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冰傲天全文免费阅读:中苏和解的最后尝试：苏共竭力寻找妥协也以失败告终(3)

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会谈

　　确实，从北京方面传来的中国官方领导人有关和解的言论及做法都非常明白地告诉苏联，中国并不打算做出任何重大的妥协。正如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帕夫洛夫（S. P. Pavlov）向苏共中央提供的情报所说，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同这个组织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及苏联参加者谈话时指出，苏联的观点可能会改变，并坚定地重复说：中国共产党永远反对同苏联共产党公开论战。同时，他还明确地表示，中国的观点“非常清楚并不会改变，他们不打算在原则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在中国与十月革命有关的官方宣传中，仍然经常有这样的思想，即两国关系中的困难的产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错误，这些问题应该由导致产生这些问题的人来消除；是否能促进改善两国关系，主要是中国将积极地继续利用有关“在苏联加强阶级斗争”的纲领，使同情中国革命的苏联民众抵抗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国家领导人，等等。

　　如此来看，在莫斯科苏中谈判一开始就表现出双方都不愿采取妥协的态度也就不奇怪了。这次莫斯科谈判是在庆典之后的11月8日立即举行的，持续到12日。谈判是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一开始，中共代表就指出，苏共的主要路线是“赫鲁晓夫路线”，因此苏共应该拒绝这个路线，否则“中共的正确路线”如何能与苏共的“不正确路线”相提并论？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排除赫鲁晓夫路线，中共就不可能接受苏联关于停止公开辩论的建议，也看不到停止斗争的可能性。

　　不难猜想，中国代表团这种强迫苏联共产党否定其主要路线、类似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显然无法被苏联方面所接受。如果苏联方面同意了中国方面的一些意见，正式拒绝执行以前的政治路线，不仅不会给世界的共产党政治运动带来无法补救的损失，相反只会证实中共的权威。正是由于这方面的矛盾，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试图暗示自己的中国同事，苏共“即使不同意其中的许多问题”，也不准备谈论“有关重新修订苏共的领导方针”，并且说“如果每个代表团都提出要重新修订党的主要路线方针，那么谈判可能就会走入死胡同”。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主要的任务是在现有分歧的条件下，首先是使双方关系正常化，同时创造条件来进行正常的、平心静气的讨论，以解决所争论的原则问题。

　　这种态度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苏联准备承认早先在苏中关系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同时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被废黜的赫鲁晓夫身上。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苏联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勃列日涅夫曾公开承认：“虽然苏共的原则方针在同中共的争论中曾经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正确的，但赫鲁晓夫同志的一些言论和行为给我们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带来了不健康的因素……赫鲁晓夫同志的退职在很大程度上使苏中关系的不协调因素消除了。这件事情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都减轻了负担”。然而，中共代表团不想朝这个方向走，而要求苏共领导人实际上是“无条件投降”。

　　有关起草委员会的问题是谈判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中国代表团坚定地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参加12月15日召开的委员会的工作。苏共领导人在回答中强调指出，关于召开这个委员会的决议，是61个兄弟党会议的意志的反映，苏共绝对不“坚持”12月15日这个日期，而如果中共在原则上同意参加，共同努力克服兄弟党的分歧，那么苏联将准备讨论任何有关召开委员会的日期的建议，其中包括中国代表的提议。

　　在谈判过程中，中共代表团不止一次地企图利用个别苏联领导人未经思考的声明作为例证，来说明苏联的政策停留在“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时代”。例如，在讨论过程中，米高扬在回答周恩来有关苏共停留在“赫鲁晓夫的命令”的影响下的看法时说，“至于涉及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同赫鲁晓夫同志不存在分歧，或者说，就此问题的意见在口径上都是一致的”。中国代表团立刻开始利用这些发言，指出在此情况下他们不期望改善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并看不到继续谈判的基础。

　　发生于11月7日克里姆林宫隆重的招待会上的事件引起了中国方面更大的愤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R. Ia. Malinovskii )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实际上是建议周恩来在中国对毛泽东进行就像在苏联对赫鲁晓夫所做的一样的“手术”：“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了，我们不应该允许任何人来干扰我们的关系，不要任何毛和赫鲁晓夫之类的人来阻碍我们”。当然，元帅这个完全不清醒的说法（正如俄语中的俗语所说“如果大脑混乱，那么说出的话就如同醉酒后的胡言乱语”）仅仅是口头上的表达，而这个意识在很多苏联和中国政治家的头脑中都是存在的。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和毛应该对苏中关系的恶化负主要责任，同时还认为，一旦这两位领导人走下政治舞台，苏中关系就有改善的可能。然而，元帅如此大声地在很多人（其中有西方外交官）在场的情况下，在大厅里说出这样的话，当然会引起重大反响。中国代表异常尖锐地反对这种没有分寸的—如“号召推翻毛泽东”—说法，并指责苏联领导人说，这个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中央的观点。这样，苏联代表团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表示（因为在谈判过程中马利诺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被提及），这种缺乏深思熟虑的声明无论如何也不能反映克里姆林宫的观点，而马利诺夫斯基也亲自“为自己不正确的表达道歉了”。

　　谈判到最后总算有了比较平静的气氛。特别是最后一天，11月12日，当时双方在互相尊重的氛围中互致客气的话语和表达了互信。中国代表在得知苏联方面关于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决议是按中国代表团要求的通报后，指出中共中央将严格遵守其可信性和秘密性。在此，周恩来指出，“相互信任，这是我们所必须的最低限度”。之后他又重复了毛泽东的话“我们的争吵是暂时的现象，而我们的团结将是永恒的”。这是1964年秋天毛泽东对在中国的苏共中央代表团领导格里申（V. V. Grishin )说的。

　　苏共代表团提出了建议：举行两党和两国高级别代表的会见（或是在莫斯科，或是在北京，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的）—如同中国方面提出的如此进行准备的建议一样—来交换有关一系列问题的意见，并逐步向前推进，恢复我们双方的信任，加强苏共与中共、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团结。周恩来对此回复时表示，苏共中央的建议将转达给中共中央，同时指出，双方必须付出努力，为改善双边关系创造新的环境，寻找新的途径。周恩来说：“如果你们什么时候认为这样会见的条件成熟了，你们就提出讨论内容及如何讨论的具体方案。”在最后，他甚至还说了，最好是两党关起门来进行磋商。

　　如此平静地结束谈判首先被解释为，双方都已经弄明白了对方的观点和态度，并认为不再需要更多的“伤筋动骨”的无益讨论。莫斯科认为，“中国领导人把这些接触看作‘对敌侦查’的方式，借助这种方式，他们企图试探我们维护苏共方针原则的耐心”。由此，使苏联领导人形成的看法是，排除了不少错觉的中共领导人将更加认真利用由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所建立起来的实现正常化的客观和先决条件。按照克里姆林宫的看法，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决议能够使中共走得与苏共更近，而不丢掉其威信。

　　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大多数成员对以后事情的进程是否按照这个程序持怀疑态度。从各个方面汇聚到克里姆林宫的信息给了非常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苏联对北京在原则问题上走得与苏共更近产生了怀疑。首先，这是从在苏联的中国公民（首先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行为中发现的。如果说，他们在1964年10月以前还基本上不对苏联所发生的政治变动进行评论，那么，到了11月，他们讨论有关问题的积极性开始明显地提高了。正如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所报告的那样，中国的大学生开始比较频繁地参与同苏联人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话题，甚至还就此问题“强迫他们来讨论”。在这些争论中，中国人所运用的主要论点完全是简单轻率的预言：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中国发展，而修正主义在苏联兴起并同帝国主义妥协；赫鲁晓夫因修正主义而倒台，时间将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赫鲁晓夫下台正好赶上了中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原子弹试爆成功（苏联和美国试图干涉原子弹的研制，但没有成功），所以现在中国人在任何场合下都会自豪地重复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将压倒西风”。

　　特别引起苏联领导人不快的事实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批评越来越超越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而开始包含了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克格勃的报告指出，中国人说苏联居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现在的特权阶层是“苏联新的资产阶级”，“谩骂苏联的现实、允许对我们的出版物的诽谤性抨击—这明显地歪曲了一切，《真理报》早已经停止谈真理了等等”。考虑到这个事实，苏联非常清楚中国公民在苏联的活动是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协调合作并在其严格监控之下的，由此可以不必怀疑，中国领导人的正式意见是通过大学生来进行传播。

　　这些说法在苏共与中共11月的莫斯科谈判宣布竭力寻找妥协没有成功后更加突出，而且是由中共代表团成员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公民的。11月13日早晨，周恩来和中国外交部助理乔冠华在中国大使馆对他们发表了演说。据参加会见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说，周恩来指示他们“要积极地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因为修正主义者要顽固到底……并认为走赫鲁晓夫式的死胡同的道路比较好”。乔冠华的讲话更加激烈，他说：“全世界受压迫而想革命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同修正主义者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次苏联之行引起我们强烈愤慨，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方针。他们在总理面前拒绝了一切，竭力挑起争端，采取带有侮辱性的做法，不顾来自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抗议，决定把死胡同走到底。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赫鲁晓夫统治了12年，而他们，最多也就撑个3年，将走下历史舞台。他们的命运将比赫鲁晓夫更加悲惨。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希望恢复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谊。人民非常高兴总理的到来，人民为我们两党的谈判结果而担忧，为我们的友谊而担心。然而，人民的领导者集团却与人民意愿背道而驰。”

　　中国公民谈话的语调在这些讲话之后发生变化是不值得奇怪的。苏联安全机关遗憾地确定了苏联与中国大学生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关系这一事实，并且中国的大学生开始公开说：“苏联领导人非常坏，他们不想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矛盾可以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相对比，因为这种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等等。得到“第一手”关于在莫斯科谈判的情报后（要考虑到这是被更改的符合中国领导人需求的情报），中国公民在其苏联伙伴面前拥有了不容置疑的优先发言权，这是因为他的伙伴苏联人只能被迫处于接受要么是传闻，要么是绝对空泛的官方刊物的声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