国民党的反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当急之下,于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决定后，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指令。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接令后红四团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艰苦条件
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  大渡河
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3名夺桥突击队。下午四点，23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三名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敌人在东桥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烈焰，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泸定桥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其中就有七位元帅长征时经过了泸定桥。当时在激战后的泸定桥上，刘伯承元帅曾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朱德总司令在长征回忆中题词“万里长江犹忆泸关险”的诗句，充分说明了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艰险与壮烈。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300030021号”的卷宗就是“刘文辉电蒋中正：据袁旅称俘匪共匪主力由安庆埧夹河窜康定企图由炮山经丹巴合徐及泸定桥李团与沿河之匪奋战等情报”，时间就是1935年5月29日。
二十二勇士
背景
比起红军强行军创造的奇迹，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早已为人们熟知，然而，在二十二个勇士中，如今只有五个人的名字被后人得知，其余的，我们都不知道。
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的名字，是因为《战士报》一八六期上的记载而被后人得知。然而，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的名字，却没有得到这样幸运的记载。
同为红一军团所属的部队，为什么红一军团政治部编印的《战士报》只登载了17勇士的名字却没有登载22勇士的名字？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心中的一个困惑。王永棉老人给出了这样的猜测：目前人们所能找到与红军大渡河战役有关的《战士报》，只有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一八四期和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一八六期，它们的原件都收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强渡大渡河战斗是5月25日打响的，而飞夺泸定桥战斗是5月27日打响的。一八四期《战士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前一天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战斗，而到了一八六期《战士报》，内容已经是介绍大渡河全部战役的情况，头条标题就是《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这样我们自然就可以想到，这中间一定还有《战士报》第一八五期，而且这张报纸的内容差不多可以肯定就是介绍飞夺泸定桥的战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地猜想，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名单就登载在一八五期的《战士报》上？而一八六期《战士报》登载十七勇士的名单，是对一八四期《战士报》应该登而未登的内容的一个补充？
这仅仅只是一个猜测。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可能，就是因为报纸版面所限，它们来不及去登载那22个勇士的名字了。《战士报》第一八五期已经缺失，给红军历史研究带来太多的问号。勇士选出的理由
事实上，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到底是21名，还是22名甚至是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一八六期的《战士报》，上面写的就是“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现在，根据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发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人们把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定为22名。
1986年，王永棉在泸定县委派下，赶赴北京拜访当年红四团党总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的罗华生将军。罗将军告诉王永棉，当年的22勇士，是他亲自到二连挑选出来的。当时他挑人的标准是，凡是干部，包括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及排长，首先要挑出来。曾经是战斗英雄的，比如在渡乌江战役中立过功的，也要挑出来。平时作战勇敢的，挑出来。挑选出来的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码也要是入党入团积极分子。突击队的任务是二连连长廖大珠抢下来的，就由廖大珠担任突击队的队长。
1985年，泸定县筹备“飞夺泸定桥”胜利50周年纪念庆典，王永棉受县里委派赴北京邀请杨成武将军参加庆典，曾当面向杨将军询问有关二十二勇士的线索。杨将军告诉王永棉，当年战事非常紧张，打完泸定桥，部队又继续向前打，二十二勇士的名字没有来得及记下来。后来在长征路上，他们多数同志都先后牺牲了。当时，杨成武将军说到这些时，情绪十分激动，他一遍一遍地呼唤——我的22名勇士，你们在哪里，在哪里啊，说着说着，竟老泪横流……
根据杨成武、罗华生等老将军们的回忆，飞夺泸定桥22勇士中，有4个人的名字是可以记起来的，他们是:二连连长廖大珠，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二连支部书记李友林，及抽调支援的三连支部书记李金山。
泸定县的同志们在解放后的追访中，还找到了第5位勇士的下落，那就是副班长刘梓华。戴文贤大校
戴文贤（1914－1985）男　汉族 江西省吉安县梅塘镇聂家村人，1929年参加少年先锋队任分队长。1930年8月由本县西区游击大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军团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参加了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山城堡、红军东征等战斗。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抗大山东分校独立营营长，山东纵队特务二团二营营长，山东一旅教导队队长,鲁中军区11团2、3营营长，1944年任山东军区鲁中九团团长(政委刘振华)，抗战时期参加过反日伪“扫荡”、解放山东蒙阴城、临费边战役、泗水城战斗、鲁中淄博战役、鲁中三次讨伐王洪九战役、山西官庄战役、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八纵23师副师长(师长陈宏、政委李耀文)，1948年任豫皖苏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郑华)，1949年1月任河南商邱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郑华)。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开封战役、泰安战役、曹州战役、鲁西南沙土集战役、许昌战役、淮海战役，在战斗中多次负伤(七次)并致残(二等甲级)。建国以后1950年任空军广东航空站政委，1951年兼站长，1953年任中南空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1955年任空军第七预备学校校长，1958年因病离职休养。1982年享受副军级待遇。1985年5月在广州逝世,享年71岁。 1955年授大校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找到第5位勇士的下落
在泸定桥边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里，庄严肃穆地竖立着22根方柱子，它们代表着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它们绝大多数是无字碑，只有5根柱子上刻有名字，而在这5根柱子中，只有一根上面雕刻有头像，这根柱子代表的勇士就是刘梓华。寻找英雄
22名勇士中，唯一留下下落和相片的勇士就是刘梓华，刘梓华的雕刻头像就是根据他本人的相片制作的。关于刘梓华下落和相片的获得，有一个曲折艰难的寻访过程，而我们的采访对象王永棉就亲身参与了这个过程。
在王永棉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着，1974年10月19日，当时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朱丹，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红军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的情况和下落，还一直搞不清楚，实在说不过去，泸定县的同志们要下力气搞点调查。朱丹是一位演员，曾经在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中扮演父亲。也许与朱丹的这次讲话有关吧，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推动力量，1975年，泸定县所在的甘孜州成立了一个红军长征文物调查小组，由三人组成，王永棉担任了组长。
从1975年5月到9月，近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小组从四川到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差不多绕半个中国走了一圈，搜集有关的红军长征文物，其中调查22勇士下落是他们时刻放在心头的一项重要任务。意外发现
1975年8月，调查组来到江西南昌，在参观江西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时，在一个大陈列厅里，看见挂着很多相片，上面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江西籍的烈士，下面还有他们的简单生平。
王永棉一个一个认真地看，突然他眼前一亮，心中一阵狂喜。他发现了一个叫刘梓华的相片，他的生平介绍中写着，“刘梓华同志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英雄之一。”
王永棉连忙叫来一起去的同志，但一个同志提醒他:“你看清楚了没有？前面写的是强渡大渡河啊。”自从杨得志将军写了《强渡大渡河》、杨成武将军写了《飞夺泸定桥》两篇文章后，这两个词几乎成了专用词组，分别特指发生在安顺场和泸定桥的战斗。
但这毕竟是个重大发现，他们立即去找纪念馆的管理同志，但对方告诉他们纪念馆所知的情况也只限于展览内容这么多，不过他们告诉王永棉，这些材料的来源是河北省廊坊军分区。
1976年1月26日，泸定县方面给廊坊军分区去信去函，了解有关刘梓华同志的情况。1977年1月15日，当天泸定县方面收到了回信，信中肯定刘梓华就是当年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并说明刘梓华生前系天津廊坊军分区的副参谋长，1951年患恶性淋巴肿瘤去世。
王彭争功探秘
不同版本
这两天查阅资料，意外地发现，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回忆，竟然有两种截然对立，可能同假，却很难同真的叙述。
第一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的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夺取的；
第二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分析
第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第二种说法好象一直受压制，但从未被压服。覃应机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再次强调，泸定桥是他们红十三团侦察连拿下来的，不是杨成武的红四团夺取的。下面是我从他书中摘录的一段文字：....见到彭雪枫团长，他说上游有一座泸定桥，只有敌人的一些地方部队把守，我们决定从那里过河，他令我连务必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附近待命。我和韦杰即带上部队急行军，向泸定桥方向前进。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道路难走，部队又有些疲劳，我们便点着火把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彭雪枫团长骑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们一到，彭团长便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过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右侧的高地。准备
我们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我共12人，组成了突击队。这11个人中，有一个同志叫蔡树礼，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由、黄先木、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每人除了手枪之外，各人尽量多带上手榴弹，有5个侦察员还各带一支步枪。佩戴整齐后，我即带队来到桥头的冲锋出发地。韦杰则带领连队，准备  杨成武上将
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待命行动。拂晓的时候，部队开始总攻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我们12个人飞奔上桥头，冲向桥面。桥上被烧的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我大喊一声：“同步前进”桥身减少摇晃，我们一阵风地向前冲，灼热的火焰闪开了一条火路。我们冒着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就穿过燃烧的桥头，追赶逃跑的敌人。敌人向泸定城方向跑远了。我们留下3个同志牵制敌人，我和其余同志立即登上桥头右侧的高地，占领了制高点，掩护部队过桥。我们12个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之中有6个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烧伤了。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描述
这段描述里面，天主教堂、铁索桥、城在对岸等等，表明覃应机所说的地方为泸定桥无疑。但是他讲的故事，不如杨成武讲的曲折紧张有趣，少了许多诸如一昼夜行军240里、打着火把与对岸敌人赛跑等情节；攻桥的时间也对不上，杨成武版本是凌晨到达泸定桥，下午4时开始攻击，傍晚5点多结束，而覃应机版本则是拂晓开始攻击，天亮前得手；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应机对敌情的描述，与杨成武截然不同。回忆
杨成武早期回忆录，声称对岸“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
覃应机则说，他们早已侦查清楚对岸只是少数地方杂牌部队，所以，夺桥行动从一开始就只安排了12个人冲锋，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就跑了。红军没有伤亡。版本比较
两种说法比较，覃应机的版本，与陈云1935年向共产国际做的汇报，吻合较大一些。
却说红军在控制泸定桥之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城举行了会议，史称“泸定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派遣陈云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组织工作。此后陈云就在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离沪赴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汇报纪录稿长期尘封在共产国际档案中，1996年被发现，后全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在1935年的汇报中，陈云谈到了大渡河战役中的安顺场之战和泸定桥之战，这是我所找到的有关资料中最早的一份。关于安顺场之战，陈云提到有5个人受伤；泸定桥之战则不同，陈云未提伤亡，描述也比较戏剧化：
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 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 大声喊道: “好啦, 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
－－(《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20页)追溯
然而再到后来，情况就不同了。红十三团覃应机方面的比较平淡的叙述，被中共所忽略；而红四团杨成武方面的比较惊心动魄的描述，则受到亲睐，被大肆宣扬。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宣传文字中此种厚此薄彼的区别待遇，是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我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伦写的《飞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
大约成文于1936年。彭加伦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他写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劳都说成是本军团的，只字不提红十三团有什么贡献。
说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来到陕北采访，这被看作是一个向外宣传，特别是向外国人募捐筹款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稿，要求各人在长征经历中，“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