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个税之痒

Amy是英国某金融公司派驻上海的高层，公司在陆家嘴的高端写字楼租了整层楼。但Amy却宁愿放弃这个高端写字楼的舒适环境，一年中有超过180天时间是住在香港。虽然Amy两地奔波，但是机票都是公司报销，好过在上海交个人所得税。有人戏称她：虽然热爱上海，但为了省钱，却只能半心半意的工作。当然Amy并不是个案，近日在媒体的报道中：愈来愈多的金融业高管颠簸于沪港之间，如此辛苦不为别的——只为避税。

从任何一个理由来看，中国大陆城市之中，没有一个能比上海更能承受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如此宏大的理想，却很可能因小小的龃龉却步，比如个税。

不要小觑个税这一环节，每年官方主办的陆家嘴论坛，虽然没有进入议程，却都会谈及这一话题：今年上海金融服务办副主任徐权就无奈表示，“一些金融业高管认为上海的个税太高了，与香港、新加坡比没什么优势，吸引不了人才、机构的聚集。”而在非公开场所，诸多沪上外资金融人才提得最多的要求，据说也是个税。

乍看起来，金融业作为镀金行业，“钱”途可嘉，缘何发愁？原因在于，国内最高高达45%的个税之下，以薪酬作为主要收入的金融业高管收入大为打折，不少人比例纳税比例可能超过40%——工资中一小半领了也是“白领”。与此同时，高昂的税收并没有对应相应的社会福利，内地医保、社保等诸多优惠对于外籍雇员来说无缘享受——近期中国可能要求外籍雇员缴纳社保费，但是自愿还是强制仍旧未见明晰，很难断言利好抑或加大成本。

对比之下，香港工薪最高税率仅为15%，新加坡最高税率则不超过20%，社会福利却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高管化身“两地飞人”：每周工作日出现在上海一到两天，其余时间在香港抑或新加坡，力图使在中国大陆时间不超过纳税183天红线。

另一方面，上海人才之渴并未缓解。不少金融机构表示招聘不到合适人手抑或薪酬成本加剧，反过来迫使不少业务尽量安置在香港。近期罗兰·贝格公布的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显示，对比整体指数22%的年均复合增速，金融人才比起其他指标增速乏力：2010年同比仅增长1.1%，同比增速大为放缓，高管以及研发人员更是结构性缺乏。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早在2009年国务院宣布通过上海2020前建成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两个中心”之前，上海“筑巢引凤”力度可谓不小，不仅力图吸引外资银行等将法人机构入驻上海，也曾经数度组织前往华尔街等地招聘，力图天下英才尽入瓮中。对于个税，上海以“奖励”的方式对某些符合条件的金融高管进行退税，据悉最高幅度可达到4成，使其赋税比例不超过25%。

这并非孤例，据悉北京等地也有针对金融机构的个税优惠。不过，类似举措并非一劳永逸，其局限性仍旧非常明显。

首先，个税属于“共享税”，也就是由中央与地方分成。早先是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2003年之后改为六四开，市与各区之间往往也存在不同分成比例——也正因此，上海方面的“奖励”，其实不过是地方个税收益完全返还，但力度亦仅止于此：地方不仅无权动用中央部分，而且对于个税优惠的话语权也相当有限。

其次，个税一直有着增加税源以及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直接涉及全体纳税人，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个税修正草案甚至对于月收入1.9万以上人群加重赋税，提高起征点是否有利于富人的争议也如火如荼。如此态势之下，地方财政补贴金融业人员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有待检验，很可能引发社会反弹。

最后，地方相关“退税”细则并未对公众完全公开，门槛标准也有待统一。当前运作也并非模式化，往往根据申请“一事一议”。目前有多少人享受到多大幅度优惠，即使对于不少业内人士，仍旧有如黑匣子。与此同时，相关细则惠及人群相当有限，仅限于部分公司极少高层，与大部分中层无缘，而中层也许是对于高税收最为敏感的群体——对比之下，能够享受优惠的高层也许对于税收的敏感程度最低，他们来到内地工作，更多看重商业机会以及发展空间，在机构内部对薪酬也有着更多议价能力。

如此看来，针对少数高管的个税优惠仅仅是一种地方行政手段，持续性、规范性、公正性均有待考察，效果也可能未必尽如人意，否则“空中飞人”现象何以层出不穷呢。进一步看，上海整体商业环境仍旧与香港与新加坡存在不菲差距，个税问题只是其中一隅。

一位外资金融高管告诉笔者，其十年前返回上海时，市区房价不过2000元每平米，而且地方政府对于外籍人士购房还有不少补贴。对于公司公派，又拿着国外水平的薪酬，他也乐得回来，自嘲赶上了推涨上海房价第一波。如今，他的同侪们则难以如此乐观：上海的机会在增加，生活成本却不再低廉，市区房价动辄四五万每平，衣食住行方面不再便宜，直追香港。

对于海外人才来说，从税收到福利，回国生活质量难免有所下降。上海银行业公会的去年一项调查显示，中高端国际人才在各项指标当中对上海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最低。

资本逐利，这注定了税收影响巨大，从新加坡可见一斑。1998年之后，新加坡为了与香港竞争财富管理业务，陆续通过调低公司税、个人所得税、免除海外收入所得税等措施，使不少机构舍香港而取新加坡，目前其在亚洲财富管理中心地位不可动摇。

税收一小步，可能就是上海的一大步。中国当前赋税，无论企业还是个人，从营业税到所得税，不可不谓沉重，当前局部“减税”措施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减税也需要顶层设计。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人会怀疑上海的未来，但上海的当下却不乏困惑，个税等领域显然需要更具突破性的改革。金融中心，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生态而存在，除了金融业之外，IT、服务业等相关配套非常重要，监管以及法制环境也缺一不可。因此，笔者认为比起针对单一行业金字塔尖人群减税的行政手段，整体性、普惠性的减税显然更有必要，当前中国大陆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必须有所下降，这不仅加大一线城市商业竞争力，也会缓解逃税现象。

机会在哪里，资本就在哪里。2011“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显示，伦敦、纽约和香港排名前三，上海首次上升第五位，与东京并列。从伦敦以及纽约的经验来看，这两个地方最高赋税都远远高于香港，也没有针对金融业人员的税收优待，但是其营商环境优质，能吸引来诸多机构、人才。目前,纽约拥有77万金融从业人员，占总人口3.5%；香港有35万，占总人口5%。相比较而言，上海拥有的金融从业人员不足20万，占总人口1%。由此可见，比起赋税的局部效应，整体环境的改善也相当重要。

对于上海等以金融业为未来发展重心的城市，当下应该积极尝试探索“金融特区”的形式。从改善经营的便利性、规则的有效性、监管的透明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性等领域入手，进行税收、人民币国际化、法律等实验。如果上海能藉此营造宽松友善的经营空间，那么自然会吸引更多机构，也为高端人才带来更多机会，这比起个人所得税的一时一地的减免更具有全局意义，也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