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dk7.0神器加点:希望政府重视良心诤言

　　6月5日的《早报星期天·想法》有两篇文章——《改革不能没有制度保障》和《和人民一起行动》是大选过后难得一见在华文报章看到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恳切诤言。

　　叶鹏飞是前文的作者，他的文章真知灼见，文学功底深厚，常常有精辟的见解，这回的文字对政府提出了要求重新审视《报章与印刷馆法令》以及解除钳制言论自由的《诽谤法》、《内部安全法》、《官方机密法》等等法令，这篇文字的出炉令人喜出望外。

　　文章是因应了李显龙总理最近发出的“与全体新加坡人一起打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所需要的“民众参与制定国策的方向”而撰写的。作者认为，如果要民众真正持续参与公开的论述，以及报馆能即时提供一个透明度更高、言论更自由的平台以便给予读者参与讨论与发表意见，就不能不对相关的法令加以检讨甚至解除，这样总理才能真正做到“细心聆听不同的声音”，以及将“捂住这些声音的障碍去除，做到‘言者无罪’”的目的。

　　叶鹏飞的这段呼吁来得正是时候，作者在联合早报社任职，我估计他比任何普通读者或写者都更能感受言论受到钳制的郁闷以及无法在日常作业中确切地审时度势。事实上任何在政府机构或法定机构任职的从业员都身有同感于这一点。即便是在公共部门任职者，经常都有“人在江湖”的无奈，因此，如果李显龙总理的这番话要真正得到贯彻与落实，不从最根本的节骨眼作起，那恐怕将是“不可能的任务”。

　　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李集庆是国立教育学院的助理教授，也是剧场导演和编剧。他通过与德士司机的对话，反映了民间对行动党所作出的讽刺诠释，从过去行动党标志着“和平与繁荣”、“沦落”到被讥为“付钱再付钱”、再到“没钱还是要付钱”，再再到最近一直被众人强力挞伐的“自大又傲慢的人”，行动党的形象持续遭到贬谪，成为民间的一大诟病与笑柄。

报纸谏言为民众所乐见　　

　　华文报能作出如此直谏是民众所乐见的，如果行动党人能谦卑地包容与接纳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提出的良心诤言，这肯定是国家的福气，更是执政党的运气。华校生长久以来都被冠上与“左派激进份子在意识上画上等号”的帽子，因此在言论上更显得拘谨甚至是最沉默的一群，华文报在操作的文化上，也就趋向于在意识上急于摆脱这一历史的不幸所造成的误会。 　　事实上，华校生长久以来都被灌输以精忠爱国与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意识，即便是批评政策上的瑕疵，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免不了受到儒家五伦的思想影响，不至于对长官或当政者抱持对立的姿态或立场。受华文教育的前辈在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左倾思维和部分华校生与当政者的对抗事件，更不足以代表华校生的主流思想。但不幸的是，产生在新加坡那个时期的左倾意识，却使得华校生从此“含冤莫白”，“华校生”的这个名词更从此成为绝响。 　　新加坡已经走到这个台阶，不免让人想起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英明的君主，他亲眼看到了隋朝在短短的三十几年中，统一了中国后的兴盛，又昙花一现地灭亡，随后油然而生强烈的忧患意识，把隋炀帝的功过作为反面教材，警诫为政者谦卑治国，以民为本，深深感悟到“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因果关系。自此，唐太宗颁布一系列的轻徭减赋的政策，不扰民，释奴婢，“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唐太宗最被史学家传为佳话的是他不计前嫌重用与他曾经是“死对头”的太子李建成的重臣魏征和降将尉迟恭。魏征原来不信任唐太宗，在他“辅佐”太宗时，提出了两百多次的不客气的谏言，所谓不客气，就是让太宗难看甚至是为难的意见，但史书上对太宗的评述是：“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表现。

　　可以这么说，没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就没有下来唐朝的鼎盛，要知道唐朝的京城长安在当时的“国际局势”而言，更像是现在的纽约在国际间的繁盛，而唐太宗的治国理念与海纳百川的行为举止，更为整个盛唐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从这次的大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不管是任何一个阶层的民众，对国家政治改革的期待与呼唤是极度迫切的，《联合早报》上的种种呼吁，我认为更是受过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最能感同身受的，知识分子所应扮演的角色，是真诚表述其“是非观念”而非制造“对立”氛围的，媒体业者如果真能获得更多的言论开放的自主权，确切地反映出民众的赞美或贬斥为政者与民生的声音，提供老百姓更大的自由发言空间以及摔脱法令下的限制与拘束，更自主、更负责任地发挥媒体的专业任务与使命，这比起由政府组织而成的“球员兼裁判”的所谓“民意处理组”甚至是“基层组织”更为中立与客观，对执政的行动党长治久安的使命更能起到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前文提起的魏征与尉迟恭，如果执政党也能打开心结，广征在野党的优秀政治人物共同为国家谋福利，这将是让行动党大幅度加分的一个举措，因为民众相信，不管执政党或在野党的衮衮诸公，大家都是新加坡人，都是爱国的新加坡人。

　　李显龙总理不妨认真的考虑这些半个世纪以来少有的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