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剑典梦岩的生活:明朝初期即墨移民初探

孙鹏
公元九世纪至公元十六世纪中期，在长达40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北方由于连年战乱和灾荒，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当时的即墨县(含今日之青岛市内四区及崂山、城阳二区)亦不例外。朱元璋即皇帝位后，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其原则是由地少人多的狭乡移民于地广人稀的宽乡，同时采取屯田政策，让军户垦荒种田，以供给军需。在这个移民大潮中即墨迎来了大量外地移民，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墨居民已达126800人，呈现出繁荣景象。
对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移民即墨的主流来自何处，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从云南移来的，从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诸多族谱有明确记载；另一种说法是大多数移民来自山西，其理由是《明史》中大量记载了从山西向外移民的史实，且举民间流传的歌谣为证：“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处。”持此说法的认为明初云南系少数民族聚居之处，汉族人很少，不具备向外地移民的条件。
云南考察记
明朝平定中原后，占据西南边陲云南的元宗室梁王还在与明朝对抗。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征调征南大军30万，兵分两路，从北、东两个方向大举向云南挺进。北路军由四川南下，从永宁(四川叙永县)直趋乌撒(时为云南镇雄县)；东路，由傅友德率主力从湖广西进，经辰沅(今沅陵、芷江)入晋定(今安顺)进逼曲靖。洪武十五年正月。明军占领昆明后，滇中大震，各州县官吏皆向明军投降。不久，云南全境基本平定。
洪武十五年二月，明政府置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然而，云南历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土司势力十分强大，反抗甚为激烈。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叛乱，傅友德等率军东征西讨，仍不能控制云南的核心地区，明政府不得不调整对云南的统治政策。除根据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民族分布情况，确定不同的统治形式外，还确定在云南实行重兵驻守、大军留镇、移民实滇、开发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以保证云南的社会安定。洪武十七年，傅友德、蓝玉班师，留沐英率九万大军留镇云南。这是明初第一批徙驻云南的军户。
征南大军班师后，虽有沐英及9万将士留镇云南。然而却遭遇重重困难。首先是各民族的叛乱此起彼伏，迫使沐英连年疲于奔命，边患不息。其次，由于“兵多民少，粮饷不给”，也严重困扰着留守大军。对此明政府再次调整对云南的镇戍方略：“征兵入助，以图边疆稳定，云南奠安。”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载：自洪武二十年八月至二十一年六月，明王朝连续11次大规模调军往云南屯田，除其中4次没有确切人数外，其余7次累计为206560人。至洪武二十一年，征调入云南的军人当有30余万人。
乌撒卫是今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县城所在地。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置乌撒乌蒙宣慰司，隶云南行省，治所即在乌撒，其辖地为今贵州省之威宁、赫章及云南省昭通、鲁甸、彝良等县。明洪武十四年置乌撒土知府，隶云南布政司，十五年正月，置乌撒卫指挥使司，十六年，乌撒府改隶于四川布政司。永乐十二年，改乌撒卫隶贵州都司。清康熙五年九月，改四川乌撒土府为威宁府，隶贵州。1942年析威宁县为威宁、赫章两县。1955年置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古代，威宁虽系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但自秦汉以来即有不少汉人流入该地。元朝至元二十七年，元政府派军士于乌撒屯田，因军士多有逃亡，于大德元年(1297年)又从湖广调兵充实屯戍，这些征战和屯戍的士兵多为汉人。因此明朝以前，乌撒等地即有大量汉人居留。
明洪武十五年正月置乌撒卫，辖左右前后中五所，其辖域为今乌撒、赫章及云南的宣威(乌撒卫后所)等地。按明朝的卫所建置，每卫驻军5600人，每千户所驻军1120人。其时乌撒卫及其所属五所驻军最少为11200人。而当时的乌撒卫为从北面进出云南之交通要道，且当地之土司时有谋叛，因而明政府除按常规置卫所军外，还于该地留重兵驻守。其驻军数目绝非万余人。洪武二十年十一月，明政府调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统兵12万进军云南，由于途中受阻，遂滞留于赫章、乌撒、毕节一带。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明政府命“户部运钞七十五万十四百锭，往四川永宁宣抚司，赐普定侯陈桓等所统征南军士十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七人及乌撒卫军士五千三百余人。”于是陈桓等率军自永宁抵达毕节，驻军屯田，为长远之计。就这样，这支近13万人的大军便在乌撒、毕节一带长期屯扎下来。
由于乌撒卫地理位置之重要和驻军数量之多，因而明政府在此进行大规模屯田，实行屯戍兼顾，以屯养军。据《威宁县志》载：“明代乌撒屯田，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傅友德长子傅正文为屯田长，屯垦于北屯一带；王绳武任屯田官，屯垦于大桥一带，并开辟周围七屯；陈云光屯垦于南屯一带；费诗屯垦于二屯一带；戴光充任屯田千户，屯垦于六洞桥至白家嘴；管成任百户，屯垦于乌木屯；缪铨屯垦于北关至下坝一带；徐德明屯垦赫章一带；夏文屯于北屯、石鸡屯一带；管象屯于水草屯、张旺屯一带；刘华屯于河桥、野马川一带。”“洪武二十八年，沐春奏准将乌撒与沾益争而不决之地划为乌撒卫官军屯种，任王镇疆为屯田副使，开四十八屯。另一方面，流民入境，络绎不绝，布满村落，不下数万。”
因此，明朝洪武中期，乌撒等地已有大量汉族军人，且有12万军人不属卫所建置，嗣后必将大量外调。
来自山西的信息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处是闻名遐迩的明代移民遗址。数百年来，“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在我国一些地区广为流传，据洪洞县史志部门于1982年至2003年征集的家谱、碑文及口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如今，山西洪洞移民的后裔分布于全国18个省，近500个县(市)，共有姓氏800余个，可见其移民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民国六年编著的《洪洞县志》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明洪武、永乐年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定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可惜寺及古槐早为汾水冲毁。1914年当地士民于大槐树旧址重建了碑亭、茶室和牌坊，1984年又建了门楼和围墙，并修建了祭祖堂，供四方来客寻根拜祖。
据《明史》《明实录》《续文献通考》等史书记载，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有政府统一组织的从山西向外大规模移民共18次，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而洪洞大槐树当为从山西向外移民的集散地，然而这些移民的去向大多是定向的。其中，迁至安徽的2次(屯凤阳)，迁至北平及周边地区的7次(实北平)，发往塞北筑城和迁往上林苑监牧养栽种的各1次，迁往河北、河南及山东西部的5次，其余2次为从山西征丁屯田等。
上述明初山西向各地移民，虽有发往山东的记载，但只是鲁西的东昌府、临清等地，没有移民山东东部登、莱州的记载，相反却有从登、莱二州向山东西部的东昌府移民的记载。因而从山西大规模向属于莱州府的即墨县移民是缺乏根据的。另外，有人认为“小云南”是指山西省的云州以南地区，这应是牵强附会之说。因为一是据山西省史志部门称在山西当地无“小云南”之称；二是山西云州和乌撒卫、毕节等地也挂不上钩，因而不足信。
即墨移民主流来自云南
明代初期，移民即墨的主流是来自云南的军户。1985年新编《即墨县地名志》载：鳌山卫镇有37个自然村是明洪武、永乐时建村的，其中23个村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明初建村数的62%。田横镇明初建村35个，其中25个村的族谱记载其先祖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71%。据1990年版《崂山县志》载：属今崂山区四个街道所辖村庄，有63个村系明朝洪武、永乐时期建村的，据各家族谱记载有57个村的居民其始祖来自云南，占明初建村数的90%。其中有的其始祖先由云南徙居即墨某地，其后人再分居各村。今城阳区的八个街道，明朝时为即墨的里仁乡、仁化乡、福海乡三乡属地，其所辖230个村庄，约有176个村庄是明朝由外地移民来建村的，其中明初由云南移民来此建村88个。
这些来自云南的移民大多为军户，其中不少族谱记载来自云南乌沙(撒)卫。金口镇南阡、古阡村之《金氏族谱》称：其先祖来自云南乌撒卫乐歌屯。而北阡村《房氏族谱》则称其始祖来自乌沙卫之乐古屯。两者应来自一地，乐歌屯、乐古屯应为口传之差异。这些军户应是洪武二十一年明政府置鳌山卫时由乌撒卫等地调入即墨的第一批移民，如今即墨市通济街道张家西城、窑头，城阳区的小寨子，市南区浮山所等村的张姓，他们的始祖就是于洪武二十一年从云南乌沙卫调到鳌山卫或浮山所来担任卫指挥使和百户的。现居城阳街道的牛氏其先祖亦是从云南驻军调任鳌山卫指挥佥事的。
另一批来自云南的军户则是明永乐初年，“靖难之役”后的军事调动。如牛齐埠《董氏族谱》载：明永乐二年，始祖董志清由贵州大定府威宁州迁居即墨牛齐埠。”威宁州的治所即乌撒城。今华山镇小埠《李氏族谱》载：“明永乐二年李姓由小云南毕阳县(当为今之毕节县)东门里迁居即墨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另据店集镇青山西村《邵氏族谱》载：“明洪武三十五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戍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青山之前。”据不完全统计，明初，即墨境内属于鳌山卫、大嵩卫、雄崖所、浮山所的军屯即有52处。明万历《即墨志》载：万历初年，即墨县总户数为11231户，其中军户为6290户，占总户数的56%。当然这些由云南迁来的军户其祖籍并非云南，大多数应是江浙、安徽一带，当年曾随傅友德等远征云南，再由云南迁来即墨。
明初，即墨移民除其主流来自云南外，也有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河南、陕西、北京、山西等省市的，还有从本省济南、青州、莱阳、栖霞等地移居即墨的，但均属零星的移民。他们当中大多是由外地来即墨为官定居的。如鳌山卫的卢、顾、朱、高、焦等均来鳌山卫任指挥，其后人即定居于此。通济街道庄头《孙氏族谱》称：“其祖原居济南历山顶，于明初以广文仕即墨，”遂定居于此。另外，据各姓族谱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其始祖来自山西蒲州。华山镇梁家疃《田氏族谱》称：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
即墨曾向河北移民
据明万历版《即墨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墨人口为126800人，至永乐十年(1412年)即墨人口为121400人。而即墨不少居民的族谱记载，其始祖是永乐初年徙居即墨的。然而在20年中，即墨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5400余人，其原因是即墨于永乐初年曾向外地移民。
1992年出版的河北省《吴桥县志》记载：1985年该县有451个自然村，据各村居民族谱记载：有253个村是于明朝永乐初年由即墨移民该县建立的。即墨移民建村占全县总村数的56%。河北南部靠山东省的南皮县，1986年仅有299个自然村，其中永乐二年应诏由山东省即墨县移民来此建村的就有9批，共建55个村，其村名即在移民批次前加姓氏称“李六拨”、“邢八拨”、“朱八拨”等。另据《吴桥县志》载：今河北省东光县系由吴桥县析治；1964年还将该县150个自然村划归山东省的宁津县和陵县。因而明初由即墨移民来河北的数量远不止上述记载之数。
明永乐年间为什么会从即墨县向河北及山东西部移民呢？这需从“靖南之役”说起。从建文元年(1399年)至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同其侄子朱允炆为争帝位双方军队大战了3年，史称“靖难之役”，双方军队在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一带进行了残酷的“拉锯战”。当地居民除在战争中死亡外，大部逃亡。因而史载：“淮以北鞠为茂草”，成为无人区。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即千方百计召募流民复业。据《明太宗世录》载：永乐元年十一月，明成祖对户部大臣说，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在这种大背景下，明政府便从各地大量向北平、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广人稀的地区移民。
之所以从即墨向外移民，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洪武、永乐年间大量军户涌入即墨，开始实行军屯，按规定军户每丁拨给土地50亩。这样在即墨的鳌山卫、雄崖所周围等局部地区便成了地少人多的狭乡，不得不向外移民，以腾出土地分给军户。如河北省吴桥县城西梁庄《梁氏族谱》记载：明永乐二年，梁大广由山东省即墨县鳌山围(卫)迁此定居。另外有的族谱称其始祖来自即墨的水务街、洼子沟常庄、千王屯、八头张、大王庄、董家泊、大槐树庄等村庄，而这些村名在明、清即墨地方志中即不存在，这说明原居民迁走后，村名亦随之消失。第二个原因是：“靖难之役”主战场在山东西部、河北一带，即墨偏处一隅，相对比较安定，因而有不少逃避战乱的“流民”流入即墨。战争结束后，明政府号召这些流民到因战争造成无人区的地方垦荒种田，于是他们变成批的移向吴桥、南皮等地，。所以他们的诸多族谱皆称“应诏”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