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紫棋 给你的歌 歌词:【2006古老的中基课】节录．其之二：经方退化03

温病派兴起之后，莫名其妙地形成一种很可怕氛围，把经方派完全逼成弱势族群，以致於到了近世，在中国一百个医生裡面有没有两个经方派的都不知道了。张仲景这麼好用的系统被整个废弃掉，只因為有人捏造了另外一套理论，说他那一套理论才是对的。

拜託，张仲景的那套理论，是不知道哪裡流传下来的宇宙机密呢，不是你这种仅靠一世一代的人类智能就可以篡掉的啦！张元素的本草归经理论，使得后人再也难以理解、认许经方派的用药逻辑，这是经方系统的第一次重创；温病学派的毫无理由的膨胀挤兑，使得经方派遭到全面性的忽视和否定，这是第二次的大覆灭。

你说中医和西医有什麼好互相敌对的？毁掉中医的，不都是行内人的恶搞吗？

於是，到了清末民初，一般中医差不多什麼病也医不好了。时局到达这个坏到极点的时候，又有一些读书人说：「怎麼外面医生都这麼糟啊？家裡人给他们治死一个又一个……受不了了！我不要出去给医生看了可以吧？我自己在总可以吧！」於是在家裡面古书拿出来开始翻一翻，可能是翻到中医「基础教材」《伤寒论》，从第一课开始看……开始开药，然后发现：「吔～～！？怎麼会这麼有效？」很强呢，於是这些儒生们，又开始重新创造下一梯的经方派，那时候像惲铁樵就是这样。曹颖甫、张锡纯、章次公……这些人又重新开始了经方的轮迴。

而在他们那个时候之前一点，清末，四川那边郑钦安抓著伤寒论创出了火神派。火神派的几个分支在大陆那边也很强哦，到现在还是很强。

如果要说火神派是如何发出来的，当然，用阳药的郑钦安是个传奇人物。但，如果要说到这种用药风格，其实在更之前，就有人在四川準备好了这块培育它的土壤。用生附子破阴实的思考，之前四川的齐秉慧，就清清楚楚地倡行过，而齐氏和他的师祖舒驰远，医术都可说是经方派和「傅青主．陈士鐸派」融合的混种。所以，也可以说傅派的医术，和火神派的诞生，也脱不开干系。

到了清朝末年，四川那边的郑钦安就正式形成火神派，阳药用得很足，并且留下相当完整的医术理论。一代一代精鍊下来，郑钦安没有讲清楚的事情，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说了，他的徒孙孙第四代的小火神卢崇汉讲清楚了，终於用《黄帝内经》阴平阳密的这几句话，讲出了宇宙阳九十六跟阴四的这个比例。当然，这个宇宙是不是真的就是阳九十六阴四呢？不知道哦，说不定神佛的世界也会盖高速公路、盖大楼哦，哪一天三十三天之外又盖出三十六天你也不晓得。如果宇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生命体，我们也不能说一直会是这样，只能说现在检验到的是这个样子，以后会怎麼样还不知道。说不定这个「玄牝」裡面又会吐出更高的世界，那时候又变成九十八比二……？

而在火神派之外，还有一些经方医生，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开始用大量阳药，他们比较是广东一带的人比如说「陈大剂」伯坛、「黎小剂」庇留、谭彤辉、易巨蓀这几位「广东四大金刚」，而通常用得最多的，是「真武汤」。用八两附子真武汤的手法，也在他们的下一个世代的谭述渠手上趋於成熟。岭南这一支的路数，和火神派略有不同，如果说火神派主攻「阳虚」，岭南的这几位就兼攻「水毒」──如果你去香港，看看中国南方夏天是怎麼在喝退火凉茶的，就会很容易理解真武汤為什麼需要这麼频频地被使用了──到现在的臺湾，放眼望去，以体质而论，十个倒有八个都是真武汤证的患者，真武汤变成我最常用处方的第一名。不过勒，我也不给不相干的外人开真武汤，除非是他自己也学过、也懂得道理；不然，多喝几口冷饮，这个汤剂的药效就被解掉了，没什麼搞头。

虽然火神派在今日是如此重要，可是我还是要说，补火派每出现一次，中医就面临一次狭隘化的风险。

你单看火神派的东西会很容易觉得：「啊？只有阴、只有阳，然后阳很重要，就这样。」原来中医有几千个方子可以用。他们红了之后，跟随者会觉得好像只有十五个方可以用，变成这样子。他们讲到的都是重要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觉得，学习的时候要整套学全，具备多元化的观点，当你把整个阴阳虚实的「版图」都学全了，再看出这个病人是座落在阳虚阴实的座标上，这样子用阳药，下手才踏实、篤定。不然的话，心情上总会有一种贸贸然的感觉，用药的手法也会因為学得不全面而显得粗糙。又如果有一天，人类的体质又变了，这种「强而不稳」的学习，将不能抵抗时局的变化。

如果要扯一点辨证学，六经、五臟，我们都提到过了。

明朝的张景岳，又归纳了「八纲」：阴、阳、表、裡、虚、实、寒、热。这麼一种分类法，有它「表记学」上的意义，但，如果以开「经方」而言，这种八纲的框框倒是没什麼好用的地方。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拿许多传统方剂去作八纲的归类，说某个方剂的证状是「表虚热症」「裡寒实症」之类的，然后再硬去划分说这个方剂哪味药是治表的，哪味药是治寒的等等。如果以张仲景的经方来说的话，八纲是一个「太过粗略」到有点无聊的作法，因為仲景用药的层次很细，细到不能用八纲来归纳。比如说太阳病的五苓散症，感冒没好，又口渴、多汗、发热、尿少、头痛、喝水会想吐，那，你说这是阴证还是阳证？是表证还是裡证？是虚证还是实证？寒证还是热证？不管怎麼归类，都会变成像是在硬掰。因為它是表证也是裡证，是阳虚、是阴实也是阴虚，且没有所谓寒热的向度。因為它是表邪未解，人体中的水走不通，某处水太多、某处水又太少，读了《伤寒论》，我们可以了解它是怎麼一回事，但这整件事，并不适合用八纲的框架来强加归类；如果用八纲来理解它，会是「裡热虚症」，反而没人看得懂了──不适当的表记法，也会使得中医变成黑话──翻车鱼穿比基尼，哪块布遮第几点都不知道了！──又比如说桂枝汤证、麻黄汤证，那是六经辨证的「太阳」病的「营卫气血」的辨证范畴，风气伤了卫气，会变成桂枝汤证；寒气伤了营血，变成麻黄汤证，在八纲来说，都是表证，桂枝汤算作表虚，麻黄汤算是表实，然后呢？是阴症还是阳症？是寒是热？到这裡也会变成硬掰，因為这两方子用的药味会对不上八纲辨证的结果。──反而五臟辨证的那一派，桂枝汤算「肝阳虚」、麻黄汤算「肾阴实」，比较有它内部逻辑上的正确……不过这一派的我也不算会就是了。

不少有名的临床医家都认為「八纲帮不到临床」，像刘渡舟教授就曾说，送一封信，八纲只能送到那条街，不晓得门牌号码，收信人还是收不到。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感慨。

总之，经方的思维归经方，后人归纳的表记学归表记学，不是什麼需要互相依存的学门。像现在还有些人，用很奇怪的英文字母什麼的来标示经方的药理，试图来作「大破解、大揭秘」的工程，我也是搞不清楚多费那个周章是要干什麼啦！中国人直接读古书最容易理解的东西，為什麼你要发明一套火星文，把古籍以「极具偏差」的手法译成狗屁不通的火星文，再强迫地球人去多学一套火星文，然后才能……用火星文来学地球语的古书？

这都是……為了夸饰一己的学术成就，而去破坏原本最有效率的学习方法啊。

所以，这一类的「总结论」式的归纳，讲白了，也就是地球人很怕「未知」，什麼东西都要赶快给它安上个全不合身的「结论」来让自己安心，即使根本尚未弄懂。

中国人还有一套辨证法，后来变成日本人很会用，叫做「气．血．水」辨证，虽然不具全面性，却有提示性的意义。不要以為人只有气跟血，中间还有「水」，气是阳，血是阴，水是中间那个像津液的东西。人有「气滞」，有「血瘀」，有「水毒」，这三样，哪一样出问题你都得处理的好才行哦。就像很多人的心臟病，是水毒型心臟病啊，水的代谢很差，每一个细胞都微微浮肿，把血管压得压力很大、杂质很多啊，这种的，你去治心臟、挖血管有什麼用？你要把水抽掉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层面嘛。

至於，日本方面，大概是三百多年前吧，那个时候也是时方派很横行的时代。所谓时方派跟经方派的分界，我个人是拿「张元素」当分界点，张元素之后创的方称為时方，就是「随著时代潮流创出来的方」，那经方就是「经典之方」嘛，或者是说那个「经」就是指《伤寒杂病论》。宋代虽然有创一些方，可是还可以算是经方派的时代。因為时方最重要的存在基础就是，张元素创出来归经理论之后，从此以后每一味中药都重新洗牌过一次，那个是最大的分界点。

时方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也分时方派跟经方派。只是日本不称為「经方派」，他们叫做「古方派」。然后时方派在日本称為「后世方派」。那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江户时代，有一个使用经方的医者吉益东洞，他就非常痛恨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他说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是「阴阳医」──就是那些医生讲话都是那种虚虚玄玄的，什麼五臟转来转去，都不会医病──於是他就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跟医术，把整个日本的时方派扫平，那个时候吉益东洞的外号叫做「医杰」吧。

做到所谓「汉方中兴」这样的丰功伟业的一代武林盟主「医杰」吉益翁，据说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只忌惮过一个人，他对於这个人，曾说：「对我而言，他一个人的存在，就隐然像是一整个敌国在那裡一样，等我死了，医林盟主就非他莫属啦！」不过他说的这个人，后来并没有接收吉益翁的天下江山，因為那个人只活到三十五就因為先天体虚得寒疝死了。这个人，在日本也有人称他為「医圣」，但到底是行迹不明，所以我就叫他「小」医圣，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人，学中医的，今天知道这个人的人都很少。这个人的名字是「永富独啸庵」，本名是永富凤（凤介），字朝阳。永富凤留下来的著作很少，谈医术的内容不太多。像吉益东洞，《药徵》、《方极》之类的作品，都是清清楚楚在教人「医术的操作」；可是小医圣较有名的一本医学著作《漫游杂记》，主要的内容，却是在谈比学医术更「之前」的话题──如何以《庄子》的「达人心法」练成《伤寒论》！──蛮夸张的哟，讲什麼宋朝温酒达人奚娘子的故事啦、日本铸香炉达人龟娘的豪放言行啦……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喜欢《庄子》吧，读到这样子的一本怪医书，还蛮感动的。

能把所有日本的时方派这样剷平掉，你说吉益翁的医术是不是算很强呢？很强。可是呢，吉益东洞也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吉益东洞而言，他的圣经就是《伤寒杂病论》。而《伤寒杂病论》我们都知道，是不需要理解的，只需要去背它就会有很大的用处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会讲某国语文的人，甚至讲得很好的人，其实不见得是会文法的。

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话有什麼文法，一直到看到那些师范大学编出来教育外国人的书才知道「喔？原来是有文法的？」。可是我们自己讲中文，并不会讲成不合文法。而外国人做过一个实验：你如果把一个文法正确的句子，依照那个文法结构，去造出二十几句同样结构正确的句子，让一个学习者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让那个人唸熟背熟，再换另外一个句法的二十句让他唸熟背熟，然后，再叫那个人自己去试著讲英文造句，会发现那个人的英文文法「竟然是对的」！──当你熟悉了正确的脉络久了，其实人的「潜意识」非常的精，它会硬地归纳出文法，然后作存档。因為人的潜意识有这种机能，所以在我心裡某一个角落，会相当赞成「读经教育」，因為你读熟了之后，很多很多的文法你会自然完成，那是潜意识就会自动运算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不会中文文法还是可以讲中文。

那，一旦人能够把《伤寒杂病论》背起来，他就算不是有意识的，他都会知道中医的理法是什麼，以至於他在遇到病人的时候，即使只凭直觉开药，都有可能开的是正确的。那就是潜意识文法的力量。

吉益东洞，以一本《伤寒杂病论》做到这样的医术，当然是很难能可贵，可是呢？当他著书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个很激烈的论点「万病一毒说」，说所有的病都是一种毒气造成的，就是「邪气」，你不要管他是什麼邪气，你只管把它打走就好了，而他这样讲，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病机理论」做到最简化，因為凡是在外面看过中医、或是听过人家谈中医的人都知道「病机理论」是多可怕的东西。「病机」就是「这个病為什麼会发生，你的内在出了什麼事」。那，那些中医黑话高拐分子讲话一扯起病机，什麼内臟都可以掰进去，听起来很过癮，可是……疗效很差。

我们中国人治病的时候都要「辨证」，对不对？那个「证」，我们都会写这个「证明题」的「证」，而不写作「辨症」。為什麼呢？因為这个「证」字裡面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病症」的「症」；一个是「证」，「证明」它的推理过程。什麼叫作「辨证」呢？──这是我们张仲景的绝活喔──比如说我们要判定一个「桂枝汤证」（就是说这个病适合用桂枝汤）的时候，我们要找他很多很多的小「症」，比如说他后脑勺有没有一点僵硬啦、鼻子有没有流鼻水啦、有没有打喷嚏啦、有没有脉浮起来啦、有没有吹到电风扇就觉得很讨厌啦，当这些这些所有的小「症」都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他体内确有这个「病机」，「病机」就是「之所以生病的理由」，比如说在桂枝汤证是「受到风邪而不是寒邪入侵，这个风邪还没有攻入营分，还在卫分……」──用这些小症状去找出病机──而当两者理论跟实际都脗合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可以开桂枝汤。所以「辨证」的「证」都是用言字旁的「证」。「证」这个东西，除了「症状群」之外还有「病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完整的「证」的定义，它是一个「证明」的过程。

但是吉益东洞呢，就是因為太讨厌那些阴阳医讲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不允许学中医的人讲任何病机的理论，什麼肾阴虚啦、肝火旺啦，不准！因為《伤寒论》裡面也没怎麼讲这些东西，《伤寒论》比较会讲的是说有什麼「症状」，口乾舌燥啦，大汗出啦……所以他就不准人家讲病机，只准人看这些「症」去推测他是《伤寒论》所说的哪个「证」。那当他这样子做了之后，从此日本人的中医医疗系统──他们叫「汉医」啦，「汉方医」──「汉方医」的医疗系统，就跟所有的病机理论脱节了。抓住了《伤寒杂病论》固然很好，可是从此跟《黄帝内经》说掰掰了。因為《黄帝内经》有很多内在病机理论的东西。之后在他们的汉方医学裡面，《黄帝内经》就不见了──当然不是完全不见啦，而是不太容易学习了，学习上比较有障碍。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味药叫做「茵陈蒿」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他肝不好，用茵陈泡茶喔──我不很喜欢这种做法啦，因為是比较苦寒的药──「茵陈蒿」，我们《伤寒论》裡面当一个人发烧又发黄的时候会用到它，退那个黄疸的，我们中国人如果要论「病机」就会说：「茵陈蒿，治的是肝经的湿热。」我们比较会这样子讲它，肝有湿有热的时候，茵陈蒿可以把它泻掉。可是吉益东洞的《药徵》，就讲说：「说茵陈蒿治『湿热』，这是邪道之说！你看张仲景这位圣人之书所写的，你就知道茵陈蒿是治『黄』，所以各位记好了，茵陈蒿是治『发黄』！不是治湿热。」就这样严格划分，凡是讲湿热，他都打叉给零分这样子。

可是吉益东洞所做的好事就是，从此以后日本稳定於经方派，所以现在经方的研究，日本那边，像近代的几位，矢数道明、大塚敬节这些先生，医术都非常之好。他们如果有什麼医得不好的地方，就会很深切地反省──我觉得日本人那份「认真」很可爱──他们会深切反省说：「啊，那个人头痛，在那边烦躁欲死啊，我就是没有背熟《伤寒论．少阴篇》的角落有一条『烦躁欲死的人应该吃吴茱萸汤』，所以才拖了那麼久没把他医好，我真是太对不起病人啦！后来，想起来了，才给他吃吴茱萸汤，然后一吃就好了……」都在深切反省条文没有背熟的事情喔，非常可爱。反省的是「条文」，而不是「病机」的辨识、推理。

那日本人的中药呢，用的剂量比我们小非常非常多，几乎可以说，《伤寒论》的「一两」哦，他们会用现在的一「克」，那《伤寒论》的一两如果我来用的话，差不多是十几克，所以他们吃的药量是我们的十几分之一，附子用那麼零点几克都怕毒死人，我附子八两都用过了。不过，他们用附子怕毒死人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他们的附子没有像我们中国炮製的那麼透，所以他们的附子也比较容易毒死人。

那日本人用那麼小的剂量能不能取效呢？还是可以的。我学中医的朋友遇到日本人来看病，都非常欢迎，因為日本人很乖，你叫他吃这个药，他就鍥而不捨好好地吃，不会问东问西，就会这样连续吃三个月五个月，然后五个月以后来跟你感谢说：「先生，我真的好了，感谢您。」那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喔，我们中国人吃三天五天就要发作了，不是病发作，是脾气就要发作了。我觉得这事情很讨厌也很矛盾，你自己也在讲「西药很快，中药很慢」，那就应该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宽限嘛，可是这些人真奇怪，吃「照理说会很快」的西药吃了好久都没有好，他也天天吃，吃安心，都不怀疑「说是很快的西药為什麼都没有效果呢？」，可是，吃中药，他自己也说「应该会很慢、不会有什麼效果」的东西，吃了三天五天没有效果，就来找你算帐了。我不知道為什麼会有这种行為发生，什麼都反著来，不合乎逻辑。

同业之间，我们都很怕看台湾的病人；而看到日本的病人，人家回日本都好几个礼拜了，还在感叹说「遇到这样的病人好高兴」──这是很快乐的人生体验哪，讲什麼他就一直答「是，是，是，我了解了。」非常乖。所以在好病人存在的前提下，他们那样子只吃少少药，会不会有效呢？还是蛮可能有效，日本人的水果通常是只吃当季最新鲜的，吃水果的密度没有很高，当季的西瓜吃一吃、当季的哈密瓜吃一吃，过季了，就觉得「这个不够滋补，不要了」。吃水果的频率不高，加上平常吃得够咸，可以排掉一些水毒，所以身体的调理能够争取到药生效的时间。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科学中药，就是日本人带头做的。科学中药的浓缩倍率，现在差不多平均来讲才三倍到六倍之间，一克的科学中药，折合成生药，可能也不过四五克，药量很轻，我们有时候药房抓个药就几百克的一大包哩。可是如果你长期有恒心地吃，还是可能会有效的，所以日本人可以用这个东西。那至於说感冒药的话，小青龙汤啊、桂枝汤啊，光是两三公克，都会有一定的疗效显出来。日本人发展出这个科学中药，到今天台湾人也跟著用。科学中药就是把那个药煮成很浓的药汁，然后喷在淀粉上面然后弄乾，像奶粉一样的东西。

以现在的时局来讲，中国人这边，少数的人在大声高叫要「经方复兴」，而日本就很安稳於那种「效果也满好的，那我们慢慢医总会好的」的一种很温和的经方世界。这是现在中医界以经方系统而论的国内外大概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