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冰傲天 墨邪尘 小说:中苏和解的最后尝试：苏共竭力寻找妥协也以失败告终(2)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人首先打破了此前苏中对话的沉默。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约见契尔沃年科（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几个月来同苏联大使交往的都是次要的中国领导人），周指出，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维护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并且希望在党和政府的方针上拓展同苏联共产党的联系。周恩来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派遣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建议。这就证明了中共开始希望修复同苏共的关系，而且这还是国务院总理专门所做的声明。周恩来对契尔沃年科说：“如果落实这个建议比较困难的话，那么中国方面将欢迎重要的苏联代表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接触。”中国总理还指出，如果“苏共领导同志认为这两个建议都不合适，中共中央准备听从苏联方面的建议”。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大使馆本身对周恩来的建议充满怀疑，但中国这个重要倡议的报告还是立即送达了苏联领导人那里（确实是如此做的）。契尔沃年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总的政治方针，而有关北京特殊“战略策略”的言谈可能是中国为了加强自己在苏中争论中的地位。苏联大使馆建议只是在邀请其他兄弟党代表团到莫斯科时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即便如此，也不要安排与中国代表团的任何可能会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一般会议和会见。大使馆还坚决反对举行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的任何非公开方式的会见，担心这样做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额外的优待，而且将会引起“兄弟党不正确的理解”。②

　　然而，中国并没有等待莫斯科的回复，而决定掌握主动权。在第二天，即10月29日，周恩来再次召见苏联大使，指出中共中央决定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计划，即希望在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派遣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国务院总理本人将会亲自率团前往，并建议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邀请除南斯拉夫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去莫斯科。当了解到周恩来（在“没有事先得到同意或向苏共解释一下意见”的情况下）已经向一系列“兄弟国家”的大使不仅转述了中共的计划，而且还委托他们立即通知本国领导人尽快汇集到莫斯科时，契尔沃年科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反感。中共的一位领导人解释说，采取这种灵活的政策是因为“离庆典的时间所剩无几”，而莫斯科对中国建议的答复至今还没有收到。

　　周恩来最后的说法是有切实依据的。苏联党政机构的运转一年比一年迟缓，本来在此情况下，苏联应该立即做出反应，但这样的机构运转往往停留在不断的同意、讨论、确认等上面，结果给自己造成了“障碍”。再加上当时由于将所有的力量都投人到向欧洲主要共产党解释赫鲁晓夫突然下台的原因，莫斯科“忽视”了中国方面的建议。这就导致了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与国内“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契尔沃年科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他写道，大使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任何有关赫鲁晓夫被撤职后的情况的正式信息，到莫斯科出差的大使馆党组书A. A．勃列日涅夫在10月底回到北京，所传达的还是在同苏共中央机关和苏联外交部负责人非正式会谈时所得到的消息。而这些信息，中国的报刊已经从西方的大众传媒转载过来，并且还含有不少关于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细节方面的内容。

　　在此情况下，莫斯科做出的反应还是非常有效的。在同东方集团国家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后，苏联方面就在10月30日对中国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同时向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通报了自己的决定。苏联告诉中共领导人，赞同他们“逐步改善苏中关系”的意见，而对其他党的代表解释说，苏联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会议宣言及声明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统一性”。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对于邀请与苏联关系处于断交边缘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从苏阿关系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行的，而周恩来坚持不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团来莫斯科的请求也没有成功。

　　苏联甚至还竭力表明自己做了充分的准备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前夕收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命令指出，中国代表所参加的活动都“应该在友好和轻松的氛围中进行，以便让中国同志明确地感到我们准备同他们进行接触和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契尔沃年科甚至还建议在北京的隆重集会上发表一个一般性的声明，尽管不涉及讨论的问题，但其中必须强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政府非常渴望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兄弟般的友谊和全方位的合作”。

　　可是很快，一些情况就表明，实际上克服已经存在的分歧的希望与现实相距还是遥远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希望反而加强了双方的冲突：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过分地要求自己的伙伴重新调整政策，而且，主要的是，把此带人到两国领导人的行动中。相互指责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个方面的。批评中国行动的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以公开而不礼貌的甚至是侮辱性的方式谈论中共领袖毛泽东，并指责他“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也同样集中所有的火力直接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认为他是“当代修正主义”主要的传播者和苏中关系的矛盾制造者。由此，苏联新领导人的上台被北京满意地认为是中国的一个重大胜利并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期望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将会回归到其还在50年代中期就偏离的“真正的马克思的道路”，同时也期望随着第一书记的替换，党的主要路线也将发生变化。

　　然而，北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那些继续在苏联掌权的人，其中包括米高扬（A.1. Mikoyan）和苏斯洛夫（M. A. Suslov )，不仅曾顺从地追随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而且非常不喜欢中国人的思想，同时他们还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代表大会主要决议的设计者，甚至是苏共新纲领的设计者；即便是赫鲁晓夫所培养起来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强大阶层（在中国这些人被称为“苏联新的资产阶级”），也绝对不想牺牲世界革命所带来的特殊优惠的利益和现在安逸舒适的生活。1964年11月5日飞到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还不知道，苏联领导人将准备做出一些让步，但他们是否将做出妥协的决定是由中国方面的态度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