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中国应恢复“八级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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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26 14:49
•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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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近些年，社会学界做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如陆学艺教授的“十阶层理论”，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断裂论”，还有笔者提出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等。这些理论虽然视角不同，但都承认我国有一个巨大的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群体始终居于低位。任何社会，如果底层过于巨大，多数人处在下层或中下层，对于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威胁。前一阶段，泰国的“红衫军”事件就从侧面告诉我们，底层巨大的社会，是随时潜伏着社会危机的。所以，怎样改变以中下层为主体的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最大难题。

　　中国社会的底层不能太大

　　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巨大中下层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到全社会的55%，也就是说，农民群体是导致金字塔结构的主要原因。目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经有1.5亿以上，加上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6亿。不过，研究证明，农民工即使进城打工，从事工业劳动，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在城市里，他们始终处在下层的位置上。虽然政府出台了很多帮助农民及农民工的政策，但还没有相应带来农民及农民工地位的提高，阶层间的差距在继续拉大。

　　实际上，农民工是我国各个劳动力群体中，最具年龄优势的群体。2007年，笔者曾在全国9个省（包括直辖市）进行了一项对于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发现农民工中年龄在17岁至45岁的，占到了88%。青年有活力，壮年既有能力又有经验，他们都是最有劳动能力的群体。同时，通过数据分析，笔者发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GDP，与农业流动劳动力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农民工流入比例，与该地区人均GDP的相关性最强，高达0.76。这说明农民工对各省级行政区人均GDP的社会贡献最大。因此，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肯定他们是中国经济保八的功臣。

　　既然农民工年龄有优势，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又巨大，为什么他们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却处于劣势？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现有制度中的问题了。

　　农民工处在“有技术无地位”的社会劣势地位

　　公正的制度，使每个人都有竞争和上升流动的机会。而不公正的制度，则是上升机会向某些社会成员倾斜，而对另一些社会成员构成歧视。农民工群体平均受教育程度低，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技能低，也不等于社会对这些技能的需求低，更不等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应该低。我认为，目前我国制度安排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为农民工具有的技术优势设计出良好的上升通道。这导致对各地GDP贡献巨大的农民工，却总体处在“有技术无地位”的社会劣势位置，这正是我特别想强调的观点。

　　其实，农民工的劳动是有技术含量的。“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以及各地的工程、各类产品都能证明，很多农民工应该属于“高级技术工人”。不过，这都是“集体成果”，其技术地位含量很难落实到农民工个人身上。而个人要获得技术地位，就需要凭借社会的“专业技术证书制度”。例如，一个人被认为是专家，人们是依据他的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编审、主任医师、教授、讲师等等。只有得到社会制度认可，一个人才可能获得相应的地位。

　　在我国，农民工与“专业技术证书制度”的关系是什么呢？从形式上看，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各地的人力资源机构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共分五级，涉及各个行业。但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没有获得过这种“职业资格证书”。在经济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明明完成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劳动，但却基本上没有获得被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证书，难以进入中产阶层。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如果将中产阶层分为“中产上层”、“中产中层”和“中产下层”的话，技术工人群体一般处在“中产阶层下层”位置上。这个“缓冲带”阶层是很重要的，它是中产阶层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下层提供上升流动的机会。因此，它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高级“蓝领”工人的工资是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是不低的。

　　农民工这种有技术无地位的“地位上升滞后现象”，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从我国社会结构看，迄今最大的问题是“中层欠缺”，下层巨大。如何使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农民工，通过成为“高级技术工人”这一环节，上升到社会中间阶层的位置上，是未来决策亟须考虑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