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钳:1970年,老红军蔡铁根临刑前的遗书

1970年,老红军蔡铁根 临刑前的遗书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刚看了这个开头，泪水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那你们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它就影响你们的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无缘无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视，虽然你们都还小，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坏作用。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心狠，也不要哭爸爸，可怜的孩子们，原谅爸爸吧！“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中国的革命事业。我为这个事业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真正忘我地工作了30年，我只是感到对不起你们，你们将要成为孤儿，这是我真正的罪责。这是我心中感到最遗憾和最痈苦的事。“我危害到你们，使你们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完全破坏了你们已经不太幸福的童年生活，使你们痛苦，使你们羞耻。并且还在你们未来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严重的妨碍着你们的发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们，是爸爸该死，恨爸爸吧！你们完全有理由恨爸爸！“刚刚，虽然你还只有10岁，但你却是爸爸最大的儿子，而且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懂得很多事了，经过爸爸这次事件，你应该更懂事了。不仅要最听话，最懂事，最爱劳动，最会做事情，而且还要做弟弟妹妹的模范，带领他们影响他们……“可是我的孩儿，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刚、太强、太硬、宁折不弯，很像爸爸，这是很危险的！因而也是爸爸最不放心的。希望你能变得聪明些，能随机应变些。宁折不弯如我，结果只有折，爸爸的事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一些了，应该接受这惨痛的教训，切记，我亲爱的孩子。
            
“南南，你最小，又最调皮，但也最可怜，所以爸爸也最不放心你，然而我已经不能再照顾你了。你本来是个最聪明，最懂事，最关心爸爸的好孩子。可是由于你小，又调皮，不听话……  所以爸爸最不放心你，你如果能听话，不和刚刚争，不和沙沙闹，那该多好呢，爸爸不是更放心了吗？你能改吗？我的儿子，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改呀！“沙沙，你是个女孩子，就是头脑笨了点儿，我想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明起来的，你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让的，可是近来，我看你也变得爱争吵了，这很不好，要坚决改，当然哥哥弟弟欺负女孩子，故意找你的麻烦，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如果在家里玩得不开心，可以出去找女孩子玩，但不要和她们吵，女孩子应该特别听话。”
   “我最不放心，最难割舍，最依恋的孩子们，爸爸要和你们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不是暂时的离别，但你们不要想爸爸，也不要哭，爸爸对于你们是有罪的，但你们都是好孩子，你们没有罪！你们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照顾！”
“别了，我亲爱的孩子们，让爸爸吻你们！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上访从那时就有了 !

  早年，父亲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正是军阀混战，强虏入侵，祖国山河破碎的年代，所见所闻使他深感社会制度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他写道：“看到这一切，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感到愤恨。”他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而被地方警察驱逐出境。他又企图北上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坏之下，同盟军瓦解了。几经波折，父亲参加了东北军，在部队开往前线参加“剿共”时，他联合了30多个弟兄准备携枪参加红军，但因行动暴露被捕。在一个暴风雪之夜他只身冒死脱逃，经过了几天的奔波，终于找到了红军，从此参加了革命。

蔡铁根长子叙述蔡铁根平反经过
    [ 作者：蔡金刚 ]
    我们已无从知道父亲在临刑前想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他在想到即将变成孤儿的我们时，是会肝肠寸断的。
    然而，当我们怀着万分恐怖回到家时，一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阵敲门声后，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们阴沉着脸，在他们身后是脸色同样阴沉的几个警察，当他们开口之后，我们半天才明白，原来他们是来向我们收取杀害爸爸的子弹钱的，我至今清楚的记得他们要收取的费用是五毛钱一发。我们完全惊呆着发傻，目瞪口呆的看着来人，因为就是五毛钱我们也没有，真要也只能去找管我们生活费的陈婆婆要，一番沉默后，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说“他们没有钱，生活还是国家救济的。”警察在老太太们答应出具证明之后才悻悻的走了。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在我国的法律上或者是相关的政策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想出这样一条规定的又是个什么样极阴毒，极无心肝的人，这种做法对无辜的家属的伤害是多么的残忍。                  父亲的死，在当时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此案先后牵连百余人，被枪杀两人，被判无期徒刑一人，被判徒刑多人，“戴帽子改造”多人，他们大都是部队的转业退伍军人，不少都是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此案在当地可谓人尽皆知。直至今天，苏南一带一提起此案，人们大都知道。过后不久，对父亲这一案，常州地方有一名青年工人，写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对父亲的被杀害表示了疑虑和不满，这封信被当成“大案要案”限期侦破。而在破案后仅仅一周，这名青年工人也被枪杀了，罪名是“替蔡铁根鸣冤叫屈”。
              
父亲死后，我们3个“反革命子女”的命运更惨了。挨饿、挨打是宗常便饭，常常彼打得鼻青脸肿，生活不仅是暗淡的，而且充满了屈辱、恐怖和危脸
              
            父亲死后，我们又被赶出了原来的住处，搬到一处平房去住了。此时我们的命运更惨了，几乎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甚至被人围观议论。而挨起骂来，除了“反革命子女”外又多了个极具侮辱与伤害的词“枪毙鬼的儿子”，这些都给我们幼年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挨打更是家常便饭，我们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看着各自的伤痕，我们只能沉默，因为那时我们已经没有眼泪了。
              
            有一次，因为我有一个五十代解放军的帽徽，不知怎么被那个管片的户籍警察知道了，这个人也是个年轻人，平时趾高气扬的，街道老太太们把他哄得特别骄横。走起路来左摇右晃，我曾看见他训斥“四类分子”，真是凶相毕露，令人恐怖。一般人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见我带着的帽徽他便跟我要，我不想给他，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我，拉到居委会里，对我拳打脚踢，边打边说：“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他抓住我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一次又一次，直撞得我口鼻流血，我那时才十多岁，瘦弱的身体哪经得住他的暴打，直打得我头晕目眩，我哭喊着问：“你为什么打人／”他边打边骂，“反革命子女，不打你打谁？”最后还是抢走了帽徽，他凶残的嘴脸和那拳打脚踢，恶狠狠的咒骂，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学校“复课闹革命”了，那时，学校课业不多，却经常要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还要打起背包“拉练”学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农”，临行前，学校最热闹，同学们互相比试着，摆弄着家长为他们准备的各种食物与用品。有的家长还亲自来送，那时的我们也最别扭，我们什么也没有，默默地站在边上看着，听着，心里说不出的孤独，既没有食物，也无什么用品。但到了劳动时，虽然我们因为挨饿营养不足，发育不良，身体瘦弱，但决不能比那些身材高大的同学差，因为这时最能说明我们是否有决心做“可教育好的子女”了。我的老师常常紧盯着我，她说：“家庭出身不好，不能选择，劳动时就要努力表现自己……”有一次，挑猪圈里起出的粪肥，一担就有百八十斤，13岁的我踞起脚尖，双手用力撑持着压在肩头的重担，一摇一晃地在窄小的田埂上走着，只觉得脊柱马上就要断了似的。咬牙干一天下来，肩膀上皮破了，火辣辣地疼痛，可我绝不能比别人少挑一担。。
            就是到了很远的农村，只要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仍然会有人跑过来看，我们虽然不太懂事不明白这些给我们心理上的伤害有多重，只知道，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有罪的人，到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要比别人低一等，不能也不应该和别人比，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始终伴随着我们。这世界，这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暗淡的，充满了危险与恐怖。
            但是有一次，学农中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终身难忘。那是又一年的夏季，也是“学农”下乡，学校这次去的－地方很远，记得是个叫夏溪的地方。那个地方很美，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等待收割的水稻泛着金黄，在湛蓝的天幕下随着微风荡起波浪，江南农村特有的那种白墙黑瓦的农舍点缀在团团绿荫之中，平静的池塘边上垂柳依依，比起城市中的纷乱与嘈杂，这儿好像是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显得静溢、安祥。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住在生产队长的家里，这个生产队长是个结实的中年汉子，他的眼睛特别黑，特别亮，因而也就显得有精神。他爱开玩笑，在地里干活时，他开的一些粗俗的玩笑常令女生们脸红，却使那些农妇们开心大笑。他的妻子却是个稳重，不大爱说笑的女人，她远比那个当队长的丈夫要忙得多。南方人勤快，清晨，她先起来给大人小孩做早饭，同时煮猪食，喂完猪，和人们一起下地。中午回来要做饭，待人们吃完午饭“歇晌”的时候（因为南方夏季酷热，中午一般是不干活的），她要把家中料理一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下午照常出工。待晚上吃完饭还要参加生产队的会议或者学习，她的衣着很干净，说话和蔼。特别是对我们几个学生，经常问我们习惯不习惯，需要什么吗，她很快从同学们的口中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曾听见她对同学们说：“他可怜，你们要多帮帮他。”
            这天中午，吃过饭，同学们都倒头大睡了，我只听见这位主妇在厨房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很快，我闻到了一股芝麻的香味，一会儿，她轻轻地走到我们学生住的房门口，往里探身张望，见我醒着，便向我摆了摆手，示意我跟她出去。我当然愿意有机会为贫下中农做点什么，到了厨房，她却从灶台上端起一大碗拌好的黑芝麻糊，递给我，微笑着道：“给你，尝尝看好吃不？”我一时愣住了，先想到的是学校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忙说：“大嫂。这可不行……”她不等我说完，拦住我的话头说：“没事，不要紧，吃吧！”我于是又想，这是贫下中农关心支农学生，再说这碗黑芝麻糊对我有着比别人更强的诱惑力，可是同学之间是不能独吞的，我便轻声地说了句：“那我去叫大家一起吃。”她却伸手拦住我说：“唉，别，这是专门给你做的。”我不由好奇问：“那为什么？”她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都有大人疼的呀……”我一时怔住了，端着这碗黑芝麻糊，只觉得一种多时未有过的被亲人关怀的温暖和幸福溢满了心头。才吃了一口，就再也止不住泪水了。这时我才看见，坐在那灶后烧火的，就是那生产队长。他正用那双黑亮的眼睛向我微笑着……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了，但那碗香喷喷的黑芝麻糊和他们的微笑一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时，不幸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能使我们暂时忘却痛苦与悲伤，能给我们以快乐，那就是读书。我们去借，去找，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借到尽可能多的书，那时，我们兄妹3人谁能借到最多的书，就是我们之间最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书藉忠诚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多少饥饿寒冷的夜晚。我们从书中去追寻生活中被剥夺了的快乐。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书，撕得没头没尾的，纸张泛了黄的
            书页卷起来的，只要是书，我们都想尽办法弄来看。无论是古代的现在的，中国的外国的，从美丽的童话到高尔基《我的童年》；从孙悟空的桀骜不驯到水浒英雄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青年保尔坎坷的命运，动人的爱情和他不屈不挠的奋斗生活；历史上皇权斗争的宫廷喋血；农民起义的刀光剑影；鲁迅先生冷眼看人生那犀利的笔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范仲淹“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都令我们神往，读得懂的，读不懂的都
            如饥似渴的读，读书的快乐，是其他任何事情所不能替代的。书使我们暂时忘却了痛苦和悲伤，书使我们理解了人生不平，世事沧桑。书使我们超然物外，物我两忘。我们的思想在书中的世界自由倘佯。我们为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讨论、争论甚至吵架，书也使我们增加了对音乐的理解，《二泉映月》的如泣如诉，《命运》的悲壮，都使我们流下过泪水，我们偷偷地听、偷偷地唱，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歌声时常令窗外的人们驻足倾听。
               随着时光流逝，艰苦的岁月使父亲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地越来越淡了。我们慢慢长大了，可是他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却越来越沉重了。
              
            现在，在教师节的时候，从报纸或电视里，常见到人们对自己老师的回忆，她们都是温文尔雅，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因此学生们能记住她们。可是在我记忆中的一位中学时代的老师，却是以另一种形象令我难以忘怀的。
              
            这位我中学的老师，女性，个子不高，略有些驼背，戴副眼镜，她突出的眼珠在眼镜后边老在不停地转动，她很少笑容，记不清什么时候，也真不知为了什么，在她的主持下，班级里突然开始了对我的批判。我的同班同学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同班的同学，虽然尚不知同学之间的感情，但全班同学一同升入初中，除了一个人人侧目的马屁精“红卫兵团长”而外，从未有过大的矛盾。在我遭受别人欺侮时，班里的同学往往还会帮助我。可那次不知怎么回事，几天之间，在我的课桌周围贴满了大字报，因为我个子小，坐在教室一侧靠墙的第一个，墙上对着我的地方和身边的一面墙上都贴上了大字报，后来更干脆贴到了我的课桌上，内容直指我和我的“反动老子”，且都不署名，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同学们都躲着我。
              
            几天之后，内容越来越荒唐，也越来越恶毒，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我去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这位老师，背着手，踱着步，不停地转着眼珠子，皮笑肉不笑地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还能怎么样？”我恼火地问“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击呢？”她说：“你自己考虑吧。”掉头走了。
            第二天，墙上又增加了新的大字报，其中标题有“蔡金刚，你要向谁还击？”我这才明白，这些大字报的幕后主持正是这位老师。可是又过了几天，大字报又突然自己消失了，而且都被撕掉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我更莫名其妙了。过了很长时间，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拉练”途中，才有同学告诉我，原来，学校新调来的副校长看见了大字报，他皱着眉头说：“这不是胡闹吗？一个小孩子懂得个什么，这是人身攻击，当教师的怎么能这么干？”一甩手走了。大字报就这样消失了。我只知道这位姓纪的副校长是从部队转业来的，我永远感激他，是他使我饱受创伤的心灵上少了些许伤痕。
            可是那位为人之师的老师，怎么想起来要拿我立功，立什么功，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了。那年头，陷害同志，卖友求荣，甚至出卖亲人的不少，但是想拿自己的学生立功的，还真不多。这显然是有违师德的。
            妹妹在学校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在上高中时，一次一个同学问她：“你说墙那边是什么？”妹妹回答说：“墙那边是猪。”这是事实，墙那边确实是猪圈，猪圈里当然是猪，可是这猪圈却是驻军医院的。于是问题严重了，这个脑子好使，想象力丰富的同学把此事汇报给了“工宣队”，于是妹妹被停课检查了，什么动机，什么意思，联系“反动老子”，挖思想根源，妹妹被吓坏了，她非常紧张，很害怕，回来告诉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却不太在意，说不就写个检查吗，写就写嘛。妹妹说“工宣队”说了这是一件大事，不那么简单。于是我和弟弟就和她一起认真写了份检查，还不错，可能是检查写得深刻，也可能看她是个女孩子，认识得好（写检查是我们的必修课），这事也就过去了。可是却给心重的，本来就生活在恐怖中的妹妹，在精神上留下了巨大的刺激。
            我初中毕业时不过十四岁，在一家丝绸印染厂劳动了两年，才正式分配，我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去处，我被分到了一家街道运输站工作，就是拉人力车。这个运输站办了个小工厂，主要加工做电焊条用的细钢丝。这个工作很危险，它是用大马力的电机经过变速器带动巨大的滚筒将那粗钢筋通过小口径的模具硬拉成细丝，钢丝在被滚筒巨大的拉力拉细时随时会绷断，而最危险的是每次必须先要将粗钢筋头碾压成能通过模具口的尖端，再用销子砸死在铁链上，再用铁链一的钩子待滚筒上的缺口转到操作者身边时，迅速准确的将钩子挂上正在转动的滚筒上，这样滚筒再用它巨大的力量生把粗钢筋拉成细铁丝。这个工作不仅危险，也非常需要体力，每捆几百公斤钢条先要放到一口盛满硫酸的大缸里，以腐蚀掉表面的锈，之后要捞出来用水冲干净硫酸，再放到另一口大缸中浸泡上石灰和牛油的混合物，再抬到一座大炉子上烤干，之后才能拿去拉丝。这之间每捆几百公斤中的钢筋全靠人力抬上抬下，我营养不良，个子瘦小，每天干下来，骨头节都要断了，那种疲劳真是难以言尽。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又困又累，终于有一天，我挂那滚筒上的铁钩时，连人也被挂上了旋转的滚筒，我只觉忽悠一下，就没有了知觉，待我醒来，我正躺在伙伴们的怀里，原来还是工友们关机快，滚筒只带着我转了一圈，把我砸在地上机器也停住了。要再慢一点，我也就完了。
            我的工资是学徒标准，每月14
            元，8元钱要好多了，可是不久妹妹毕业了，那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我们这样的“可教子女”只能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况且她是个女孩子，尽管不敢说不去，可也就不去办手续，拖了没多久，妹妹的生活费就被断绝了。幸好我已经工作了，钱虽不多，但总不至于饿死。
            一天晚上，我很晚才下班回家，我发现正在上学的弟弟还没有回来，我问妹妹是怎么回事，妹妹说弟弟出事了被扣在学校了。我急忙赶到学校，看到弟弟垂头站在教室的中央，几盏雪亮的大灯泡照着他，几个大汉正围着他。我急忙进去问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几个人是工人宣传队和学校的老师，说他犯了“很严重的政治错误，性质恶劣，影响很坏。”原来这天下午，广播中反常的反复播送通知，说有重要广播，要求组织收听，弟弟的同学问他，你猜猜会是什么事，弟弟推测说，“可能是一位超级首长死了。”下午的广播中说“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逝世了。这下弟弟的话就有了大问题了，学校当即把他看管了起来，“你是怎么知道的？”“谁让你说的？”“为什么要说？”弟弟说是猜的，可谁也不信，但是反复盘问，弟弟也确实回答不出来，这时已经很晚了，我赶紧代弟弟认错，再斥责他，再请原谅他，回去一定好好认识问题，……也许是太晚了，看弟弟是个孩子，也确实交代不出来，也不可能交代出来什么问题，于是又是要写检查，我自然赶紧答应了。可能是那会情况太紧张，人们顾不上，这次事情总算又过去了。
              
            “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兴，可是我们发现这一切好象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父亲的那顶“反革命”帽子，依然压得我们喘不上气来
              
            1976年10月，这金色的秋天终于来到了，“四人帮”被粉碎了，满街都是兴奋的人群，人们喜笑颜开，敲锣打鼓，那气氛和前不久奉命上街游行“批邓”显然大不一样，那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人人都带着笑脸，眉飞色舞地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我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