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挂号打什么电话:文革揭秘：老帅大闹怀仁堂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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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帅大闹怀仁堂纪实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２月１６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３月１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从２月２２日起至３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１９７１年１１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１９７６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1966年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也叫怀仁堂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通称“三老四帅”)、余秋里、谷牧等，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以“三老四帅”等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叶剑英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指责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随后，聂荣臻怒斥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会后，叶剑英当晚就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毛泽东回答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三老四帅”对“文革”的抗争还在继续。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有关“文革”的六个政策性规定文件。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对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乱党乱军、残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恶行径，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史称“大闹怀仁堂。”

　　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在会议室门口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并斥责张春桥“打击一大片”。会议开始后，谭震林再次提出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京，张春桥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接着，谭震林怒斥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他站起来，准备退出会场)“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说罢，谭震林就要离开会场，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接着，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李先念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插话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他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对毛主席?!”谢富治又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谭震林驳斥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随后，李先念接着说：“就是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听到这里，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参与炮制这篇社论的康生却当面撒谎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周恩来又责问参与起草这篇社论的陈伯达，陈伯达也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没有看。”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三次简短插话外，即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词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这就表明，周恩来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期间，周恩来在一些场合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只是表述委婉一些。就在“大闹怀仁堂”的当天晚上，他在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和造反派代表，讲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和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问题时；他在2月17日接见财贸口造反代表，讲到正确对待老干部时；他在2月18日讲到正确对待党的领导时，分别强调指出：“军队要稳定。冲击解放军是没有从整体利益着想。军区不能冲，军事工厂不能串连，军队不能夺权。要信任、爱护解放军。”

　　“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对严肃政治斗争的丑化。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

　　在怀仁堂碰头会还在进行时，毛泽东得知后，派汪东兴赶去了解会议情况。当汪东兴赶到时，会议将要结束。散会后，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会议争论情况。汪东兴回去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急忙去向江青汇报会议情况。江青听后大发雷霆。她武断地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说罢，她随即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要求毛泽东今晚接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

　　当晚，毛泽东召见了他们。张春桥按照经他们“整理”后的会议记录，向毛泽东作汇报。在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到延安整风问题时，才激起毛泽东生气。毛泽东说：“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还要请王明回来吗?”在张春桥汇报说周恩来对《红旗》第13期社论有意见时，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他还让张春桥转告周恩来，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交文革小组讨论。

　　在两个“大闹”前后，即“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前后，“三老四帅”等不仅在会议上公开抗争，而且在会下也作过多种形式的抗争。就在“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2月17日，谭震林分别给林彪、陈伯达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批评“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江青，批判她策动造反派打倒老干部，“比武则天还凶”。在给林彪的信中，他义无反顾地写道：“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看了这封充满革命义愤的檄文式的信后，于2月19日报送毛泽东，本想讨好毛泽东支持他们打倒谭震林。但是，毛泽东只批了“已阅”两字，没有表态。看到毛泽东退回的批示后，“高举”、“万岁”不离口的林彪，却恼羞成怒地把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撕成碎片，丢到痰盂里。站在一旁的林彪秘书，看到这位成天叫嚷“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林副统帅，公然如此粗野地对待毛泽东的批示，不禁感到十分惊讶。后来，这位秘书趁林彪不在时，把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捞起来，晾干后拼凑到一起，复制保存下来。毛泽东的这个批件才得以现在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代表林彪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大发脾气，严厉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

    他说：“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

    “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改组文革小组，让你陈毅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我和林彪马上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生气，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先后开了7次。会上，周恩来首先作检讨，并且主动承担责任，他主要检讨自己“在路线问题上不敏锐、迟钝”。江青指责他“动摇”，说他那天主持会议，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周恩来不软不硬地把她顶了回去。他说：“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从来也是坚持原则的，总是要遵守纪律。”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围攻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迫使他们检讨。江青攻击说：“他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康生无限上纲上线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陈伯达则攻击说：“这场斗争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他们把“三老四帅”对“文化大革命”义正词严的抗争诬为“二月逆流”。

　　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下，会议期间，北京街头就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等口号，并且出现了打倒国务院5位副总理和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标语、口号。会后，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掀起了“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狂潮。

　　与此同时，江青趁反击“二月逆流”之机，公然向周恩来夺权。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竟对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逼得总理只好说：“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还有一次，江青对周恩来说：“地方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总理不要管了。到北京来汇报，总理太忙，不要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随后，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这样，“三老四帅”被剥夺了出席碰头会的资格。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疯狂叫嚷，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混淆黑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进一步煽动，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各地。

　　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1967年4月30日晚，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请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逐个问了他们各自的情况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接着又说：“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屋里，扬起了笑声。老帅们严峻的面容上，重又露出了笑容。

　　在这个团结的会上，毛泽东批准这些同志在“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并见报。这样，使林彪、江青掀起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恶风，不能不暂时地停息下来。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时，要大家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指叶)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很显然，这时“二月逆流”已得到平反，但这只是初步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再次郑重宣布，为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参阅：

中共党史事件：“二月逆流”事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p432.html

党史资料：“怀仁堂碰头会”和“政治生活批评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tsod.html

文革纪实：“二月逆流”中老帅们的抗争纪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ffx.html

党史人物：叶剑英在二月逆流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fgn.html

党史人物：聂荣臻在二月逆流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fgv.html

党史人物：徐向前在二月逆流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fhl.html

文革揭秘：1967年陈毅顽强抗争的一篇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oss6.html

文革揭秘：陈毅搏击“二月逆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ojr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