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邻近与临近的区别:中国人的官瘾与古人容腐反腐治国所想到的 [图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4 05:02:13
中国人的官瘾与古人容腐反腐治国所想到的 [图片]
齐白石老人晚年的一幅名作，画的是一位身穿白袍的清官，年纪大了，醉态可掬地伏在酒瓮上，酒勺柄上挂着一串铜子儿，题记为：“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可为盗，也不伤廉。”强盗确实胜过贪官，这怎不让人深思之，明辨之。痛骂之，鄙夷之。
文/温暖一生
记得08年《中国青年报》曾经刊过一篇“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做官成瘾列为一种临床精神疾病的国家”的文章，笔者看后惊讶之余却又感觉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想必各位看官看后也会和笔者有同样的感觉。文章说：
“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做官成瘾列为一种临床精神疾病的国家，并计划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登记。中国卫生部预计明年将接受一种有关官瘾的新标准，它是在中国心理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将把官瘾归为与强迫性赌博或酗酒类似的病态行为......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做官成瘾列为一种临床精神疾病的国家，并计划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登记。中国卫生部预计明年将接受一种有关官瘾的新标准，它是在中国心理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将把官瘾归为与强迫性赌博或酗酒类似的病态行为。
在北京太空军区总医院成立中国首个官瘾治疗中心的方正医生说：“中国处在该领域研究的最前沿……我们拥有足够多的病例，这样我们就能进行正确的科学分析。”他说，他通过4年时间对3000多名官瘾患者进行了研究。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做官人口，官员多达数千万(俗称吃皇粮)，比一个中等国家人口还多,其中许多年轻官员沉迷于官场游戏。通常夜来临时,大城市和偏远乡镇的酒家食店夜总会都钻满官人，他们紧盯酒肉女色,沉浸激战当中。
方正医生说，他把自己的研究数据与美国专家的研究做了比较，在美国，官瘾尚未被认定是一种疾病。美国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统,四年一选,即使是年轻有为也不能连任总统超过两界，即不能超过8年，美国总统是真正的为选民服务的！他担起了人民公仆的职责!看看中国,中国千百年来最高的行政长官当然是皇帝,做皇帝多是终身制,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真正的做到精尽人亡,为什么会这样?在中国随便算问个只有几岁的顽童，顽童们都会认识到做皇帝有三多：一是老婆多，后宫佳丽数千；二是手下多，拥有天下兵马大权，天下臣民莫敢不从；三是土地多，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最高长官都是这样了，你想一下，下面的是怎样的官员？当然是承上启下！基层的土皇帝何止千万.......”。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龙的传人这么痴迷做官看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没有好处去当个鸟官？古今中外哪个贪官不是这么想的那就是见鬼了。已故国学大师柏杨先生曾经是这样概括做官的好处：一是手中有了权利；二是财富增多；三是受人崇拜；四是光宗耀祖。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很多糟粕的东西，说男人一生有两大喜，一是洞房花烛夜；二是金榜题名时。这“洞房花烛夜”可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喜，那是人性的一面，没有谁偏要说不是喜；可“金榜题名时”这一喜就包含了许多功名利禄的东西在里边，“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理念就是求得功名，否则古人怎么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呢？古时候的小老百姓没有什么反腐败的“邪念”，老实本分的百姓唯一的奢望就是让自己的儿孙也求取功名，消极地打着与虎谋皮的算盘，有朝一日去分一份光宗耀祖和荣华富贵的美羹。不能不说我们的一些传统教育实在是太愚民了。
旗人入关，把大汉民族打的一塌糊涂，几万人就把大明王朝几十万军队给摆平了，这太让人沮丧了，怎么会这样？因为大明朝的上上下下在忙着当官，在忙着腐败，打不败你天理难容！当然这种结论是后人总结的，当时的旗人不乏智慧者，他们入关登上金銮殿也担忧那把龙椅是否能坐得稳，偌大一个大汉民族如何让其变成顺民？智慧者胸有成竹，有招可使，那就是让汉人做官！怎么让其做官是个大学问，科举制度从此就发扬光大了，反清复明的想法也就慢慢地蒸发了，莫谈国事，接下来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十年寒窗，钻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八股里不能自拔......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这话最早见于鲁迅先生《学界的三魂》。尽管《中国青年报》的这篇“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做官成瘾列为一种临床精神疾病的国家”的文章已经有了答案，我们依然有必要继续反思和深究一下，去窥视古往今来官瘾的那些来龙去脉，去发觉官瘾在中国人的基因里面到底是占据了多少人性的位置，更需要以史为镜裸显官场贪腐的历史渊源。
所谓的瘾，人们都好理解，通常来说就是特别爱好、嗜好，但这个“瘾”字在医学意义上实际是中毒发病的表现。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些古往今来的官态官行，就足以理解这个“瘾”字了。旧时的官都要称“老爷、官爷”。爷是什么辈分，那是让儿孙们毕恭毕敬去孝敬的辈分，怠慢不得。一旦修成正果成为老爷，就连步都不用自己挪，每一步都要下级用轿子抬着。老爷一下轿，轿前的人都跪着，给老爷请安。这样的待遇怎么会不上瘾？鲁迅先生形象的比喻：“轿夫如果不对坐轿的人含笑，中国也早已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官气被奴气宠得猛，奴气奴声声声入耳，咋不舒服，这是一种莫大精神享受，奇乐悠悠。
官瘾这种渗透到国人血液里面的病毒，几千年下来似乎很难自愈，且发作起来让古人自愧不如。 现代人的官欲依然那么深，都要列为一种临床精神疾病了，壮哉？悲哉？这种传承不得不对官场的老祖宗们的言传身教拍案叫绝。不同的是，现在的官一般只升不降。即便是犯了事也照样做官，无非是换个地方而已。现在在一些官方的媒体上也能看到为数不多的一些文章形容我们的“官”们大多数是好的，是优秀的，这让普通百姓深感欣慰，尽管不知道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在当下无论你打开哪个网站或者铺天盖地的报纸，总少不了某某官员又出事的报道，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每年对违法乱纪的官员统计数字屡创新高，让人触目惊心，“黄金屋”让贪官污吏前赴后继，反腐与贪腐的博弈也可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应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科级干部腐败现在非常严重。大批的项目投资最后都落实到基层，他们是直接的经手人和掌管人，最有机会接近大宗财产，进行贪腐。由于这个级别的干部人数众多，腐败一旦扩展开来危害极大，对基层群众的利益损害也最直接，所以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林喆教授说的是“科级干部”而不是“个别”科级干部，他的讲话绝不是空穴来风，怎能不让人惊愕！现在一些人为了升官用“挖空心思”不足以形容。跑官要官的“乞儿”相，毕肖可见。在利益驱动的畸形官欲面前也暴露了我们公权监护上的漏洞和制度上的缺失，否则如何来解释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呼啸而来的贪腐？
当我们对愈演愈烈的贪腐痛恨欲绝的时候，视乎想给那些贪腐官员一个贪腐的理由，这样也能让百姓的痛苦指数降低一些。古今中外政府官员的贪墨腐败没有谁幸免过，值得敬佩的是曾经同样贪腐的那些老牌的西方国家现在却很难看到官员贪腐的现象，这让笔者在这里无法评判其制度上的优劣。笔者只想从中国的历史传承上去寻找贪腐成因的一些蛛丝马迹，古人治国和反腐的一些理念。
相传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宇文泰，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 三日三夜。
苏绰答：“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
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充实国库（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这个传说的典故笔者没有得到考证，不过那苏绰的才华和智慧多有史书记载，不容置疑，这种治国理念也非等闲之辈能具有的思想。我们能联想到，新旧朝代更替，新朝创立者自然是人困马乏，缺少财力的供给，要想保住来之不易的江山，就离不开各级地方政权及其衙役们的做为，没有银子谁辅佐你，当时的时代背景自然就造就了与其相适应的治国之道。应该说古人这种容腐治腐的治国理念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智慧，毕竟古时候的政权是家天下，维护政权是压倒一切的要务。贪婪是人的本性，无官不贪同样是铁律，这里指的“官”当然是手中掌握绝对权力的那种“官”，所以官场贪腐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容腐的治国理念貌似有效，其危害殃及历朝历代的吏治和法制，直到明朝朱元璋那里，实在是挺不住了，连剥皮实草之刑都发明出来，可见历代天朝的腐败是何等“盛况”。有海盗郑广的这么一个典故，足可以佐证古时候官场贪腐的境况。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其编撰的《桯史》里记载：
海盗郑广，在莆田和福州一带啸聚亡命之徒，能以一当百，官军不能战胜。自号滚海蛟。皇帝老儿下诏招安，赏给他一个不大不小的武职，容他效命朝廷。由于郑广做过海盗，同僚们对他无不侧目而视，没有谁愿意搭理他，这令郑广大为窝火。有一天早上，郑广进衙办公，见同僚们聚在一起谈诗论句，便主动搭讪道：“我郑广是个粗人，作了首歪诗，想献个丑，念给诸位听听，不知可否？”这些官僚们总把郑广看成异类，想出他的丑，听他要做事，以为是耳朵出了毛病，都伸长了脖子如长颈鹿和向日葵一般，都转向郑广，郑广便用官话朗诵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听到这里，众官吏又惭愧又说不出话。最妙的是故事结尾，借一官人之口说道：“今天下士大夫愧郑广者多矣。吾侪可不知自警乎。”
做贼的居然比做官的还理直气壮，这实在是对旧时官场的一个绝妙讽刺。我们真的感谢这个郑广，他说了实话，苏绰与宇文泰密谈是天机不可泄露，郑广可是斗胆掀起官场贪墨石榴裙的人，从此让这个石榴裙再也遮不住如同梅毒般的官场腐败所发出的恶臭！那些道貌岸然做官的底气还没有做贼的壮，做贼的敢说自己强似做官的，做官的不敢说自己清白。尽管贪官无道、盗亦有道，其实做贼和做官都是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要你进了圈里，那就意味着票子、轿子、妻子、金子银子、马子、儿子、妮子、宅子，一切都会长腿似地往你家里跑，否则，只有受穷的命，挨饿的命，抬轿的命，挨揍的命，被砍杀的命。官做的越大，回报越丰厚，拥有的资源也就越多，做贼是获取血酬，做官也是获得报酬，做贼在水里血里捞钱，在刀口上捞钱，当官的却可以悠哉银子地喝着茶水，哼着酸曲，看着属下，看着小老百姓屁颠屁颠地孝敬其所需要的一切。可以说当官的凶险比做贼小多了，一年县知府，十万雪花银。那郑广也是有道行的人，被招安当然是修成正果，从此免去了在刀口上捞钱的凶险，相比之下水泊梁山宋江、吴用、卢俊义尔等好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做官实在是让人太着迷了！没有官瘾？那是没有官运。
陶宗仪在他的《辍耕录》记录了一首《太平小令》是这样评价的：“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官与贼，是分币的两面，白天为官，夜晚为贼，或者也官也贼，但苦的是百姓，贼惦记的是老百姓，是百姓的财物。
腐败如同洪水猛兽，历朝历代都没有逃脱因腐败而颠覆政权的命运，苏绰的治国理念也不是金枪不倒的神丹妙药。历代王朝在治理腐败的问题上可谓绞尽脑汁，然而最终还是被腐败打倒。在这里笔者还要提一下大明王朝这个很典型的例子：
还是在大明王朝建立的前夕，朱元璋将文武百官请到自己的身边，给大家出了个题目：元朝为什么会迅速土崩瓦解？不久将诞生的新王朝当务之急是什么？请大家各抒己见。高参刘基首先进言：“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整肃，然后才能实施新政。”朱元璋感到言之有理，也深感大明朝的当务之急，应是制定法律，以法治国。根据朱元璋的命令，法律的制定工作加紧进行，到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布了几经修改的《大明律》。《大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管主、从犯，一律凌迟，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的人，只要年满16岁的都要处斩。
对官吏贪污，处罚也特别重。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60两以上，将被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命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
朱元璋惟一的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亦违法乱纪他毫不留情废了他的官职。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邦邦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将他依法处死。
朱元璋当皇帝的30年中，还公开镇压了几起大贪污案，其中最大的是郭桓案。郭桓案发时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
这种治理方式，确实收到了显著效果，使腐败在洪武时期一度几乎绝迹，但是在他统治后期，由于放松了法律管制，腐败活动又死灰复燃，迅速导致了明朝的腐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断送了江山。
明朝反腐失败的教训在于，依靠严刑峻法那一套治理腐败的方法并不能使效果持久，实际上，产生腐败的原因在于不平等的官员同一般人民的特权关系的存在，这种特权关系，使官员成为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社会的主人，形成自己的特权地位，这种特权地位，使得官员不可能处于社会的平等监督之下，因此必然形成依靠这种特殊权力为自己谋取各种不正当利益从而贪污腐败现象，随着土地兼并和伴随而来的地主阶级特权的不断扩大，各种巧取豪夺、从而贪污腐败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愈演愈烈；仅仅靠严刑峻法，并不能改变产生腐败的原因，也无法根除腐败。
而封建制度恰是维护和确认这种特权关系的存在的，因此在它的制度范围内不仅是无法根除腐败的，而且也无法制止腐败的蔓延扩大，一旦人亡政息或政策、情况等主客观因素改变，腐败现象就会恢复并且蔓延起来，而明朝初年所执行的严格反腐败政策，也是它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一种特有政策，不只是人的一种主观思想的原因决定的，即不单是由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本人为自己的江山社稷永存、永固和作为开国君主的思想上特有的爱民思想所决定的，它同时也是在社会生产力落后条件下实行的一种必要或必须的政策，因为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由于战乱的破坏已经衰弱到无法支撑地主阶级更大程度地掠夺人民的需要了，因此对那些相对于社会生产或经济的状况突出发展起来的权贵势力和贪官污吏进行严格打击就成为必要，一旦这种社会条件改变，则这种政策迟早也就会随之改变，明太祖晚年的宽松政策就是证明，所以从总的过程来看，也改变不了他的王朝最终走向腐败乃至步先前历史上一切封建专制王朝演变规律灭亡的命运，而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明朝反腐的教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要想治理腐败，不能再沿袭过去的那种严刑峻法的古典式的反腐败方式，而必须另辟蹊径，这就是必须依靠社会监督来实现对腐败的治理，只有这样也才能有效地根治腐败的发生和蔓延。而要想实现社会对国家官员的监督，就必须实现言论自由，给新闻言论以独立的话语权利，使之能充分地、公开地、及时地揭露各种腐败行为，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权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受到了很大限制，对于国家的高级官员特别是中央官员，社会监督实际上是个盲区，而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权利也由此表现为处于不完整状态，只有将所有官员一律置于平等地位地接受监督，反腐败措施才能产生效果，如果高层官员可以逃避舆论的监督，则反腐败就不可能彻底，整个官员群体也不可能处于真正有效的监督之下，因此，对官员的监督的最关键部分事实上是对高级官员的监督，它代表着监督的实际实行标志及程度的大小，而这一点，恰是最不容易的。
我国的官僚体制是造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问题所在，大官的亲信在下级权力机关和大企业是“抢手货”。美国的情形则刚好相反，政务官的亲属在他的辖地常成为企业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因为你一旦任用政务官的亲属，你的公司企业就会成为公众和媒体质疑的焦点，你的一举一动就会暴露于无孔不入的监督之下，这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美国人一旦当选政务官后，他的亲属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一夜间成了“二等公民”，不但受到“就业歧视”；还不能享有“完全公民权”，犯同样的错误要比普通人承受更重的处罚。小布什就曾因此深受其害，因为他拥有一个总统父亲，所以“二等公民”的感受格外强烈，心灵上受到很大创伤，并一度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后来因为皈依基督教才在灵魂上获得新生。
记得是毛主席一位子女说过：“做您的儿女真累”，主席向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女，不允许有特权。毛主席不仅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女，对新中国的民主建设也看成是头等大事。那是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时，黄同毛主席之间有关“周期率”的一段谈话，据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来延安）感想怎样?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熟读史书的毛主席很清楚，因为中国历史都无情地显示：中国农民不被一个腐败的朝代折腾个七八代人，弄得民不聊生了，卖儿卖女的话，仁厚、老实、胆小的农民是不会揭竿而起的，他十分明白民主的意义，然而民主的进程离不开法制和法治的互补，这一点，我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传承也很难在短时期拨乱反正，可我们不能容忍变本加厉。我们永远相信党和政府与腐败势不两立的反腐立场，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离我们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