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地里长出来的舞者

(微博对话)

杨丽萍去中甸采风途中（摄于2001年左右）

一个人的舞蹈团

云南艺术学院剧场的地下室，“云南映象”的彝族演员罗罗拔四带着我，绕开一堆堆绣着繁复花纹的花腰傣服装和庞大的原始的鼓，终于坐到了演员化妆间里。另一个头顶扎根小辫的哈尼族小伙子约他下象棋。面目有些凶悍的罗罗拔四一屁股坐在地上，开棋。

屋子里弥漫着脚臭气和脂粉味道，刚打完球的几个又黑又壮的哈尼族演员躺在地上昏睡，他们每天14点钟开始上班，打球也是上班的必修课，因为杨丽萍要求他们保持体能——简单地说，就是上台一定要跳出汗，大汗淋漓最好。罗罗拔四他们偶尔也去看一些别的舞蹈，例如民族村里的招徕游客的舞蹈，可他们一概嘲笑：不出汗算什么跳舞？边笑边学着软绵绵地动动手脚。

全团观念统一，演出杨丽萍版本《雀之灵》的杨伍，每晚跳下来，也浑身湿透。这是杨丽萍最基本的舞蹈观：出力，每个动作要像从地里长出来一样。排练《云南映象》的时候，每个来参观的人都不懂，就见她带着几十个少数民族汉子在那里拍地，一拍两个小时。

“他们都会自己模仿自然的动作。”杨丽萍告诉我，她不帮演员排练，最多只是排练队形，演员自己模仿植物生长，动物交尾。“我们云南，向日葵叶子都会跳舞，风一吹，那个形状。他们和我一样，都从自然里学跳舞。”

40岁的罗罗拔四跟随杨丽萍近10年，他家在大理南涧县的大山里，原来在家种地放牛。2001年，杨丽萍招演员，他从老家送侄子来选拔，结果在旁边伴唱的他被选中了。“嗓子亮出来，像是寨里的巫师。”杨丽萍这样赞美他。

眼前的罗罗拔四基本上坐不住，他蹲在地上，随便找片花盆里的大叶子，就吹出鸟鸣般婉转的调子，任何叶子在他嘴里，都能发出乐声。

从2001年到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从放牛农民到艺术家的转变。在台上看到他，40岁的人了，体力超强，嗓子更是惊人，带着一大队年纪比他小得多的男演员，和女演员玩打歌，彝族民间充满了性意味的男女追求舞蹈，又像是一场凶猛的男女对抗，快速跳上8分钟，体力差的受不了。可谁也不懈怠。

“日常打歌动作更随意，这是杨老师编排过的，全是高潮。”

台下有舞蹈团的两个团长在记分，每个演员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中。谁动作不对，谁下台方向错了，谁演出偷懒了，全在他们的专业记录中。根据分数扣演出津贴，异常严格。几个团长前两年也是《云南映象》的演员，现在被杨丽萍改造成了严格的管理者。

不到两个月前，《云南映象》一直演出的昆明会堂突然被拆迁，剧团只花了3天时间就找到新的演出场地恢复演出，演出不受影响才能保证演员日常工资。70多名演员，上千件演出服装，几百只从大山里找出来的神鼓，全部在严格管控下。

虽然管理严苛，但罗罗拔四，还有演出队的队长、24岁的美丽的月培，都对杨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月培也是最早的演员之一，14岁被杨丽萍从建水的大山里带出来。她是在山寨跳丰收舞的时候被杨丽萍看中的，杨丽萍把她带到昆明，替她出中学的学费。10年来，她没有离开过杨丽萍的身边，直到和队里的彝族男演员结婚、生孩子后也没改变。“杨老师养活我，还养我的孩子，现在我妈妈从老家到昆明来帮我，还等于是杨老师养活。”在月培眼里，杨丽萍不是一个舞蹈团的负责人，更像一位母系族长。

10年中，这批最早的团员，唯一一次离开杨丽萍的，就是《云南映象》在2003年3月8日首演后的第二天。那是“非典”时期，允许上演一次，下面只有1名观众、3台摄像机。演出完，全体放假几个月，前途不明，可能就此别离了。大家去昆明饭店吃自助餐，一直没事人似的杨丽萍开始哽咽。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杨老师哭。”罗罗拔四说，那次很多人就此失去了联系。“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也不通。有些人住的地方，离开有电话的街子至少要翻三四座山，谁去通知你啊？”他说，他自己也差点不想回来，家里有地，还有干不动活的父母亲，靠跳舞哪里能养活自己？可他想起杨老师赞美他的灵活，随便拿片树叶，都能把女人引到自己怀里，“就不闹少数民族脾气了”。他在2003年8月份归队。

关于杨丽萍这次的哭泣，《云南映象》合作者之一的殷晓健记得更清楚。那是2003年3月8日夜里的事，什么时候复演，没数。演出结束，全体吃庆祝饭，其实是散伙饭，当场就有几个重要合作伙伴宣布不做了。杨丽萍拿着话筒，话还没讲就哭出声来，全团哭声一片。近百人的哭号，殷晓健说周围的人家一定也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歌舞团最困难的时候，她排练完了都是走很远的路回到郊区宿舍的。我骑摩托车要带她，路边的她满脸无所谓。这么大名鼎鼎的明星，这么能吃苦，真干净。”

“我们的舞蹈，从开始准备到上演，已经3年了，最艰苦的日子，投资伙伴不出钱，没有经费，杨丽萍把全部队员都养起来了。我帮她联系几个浙江的老板来拍广告，浙江人在酒吧嫌灯黑，说看不清楚她漂亮不漂亮。我当时就怒了，想把这几个人赶走，可是她不让，60多个人等着吃饭呢。”殷晓健印象中，杨丽萍是个话少而天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