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望数码城报价:怀仁堂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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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堂会议

 1967年2月前后,在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中央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桌子两旁一边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一边有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分明。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指责他们的错误。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夹起皮包要退出会场。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周恩来也作了检讨。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其职能,批判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①(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6页。)

  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