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邯郸市新曙光小学地址:海权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安全模式的历史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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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对中国的影响
文/丁云锋——中国安全模式的历史性转型
从1363年朱元璋鄱阳湖之战到郑和下西洋的1405年是42年。
1363年四月朱元璋率领他的大军去瓦解陈友谅对南昌的围困，这支大军由步兵、骑兵和水师组成，朱元璋的船小、居下游，陈友谅的船大、居上游，作战的武器包括抛射实心弹丸的火炮，但主要还是冷兵器刀、弓、弩等。
鄱阳湖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战争中水战色彩最浓的一次，就军事水平而言与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不相上下。中国自秦、汉、隋、唐、宋、元以来的统一战争都是以中原为核心战场的，南方多水系的地方一直是次要战场。
1368年消灭张士诚后朱元璋开始他的北伐，北伐的首要目标是山东，山东是历来阻止淮河、长江下游流域政治势力北上的战略要地。公元前468年的吴国伐齐就是海陆并用，从长江口出海北伐山东半岛的齐国，公元409年东晋大将刘裕也是海陆并用北伐，消灭了在山东的燕国残余慕容超，山东半岛还是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的重要基地。
朱元璋对山东和京津从海路的用兵，是中国统一战争中海洋第一次被利用，也是第一次成功的从南到北革命。由于黄河的改道和大运河的淤积不通，海洋通道才被利用，海洋相对运河的高风险仍然被认为是不划算的。
从1367年朱元璋北伐开始“海运”满足了山东、辽东的粮食、军饷运输，1408年大运河贯通后的“河运”与“海运”展开争论，河运可以看成是水上的陆运，沿途关卡是营私舞弊、劫公肥私的官场，1421年在官场的运作下海运被罢黜，有人以海运不到3%的耗损企图说服明朝政府继续海运，以失败告终。内河运输中的腐败远远超过海运中的风暴损失，海运是高效的运输途径，官场利益主导了国家利益，腐败的内河运输取代了高效的海上运输，统治国家的成本却在不断上升，直到压垮一届政府。
在欧洲从“希波战争”开始，没有那个有影响的国家、帝国在“没有”海洋战争行动配合的情况下能发展壮大，没有那个国家可以在海禁的前提下不要说强大，就是生存都很难，但中国是例外，所以中国在明清两代当国家重新统一后，海禁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
因为宋朝的灭亡就与过于宽松的海洋政策有关，中国农业经济不能承受大量粮食、铁器外流的冲击，刚刚统一的明朝也不例外，明朝初建需要发展和恢复农业。1809-1810年的英国粮食危机与1815-1838年英国《谷物法》的变迁，粮食贸易最原始的贸易，粮食贸易有不可替代性，明朝的海禁与英国《谷物法》对粮食贸易的敏感是一致的，英国对《谷物法》的抗争是因为英国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矛盾，明朝的海禁与英国的《谷物法》是对民族经济的一种保护，纯经济原则上保护是有一定期限的，经济保护是把双刃剑，但粮食贸易不同于普通贸易，它的不可替代性使它不可以受制于人，所以在英国国内粮食供需改善、价格回落后仍然不允许出口。
明朝对中国安全模式的调整
明朝对中国在西北的安全核心利益做了重要调整，从汉武帝以来，中国对西北新疆的安全诉求一直是以驻军来解决的，西汉、东汉、唐朝都是这么做的，在新疆的驻军是完成汉、唐时代大外交的前提，维持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沉重的国防负担是压垮唐朝的外因之一。
明朝不在新疆驻军，驻军只到嘉峪关，与新疆保持联盟状态。明朝重点防范的是蒙古高原，为此在辽东大量驻军，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明朝初期的国防重点从西北转移到东北这一国防政策调整基本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安全模式，从朱元璋的北伐到朱棣的亲征“先发制人”“打了就走”的中国安全战略与秦汉时期如出一辙，辽东与中国的中心地区华北距离较近，在地缘政治上用来监视政治上活跃的蒙古高原非常合适。
西北地区历来是中国大外交的主要通道，随着海上通道在宋、元时代的开辟，许多西南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可以通过海路与中国建立连接，这也是中国安全模式在陆地上调整后的海洋补充，大外交是中国历来政治强盛的炫耀途径，中国在嘉峪关的存在满足了朱元璋时代的大外交，海洋的大外交途径开通是永乐大帝的创举。
中国的禁海与下西洋是同时进行的，政治与经济是分开施行的。禁止海洋贸易和进行政治宣传是可以共同展开的，永乐一方面遵循朱元璋“重农轻商”的海禁国策，一方面劳民伤财的进行海外政治作秀，他有这个魄力，只可惜后来的皇帝都没有。
从1644年清朝入关到1683年康熙一统台湾是39年
从1644年入关开始到1650年都是顺利的，从1650年开始一个人的出现使南中国的战场悄然发生改变，他就是郑成功。
从1650年到1661年郑成功的活动范围从南京到台湾、广东，以南澳岛、厦门岛为基地，以海外贸易为主要财源。
郑氏集团对沿海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破坏。为削弱郑氏集团的反清力量，从1667年（康熙五年）开始大陆对福建、浙江沿海五十里以内全部迁界禁海，沿海地区土地荒芜，渔业停顿，造成大量农民、愚民破产，内迁。还影响到江苏南京的关口税收，沿海的盐业凋零，江南民生生计困难。沿海居民内迁造成南方土地进一步紧张，原本躲避明末战乱的南逃人民再次陷入苦难之中。
清朝对台湾的军事准备。
从1624到1662年的荷兰统治台湾期间使台湾初步具备抗衡大陆的能力，台湾有沿海岛屿不具备的优势，成为郑氏集团与海外三角贸易新基地。
台湾自身并没有军事优势，台湾的优势是没有优势，是明末战乱和三藩之乱无暇东顾，与南洋和西方人的贸易是清朝统治者不愿意做的事。
海权的要点是；海洋生产、海上运输、海外市场，这三点中国都可以不做，首先中国的国内有南北运河，不需要海洋运输。中国从事海洋生产的人口比例太低，没有影响力，海外市场没有足够的诱惑力，也没有足够的侵彻力。
1662年到1683年统一台湾的战争是台湾在中国历史上价值最大的时期，与明朝中期的倭寇骚扰问题一样是一种海权的萌动，被大陆权主义所“镇压”，清朝统一台湾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在海权的认知意义上并没有超出明朝，反而在倒退。
1662年到1683年的台湾问题是历史给中国发展海权的一次机会。
海权是海洋安全、海洋经济两大概念下关于民生的“综合国力”
中国是个陆海兼备的特殊国家，中国历史上先进的农耕经济是建立在小范围内的经济体系。
永乐盛世也没有支撑一支强大“郑和舰队”能够多多延续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郑和舰队很强大，但明朝在此时海洋经济特征极不明显，海外经济分量的严重不足，这时的明朝以海权时代应有的标尺来考量其“综合国力”是不及格的。
正是因为海权是一种“综合国力”，不是单纯的军事概念，所以“郑和舰队”和“北洋舰队”的单纯军事化是走不通的，一个是盛世背景下的政治作秀，再强大的政权也养不起没有实用价值的军备。一个是王朝末路的海权突击，金钱买不来时代化，买不来海权，海权意识和实践都需要漫长的历史积累和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产业基础。西方海权的思想建立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西班牙半岛的两个“冒险帝国”到荷兰的“商业帝国”，再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式帝国，版图也是从小到大的过程。
中国从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冒险，到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业繁荣，民生也在发生改变。明朝超乎时代要求的海洋安全维护能力与海洋经济的蹩脚发展，本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可以利用的拐点，到了康熙朝可以用“自残”的陆权（迁界禁海）来隔离台湾。中国的陆权主义政治传统扼杀了海权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中国的依农经济是自然经济，西方最初的重商主义也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英国的羊毛、法国的葡萄酒、意大利的皮革，中西方的区别在于海洋在这些民族国家中的交通作用。
明朝可以放弃海路运输走内河，清朝也可以废止四口通商改为广州单口通商，一时成本的增加还是社会可以承受的。明朝的沿海运输的动因是单一的，缺乏动力，可以搭乘内河运输的顺风车。清朝四口通商可以使外国更接近产品的源产地，减少中转成本，广州单口通商后成本上升，但仍有利可图。
农耕经济可以产生强大骑兵军团如；汉武帝的时代，也可以产生海军舰队如；郑和舰队。关键在于政治环境，三国时代中国内战不止，曹操仍然可以对匈奴作战并且获胜，这都得益于汉武模式的建立，有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就有必要的经济手段，中国边境地区施行的粮食政策——以粮食换盐引，就是以政治需求建立市场化的供需关系，也是汉武帝之后汉昭帝进行“盐铁改革”的所在，政府放弃部分物品的官方专营是对战时经济政策的改革。
维持由政治需求而建立市场化的供需关系只是降低了社会代价，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汉朝付出了文景之治的物质积蓄换来游牧政权的倒塌，划算与不划算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连农耕经济都消耗不起，游牧经济就更消耗不起！
中国首先是个陆权大国，陆军和农耕社会维持着这样一个帝国，郑和舰队有拖垮帝国的“危险”，所以放弃了。
只有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面临危险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政权，才会做出自汉武帝、唐太宗、永乐大帝的那种最原始、最持久的发展针对北方的强大陆权。
以农耕经济为基础，以安全诉求为动力的中国陆权主义安全战略模式。选择向内陆纵深“扩张”的冲动与执着是理性的，也是政治统治合法化所需的考量，也是经济投入与安全获得的必然。
陆战、海权与地缘政治
中西文明发展的不对称是地缘政治的使然，中国从陆权向海权的转型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海权对陆权并没有天然的优势，希腊雅典位于地中海中部、黑海的出口，得益于贸易立国，面对波斯大军陆军的失败也几乎延续到海军，准备撤往西西里，海军的胜利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相对于雅典，波斯人更不善于海战。雅典只赢得了他该赢的，波斯被不善于海战的马其顿陆权所灭。
海权的传统建立在地缘政治之上，希腊也是现有陆权后有海权，所以没有纯粹的海权国家，也没有海权对陆权的绝对优势。海权和陆权那个更重要，是因国家而异的，总体上世界国家和政治有从陆权传统向海权过渡的趋势，有些地方是陆权长期压制海权，有些地方是陆权与海权相伴而生，局部地方还存在着海权压制陆权的情况。
没有那个国家是建立在纯粹的海洋国土之上，没有陆地领土。海洋作为陆地的延伸，海洋经济作为陆地经济的补充，海洋权力作为国家权力在陆地以外的延伸和倍增。
由于海洋通道的高效性，使沿海国家在海洋上的延伸大大超过了在陆地上的可能延伸距离，海权先行国家西班牙、葡萄牙作为版图在西方不算最大的国家，在海洋上的延伸是陆地国家所不及的，远比他们强大的马其顿、罗马也没有他们如此的扩张范围，先行国家的失败让位于有更大版图的沿海国家。
超出国家版图的安全诉求也并非只有海权才会，有强大陆权传统的国家仍然要考虑长远的安全维护，长城的倾倒是弱者推卸责任的借口，长城被侵略者突破，在真正的强者眼里是从失败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向长城以外谋求和平，而不是躲在长城后面，才是安全的上上之选。
中国没有成为海权先驱国家的原因
有根本原因和三大因素；根本的原因是强大陆权的惯性和没有海权挑战传统。缺乏制度保障、缺乏持久的经济动力和缺乏海洋文化，有人把缺乏持久经济动力看做根本原因是错误的。中国历史上的持久经济动力被长期用在修缮长城防线上，并不是中国没有持久的经济动力，这是个伪命题。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进步主要在农业领域，中国的商业也很繁荣，只不过不是通过海路完成的。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要对海权有帮助，就必须是以海洋通道来完成经济活动的比重占到一定分量，中国从明清到民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后来被迫打开国门后农产品的出口市场被外国完全垄断，成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出入的运输工具都是外国的为主。英国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通过立法，禁止和限制出口、进口物资使用第三国的船只，可见海洋通道、船舶的重要性，中国完全被动。
海权的多功能性
海权只有从海洋一头的陆地延伸到另一头的陆地才有最大意义，没有陆地海洋就全无意义。
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争夺是虚构的，海权是陆权的倍增器，陆权是海权的本钱，英国能够后来居上，是因为英国的本钱在先行国家之上，海洋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交通和互换有无，掠夺式的先期海权当然要让位于开发式的海权。西班牙是掠夺，荷兰是交通有无，英国是把海洋另一头的陆地纳入他的工业经济体系之内，所以才产生出更大的历史意义。
英国创造出来的工业时代的海权是现代海权的主要内容，海权的经济功能是陆权不具备的，从经济学上只有海权可以如此高效的连接远距离的两块陆地，相比之下在陆地上的连接要付出无数倍的代价。
在海权是陆权的延伸的原则下，海权对陆权的优势是一种历史错觉，海权只是相对于没有发展海权的国家时才更加明显，海权国家可以从新发现的陆地国家和没有发展海权的陆地国家得到稀缺的资源。海权在东西方的发展是不同的，在东方强大的陆权长期压制海权，在西方任何一支所谓强大的陆权都必须考虑海权，几乎所有有影响的西方国家都依赖海洋通道，东方不同，长期的不用考虑海洋上的威胁，只是到了明朝末期才收到海盗袭扰，之前只有少量的不为人知的局部的行政力量看守海岸线，历史上没有经济威胁更没有军事威胁从海上来过。
唐代的玄庄和尚西游和鉴真和尚东渡都是秘密进行的，政府不鼓励外出边关和海洋，但日本和西域的来使是不反对的。
像中国这样的陆权国家的转型不仅是海洋的问题，还有陆地的问题，陆地传统的惯性束缚和先驱海洋国家既有的优势压制构成双重困难。
欧洲自罗马帝国之后就没有形成再在大陆上的帝国传统，有相对的陆权大国和很多海权小国，英国的陆地大，但地理位置偏北，所以农业上不构成法国对手。西班牙半岛不算小有效可被利用的面积少，但是位置很重要，成为海盗和海上冒险的先行国家。中国的大一统传统之长，面积之与欧洲相当，所以留给周边沿海洋国家的空间就很小。
欧洲地理的破碎和文明的不断转移造就欧洲很难政治上高度统一，自罗马帝国后地中海就没有完整的统一过。中国周边地理虽多样，但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过，欧洲文明中心在沿海国家之间转移，相对不变的陆地边界与畅通的海洋通道是欧洲文明的文化联系工具、政治联系工具、经济联系工具，中国只有与西方打交道时海洋通道才重要起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建立起像欧洲国家间那样的海洋联系，说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没有成为发展海权的持久动力，中国国内的经济也只有大运河，没有大海权，中国的大运河完成了欧洲地中海至波罗的海的运输。
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很大的经济才能成为政治动力。
英国最重要的不是四面环海，而是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能被利用的占多数，这一点是37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所不具备的，日本的后来居上得益于海洋功能的工业开发。
英国在19世纪的繁荣一直延续到1945年，一直控制着地中海，1948年印度独立到1973年撤出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南亚、非洲陆权国家的崛起。
海权只有从海洋一头的陆地延伸到另一头的陆地才有最大意义，也是最不公平的，海权的本意是自己陆地的延伸，以原教旨主义来看只有统治陆地的国家才可以海洋延伸，只有陆权帝国才可以海权帝国。
现代海权是从抢劫开始的，古代海权是从原始交换开始的，所以海权并不存在对陆权的天然优势，没有陆地交换就没有海洋交换，没有海洋交换就没有海洋通道。希腊是地中海与黑海的海洋交换天然的市场，希腊文明中海洋商业途径是在所有地中海和黑海海边的，包括克里特岛的奴隶市场。希波战争中希腊除了有本土作战优势外，还有丰富的海洋经验，希腊的陆地统治效率也不比波斯低。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吴国对齐国海上、陆地挑战也是失败的，后来的罗马国打败迦太基国，虽然罗马海军的组建比迦太基晚一些，都是靠近文明中心的国家打败了离文明中心远的国家，反证了齐国的统治效率比吴国高，陆权优越于海权，有高效率陆权的国家也可以组建高效率的海军，道理是相通的，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美国的海权转移也是陆权不断扩大的过程，陆权太小的国家承载不起过大的海权。
从“海洋抢劫”到“陆地抢劫”再到“工业生产”是现代海权发展的成长路线，海权的初始是原始的沿海居民物资交换有无，海洋抢劫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自从有了海洋交换就有了海上抢劫——海盗，海军源自海盗是不争的事实。在先进国家之间进行对海岸另一头的抢劫是代价高昂的，这导致了第二阶段对落后地区的抢劫。
“陆地抢劫”是地理大发现后文明、国力相对先进的地区对文明、国力落后地区的抢劫如美洲地区，陆地抢劫从15世纪末持续了200余年。对落后地区的抢劫成了“海权只有从海洋一头的陆地延伸到另一头的陆地才有最大意义”的最初血腥实践。
“工业生产”是比抢劫更文明、更有效的致富途径，抢劫中也包含着商品交换，抢劫毕竟不是光彩的行业，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败即是抢劫经济的不可持续性，荷兰的崛起是大规模垄断商品交换的结果，英国的取代荷兰是工业化生产商品的必然，法国参与肢解荷兰是法国的妒忌，是对单纯商品交换的惩罚。
生产者取代中间交换代理是合理的（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工厂时，生产按郎咸平所说已经分为六个部分；设计、采购、仓储、订单、批发、零售，单纯的生产亦已经过时）。
海权与民主政治
以商业贡献来决定政治权利的民主政治是商业理性的政治应用，商业理性不仅存在于希腊城邦，在黄河两岸也是存在的，希腊文明只不过是商业色彩较浓厚的文明。生存是最大的商业理性，商业理性在军事时效性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最佳模式是相互依存，不偏不废。
希腊文明战胜波斯大军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以希腊文明才不断西移寻找更大的根基，中华文明需要向海洋转型寻求更大的发展。
世界海权的原始海洋交换形态和陆权的民主政治幼年期都着实发端于希腊却实是偶然，就像海生生命爬上陆地，爬上岸是必然的，但先爬上七大洲的哪一处海岸就是偶然的了。
海权或者说海洋经济的泛滥可以倍增商业理性。
中国是最有资格的全球帝国
冷战是海权与陆权的较量，一个控制了大部分陆地，一个是控制了陆地边缘的绝大部分，苏联是继拿破仑、希特勒之后最后的一个西方陆权帝国。
中国的陆权帝国失败并不是中国的失败，海权是国家的不是帝国的，失去之前的帝国历史并不意味失去之后的海权世界。
美国在冷战前获得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胜利，又在冷战结束后获得在印度洋两次伊拉克战争的胜利，美国的海权衰退也将从中东、日本、欧洲开始，其中一个在中国的西边，一个在中国的东边，对中国陆权帝国传统的恢复有战略意义。
陆权帝国分为沿海的陆权帝国和内陆的陆权帝国，海权实质上是对沿海的争夺，因为力量的延伸需要资源的支撑与取得，沿海地带是资源的富集地区，所以海权是对沿海地带的争夺。因为越是往陆地腹地资源就相对贫乏，代价也相对昂贵，所以内陆陆权帝国往往盛极一时，从蒙古帝国到拿破仑，从希特勒到苏联。蒙古帝国向中国沿海地带的扩张是成功的，向欧洲东部和中亚扩张，使西部和中部都没有很好的沿海地带，中部没有印度沿海，西部没有欧洲沿海。
拿破仑帝国的境遇与中国相似几乎控制了全部欧洲大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欧洲大陆的沿海以外还有强大的英国，中国的控制以外“没有”。拿破仑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失败的前车之鉴，不可以临海洋而不顾，希特勒是对拿破仑失败的重复实验。
中国的沿海以外有日本，中国的内陆深处是印度，因为印度有沿海，中亚和西伯利亚没有，日本和印度是中国在陆权帝国时代继失去对欧洲文明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之外最大的发展败笔。
日本在二战中东北亚、东南亚的征服性扩展失败与中国赢得民族独立是亚洲陆权的胜利，日本的失败是亚洲海权的失败，美国接手了日本在该地区的海权。因为“亚洲海权”的失败，使亚洲变为受大国支配的海权地位，亚洲从被征服性地区变为被支配性地区，也是一种进步。
1948年印度的独立是英国失去全球海权优势的标志，加上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英法势力撤出运河区，英国彻底丧失全球海权，拿破仑从1796至1799年都一直在努力切断英国通过埃及与印度的这种战略联系。美国在二战中取代英法在东南亚、东北亚的战略存在，战后又取代英国在印度洋的存在。
印度是英国全球海权在海外最大的基地，类似于今天美国在中东、印度洋的存在。英国的从东欧经黑海、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缅甸一直到朝鲜半岛，形成的全球海权链条，1948年印度的独立是这一链条上最大的挫败。
日本如今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基地，是围堵中国链条上最大的海洋楔子。想当初日本破坏了英国全球海权在印度以东的链条，今天美国美国全盘接手，整个链条上最大的两个点仍是印度和日本。英美两个全球帝国都可以在忽视中国的前提下进行着全球“统治”，而两个关键性的点就在中国的东边和西边。
日本在历史上被中国支配，后被美国支配，中间经历短暂的亚洲征服，印度的历史就是被征服与支配加上1948年来的独立。中国的历史是征服与被征服的纠缠，现在是被支配的纠缠。台湾从海权真正进入中国以来就几乎没有与大陆在一起过，我们一直是被“抢劫”的，在陆权时代，我们被游牧民族抢劫，在海权时代，我们的台湾一直被“抢劫”至今。从模式上对付陆上的还是海上的“抢劫”是一致的，现在是建立一支“海上骑兵”的时候了。
制海权
制海权是陆地权力的有效延伸遭到无效抵抗和无力抵抗的结果，近期正在抵抗中的、争议中的和还没有结果的不叫制海权。
马汉的海权理论不等于“制造战争”。
国际协作不等同于“和平永定”。
海权是民生，有关海权的转型是民生的行业转型。民生是最大的经济，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海权、陆权、空权都事关民生，海权与陆权是两大综合性强的领域，因为人在陆地和海洋的机会要多于其他场合。
海权的单纯军事化是错误的，海洋是陆地后对人类次重要的生存领域。空权的依附性要大于独立性，海权的独立性介于陆权和空权之间。三权中没有哪一个都有死亡的可能，就重要性而言，是陆权最大，海权次之，空权其次。在二战中，中国失去空权和海权，依靠陆权坚持到胜利。海权、空权都是陆权的延伸，最大限度的发挥海权、空权就是在本土以外占领一块陆地，美国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在迪各加西亚群岛的260架战机和四艘航母上的270架舰载机几乎一样多。
从19世纪的征服性海权到20世纪的支配性海权
19世纪的海权基本是属于西方国家的，从20世纪一开始，随着日本、美国的崛起，全球海权由一个日不落帝国控制的局面打破，美国以门罗主义控制南北美洲，又以门户开放进入亚洲。日本先是利用地缘优势在1905年阻止了俄国这个内陆帝国的远程扩张，日本搭乘了一战的顺风车，中国又搭乘了二战的顺风车。
全球在一个帝国控制下的海权是征服性海权，由多个帝国的平衡分配是支配性海权。
二战后征服性海权在亚洲彻底失败，支配性海权在亚洲没有那个大国胜出，中国先是加入苏联内陆陆权帝国，日本加入美国海权阵营。中国作为一个有陆权帝国传统的、又有漫长海岸线沿海的大国是不可能屈从一个内陆帝国的，退出是迟早的事。
支配性海权在亚洲需要一个大国，美国成了推手，日本成了附身，由于中国的存在美国在朝鲜半岛赢了一半，输了中南半岛，成就了台湾和菲律宾等离中国较远的国家。
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美国维持着一种征服性海权，冷战后中国的周边只有一个海权帝国体系。能够维持局部征服性海权的国家和能够在以前的海权历史中发挥作用的国家面积在增加，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英国到美国。
海上力量是陆地生产力的反映，中国一面临海，美国两面临海，海军力量全球配置。支配性海权时代的市场与征服性海权时代的殖民地是不同的，殖民地只对所属国贡献资源，市场向生产者提供资源，苏联的崛起与崩溃说明，内陆型陆权帝国可以像拿破仑帝国样暂时出现，英国的崛起与衰落说明海岛国家可以暂时的征服全球。
支配性海权时代谁控制最多的沿海地带，谁的陆地最大，谁才是真正的大国。
陆权让位于海权是也，陆权的回归亦是也。
长城不是中国陆权的终点也不是海权的精神枷锁
长城也没有禁锢国人开发丝绸之路，中国的安全战略是完善的，安全思维是成熟的，长城是少数失败政客除了可以归罪于女人之外的另一借口。
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和继承是两回事，中国历史长期在与北方的安全挑战纠缠，向海权的转型来的突然了些。为了走向海洋而拆掉长城式的历史反叛，不能以失去陆地为代价。
战争本质上并没有陆战、海战之分，中国北边从朝鲜半岛到世界屋脊无数次的外族“过客式”入侵构成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与欧洲从爱琴海到大西洋无数个民族政权国家“过客式”帝国崛起。中国的传统是主体呈不变的，西方的传统是主体呈过客的。
中国从外族入侵中学会反击与统一，在内部动乱中学会了权威与服从。内部动乱远远多与外族入侵，一个不会统一只有内斗的民族是不会走到今天的，一个不会反击只会防御的大国也是不会走到今天的。
战争是双面的，内战内耗、外战扩张，内战统一、外战雪耻。
好战比好善更爱自己，好战、好善与战争无关。
粮食靠进口的英国却能把德国海军封锁在波罗的海。
在欧洲最有代表性的贸易是英国的毛纺织、法国的葡萄酒、意大利的皮革。西方的贸易体系是一种地缘政治，中国的朝贡贸易也是一种地缘政治，西方贸易体系的经济意义完全超越了朝贡贸易。
没有哪一种西方的贸易货物、也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经济会把全部的体系分工建立在一个小范围内的，英国从农业到工业是国家行为，中国从郑和舰队到郑芝龙海盗集团、再到晋商、徽商、浙商是从政府行为下降到地方行为，与国家的生命线无关，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换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命线。
海洋通道是维护海洋经济安全的一种途径，海洋通道的顺畅，海外市场的繁荣，国内有关海洋经济的生产发展是强大海洋国家的标志。美国首先是个陆权国家，其次才是海洋国家，现有美洲的门罗主义，后有海洋霸权的全球主义。
英国一开始是否是个陆权大国并不重要，但最终海权大国在两次大战后的退潮说明了要持久的做大国——就必须首先是个陆权大国。
中国的陆权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英国。美国陆权的有限性和英国在欧洲地缘政治的相对性，中国有向西的陆权和向东的海权扩张的无限性。
海权是少数的民生
海权在西方和东方的初期都是少数的民生，尤其在中国是以郑芝龙为代表的少数人的民生，郑芝龙-郑成功的商业——军事集团产生的抵抗力比朝鲜、日本还要大，最初的“海权”帝国都是以海盗为特色的商业维持的，所以清朝的“闭关锁国”是伪命题，广州单口通商的合理性既是来源于此，所以清朝既不闭又不锁。
陆权对海权的压制首先还是海权的脆弱，所以在中国周边没有成长起一个海权国家，只有在中国被西方海权基本解除武装后，才有日本的崛起。中国对日本就不存在压制。
海权在西方先是少数国家的主要民生，后来成为主要国家的民生。先行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是欧洲大陆的边缘国家，一个在地中海的出口，一个是在欧洲大陆的西头，是欧洲的少数人民生，把国家经济较多的与海洋挂钩。初期民生中的冒险成分远远少于海盗成分，说的好听点是依附，西方的海权既是成长与这样的海盗氛围之中，只不过中国沿海没有更多的机会，也没有可以庇护的“小”政权，英国海军就是从海盗中转型而来，英国海盗一时得到女王的支持。
英国之所以突出是因为英国不仅是个海权国家，英国还是个版图不小的陆地国家，最妙的是英国可以摆脱没有陆地邻国纠缠的麻烦，在海军大国中英国的陆军是最少的。
海权时代英国对欧洲的均势战略是成功的，后海权时代即美国时代欧洲的联合是正确出路。海权时代亚洲是失败的，尤其是中日对抗的失败，后海权时代美国主导下的中日隐形对抗依然存在。
1861年至1863年中英联合舰队的尴尬
1861年4月《北京条约》签署完成，8月咸丰皇帝病死承德，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扳倒辅政大臣，自己垂帘听政，以一个女强人的姿态问鼎政坛，为树立复兴形象做了许多有时代意义的大事，尤其是外购军舰组建海军，加上太平天国从南京向上海发展，引起外国担忧，主动提出军事援助清廷剿平南方叛乱，包括提供军舰。
英国人赫德控制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后，还不满足，插足中国订购军舰，提出费用从海关税收中扣除，联合在英国的前任中国海关总税务英国人李泰国，命他立即购买一支轮船舰队，派遣到中国来，不能一日羁延。
英国人似乎要与清政府幽默一把，1862年6月李泰国与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策划购买军舰和聘用官兵，这一切策划清政府是不知道的，因为清政府已经不管帐了，出主意的是总理衙门，出钱的是英国人控制的海关，中国官员没有参与其中。他们提出“成立一支中英联合舰队”，还申明，这支舰队不会在任何地方妨碍英国女王政府的利益。
李泰国与中英“联合舰队”聘用的人员签订的合同包括；不得由外国人担任舰队指挥，不接受李泰国以外的命令。1863年9月“联合舰队”抵达天津，李泰国与中英“联合舰队”签订的合同不被清政府接受，李泰国下课，舰队解散变卖。
1870年代的海防与塞防争论
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侵略多是以经济手段解决，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只是一次贸易争端，如果说香港岛太小、外兴安岭太远还无关紧要的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国的军舰已经在黑龙江全河开动，长江和天津外国军舰来去自如，再到1870年代新疆和台湾的告急无疑使那些最庸碌的人也有些“觉醒”，在传统的安全历史思维模式下得出西北塞防重要的结论也并不奇怪。直接看到侵略者从海上来的明眼人喊出海防重要也不稀奇，做总比不做强。
言塞防重要的也只谈论新疆，比新疆威胁更大的东北黑龙江却被忽视，尽管国门已经洞开三十四年之久，还是显得反应迟钝、结论唐突。
塞防派主张被重视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法国从越南到台湾是十年，再一个十年后俄国与日本在辽东相遇。
1873年筹建的福州船政学堂比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还早两年，1875年开始自中英“联合舰队”后再次外购军舰，到1885年“定远”“镇远”两舰的到位，与失去的“琉球”“越南”“朝鲜”相比，尤其是与十年后一再失去的土地，争论和作为都失去了意义，失去的不是土地而是主义、是历史、是信仰。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与两种“帝国主义”的兴衰
越南问题的形成与清朝对中国历史的“背叛”有关，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一种与邻国之间的温和帝国主义关系，从汉武帝对北方匈奴“打了就走”的舅甥关系正式形成，到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的不打不相识、和亲外交。面对法国殖民帝国主义，清朝从不断收缩，到放弃宗藩关系的国际主义，越南政策的演变是后来甲午海战的引信——朝鲜问题的前奏。
从1884年开始中法战争的主战场就转移到台湾海峡，法国在战争中的目的是占领中国一个沿海地方，做为敲诈中国的抵押品，迫使中国接受法国在越南殖民的合法化。
法国一开始想控制长江口，仿效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做法，受到美国、英国的抵制，转而以封锁台湾海峡为目的的战争。
李鸿章的门生张佩纶、刘铭传在1884年分别担任福建水师和台湾守备的重责，是李鸿章一贯重北轻南的海防主张，张佩纶的玩忽职守与北洋丁汝昌的窝囊何其相似。
1884年马尾港的陆上炮台火炮射程太近，使法国舰队0沉没，中国11艘战舰中沉9艘，法国阵亡5名，中国阵亡700名。
一年的中法战争与40分钟的马尾海战中，清朝海军始终缺乏决战外海的战略。与1951年朝鲜战争一样“陆战在彼”，马尾海战、基隆保卫战与奇袭白虎团、上甘岭在海权意义上是一致的，虽然奇袭白虎团、上甘岭发生在朝鲜半岛意义却在台湾海峡。
1885年2月与日本就朝鲜问题达成了共识，3月的镇南关大捷与澎湖失陷算是中法日三方各得所需，也为能体面的结束台湾海峡的对峙而铺上台阶。
中法战争的惨败是统治者认识到列强发动侵略战争的迅疾，广州、福建、台湾的失控使统治者感受到亡国的临近，把发展军备的重点由陆军转移到海军，这对一直窥测中国的日本还是不利的。
1885年至1894年中法战争后东北亚的短暂宁静与中日两国海军的军备竞赛
1885年亲王检阅了北洋水师后，一方面“大力”发展北洋水师，一方面悄悄地重建颐和园，在颐和园经费与海军军费发生冲突时还得以朝廷体面为主。日本发行海军债权，两年后日本国王从自己的费用中拿出30万元资助海军，推动海军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图没有丝毫改变，缺乏经济投入的持续保障是北洋海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1875到1894海防建设共花费800万两，前十年平均约80万两，到了关键的后十年平均20余万两。
1894年中国海权的第一次折戟——惨败黄海。
在甲午海战中国海军的发炮数量是日本的约十倍，命中率是反倒过来，再加上日本发明了苦味酸烈性炸药，中国损失远大于日本。
丰岛海战后从7月25到9月12日的平壤战役期间，北洋海军总是消极避战，坐看日本海军完成在朝鲜南部的集结。
缺乏“进攻型”军事战略是北洋海军失败的第二大原因，在大东沟海战之前有人主张主动进攻日本本土长崎等地，因为中日已经宣战，进攻才是最好的保护，好的意见被转守防卫思想主导的高层官员束之高阁。清朝在朝鲜问题上的渐中立化政策是历史的反动，中国动荡的16、17世纪无论是崇祯还是皇太极都在利用和联盟朝鲜、蒙古的力量，从联盟到中立再到放弃是中国历史失败用海权的失败来表现，清代的教训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中立调停的角色绝对是错误的。
中国海防的军事思想还处在西汉初年的水平，坚持重点防守，9月18日的大东沟海战已经在揭示日本在辽东半岛的登陆，陆军的溃败无力保护旅顺、大连，残余的北洋舰队苍莽逃往威海，北洋舰队的两大主力战舰“镇远”号竟然在威海港触礁，失去战斗力，“定远”号在港内遭鱼雷艇偷袭中弹搁浅。北洋海军的指挥战术、兵员素质、常规训练的缺乏是导致失败的第三大原因。
清朝从施琅舰队到北洋舰队是一种历史的退步，从帝国体系的维护到京畿门户的防卫是北洋舰队失败的思想根源。郑氏政权在台湾要仿效朝鲜例都不可以，朝鲜问题在1884年就出现，清朝以中日共管解决，不仅是帝国体系的崩溃，也是整个国家从思想深处的崩溃。只不过对朝鲜问题的处置是在外部，从朝鲜开始的溃烂就像西班牙对拿破仑帝国的重要影响一样，北洋舰队只不过是清朝还漂在水上的陆军，沉没只是时间问题。
1895年至1945年中国去除海权后的若干历史进程。
1895年6月在列国的干涉下中国花费3000万恢复旅顺，还得搭上台湾。
1896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进驻旅顺。
1898年4月法国占领广州湾，7月英国占领威海。
1900年八国联军的快速干预义和团。
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看客，日本重新夺回了甲午海战后失去的辽东半岛，用的还是十年前的战略。
1918年山东转手日本，日本得到了原本在23年前就得到过的山东。
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本土的增援与日本的海上运输增援效率比较，中国从四川、陕西、广西调兵，四川兵沿长江先赶到上海，陕西、广西兵赶上了台儿庄战役。
1938年是中国海权的第二次折戟——江阴沉船，尽管辛亥革命后政府组建了海军，直到抗战开始前中国海军还是个小字辈，日本得以把全部海军精锐用来对付美国。
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战场的日军总人数在增加，占日军军团的数目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到1941年时占日军58个军团的35个，比例为60%，1937年中国境内占有日军24个军团的21个，比例为87%，1943年为56%。美国三天内两颗原子弹的杀伤就相当于中国平均用两年时间才能完成歼敌数目，美国数万计科技人员的“流汗”中国要由两年的“流血”才能换来，中国八年抗战战场的日本人员损失才68万，占二战期间日本损失的不到四分之一，剩下的大部分是在太平洋战场损失的。
收复菲律宾的1944年就有40万日军死亡，冲绳岛11万，硫磺岛2.3万，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日军共约5万人丧生，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日军共约7万人丧生。
“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强大的战争工业实力在半年后就对日本构成绝对威胁，在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中日本海军主力损失惨痛，使日本本土面临阿拉斯加方向的威胁，8月珊瑚海战役阻止了日军南下澳大利亚的势头。
美国强大的航母建造速度是夺去中国的“主战场”地位的标志，太平洋战场开辟后美国就逐步放弃了从中国某个基地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
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战略反攻只有六天——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是中国分享了美国的二战胜利荣誉。
“珍珠港事变”前中国战略利益损失的只有从鸭绿江到越南海防的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事变后到1942年初中国最后的供给线缅甸也被日本切断。中国的正面战场被美国的空中驼峰航线维持，英国、俄国都唯恐避之不及，英国是自顾不暇，俄国也是怕引火烧身，两线作战。敌后战场的活跃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抗战是见仁见智的，敌后破坏没有改观正面战场在长沙的窘境。
因为日本海、空军事力量在中国战场无所世事，导致
有了1942年4月重新集结的美国海军航母编队以舰载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才有6月的中途岛大战，4艘航母的损失是主力航母的四分之一，重型航母的三分之二。从“珍珠港”到“中途岛”仅仅半年的时间形势即刻逆转，说明了美日力量的悬殊。
有了日本在中途岛大战时的分兵，才有滇缅公路的重新开通。
有了山本五十六座机的爆炸，才有中国在43年重新进入缅甸。
1945至1950雅尔塔体系在东北亚的变迁
由于中俄都是战胜国，所以雅尔塔体系在东北亚比较复杂，三八线以北、鸭绿江以南归苏联势力范围，中国东北苏联仍保持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的特权，外蒙古独立。
形势从1946年起变坏，首先是美国在中国构建联合政府的政治失败，接着维护蒋介石的专制政府，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都告失败，亲苏的共产党势力逐渐在东北战居优势，从1948年起美国放弃军事援助蒋介石，促成蒋介石1949的失败。
作为美苏缓冲地带的东北完全落入苏联的影响之下，原本只是与日本分区占领的内容一致的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半岛，因为中国东北的“沦陷”而变的重要起来。整个中国不仅仅是美苏之间的缓冲，而是美国主导设计的联合国五大国之一，东北的“沦陷”比中国一边倒的反水更严重，中国原本只是“掺水”的五大国，到1950年初成了“反水”的大国。
美国不能接受俄国势力完全拥有中国东北，也不能接受俄国进入日本，更不能接受“反水”的大国进入台湾。在苏联获得中国一边倒的同时美国把北朝鲜当成对自己的补偿，把中国东北看成苏联的附属，所以在中国入朝鲜作战之前对东北的轰炸视为对苏联的抗议，不料引来中国的愤怒，反水的大国还是大国，尽管美国也可以预料到中苏的分裂，但没有料到中国人民的国际反抗也不比国内内战的情绪低，苏联的援助还是其次。
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考量没有正确顾忌到中国人民的感情，在金门炮战和中美建交的公报中都有这种感情的表述“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李登辉除外）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中美建交之前美国把决大部分中国人的感情不当回事，之后也可以不把极少部分“中国人”当回事。
中国海权的第三次折戟在——台湾海峡
1950年到1954年从“解放台湾”的豪情万丈到“炮击金门”的海权“呐喊”是中国海权的残酷现实。
1950年2月新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已经确立，在美国讨论“谁弄丢了中国”已经没有意义，重新援助失败了的蒋介石成为唯一选择，3月到5月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基本结束，中国解放军开始在东南福建集结，此时朝鲜半岛也在积极酝酿推翻南方的战争，
从6月27日开始美国一方面关注朝鲜的局势，美军一方面协助韩国阻击朝鲜的攻势，一方面派遣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第13航空队从冲绳入驻台湾，向台湾提供自1948年终止了的军事装备、财政支援，阻止针对台湾的进攻。中朝方面也不断得到苏联的支援，在中国志愿军开赴朝鲜之前中国就得到大量苏联军援，比起美国对台湾的武装是逊色的，至少在空中装备和海军装备的项目上严重迟缓，并且不足，美国航空队和航母编队直接进入中国领土、领海，苏联航空队撤出朝鲜，而在旅顺港的苏联海军却极力避免与美军的正面冲突。
美国在朝鲜、台湾的政策转变是在尽力维持远东雅尔塔体系，从1949年美国在检讨“谁弄丢了中国”的同时朝鲜也要丢，本能的反应是苏联势力的扩张，1950年2月之前还是“谁弄丢了中国”，之后就是对“苏联的中国”不满，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台湾海峡的紧张使美国走到了中国的对立面。
朝鲜战争爆发的6月到8月间无疑是蒋介石证明自身价值的难得机会，但美国方面可不这么认为，对于蒋介石在内战期间的表现和韩国政府的表现，美国不得不自己出面收拾两个残局，稳定朝鲜局势和拖延解放军进攻台湾的时间表是首要的。
美国拒绝了蒋介石派遣部队的请求，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如同海湾战争中美国拒绝以色列参战一样，是为了不过分刺激中国大陆，美国通过第七舰队的海上警告和对沈阳、丹东的陆地警告并没有起到作用。
1950年8月初由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一方面抗议美国出兵台湾，一方面提醒朝鲜部队注意美国干预，总的来说中国对形势是看好的，焦躁的美国从
中国在紧盯朝鲜局势的同时不放松对台湾观察和积极准备，仁川登陆不仅是朝鲜、中国的意外，也是美国的意外，一次大胆的冒险，新中国的首个国庆在焦急的等待中与最坏的打算中度过，第三天10月3日的声明没有得到美国回复，美国的傲慢与自信直接导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10月25日发生了登陆金门岛的意外惨烈失败，并没有改变整个“解放台湾”的战役安排只是后推了推而已，当时是这样的。
第七舰队首先做的加强台湾岛抗登陆的防御，年底才正式开始干预台湾海峡阻止登陆台湾岛的部队通过台湾海峡，金门岛的两个意外（胜利和失败的双方都应该感到意外）鼓舞了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使原本已经放弃国民党政府的美国看到台湾海峡的价值和解放军在海洋上的战力，包括金正日的部队在海上、空中的巨大劣势。
中国入朝部队在朝鲜战场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八线，也就是说真正的朝鲜战争只有两个月，剩下的是“中美战争”，从1950年的10月到1951年的1月经历三次战役，入朝部队逐渐感到延长战线的压力，彻底消灭联合国军实属艰难。
1950年9月的仁川登陆和10月的金门登陆无疑是影响中国和美国及世界东方政策的走向标，朝鲜战争进入10月以来北方不断的失利和美国对中国的野蛮恐吓，美国本想间接帮助台湾，为台湾抗击解放军登陆争取时间，美国无意进攻中国东北是中国不能完全相信的，出兵朝鲜是对美国亚洲政策底线的试探，中国是希望南北两线并进，迫使美国接受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希望与美国建立直接的联系，所以出兵朝鲜和登陆金门岛是几乎同时进行的。
1950年11月毛岸英的死说明美军的轰炸是一直存在的，损失是还可以承受的，第三次战役后美国应用并发现了自己的优势，中国也发现人多的陆战优势也有不可承受的限度。
放眼1950年光以中国或朝鲜的自身力量忽略美国的存在，解决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能的。整个1950年下半年中国仍然有“两个选择”，选择帮助朝鲜统一半岛南北，选择解放台湾统一中国。
1951年1月至1953年7月喋血的三八线——朝鲜战争的新思维
也从美国第一次提出停火建议起，中国感到局势对自己不利。1951年4月第四次战役结束，中国从前三次战役占领的仁川、汉城等地方后撤到100余公里的“三八线”附近，标志着中国的“两个选择”受挫，美国企图利用空中、海上优势迫使中国全面屈服，中国需要从“两个选择”到“两个放弃”转变，包括放弃南部朝鲜半岛和放弃解放台湾，在往后的较量中虽然有苏联的帮助，但苏联不想让事态扩大，中国只能先放弃了前一个，是现实的需要。
第四次战役后苏联紧急无偿援助米格-15战机替代米格-9，为每架战机训练5名以上的候补飞行员，为第五次战役能坚守“三八线”提供最大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从1949年底开始筹建，1950年7月第一批二百多架苏联援助的飞机到货，1951年第四次战役结束起就担负起使命，苏联人是在中国人的热血为自己开脱。人民空军得以光荣完成使命的原因是苏联援助装备的先进不次于美军。第二，得益于历经实战考验的战场指挥员的成熟战略、战术。第三，飞行员的爱国精神使战争的正义性得到事半功倍的发挥。
美国借强大海空力量对台湾挑衅大陆的有效控制和在三八线的激烈对峙构成中国国防在这一时期的主题，“米格走廊”和台湾海峡是理所当然的主战场，“米格走廊”使中国有半个朝鲜半岛的“制空权”，中国的“制海权”在台湾海峡的西岸，喋血的三八线与激昂的金门炮战是中国没有强大“炮舰”的现实写照。
苏联的军事援助解决了朝鲜半岛部分后勤问题，使完全被动挨炸的后勤变为有局部制空权的“米格走廊”，仓促形成的空中战力依靠半岛的多山，造成朝鲜半岛上艰难的守势，“米格走廊”时一种相对的守势，在北半个朝鲜半岛中朝（苏联撤走）并没有绝对制空权，形成“守（北半个朝鲜半岛）而不宁，攻（南半个朝鲜半岛）而不能取”三八线相持。
重新在金门岛集结的解放军，依靠苏联和缴获的重炮也只能是“鸡肋”般的攻势，金门岛离大陆太近了，不需要制海权，攻占金门在军事上容易，政治上会很麻烦，造成国民党政府与大陆完全分离，这是美国人所希望看到的。
1951年1月朝鲜战争的地面战争就已经结束了，美国依赖强大的空中、海上力量进行反击，中国后来的陆地反击和空中保卫战都是为了保住1951年1月的成果，30个月的朝鲜战争只有前3个月是有效的。
在朝鲜半岛鸭绿江与三八线之间宽达350公里的“米格走廊”无法在宽120至160公里的台湾海峡复制！米格走廊证明了“海权是陆权的延伸”这一笔者关于海权的论点，北朝鲜半岛上空的较量是依靠陆权支撑的结果，“米格走廊”是建立在朝鲜半岛的延伸，越南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不是胡志明小道比中国在朝鲜半岛的钢铁运输线强大，而是中南半岛足够宽。“米格走廊”无法在台湾海峡复制是因为缺乏“移动陆地”航空母舰的支持！
台湾当局自大陆失败后不仅把大量金银搬到台湾，还把从美国获得有限海军力量搜刮到台湾，这些海军力量用来抵抗解放军的登陆是难以说清的，真正的威胁来自美国的海空干预，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虽然不久撤走，但美国第七舰队随时可能的干预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台海的国共对抗会因为美国的介入使解放军的优势完全颠覆，1950年的仁川登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巨大的海基、路基制空权不仅在朝鲜半岛的北部，从海南岛到东海、黄海无处不在的中美侦察机边界摩擦主要是建立在海基力量，在中国大陆上空上演的U-2追逐大战，加上苏联的安排使中国只能尽力保障半个朝鲜半岛的后勤，没有制海权才有仁川登陆，没有制空权才有喋血的三八线。中国有限的空军被牢牢吸在朝鲜和漫长的18000公里的海疆线，所谓的台湾海峡中线既是中国海权、空权的远线，中国不能放弃解放台湾，但又不能半途撤出朝鲜。
从1951年到1953年的朝鲜停战谈判时间，是美国拖延中国进攻台湾，示威其制空权，中国在没有旅顺港的情况下，在苏联驻旅顺港海军没有支援的前提下，与美国展开争夺东北亚主导权，中国18万志愿军的牺牲有15万以上都牺牲在三八线附近，堪称是东方的“绞肉机”，中国自金门登陆之后迟迟没有新的大规模登陆行动，是由于朝鲜战场的羁绊和苏联军援的不热心，甚至连空中保护都不参与，苏联在旅顺的海军力量在战后的撤走，使中国能够依靠对抗美国航母的唯一期望也没有了，苏联能够给中国的毕竟没有原先驻中国的多，意义也不同，中国得到了旅顺却没有得到海权，苏联海军在时中国可以登陆金门，挺进朝鲜，苏联海军一走，中国将独立面对美国的强大海军，往好了说是中国可以独立自主的解决自己的统一问题。
1952年毛泽东对美国实力的怀疑是缺乏智慧的，以美国的实力和世界潮流的发展占领中国是不切合实际的，早在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就得出国“中国民族不可以征服”的结论。毛泽东嘲笑美国人无法占领整个朝鲜，对美国实力的怀疑是对海权的无知和对革命的乐观。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态度发生没有变化的变化，毛泽东估计以苏联之前的保障力度，正是因为毛泽东对美国实力的怀疑、对苏联介入的不怀疑，才有“八个月”可以解决所有朝鲜问题的结论。但是苏联局势的迷茫和不确定性，加上美国对“哀兵”的恐慌，中国也不得不考虑结束朝鲜战争了。
1953年7月中国在朝鲜半岛努力得到苏联一如既往的支持没有得到确定的答复，台湾的国民党在朝鲜半岛以外的东山岛努力都告失败后，
朝鲜战争后1955年中国表面上收复了旅顺、大连的主权，实质上是苏联势力的收缩，是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收缩与中国的“反努力”，中国寄希望于苏联以“八个月解决所有朝鲜问题”，得到与努力相反的结果，旅顺、大连的主权是次要的。
1955年在金门岛对面集结的巨大炮火优势是1950年10月所不具备的，对金门岛的优势并不代表对台湾岛的优势，对金门岛的火力优势成为了对台政治战的鸡肋，攻打金门会使台湾孤立，走向与大陆的分离，没有海、空优势，陆战优势成了台湾海峡敌对双方对话的方式，可以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旅顺、大连的主权，而是海、空支援。旅顺、大连的主权是苏联以牺牲台湾的主权来换取中国在朝鲜和中国北方长期与美国对峙，保卫其远东战略安全利益的一种补偿。
1954年苏联给予中国的火力支援支持只能自守，不能解放台湾。1955年美国也与台湾方面洽谈美台防务合作，给予台湾的也只是孤岛自保的手段，光复大陆无望。美国把朝鲜半岛形势恢复到1950年6月战争爆发前的状态后，并没有在台湾有进一步的要求，反倒是压制在战争期间就跃跃欲试的蒋介石。撤走驻台的美国空中力量，努力培养台湾自己的人，限制台湾对大陆的挑衅，维系美国在亚洲雅尔塔体系中仅存的战略利益，尽管是残局。
尽管中国大陆的空军在朝鲜半岛有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实力，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空中力量有对台湾有相应的、自然的压倒优势，台湾海峡上空没有复制朝鲜上空的奇迹是因为苏联的有意拖累。
苏联从旅顺、大连撤走后，中国有限的空中力量被优先部署在东北、华北，这是美苏希望看到的，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压力对保卫台湾有利，中国的优先部署首先对苏联的安全有利，其次对保卫北京有利，无法在台湾海峡复制，也无多余的可供转移。
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仍在评价中苏关系能稳定多长时间？1955年条约签订，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第13航空队撤出是与苏联撤出旅顺、大连同步进行的，12月美国航母停靠基隆是对构建中的“中苏联合舰队”的回应。
从1955到1958中国大陆对金门的炮击主要是对苏联没有公开的不满，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对等的苏联“航母”停靠，因为中国还不想放弃解放台湾，对苏联还有幻想，不得不对蒋介石悲悯的“一个中国”情节加以利用，蒋介石“悲”于在大陆的失败，“悯”于回天无力。美国航母停靠也是不靠谱的，只是打气而已，蒋介石的怨气不比毛泽东的小，美国方面还计划换掉蒋介石，只是没有更合适的。两岸双方都希望外国的强力介入，美苏却是精明的局外人，中国大陆在朝鲜算是帮了苏联，在苏美没有直接碰面的前提下稳定了局势，苏联对台湾没有兴趣就像美国对蒋介石意图统一大陆一样没有兴趣。
1955到1958蒋介石政府在金门的存在就像是一条“癞皮狗”，拉不进来，赶不走。这是蒋介石版本的“两个选择”，选择投入“一个中国”的怀抱，赖在金门不走准备光复大陆，选择投入美国怀抱，借美国强权与大陆对峙，美国显然不支持前一个带有微弱“一边倒”的选择，大陆和台湾之间特殊的对话形式并非一种猫鼠游戏，因为无论哪一种结局都对第三方的美国有利，两岸之间热闹的表演只不过是“统一”与“光复”都不得志的相惜而已。
流亡台湾的政府具有的中国情结成为对话的基调，通过金门炮战把两个内战冤家拉拢在一起，在美国的制海权、制空权之外的金门岛成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场所，有人说这种对话是某种中国模式、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应该说是美国强势海权维持下的“冷和平”，或者说是两岸都没有了海权后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安排，无所谓战略，台湾海峡西岸无力东进，美国也反对来自台湾海峡东岸的挑衅，金门是维持台湾海峡两岸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还能一个中国原则最后的面子，打与被打都很有面子。打炮的一方对人民有交代，被打的一方对美国有交代，是无奈也是悲哀。
台湾岛和朝鲜半岛也不是美国霸权的试金石，美国权利是确实存在的，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强力介入，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存在，终结了中国的内战胜利在台湾的“合理”延续。
中国“合理”延续内战胜利的权利与美国“合理”干预的界限并没有规定在哪里？没有在长江天堑发生，却在台湾海峡发生，美苏都“主张”中国划江而治是对蒋介石政权力量的高估。
1960年“中苏联合舰队”的破灭。
从1954年到1960年中国把解放台湾的豪情转变为炮击金门的愤怒，一方面是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的愤怒，一方面是对苏联不帮助中国统一台湾的愤怒。
从1954年开始，最早从朝鲜战争一开始，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强大国家所需的工业体系、军队装备，其中就包括统一台湾所需的内容，所以1958年中国对联合舰队的热情就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过于热情导致错误的判断，苏联的提议是以苏联的利益为准绳，台湾是苏联无法支援的，正像美国不会支援台湾反攻大陆一样，苏联不会支援中国解放台湾，1960年中苏联合舰队的破灭是注定的，中国对台湾的要价是苏联不能接受的。
苏联海军缺乏与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域附近较量的资本，而且太平洋不是最重要的，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后苏联海军进出黑海更加困难了，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加强了在韩国和朝鲜海峡的存在，苏联就更不会帮助中国。
中国对苏联的安全诉求与“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同时存在是导致“联合舰队”计划搁浅的深层原因，苏联视中国和南斯拉夫为“人造黄油”，看做可以牺牲局部保护主体的外围，中国的“独立自主”是显然不合适的。
蒋介石在1941年企图消灭的内部敌人“新四军”，在1946年再次企图消灭与其争天下的内部敌人“共产党”，导致美国主子的1948年抛弃，中国“解放台湾”的主张也是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从道义上并非不合时宜！苏联对中国“解放台湾”的冷漠是对美国抛弃蒋介石的政治求同，中国人民、内部的敌人往往成为国际干涉的选择。
直到1960年苏联对中国的需求已经厌烦，进行核技术支援也是在以苏联为轴心的前提下，而且苏联准备向中国出售原子弹真实样品，苏联以为中国有原子弹也不可能摆脱苏联的控制，也不可能用于解放台湾。同美国进行海洋对抗是苏联的弱项，同时也不是重点，美苏竞争的重点是欧洲，苏联不想与美国在太平洋发生冲突，所以一直没有足够热情，中国错误理解了苏联的用意，苏联错估了的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和时间表。
中国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与抗战时期国民党消灭新四军的时间表是“一致”的错误，伤害了“大局”。
苏联撤出技术专家时，联合舰队只是一个构想，这支构想中的联合舰队的控制权与1861年的中英联合舰队的控制权是一致的，结果也只能卖掉或忘掉。
无论是“中英联合舰队”还是“中苏联合舰队”的教训，都证明中国只可以“做大国”，不可以“傍大国”。
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的金门炮战，中国就真正的开始独立自主的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的转变，局部的军事优势不能改变战略上没有制海权的颓势。
从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起中国海权的标尺就是台湾，台湾是中国海权的“试金石”，是美国霸权的“试刀石”。
1970年代北方危机与海洋危机。
1970年代一开始中国北方就受到苏联核外科手术的威胁。
1970年代初的南方南越对西沙的掠夺还是可以应对的，1976年越南统一后被苏联利用对付中国，占领南沙、骚扰北部湾和粤桂边境线。
1980年代苏联陷入阿富汗泥潭和中南半岛危机，美国与中国建交和台湾军售。
中国安全模式的转型的两个历史阶段
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的产生是中国安全问题进入海权时代和后朝鲜战争以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中国在过去只要拥有一支比周边游牧民族强大的骑兵就可以了，在海权时代，中国必须拥有一支比所有沿海国家都要强大海军才可以。
在汉初我们没有强大的骑兵，就需要送女人，现在是送稀土和劳动密集型纺织品、玩具，而且还是打白条（国债）。中国的安全需要一支顶尖技术武装的海军，中国的经济需要一个掌控生产链顶端的经济体系，打白条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与中国历史地位是不配的。
中国经济与中国安全诉求的互动也是中国陆权时代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汉代丝绸之路的发端就是明证，中国历来坚守的以向边境地区输送粮食来换取盐铁特权，这使行政权力经济化，公民义务市场化。
中国周边也并非缺乏商业机会，而是缺乏把商业机会发展成为政治需求，也难以对陆权主义形成长期挑战，使中国缺乏长期发展海洋技术、海洋军事的动力。西方的宗教也不能阻止自然科学在其内部的产生，中国统一的政治一旦形成共识，进步是巨大的，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政治统治人民的工具之一，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思想钳制要比宗教弱的多，政治动力比原始的商业动力更强大、持久。
西方的先天性优势在于经济行为的海洋性，海洋政治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中国安全的威胁最先来自北方，最先发现的商业机会（丝绸之路）也在北方，中国的周边沿海不足以对中国安全构成重大挑战，所以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讲，中国的近代灾难仅仅是因为政治、经济生活中海洋特色太少，西方的海洋经济与西方政治的互动中首先确立了海权，地理大发现后中国就应该改变，但没有，到现在是500余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500年太长了，对于一个文明来说也不算长，对于地球来说500年只是沧海一粟。
西方的大海权也只不过500年的历史，中国的大航海从郑和算起也有600年。从罗马帝国的常备军团只有15万，秦帝国在统一中国前的长平之战中就有60万的常备军团，数量对比来看西方在陆权帝国并不强大时候就有了海权传统，中国在模式上是成功的。
包括模式内的机制建立；秦朝的军工体制、运输效率、专业化分工、标准化生产，秦朝在长平之战时的运输效率是淮海战役时解放军后勤的20倍以上，因为秦国当时的总人口只有500万，而解放军的支前民工就有550万。秦朝的不同地区军工厂生产弩的青铜配件可以互换，箭头的流线弧度和青铜烧制时的铜、锡配比比例是相同的，汉朝在骑兵战略、战术上的成功都并非单纯的军事目的，包括战马在民间饲养的市场化基础上优选。
中国从秦皇汉武时代确立的陆权主义的安全模式到地理大发现是1600年，陆权的惯性延续了500年，也不算长！
中国安全模式从陆权到海权是转型，不是转移，有批判也有继承，中国海权安全模式要参考陆权安全模式。中国安全模式的转型包括经济体制和军事体制，转型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从1885到1945是第一阶段，从1950到现在是第二个阶段。甲午海战是第一个阶段的发令枪，朝鲜战争是第二个阶段的发令枪。一直到1945年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产值占到80%的农业国家，中国经济本质上缺乏进行海洋贸易的需求，一时冲动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同样缺乏先发制人的智慧，不能解决转型所需要的海权问题。中国1950年在朝鲜半岛一时急需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空军，第一阶段的购买不能买来现代化，第二阶段的援建同样不能，也就没有解决朝鲜、台湾问题，苏联在专家技术上的掣肘，在中苏联合舰队上的忽悠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农耕——军事”的国家构建模式是中国安全传统，在3000年的历史中有2400年至2800年中都是正确的，从“农耕——军事”向“商业——工业——军事”的国家构建模式是转型，不是转移，是经济基础的翻建。经济基础是影响军事手段（战术）、军事战略的根源，经济的农业、商业、工业不断转型对军事高层战略的影响反而越小，反而存在着最高哲学上的回归。
农业、商业、工业本身并不存在天然的抵触，是落后、懒惰、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进步，是政治上本能的抗拒。从农业向商业、工业的经济转型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历史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一切转型的本质是经济，与文明无关。一切文明起源于陆地，转型与海洋，并非转移，文明的转型其义何来？古典文明的失范不适于中国，文明的借鉴与取长补短是存在的，切忌慎用失范，20世纪初有废逐汉字的文字失范的枉举，已经证明是个错误。
文明是个是否回归的问题，不是转型。
中国海权外看日本内看朝鲜、台湾
甲午海战后的1895年中国失去台湾岛，俄国干涉日本把辽东赎还给中国，历史惊奇的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没有解放台湾，1955年苏联把旅大归还给中国。因为中国还有利用价值，苏俄都希望利用中国来阻止强大的日美海权向大陆渗透，同样在辽东保持势力，而忽视或牺牲中国的台湾。所以从海权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国都是失败者，说朝鲜战争中国“胜利”的人是历史的无知，至少是海权历史的无知。
日本从“第一阶段”的“征服中国论”到“第二阶段”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作为日本的对手地位和地缘环境没有改变，现在的朝鲜与1894年初的朝鲜一样“中立”，现在的台湾已经与1895年的台湾一样，还是不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之下。
中国在“第二阶段”突击搞成的“原子弹”和“导弹”因为实战效力下降，还不如“定远”“镇远”的炮舰管用，“导弹”不能阻止美台军售，“原子弹”让日美合作有了苏联之后的替身，1885年的中国还能让日本退出整个朝鲜半岛，从1885到现在朝鲜和台湾与中国海权命运出奇的相似。中国在二战中分享了美国战胜日本的荣誉，却没有持久，美国替代了日本，又扶持了日本，中国除了荣誉什么也没有得到。
中国海权战略转型的第一阶段也是日本“起飞”的第一阶段，很可惜是双输（1945年日本失败，1950年中国被阻止在台湾海峡以西、三八线以北），中国陆权没有在台湾得到延续，日本的海权扩张以完全失败告终，东亚成了美国海权在亚洲的延伸。
以英国的成长为例，英国是以继承了西班牙、荷兰的海权和均势了法德的陆权后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而美国同时接受了英、法、日在海权时代的世界地缘政治遗产。
欧洲的全部历史也仅相当于中国，从版图上还不及，从历史的经历上是可以的。中国的版图与美国相当，中国是个特殊的陆海兼备的国家，中国过去的历史是在没有海洋的前提下完成的，在地理大发现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还没有被利用，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形成的地缘政治需要大的改变，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中国实质地缘政治仍没有超出从黄帝开始到秦始皇帝定形的范围。
中西方经济转型的先行障碍
西方的宗教对经济的转型和市场的建立有巨大阻力，中国儒家思想对商品、人员的流动也有天然的抵制力。阻力和抵制不能完全阻断交易的发生，在英吉利海峡、地中海两岸、长城内外、大运河南北都在悄然进行，欧洲列日的军火交易，长城脚下的铜铁交易一日也没有停止过。相比之下欧洲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反制力更大一些，中国的压制力更大一些。
欧洲的复合权力传统在社会政治、地缘政治上的对立、分裂是明显的，欧洲英法德西等较大版图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陆权、海权的复合传统紧密相关，波斯帝国对巴尔干半岛征服的失败，阿拉伯帝国始终无法战胜拜占庭和西班牙半岛，罗马帝国在屋大维时就对不列颠、日耳曼地区失去控制。
中国在亚洲东部有一个稳定的主体板块地位，从秦汉帝国、到隋唐明清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重复征服，对日本列岛的放任自流，是因为日本并不对中国构成过有效威胁。
中国成功的安全模式在海权时代被“抛弃”是错误的，清朝在第一阶段的冲动代价之一放弃缅甸、越南、朝鲜。中国成功模式在抛弃送女人的“和亲”政策时的果断，与第一阶段转型时期吸食鸦片的“鸦片贸易”长期得不到纠正的失败形成反差，第二阶段初期的从“一边倒”依赖到“求同存异”的讨巧。
1886年的北洋舰队访日对日本造成“威慑”，现在中国海军也频频出海，从尾随美国航母，到第一岛链的挑衅性演习，中国海权任重道远，100次的“1866年威慑”也被一次黄海大战即湮灭。北洋海军在朝鲜危机中没有“直捣黄龙”的胆量，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能力，北洋海军所要的不是击败日本，而是“息事宁人”的外交讨巧，因为北洋海军还是冲动的产物，在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品都不具备的前提下的冲动，苏联和清朝都是军事冒进而崩溃的。
中国在陆权帝国时代就可以做到压制海权，如明末的中日海盗集团、清初的台湾郑氏海外武装集团，绝对的海权主义是不存在的，海权是陆权的延伸，强大的陆权是做大国的基础，今天的中国也还可以在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东海、南海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进出太平洋、索马里。
欧洲复合型权力传统造成欧洲在海权时代是连续成功的假象，中国对周边威胁的连续打压也是成功的，蒙古和满族的两次重大失败，在后一次严格的说还是文化的胜利和既有模式的成功，因为满人继承了中华文化和帝国传统。清朝的成功在于对陆权的吴三桂、海权的郑氏的压制与本身的文化汉化，失败在于放弃帝国外围，继续满族专权，用外围空间换取专制统治尽可能的延续时间。
没有陆地一切文明都是无意义的，失去外围和制海权的国家只能任人宰割。
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安全、经济双重挑战，一方面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一方面在台湾为中国制造政治麻烦，已经达到双重障碍的程度。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取代了英国，中国以“和平崛起”取代美国，是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有过的。
在回忆北洋海军的经济农耕背景时，也应该反思中国现在对外经济的农产品（日本）、农民工代加工厂的后“中国特色”主义，清朝在第一阶段的转型用牺牲民族利益换不来海权，第二阶段的以阶级利益也换不来海权，在东海、南海就很明显了。
中国在朝鲜战争后才正式建立起工业体系，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北洋舰队能够买到的水平，无法对日本形成优势，50年代通过朝鲜战争的刺激，购买了能与美国并肩战斗的空军，后来与苏联反目，空军就踏步了。直到90年代台湾购进F-16战机，中国才大量购进苏-27予以抗衡，但就是买不来海权。中国现在只相当与日本80年代的“八八舰队”的水平，日本已经进入直升机航母时代了，很多人无视中日之间的导弹技术反差，而大唱东风21地地导弹原本就不存在的打航母功能，核威慑的道德与军事有效性。
中国在转型的第一阶段末期在缅甸和第二阶段初期在朝鲜、越南，因为有美国和苏联的空军支持才能成功，解决台湾就需要海军。苏联给我们的俄罗斯也在给，苏联没有给的俄罗斯也没有。中国在第一阶段就失去了台湾，割给日本，第二阶段一开始又失去台湾，隔给了美国第七舰队。
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战争机遇都需要一支明显强大的海军和实实在在领先于美国的经济水平，货币量的崛起不能算领先。
从1996年导弹演习到2008年护航索马里，中国海权起锚了？
从1996年的台湾海峡导弹演习到1999年的导弹误炸中国使馆，2001年初的南海撞机，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迷茫。
从1997年到2003年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微量的出口，从2004年我国开始出现粮食净进口国的局面。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原油进口量逐年增大，由1996年的2622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6941万吨，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超过9112万吨，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石油净进口量增加了7倍，石油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逼近30%，在2005年中国的石油进口规模就突破1亿吨大关，2010年石油的外贸依存度达到55%，进口超过国内生产。
2001年初中美在南海的撞机被后来的“911”事件稀释，反恐逼出来的“中美联合舰队”，以战略协作为基调的中美军事交流带来护航索马里的契机，2011年初的两国元首访问，为中美建立真正的经济“联合舰队”带来契机。
没有“911”中国依然可以找到与美国联合的理由，“911”不但加速了美国的海外战略，中国由于粮食、石油等一系列战略物资的净进口国地位的确立，需要参与美国的海外战略，一味的意识形态政治对立不利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流动，不利于中国农业，反恐战争开始后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了。
中国商船频繁的被劫与无航母的无奈！
2008年有6艘中国籍或由中方租用的船舶在索马里海域被海盗劫持。
2010年全年索马里海盗又创造新的劫持记录。
从1950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到2007年11月22日“小鹰”号航母最后一次穿越，是中国海权一半的缩影，中国海权的另一半已经从进出宫古水道的远洋拉练和走向索马里的护航舰队所代替，与1974年东海舰队支援西沙海战穿越台湾海峡还需要对岸“礼让”相比，已经大为不同了。
第二批护航编队：“深圳”号导弹驱逐舰、“黄山”号导弹护卫舰、“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
第四批护航编队：“马鞍山”号、“温州”号两艘国产新型导弹护卫舰、“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
第五批护航编队：“广州”号导弹驱逐舰 “巢湖”号导弹护卫舰、“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
第六批护航编队：“昆仑山”船坞登陆舰、“兰州”导弹驱逐舰、“微山湖”综合补给舰。
第七批护航编队由“舟山”号、“徐州”号国产新型导弹护卫舰和“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第七批与第三批重复说明中国海军的实力还是太弱，能拿的出手的能远洋作战的舰艇太少。
中国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数个波斯湾的前景仍是展望，“走出去”有舍近求远的味道！
在中国合理主张的东海专属区划界内与日本的油气田谈判，是中国的无奈！
海峡两岸关系的持续缓和证明了“发展是硬道理”，繁荣的经济构成对台湾的最大吸引力。
钓鱼岛危机与索马里航道危机中，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是可以分开的！海权理论家马汉提出的生产、运输、市场海权三原则在中国有新发展。
日本的财团运作与政治的密切配合在中国不适用。
中国从伊朗的石油进口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始，由1996年的231万吨到2001年的1084万吨，成为中国当年最大的进口源。2010年中国进口石油1.5亿吨，伊朗仍占重要地位。
2007年从东盟国家进口的石油占到总量的15%，而东盟国家的石油产量主要来自南沙地区，中国可以不给来自藏南地区的印度籍人员来华护照，石油却不能。
2009年2月，中石油向加拿大Verenex Energy发出收购全部股权的要约，4月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Kaz Munai Gas公司联合收购Mangistau Munai Gas。
中俄原油管道谈判了十几年，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结果。2009年2月，中俄“贷款换石油”协议的签署同时破解了这个难题。4月，管道的俄罗斯段开始动工建设，5月，中国境内的工程也正式开工。
中国内陆水产品总产量连续20年位居世界第一，水产品出口连续9年位居国内大宗农产品出口首位，成为世界第一水产品贸易大国。渔业生产方式由内河、内湖、近海的捕捞为主向 “以养殖为主”转变，我国水产品养殖产量实现占国内水产品总产量和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两个70%。
1996年全球渔业总产量8925万吨，2004年达到9500万吨，中国1690万吨，其中以内陆淡水和近海养殖为主，我国的远洋渔业直到2009年产量仅98万吨。
在20世纪60年代，1万载重吨的船就可称为“万吨巨轮”，2000年末世界上拥有10万载重吨的超大型油轮（VLCC）数百艘，还有50万载重吨的特大型（ULCC）油轮。目前最大的散货船为30多万载重吨。到2003年底，我国商船队总运力在世界各国船队中排名第四，集装箱船队总量居世界第五位。
我国船舶工业造船产量已连续１１年位居世界第三位，在世界船舶工业中所占份额由２０００年的６％提高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到２０１５年我国的船舶产量将达２４００万载重吨，达到“世界第一”，以环渤海湾、长江口、珠江口区域三个现代化大型造船基地。
从科学考察角度看，南极有四个最有地理价值的点，即极点、冰点（即南极气温最低点）、磁点和高点。此前，美国在极点建立了阿蒙森斯科特站，俄罗斯人的东方站位于冰点之上，磁点则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建造的迪蒙迪维尔站，由于率先完成冰穹A和格罗夫山区的考察，中国最终赢得了国际南极事务委员会的同意，在冰穹A建立考察站，昆仑站于2009年1月27日胜利建成。
中国在黄岩岛与冲鸟岛上的矛盾方法说明了中国海权的不成熟，凭什么说高1米、面积6平方米的冲鸟岛礁石就不能称作“岛”？又凭什么说高1.8米、面积3平方米的黄岩岛礁石就可以称作“岛”？
总之中国海权已经起锚，“走出去”战略初具规模，尽管护航舰队只有三艘，只有一架飞机，少是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