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解密披露日本曾建议日美俄围堵中国

　　中新网5月16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6日报道，日本报章日前引用维基解密网站资料称，前日本自民党政府曾大力向美国建议，联合俄罗斯组成“日美俄”包围网，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

　　报道称，日本《朝日新闻》在以“日本想用楔子劈开中俄”为题的文章中分析指出，中国崛起所激发起的警戒心，正是“日美俄”靠拢的粘结剂。

　　该报公开的是驻日美国大使馆呈给美国国务院的两封密件。一封是2007年6月自民党安倍晋三访俄罗斯后，日本外交部给美国的报告内容；另一封是自民党首相麻生太郎在位期间，日本外交高层招待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谈话。

　　2007年，日本一名外交部官员向美方官员指出：“俄罗斯对亚太事务开始表示关切……日本已准备协助俄罗斯进行区域整合。”

　　报道称，日本高官说：“俄罗斯关切亚太事务，它对中国的警戒心正在提高……”但他也向美方表示：“倘若俄罗斯在区域整合上失败，那么危险性会升高，它就会与中国深化战略关系。因此，希望您转达华盛顿，日本坚信美国在这方面能发挥作用。”

　　对于日本的这套说法，美国官员在报告中指出：“日本是想把中俄劈开来。”

　　日报分析称，那段时间，正逢中美两国围绕知识产权以及人民币问题，闹得不太愉快。日本当时的外交心态，其实是想网罗俄罗斯到日美框架内，形成一个对华包围网；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在这个框架内支援日本，协助它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

　　两年后的7月份，日本的外交政策局长别所浩郎与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午餐时，也谈到了相关事宜。

　　日本官员向美国报告说：“北方领土的问题进行得不顺利，而日美俄三国的协议却是有用处的。”

　　维基解密网站掌握的美方密件至2010年的2月份为止。报道说，在现有文件中，无法看出美国的积极表态。只能找出坎贝尔当时向日方官员说：“日俄的和解十分重要。”

奥巴马否认中印等国家终结美欧全球影响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时称，他不认为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将终结美欧在全球的影响力。

　　奥巴马表示，可能有观点认为，这些新兴国家代表着未来，美国和欧洲领导全球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奥巴马称，美国和其欧洲盟友在这个世纪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奥巴马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的美国总统，听众中除英国上下两院的议员们外，还包括梅杰、布莱尔、布朗等前首相。在奥巴马开始演说时，受到全场长时间起立鼓掌欢迎。

　　奥巴马在演说中还大赞美英两国特殊关系，称美英之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牢固的盟友关系之一。

　　奥巴马说，伴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和常年冲突之后，美英两国再一次到达了新的历史节点。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取得进展，以及通过击毙拉登沉重打击基地组织之后，美英已进入两国关系历史的新篇章，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包括中东及非洲局势，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等。

　　希拉里又点名批评中国

　　日本外相也称“中国在东海、南海制造摩擦”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陈一鸣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李珍本报记者 贺信

　　据6月2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 美日两国21日举行外长和防长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上再次点名批评中国。会后，美日还发表声明称，中国军力导致地区安保环境不稳定，因此美日两国将共同抑制中国军力扩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室主任杨伯江2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和美国都有压力，尤其是日本。中日争端在于东海问题，日本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在某问题上有争议的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对于美国来讲，日本则是它重返亚洲靠得住并有能力合作的国家。因此平衡和牵制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和日本的共同利益。

　　据美联社报道，会议结束后，美日共同发表声明称，两国“将敦促中国肩负起地区稳定和繁荣的责任，发挥建设性作用，对国际性问题提供合作，恪守国际惯例”，并“呼吁和平解决台海问题”。

　　很多美媒在报道这一会议时，将焦点放在美日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达成妥协。美联社称，美日双方原定在2014年将普天间机场搬离冲绳，但由于无法获得当地民众支持，双方同意将迁移日期延后为“2014年之后一个尽可能早的时间”。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则把普天间基地问题与中国扯到一块。该报称，在美日双方看来，普天间基地是“能对这一地区起到遏制作用的力量基础”，尤其“在面对中国军力不断增长和日益自信的情况下”。该报也承认，“在人口稠密的冲绳岛上建有这样的一个基地引起当地老百姓的怨恨，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其存在的必要性”。

　　在谈到中国时，报道称，美日双方还将“追求提升与印度的纽带”，而印度作为“一个正在增长的地区强国”，“也在谨慎地注视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敦促中国在保持地区稳定上扮演负责任和建设性的角色，并在军事现代化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公开性”。

中国崛起困境：同美国竞争国际安全市场

　　美国是冷战后单极体系中的唯一一极，在所有领域都拥有史无先例的巨大实力优势，却似乎仍然对安全现状强烈不满：不断加强和扩大军事同盟体系，推进导弹防御计划。

　　而处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之外的中俄等崛起国(或潜在崛起国)，却似乎对自己的安全现状比较满意，以至于面对美国的战略压缩，始终没有建立针对性的军事同盟。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实力地位如此优越的美国反而会对现状如此不满，而又为什么中俄这样不断遭到压制的崛起国反而会甘于现状？为什么冷战后对一家独大的美国缺乏制衡呢？

　　最主流的解释认为，单极结构下，美国与一般大国的实力差距非常悬殊，从而形成了很高的制衡“门槛”。但问题是，实力差距悬殊，弱势一方就会因此而置自己的生存安全于不顾了吗？

　　历史上许多案例都说明，即使在实力差距异常悬殊的情况下，弱势一方仍然会做出积极的努力制衡强势一方。例如战国后期，自齐国于公元前284年败于反齐联军后，秦国就确立了单极霸权。但直至公元前247年和241年，依然接连出现了合纵联盟。又如在二战刚结束美国尚未对西欧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英法等5个与苏联实力有着等级差距的西欧国家于1948年3月毅然建立“西方联盟”，以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美国不断加强军事同盟，是不是出于对未来损失的考虑，因而才会在当下抢先采取行动呢？如果美国真是如此，那么问题是，这条损失厌恶原理应该适用于所有行为体。为什么中国俄罗斯这些想崛起的大国就不担心自己未来的损失呢？它们难道没有考虑到，如果现在不积极采取行动而任由美国打压，那么未来实现崛起的成本和难度都会更高？

　　总之，现有的这些可能的解释，都难以完满地解释冷战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略互动。

　　“大国无战争”时代

　　我认为，国际政治在近几十年里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大约自1945年起，大国与大国之间很难再有战争，特别是不再会有全面战争。

　　如果1950年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中国和1962年的印度勉强能被视作大国的话，那么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体系内至多也不过发生过两次大国间战争——朝鲜战争和中印边境冲突。

　　一项统计研究显示，1816~1945年，大国间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346.1946~1992年这一概率骤降至0.077.1816~1945年，所有国家间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296,1946~1992年这一概率降为0.089。这一结果突显了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困难。

　　不仅回顾历史如此，而且展望未来，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大国间爆发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

　　大国无战争，从根本上是国际政治进化的结果，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最重要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是1945年核武器的出现，而经济联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辅助作用。

　　我们不妨将1945年以后的时代称为大国无战争时代，而将此前的时代称为战争频发时代。

　　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获取国际影响力的最主要的途径，已经由武力和武力胁迫，变为了利益交换。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要想获取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为其他国家提供好处，以此换取其他国家对自己的支持。

　　国际安全市场上的寡头竞争

　　霸权国和崛起国以利益交换的方式争夺利益和地位，与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相似。

　　对于某一市场中的寡头企业而言，谁的商品能够拥有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市场份额)，谁就对市场拥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谁就能在寡头竞争中占据优势。如果某个寡头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足够大，那么它甚至有可能将其他的寡头企业挤出该市场，从而形成垄断。因此，寡头企业总是会寻找一切机会，尽可能地扩大其市场份额，同时挤占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第一种情况是，市场中同时出现了两个寡头企业。这两个寡头企业都想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它们的选择都是，尽可能扩大生产，从而占据尽可能多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企业都不敢做太多的等待和观望，因为一旦自己行动迟缓而对手行动迅速，那么对手就有机会抢先占据更多的市场，自己再想参与竞争就会陷入被动。因此，这两个寡头企业会同时扩大产量，直到两个企业的产量相等并且等于一个定值时，两个企业才会满足于现状，停止扩大产量。

　　第二种情况是，市场中原来只有一个垄断企业。此时有一个竞争企业意图进入该市场与该垄断企业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该垄断企业的理性选择依然是，抢在该竞争企业之前率先扩大产量。这样会使得商品的市场价格下降。此时竞争企业再进入该市场，就不得不将自己的产量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原垄断企业因为有这个先发优势，从而可以在与竞争企业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通过类比寡头企业的竞争机制，我们可以推出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权力竞争的机制：

　　在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为了争夺权力，会尽可能多地为其他国家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服务”。谁拥有更多的“消费者”(即接受其安全保障的小国)，谁就拥有更多的国际支持，谁也就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而两国所拥有的“消费者”的相对数量，则取决于霸权国是否有机会率先扩大和加强其安全同盟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机会，那么两国所拥有的“消费者”的数量会大致持平。而如果霸权国有这个机会，那么霸权国一定会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只留给崛起国很小的消费群体。

　　苏联解体后，由于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这使得美国拥有了巨大的“先发优势”。美国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在其他竞争者涌现之前，笼络尽可能多的安全“消费者”。事实上，美国也正是这么做的。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就开始迅速加强其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同盟关系。随后又不断扩大北约成员范围，同时努力推进导弹防御计划。为了坚持这些计划和战略，美国甚至不惜付出加深中俄等国疑惧这样的政治成本。美国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它必须抢在崛起国有能力与之竞争之前，占据尽可能大的安全“市场份额”。

　　对于目前的中国(和俄罗斯)而言，其相对实力固然尚未达到当年苏联那样的等级，而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美国抢先扩大安全供给的“产量”，使得可供中国结盟的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有限。例如，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即使中国现在改变政策愿意提供安全保障，东南亚许多国家也不可能再接受中国的安全保障了。再如，去年美国主动与越南接近，两国还开展了联合军事演习，这又是美国挤压中国潜在盟友的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在冷战后会不断加强与其盟友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盟友数量，既不是因为担心中国和俄罗斯会主动威胁和侵犯其安全，也不是为了在未来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动预防性战争，而是为了在自己的“买家”(盟友)那里树立良好的信誉度，让它们安心于接受自己的安全保障，同时也抢夺了中俄两国潜在的“买家”，从而确保自己拥有绝对多数的国际支持。

　　中国的崛起困境

　　由此可见，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不是如何预防和避免体系战争，而是如何同美国竞争国际安全这个“消费市场”的“市场份额”，如何以后入者的身份，挤占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

　　在微观经济世界中，一个企业如果选择不参与某市场的竞争，那么它的收益固然为零，可它的成本也为零，即不赔不赚。

　　但在国际政治世界中，一个一流大国如果不参与国际安全这个“消费市场”的竞争，换言之，它如果不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它的净利润甚至可能为负数，即非但不赚钱，反而会赔钱。

　　这是因为国际政治世界中存在“安全困境”效应。国家的物质实力，除了有保卫本国安全、获取利益等积极作用之外，还有引发其他国家恐惧的消极作用。如果一个大国只一味发展和积累物质实力，而不愿用其强大的实力为国际社会做积极贡献，那么很难避免其他国家，尤其是其邻国，对它的猜疑和恐惧。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会恶化这个大国的外部安全环境，而且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影响力。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外交已经出现了上述这种问题。去年东南亚国家主动邀请美国“重返亚洲”制衡中国，根源就在于中国在地区安全保障问题上的不作为所引发的周边小国的安全恐惧。

　　一方面，如果中国只积累物质实力，而不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就会引发安全困境，这样会恶化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同时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选择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那就意味着与美国展开“市场竞争”。由于相对实力的差距，更由于美国的“先发优势”，中国在这场竞争中很难占据优势，而且还有可能因为竞争而付出超过其收益的成本。

　　总之，中国的崛起虽然不再有遭遇体系战争之虞，但所面临的新的困境和挑战，同样非常困难和艰巨。如何化解这种全新的“崛起困境”，是战略学家们有待研究的新问题。

日本四面楚歌 或陷第三个失落的十年

　　著名评等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今日表示，日本很可能经历经济低增长第三个“失落的十年”，使日本政府减少债务负担方面的努力更加复杂化。

　　穆迪的一个高级副总裁 Thomas Byrne表示，日本的经济必须以现在速度的两倍进行发展，以此来帮助政府走出巨大的债务负担，日本很可能面临着第三个“失落的十年”。 

　　日本的经济增长自20年前资产泡沫爆发以来就一直陷入了停滞状态，经济没有随价格变化而调整，经济规模位于1991年左右的水平。

　　穆迪认为，日本大地震导致日本经济下滑风险，因此5月31日宣布，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列入下调观察名单。穆迪在地震发生前的2月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本次进一步下调评估后将在大约3个月后判断是否真的下调。

　　Byrne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日本5年经济增速为1.2%，仅是所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一半，中期日本经济增长展望十分悲观，令政府融资的前景也更加复杂化。

　　Byrne称，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出台长期财政改革计划方面的延期对于信誉方面的影响是负面的。日本未能将政府财政纳入一个有可能遏制债务增长的框架中。

　　日本政府未能在自设的6月20日截止日期前宣布长期财政改革计划，对信贷评级构成负面影响。可能部分是由于执政党在为菅直人何时下台而进行暗斗，也有可能是将重点放在震后重建方面而造成了长期财政改革计划的拖延。

　　菅直人于5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个大约4万亿日圆，折合500亿美元的震后重建额外预算方案。本月初时表示，他希望在辞职之前，通过本财年的第二份额外预算案以及一个可再生能源方案。

　　经合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上个月时表示，即便没有考虑震后重建的费用，日本政府债务也预计在2012年达到其GDP的219%。

　　标准普尔4月27日宣布，下调日本长期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时，标普确认日本长期主权评级为“AA-”。惠誉评级上个月也将本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

新加坡媒体：美国在东南亚建隐形同盟遏制中国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7月3日文章】题：隐形轰炸机外交(作者威廉·钟)

　　第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会上发表讲话，向新加坡乃至亚太地区赠送了一份临别礼物。盖茨已于上周退休。他说，美军在国内面临预算压力，但仍将在该地区保持 “强有力”的存在。这包括在新加坡部署新型濒海战斗舰并与澳大利亚分享在印度洋的设施等。

　　表面看来，此次部署没有什么好声张的。假定濒海战斗舰可以对东南亚沿海地区甚至存有争议的南海进行巡逻，但樟宜海军基地早就开始接待“尼米兹”级航母这样的美军大型舰艇了。

　　然而，此次部署充分说明了一点：新美关系非常重要，部署新型濒海战斗舰有利于地区安全。

　　“盟友”一词的用法通常过于随便，特别是在媒体界。尽管双边合作非常广泛，但新加坡并不是美国的军事盟友。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国保持着正式同盟关系，但美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中没有关于共同防御的内容。

　　有鉴于此，部署濒海战斗舰一事表明，新加坡大概并非是美国的盟友但却是最好的朋友。正如《保卫狮城：新加坡的武装力量》一书的作者蒂姆·赫胥黎所言，两国也许不是正式盟友，但绝对是“能带来好处的朋友”。

　　1991年，美国撤出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这本来有可能导致美国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同时地区稳定受损。随后，五角大楼制定了“重空间轻基地”的政策。根据这项政策，美军寻求使用“伙伴国”的海军设施。

　　与韩国和日本等正式盟友经营的“基地”相比，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其他国家)的“空间”使美军得以保持在该地区的存在，从而促进了地区稳定。新加坡就是这种“重空间轻基地”战略的典型例证。

　　东盟一防务官员说：“与泰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 ‘妻子’相比，新加坡就像是很重要但有时被忽视的‘情妇’。但美国宣布部署濒海战斗舰以及新加坡与美国签署有关协定这两件事表明，这个国家正在努力使华盛顿保持满腔热情。”

　　非盟友地位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安抚。中国对华盛顿在亚洲建立所谓的“轴心-辐条”同盟体系抱怨不断。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准盟友模式正在该地区复制。

　　近年来，亚洲国家不断提及美军在亚洲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以“抗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从本质上说，与美国结成准盟友“战略伙伴”关系是—种结成抗衡中国的联盟、但不使用“盟友”这个引发争议的正式名称的隐蔽手段。

　　这并不是说亚洲国家已经断定中国一心谋求地区霸权，而是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这些国家日益渴望先发制人，通过与美国建立非正式的军事关系来制止中国的军事机会主义(如果出了什么岔子，这种关系会证明非常有用)。

　　例如，包括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在内的 20多位美国外交政策高级专家去年将美国和印度称为“天然盟友”(从更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盟友”)。这受到了印度官员的欢迎。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在文章中将印度称为可以帮助美国打造亚洲“稳定”均势的 “战略伙伴”。这是意指抗衡甚至遏制中国的暗语。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甚至美国的正式盟友澳大利亚据说也非常希望建立一个供美军使用的“空间”。该报国际版编辑格雷格·谢里登写道，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澳大利亚现在也会出现新加坡式的安排。这对澳大利亚来说非常有利。这会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而这正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评论称美能否联合他国遏华取决于中国自身行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7月4日文章，   原题：中国应该“被遏制”吗

　　本月恰逢基辛格密访北京40周年。那次访问及随后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促成冷战时代的一次重大结盟。美中暂时捐弃前嫌，联手遏制苏联的扩张。今天苏联已不复存在，而中国实力日增。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应对其采取遏制政策。事实上，许多中国官员也觉得那是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

　　但他们错了。冷战时期遏制苏联，是没有贸易往来的，也鲜有民间交流。而今天，美中不仅有大规模贸易，彼此的社会交流也相当密切。

　　随着冷战结束，遏制苏联无法继续成为美中关系的基础了。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制定新的政策。1994年笔者指导五角大楼的《东亚战略评估》时，我们否决了遏制中国的想法，理由有二：若把中国当敌人对待，它今后肯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若把中国当朋友对待，不能保证两国结成友谊，但至少可能促成更良性的结果。此外，美国将难以说服其他国家联手制华，除非中国横行霸道，如苏联二战后那样。别国能否联手遏制中国，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为。最终克林顿政府对中国采取“融合而防范”的政策。

　　笔者一向认为，21世纪重大的权力转变之一是亚洲的复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且值得称道的进展，因为数亿人将因此摆脱贫困。但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将威胁美国的担忧。此类担忧看来是夸大了，特别是考虑到亚洲有其固有的内部力量平衡。日印越和其他国家均不愿中国独大，因此会欢迎美国驻留该地区。除非中国推行“软实力”，不然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上升很可能使邻国心生恐惧，从而寻求结盟与之抗衡，就好比墨西哥和加拿大寻求与中国结盟，在北美抗衡美国。

继美国媒体评选出拯救美国经济十大功臣、世界十大领导人之后，美国媒体又评选出了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见所附名单）。如果说评选出的世界十大领导人是红花，那么这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则是绿叶，红花绿叶交相映衬，21世纪“中美国”的中国区宪政人员已基本就绪。虽然美国破格把一些街头流氓也纳入了公共知识分子行列，但是其中绝大多数还是基本符合“名校、名师、名人”的三名标准。三名标准将取代目前的干部四化标准，成为未来“中美国”选拔宪政人员的基本标准。

中国是这次美国评选公共知识分子的唯一国家，此外美国没有评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大概美国十分清楚，对当今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提供类似名单，都会成为该国包括儿童在内的全体国民唾弃的对象，如果是放到欧美、日韩等国民尚有血性的国家，甚至会发生比唾弃更加严重的事情，所以美国唯独选择了中国，因为伪军一直是中国的历史特色。关于评选标准，美国媒体只透露出一条，就是在“中国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关于评选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历史记住这些人。稍微浏览一下这个百人名单就会发现，除了像时寒冰、潘石屹等极少数人是明显用来装点门面的之外，其中绝大部分还是符合“无可取代”这个评选标准的。这些人的确在“中美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无论“中美国”最终结局如何，历史也肯定会记住这些人的。只是其中许多人，虽然在“中美国”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却并不属于公共知识分子。

首先，是不符合“公共”的标准。西方国家的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相对于政府代言人和资本代言人而言的，至少是不能隶属于某些特定的社会利益集团，是站在公众立场上进行思考和选择的知识分子。而眼下这份名单，除了时寒冰等极个别人确实属于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当今中国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至少是美国资本集团的代言人，甚至不乏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帮凶。而之所以要加上时寒冰等极个别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只是为了装潢门面，如果去掉时寒冰等极个别人，这份名单一看就是“高大队长”的伪军大队花名册。

其次，是不符合知识分子的标准。暂且不说知识分子的学术标准，应该是代表社会大脑充当社会良心，具有独立人格并关怀人类终极问题的学者；即便退一步按照世俗标准来说，至少也应该是专门从事知识传播工作的人。而在这份名单中，许多人根本不是从事知识传播工作的人，比如其中的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就与知识分子不沾边，纯粹是属于“被选入”。而之所以要选入几个与知识分子不沾边的人，完全是为了给另外一些与知识分子完全不沾边的街头流氓作陪衬，以免单独把如李悔之这样的街头流氓塞进知识分子名单过于刺眼。在此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也看到了在“中美国”这个新型经济体内，美国的老板地位和中国的打工仔处境，美国完全如同公司里的老板那样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丝毫没有任何顾忌，而中国则如同单位里的普通员工，除了遭受到老板公开强奸时会发出声明或严正声明（连抗议这种非理性语言都不再使用）之外，其它一切都听凭老板摆布。美国把一个街头流氓列入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要让中国知识分子看一看，连一个与知识分子完全不沾边的街头流氓，都能够被列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听话，则更加能够一步登天。从最初操纵文人学者到现在动用街头流氓，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在驾驭“中美国”方面越来越随心所欲和无所顾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已开始撕掉其道义伪装，正在彻底暴露其伪装形成的道义形象，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美国的罪恶目的。可以说，美国多年伪装形成的道义形象，是比美国军事包围更加可怕的强大力量。对于中国来讲，美国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航空母舰和原子弹，而是它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伪装形成的道义形象，而毁灭美国道义形象的最有效武器，就是其操纵“扁式集团”和雇佣街头流氓。而包括这次评选在内的美国一系列评选，就是其步入道义上自我毁灭道路的开始。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据“亚洲时报在线”7月20日转载来自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Foreign Policy in Focus)的文章，提到中国海外港口建设和海军现代化建设一直在进行之中，这些都有助于其“珍珠链”战略的发展。而这可能引发中美间的冲突，所以美方应该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尤其是温和派的交流；以此来阻止中国该战略的实施，最终让它一直停留在理论阶段。

　　美刊文章称，中国的“珍珠链”由港口和机场建设项目、外交关系和军事现代化组成。这些“珍珠”从中国大陆沿岸延伸到海南岛上近几年得到升级的军事设施，它们从南中海延伸到马六甲海峡，再到印度洋及阿拉伯海和波斯湾沿岸。包括南沙群岛伍迪岛上的飞机跑道，孟加拉国吉大港的集装箱货运设施，缅甸实兑的深水港，以及瓜达尔港可能修建的海军基地。巴基斯坦本身也是“珍珠”之一，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和军事存在。

　　自从美国国防部咨询公司博思艾伦2004年提出“珍珠链”理论以来，这个理论就一直存在争议和争论。美国国会研究办公室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可能正在或想最终在印度洋建立一系列海军和其它军事基地，以支持在沿中国到波斯湾石油资源的海上通道开展的海上行动。

　　美刊文章称，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印度洋修建商业港口设施，但还没有在那里建立任何海军基地。在一次“军事平衡2011”会议上，一位退役的官员称，解放军海军可能在中东某地建设永久海外军事基地。中国国防部随后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还没有在海外建立海军基地的计划。尽管“珍珠链”是否存在仍需观察，但这些“珍珠”和中国海军的挑衅言辞让该地区变的不安定。例如，印度担心中国正在利用港口包围自己。即使这些深水海港表面上是为了贸易，然而如果石油成为稀缺资源，中国“可能将它们用于军事或战略目的”。

　　尽管十分盛行，但“珍珠链”理论更多是一种推测，而非明确的事实。一方面，商业港口不一定会变成海军基地。“外交官”网站认为，中国将根据传统智慧，解决进入印度洋这些地方(而非基地)的途径。北京正在谈判，以允许其军舰拥有访问瓜达尔、汉班托和吉大港等港口，并进行燃料补给和修整的权利。这样看来，中国并不希望完全拥有自己的基地网络。

　　对“珍珠链”的担心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尚未获得将这些港口转为海军基地的能力。防务专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2008年对瓜达尔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他被瓜达尔与外界因海水和荒凉的沙漠隔离而震撼；同时，俾路支省的不稳定也阻碍了它的发展。卡普兰表示，安全环境充满危险，从瓜达尔港到中亚和中国的管线网络需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稳定。直到现在，尽管中国可能在瓜达尔港建立海军基地，它仍然没有得到发展。目前，“珍珠链”只是中国的一个梦想(世界其它国家的梦魇)，而并非现实。

　　然而，正如“外交官”网站认为的那样，“没有证据并不等于不存在”；“珍珠链”或许现在不现实，但这并不能保证中国未来不会建立海军基地，也不会掩盖中国的长期海军现代化。

　　无论“珍珠链”理论是否存在，人们都应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海军实力有多大的提升，以及它对中国邻国和美国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而“珍珠链”战略的有效性则并不重要，但中国海军能力的投送及其背后的合理性则更为重要。

　　中国的海军能力

　　美刊文章称，历史上，中国海军的发展落后于陆军的发展。据海军情报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期，其国防主要是针对来自大陆的威胁。直到近些年，中国还缺乏打造现代海军的技术和工业能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开始了海军现代化；此后研发了一系列新型武器，其中包括反舰弹道导弹、潜艇和水面军舰。中国还在研发世界上首款反舰弹道导弹，该系统专门用于打击美国航母战斗群。该报告提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项目为解放军海军引入了大量新的能力。”

　　美刊文章称，解放军海军在亚洲拥有除美国之外最大的主力军舰、潜艇和两栖战舰力量；在多年忽视之后，中国的导弹艇力量也在增长。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2010年报告认为，2009年，解放军海军潜艇力量的现代化率为50%，防空力量为40%，海军水面理论约为25%，空军为25%。

　　美刊文章称，海军在核动力潜艇等平台上的投入和首艘航母的进展(改装自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级航母)表明，中国正在寻求支持超出台湾突发事件以外任务的能力；解放军海军还展示了在台海以外部署有限现代化水面平台的能力。同时，它还获得了能够支持常规军事任务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任务的新型舰只。

　　美刊文章称，正如国防部的报告提及的那样，解放军海军的潜艇力量进行了大量的现代化。2010-2011《简氏舰船年鉴》中提到：2010年，解放军海军目前拥有42艘各型潜艇，其中几艘为核动力潜艇。另外，中国还有27艘导弹驱逐舰。与之相比，日本拥有9艘，而美国拥有61艘。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这是一种装备了机动弹头的远程弹道导弹，能够打击移动的海上目标。五角大楼认为，中国使用该导弹能够打击航母和美国的其它海军军舰，还可以打击美国国盟友或伙伴在西太平洋活动的军舰。中国的航母可能获得了最多的媒体报道，而一些观察家推测中国正计划未来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进行军事活动。美国科学家联盟的罗纳德-奥罗克(Ronald O'Rourke)表示，“政治上讲，航母对中国尤其有用；因为这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形象。许多人认为，航母是世界主要大国地位的象征。”中国的航母也可能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打击海盗活动和撤离非战斗人员。

　　著名智库兰德集团2010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海航力量进行海上打击任务和保护海军基地的能力得到了提升。报告称：“最重要的是，解放军海军拥有了一个中队装备Kh-31A超音速空地导弹的苏-30MK2战机。”不仅硬件得到了升级，有效利用这些战机的“军事体制、理论和训练”也得到了提升。

　　五角大楼表示，中国的空中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将使其具备在南海进行空战的能力。先进的驱逐舰和潜艇能够保护和促进中国的海上利益，也可以改善中国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和侦查能力；太空和超视距传感器将使北京能够识别、跟踪和定位深入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

　　《纽约时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到2020年，中国的海上侦察人员将从现在的9千人增加到1万5千人。海军将利用民用船只加强其活动影响，这体现在使用民船在南中国海等争议海域进行巡逻。”

　　中国一直宣称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认为：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将与海滨接壤的海洋定义为自己的蓝色国土，这与海洋是公海的理念格格不入。尽管美国和其它国家认为南中国海是国际水域，中国则认为它是自己的核心利益。三周之前，在就越南石油钻探研究船在南海活动发生冲突后，中国指责越南破坏了其在这些水域的利益和主权。因此，中国的攻击性行为让邻国感到不安。越南、菲律宾和日本都对中国的海上活动提出抗议，并派遣船只或飞机来消除它们的担忧。

　　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12个东盟国家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南海的航行自由也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则警告美国，不要干涉南中国海日益紧张的领土纠纷和海上冲突。对此，中国的邻国已经开始加强自身的能力。

　　中国的合理性

　　美刊文章称，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隐隐出现的安全困境，并试图缓解地区担忧。一方面，它避免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其它国家发生直接冲突。例如，在印度因争议地区签证问题冻结军事交流一年后，中国和印度最近恢复了军事交流。正如美国会研究办公室200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在东南亚使用软实力提升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因此，破坏与邻国的关系并非中国的最佳利益；中国上升的军事能力和主权要求并不会因为这些担忧而停止。中国海军能力的提升源自对国家利益的担忧，这包括对能源安全、海上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担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国内石油产量的停滞需要更多的能源进口。

　　美刊文章称，北京一直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源，但它仍依赖中东石油；这些能源需求开始明显的影响其战略考量和军事规划。北京试图通过一些海军设施和军事关系掌握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海上通道，但这却反过来加强了人们对“珍珠链”战略的争论。

　　正如阿伯拉罕-邓马克(Abraham Denmark)在《外交政策》刊登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南中国海不仅藏有能使之成为第二个波斯湾的丰富石油资源，还是连接中东油田和东亚工厂的重要高速通道。中国80%的石油运输通过该海域，大多数都通过马六甲海峡。然而，中国海军正面临“马六甲困境”；因为该海峡超出海军的活动范围。因此，确保海上能源和原料通道安全支出中国的能源政策，是中国提升海军能力和在瓜达尔建设深水港等活动的主要动机。这将会缓解“马六甲困境”，降低美海军对中国货船远距离封锁的可能性。

　　海上安全和领土完整密切交织，国防大学称：“包围国家领土完整需要强大的武装力量。”类似的，国防大学军事战略研究认为，“我们的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的主权和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战略资源开发和战略通道所面临的威胁。”海军情报办公室的报告称，中国生效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以此帮助它加强对绝大多数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要求。

　　对美国的影响

　　美刊文章称，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扩张在中美之间产生了分歧。一方面，中国是《公约》的签署国，并认为南中国海是自己的领海。而另一方面，美国并非《公约》的缔约国，认为海洋法“将危及美国的主权，损害经济利益，还会削弱国家安全”。华盛顿在该地区秉持“公海”政策，美国支持对美有利的状态；而中国寻求成为亚洲的自然领导，但两国之间的分歧不足以引发西太平洋的紧张。2009年3月8日，5艘中国船只危险的靠近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舰。尽管直接冲突事件很少发生，中国仍可能与美国的盟友如菲律宾、台湾和日本发生冲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世界冲突和合作研究所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担心，如果中日在东海因为油气开采发生冲突；美国作为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将被迫进行干预，这种情况将会在中国没有赶上美国的情况下带来问题。中国在没有完全赶上美国军力的情况下，对美安全利益带来难题。而且，这样的安全困境类似于中国和其邻国之间的困境，将体现在中美关系上。如果妥善处理，这样的安全困境并非不可避免。将分歧搁置，中美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它能为合作提供机会；在缓解双边紧张上提供强大的动力。这些利益包括：应对全球化、跨国安全担忧，“打击恐怖主义，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问题”带来的挑战。

　　安全困境部分源自难以确定其它国家的意图；因此，改善中国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国防部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中美应该保持开放的交流渠道来讨论分歧，以便能够控制并最终减少冲突的危险，这对两国都有好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斯韦因(Michael Swaine)进一步指出，两国应该进行战略对话，保持和加强军事联系，并扩大在其它安全问题(如灾害和人道主义救助，打击恐怖主义和其它非传统安全威胁)上的合作方式。确实，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却进行了军事对话。

　　美刊文章称，尽管中国的海军力量提升与国家安全而非力量投送有关，其海军和保守力量正在复杂的政治领域获得支持。然而，中国拥有多个利益团体。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除了军队鹰派之外，一些全球主义分子认为中国必须肩负改变全球管理问题的责任；他们还认为主权作为传统挑战尤其限制，并应通过多边来解决。

印度学者称印需制定新政策应对中国珍珠链战略

　　印度总理曼默汉-辛格上周发表讲话，对中国军舰出现在印度洋海域表示了担忧。上个月一艘中国军舰访问了缅甸八莫港，这是中国军舰第一次出现在印度洋海域。辛格在讲话中说，中国似乎重新认识到了克什米尔的重要战略价值。克什米尔是查谟-克什米尔的简称，包括克什米尔谷和查谟平地，位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阿富汗之间，面积约为19万平方公里。根据1947年6月英国最后一任驻印度总督蒙巴顿提出的“蒙巴顿方案”，印度和巴基斯坦实现自治。但对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却规定由各王公土邦自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保持独立。印、巴分治后双方为争夺克什米尔主权曾经发生过三次战争。目前克什米尔一部分被印度控制一部分被巴基斯坦控制。

　　有报道说，中国准备出资200亿美元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援建基础设施，此外中国还计划邀请当地首领Hurriyat访问北京。Srikanth Kondapalli指出这是中国调整南亚政策的重要信号。

　　SrikanthKondapalli在文章中说，印度政府必须认识到中国对南亚次大陆的战略政策已经发生变化并尽快对这种变化做出回应。他说，“珠链战略”是中国影响力切入印度洋的重要举措，目前中国已经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缅甸的实兑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援建了大型深水港，这些港口虽然是为商业用途而建造但是转为军事用途也很容易。

　　Srikanth Kondapalli指出，为了不使印度在对华关系中陷于被动地位，新德里应该尽早行动对中国的“珠链战略”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