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不干胶供应商:被历史误会的人:终身反对派陈独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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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历史误会的人:终身反对派陈独秀(3)

文|李响

2011年05月26日08:15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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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他一生用过38个名字,最喜欢的是“独秀”,好友汪孟邹说他这笔名取得太不客气了,陈回答说,“独秀”是他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被诬为汉奸,拒绝延安邀请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在押送囚车上,他先是谈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催问几次,发现陈独秀正呼呼大睡,后来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何应钦传讯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法庭上,大律师章士钊说:“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应该从轻处理。”陈独秀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在狱中,陈独秀的生活几乎与在家中一样,起初监狱不许他看书,他绝食抗议,狱方只能默许,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比他小29岁的夫人潘兰珍每日来探视,两人行为亲密,旁若无人。陈独秀当时除了稿费没有任何收入,在狱中开销过大,多靠友人接济。胡适凡经过南京,总要去看他,有一次因故没去,陈独秀大发脾气,胡适听说后赶去说明和道歉,并按照陈提出的书目送去书籍。

  1937年,南京遭到日军轰炸,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蒋介石派朱家骅去游说,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陈独秀嗤之以鼻:“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时,陈独秀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等都作出了热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等表示出欢迎的态度。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当讨论到是否恢复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反对托派,不能仁慈手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等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接着,《群众》和《新华日报》等也随声附和发表文章。许多知名人士对此困惑和不平,他们联名致信《大公报》说:“对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

  陈独秀对汉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华日报》,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实凭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自此,陈独秀将他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门彻底关闭,再不开启。

    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

  晚年,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潜心研读,冷静思考,对于“民主”,他有了更深刻的反思。目睹斯大林残酷迫害党内外人士的暴行后,陈独秀再次发生重大思想转变,他几乎推翻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他写道:“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逻辑发展……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胡适给陈独秀的评价是“终身反对派”,陈对此深以为然。纵观其一生,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国际肆意干涉,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他一生从未屈服。

  强烈的叛逆思想和刚烈性格,使得陈独秀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始终站在风口浪尖,抛出具有预见性的真知灼见,也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缺乏“变通”能力,不懂韬光养晦,更不会玩弄权术。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 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 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李达甚至说陈独秀“具有恶霸作风”,有一次陈独秀在看一位同志寄来的工作报告,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摔了两个茶碗,“我劝他看完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工作方法的缺陷,使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无法顺利施行,甚至造成早期党内分裂。

  鲁迅是这样评价他的:“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陈独秀晚年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1942年,贫病交困的陈独秀在孤独中去世,走完倔强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