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及其评价研究》问卷附言
这个问卷从选题设置到具体问题，都是在现有不合理的人文－社科管理体制和观念范围内提问，实在难以在有限的几项中进行强迫性选择。
标题中的“哲学社会科学”说法本身，还是老毛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里说的，把哲学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没有也不应该有凌驾于科学之上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是上帝。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学科。
“创新”是现在中国政治中的概念，笼统地说说可以，非要在所有具体领域层层都来谈“创新”，创新就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套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断创新，这是科学研究的本意，再搞什么科学研究的创新，同义反复。有不创新的科学研究吗？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了。本调查问卷建立在“创新”这个词儿上，是在赶时髦，没有意义。
第8题，团队研究创新能力。人文－社科的研究基本上是个人性质的，建立在个人独特的兴趣和非凡的研究毅力之上。现在什么都要以团队的名义，显然，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的“集体主义”仍然顽强地在这个领域延续着影响。这种思路至少对于人文－社科研究是有害的。纵览最近二三百年的世界人文－社科成果，有几个人是“团队攻关”出来的？都是个人研究的成果（只有少数社科学科的研究需要人手调查，但研究本身也是个性化的），就是《资本论》也只能是马克思一个人的研究，恩格斯只是在他逝世后做完全不改动基础上的整理。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决定的，可是我们现在用工科思维，以为人多力量大，这种最俗的生活经验用在看待人文－社科上，说明管理者是人文－社科的外行。鉴于目前号召课题研究要组成团队，于是多数申报者只是在表格上应付，找几个人相互“帮忙”，实际上还是个人的研究，助手的工作仅是跑腿、整理之类，如果时间充裕，这些助手没有也是无所谓的。人文－社科的多数研究，不能是所谓“集体攻关”（工科可以），那是行政开会研究问题的模式，完全不适于人文－社会科学。
第9题，哲学社科对国家而言，创新能力体现在……（选择）。所有的选择都建立在“有用”的基础上。这个思路对人文－社科的认识是有害的。人文－社科研究原则上不该有功利目的，一旦有了功利目的，研究就很难谈得上科学性。可是现在什么都要求具体服务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目的，这等于毁了人文－社科。实际上已经在摧毁人文－社科。黑格尔在谈到美学时有一段话在这里引证一下：
“科学，作为服从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使用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美学》第一卷10页，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第21题，要求回答高校院系、所的组织体系对科研是否有利。高校是教学机构，可以有研究，但要以教学为主，这是常识。可是现在要求几乎所有的高校教师都必须同时搞研究，是不可能的。教师的工作性质是普及，而研究是个性化很强的创新，只有少数高校教师能够做到。非这样要求，于是多数高校教师的人文－社科“论文”（其实是“一般文章”）是在讲述学科内的常识或是感想之类。违反人文－社科研究的性质，结果只能是这样！解放前20－30年代没有这套人文－社科的管理（基地、核心期刊、评奖等等），反而出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居于我国学科顶峰的学术研究成果，现在花了如此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精力，像搞运动一样“创新”什么东西，结果拿得出来的东西什么都不是。思路上整个不对，其他就甭说了。
第22题，关于人文－社科成果的评奖机制的各种选择。根本的问题是用工科思维来构建人文－社科的评价体系，人文－社科是人的思维，不是机器的思维，不是研究自然界，量化标准对人文－社科研究的导向是十分有害的。所谓核心期刊，本来用于图书馆指导读者找材料的，现在竟然成为一种恒定的评价标准，看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而不看论文本身怎么样，颠倒是非，倒是让一些不怎么样的杂志（他们有的是办法赢得核心的称号）获得了赚钱的机会，收取版面费之类。
第23题，对“少数学者比较浮躁和急功近利”如何看。不是少数，而是普遍的，这是现在的评价体制逼出来的。
第24题，关于研究环境好坏的评价选择。现在对于人文－社科的要求都是行政思维，要求直接为当权者服务，这种环境对于学科发展来说实在恶劣。国家要有点胸怀，花点钱把很少的在某个学科领域有造诣的人养起来，不要追求即刻看得见的效应。例如理科的陈景润，他的研究其实什么用也没有，但是这是体现人类对某个问题的最高思考，我们养起来了，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人文－社科也应该这样做，不要一天到晚拿着表格找人家统计发表多少、多少人引证等等。钱钟书的《管锥篇》有多少引证？很少，但是人家的东西就是传世之作。引证率在大众文化时代是很可疑的。不要迷信引证率。钱钟书不是因他的《管锥篇》，而是因为他的游戏之作《围城》被社会知晓，这是时代对学术研究认识的错位。如果官方也是这样认识，延误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国家的人文－社科了。
第27、28题，关于提升“创新”的举措。这些要求选择的举措，大都是行政思维的产物。重点学科的基地，已经变成了一种“权力”，各个高校争的是实际利益。其实所有的基地都是一个单位两个牌子，一个人两个身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谓“双肩挑”是自欺欺人，真的一个人既是教学标兵，又是研究家，很少。但是现在要求几乎所有教师都得教学、研究双肩挑，结果，所谓“成果”多数是垃圾。发表的东西现在呈几何级数增长，越来越多，谁在看？哪里有时间看？教学反而成了应付，什么都做不好，误人子弟。211之上再加上985，现在还要搞国家级的基地，国家级的评奖，反正就这样几个人，叠床架屋，折腾吧，又不知得填多少表格，开多少评审的会议。本来各学科真正能干的人就是这么几个，把精力用在各种形式主义的评奖、评审上，还做不做正经的事情了？所有的评审都是要消耗精力的，我们真正有本事的人很少，让人家踏实做点实事吧！
各种评奖的程序，机制上说得不错，但是所有程序都是通过“人”来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能量之大，足以冲掉所有评奖的公正，其中的猫腻实在太多，能够评上的，相当部分不一定就是最优秀的，毛新宇的博士论文被评上百篇便是一例。现在没水平的人评有水平的，已经很普遍。例如新闻传播学的社科基金评判组长，十几年来一直是一位中学学历的人，他的名言是：“我到理发馆理发，购买的是服务，绝不是商品！”
2009，12，2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