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公园绿地的社会分异研究

　  摘 要：公园绿地作为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空间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实现公平而高效的供给。简要梳理了公园绿地社会功能的演变过程，重点总结了国外在公园绿地社会分异方面的研究成果——公园本身具有“绿墙”式的社会隔离性或“绿磁”式的社会融合性，公园供给具有社会空间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公园消费具有社会分化性，并简单讨论了影响分异的因素和形成机制、实现公平配置的途径等；最后，分析探讨了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公园绿地，社会空间，空间公平，社会分异，综述

　  一  引言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共同环境，并改变着世界城市与区域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讲，评价城市竞争力时，诸如城市公园等公共设施的现状、不同阶层公民对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状况等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此，各国政府普遍制订了相关的公共政策和标准规范，不仅提出人均公园绿地的最低标准，还针对公园的特殊属性提出最小服务半径标准，以保障公园绿地的服务能力和效率。但是，当评价这些公共政策的效果时，孤立地比较绿地的数量和只了解“平均的”人群享有这些绿地的数量和使用水平是不够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进一步了解社会各阶层拥有和使用公共绿地的分化情况，了解享有公共绿地最大使用权的人是否包括那些最需要它的人。作为公共物品的公园绿地的供给；应体现公平兼顾效率的理念，即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服务（公平）和为真正需要的人提供服务（效率）的思想。现有政策指标用于评价公园服务能力的公平性和效率时，不能体现公园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居民使用公园的实际可达性、公园服务覆盖的实际人口数及覆盖人群的社会经济属性（经济、种族、宗教、性别、年龄等）的差异性等。

　  因此，本研究简要梳理了国外在城市公园绿地社会空间的供给和消费分异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本研究中的城市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放的、以游憩为主要功能的绿化用地，它是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城市整体环境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该界定范畴与国外的“城市开敞空间”基本相当。另外，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以下简称SES）相同的人从社会中获取的需求物品大体相等，SES通过个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声望等变量来度量。本研究中的“社会分异”指SES不同的人群即处于不同社会分层等级的群体拥有某种物品的空间差异性或消费某种物品的特征差异性。城市公园绿地的社会分异研究包括将公园绿地与其周边邻里或社区的人口SES特征相结合，研究其空间布局的差异性和使用的分化特征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和机制等。

　  二  公园绿地的社会空间性质

　  纵观公园绿地的发展历史，其主体功能与价值目标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演变，经历了景观化、生态化、人文化、社会化四个发展阶段，分别对应于1830年代到1900年代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环境整治和美化运动、1900年代到1960年代全球生态问题背景下的自然环境保护运动、1970年代到1990年代强调对个体的人（社会意义上的人和生物意义上的人）的人文关怀和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群落马赛克化背景下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

　  公园绿地的社会文化功能自古有之，但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工业化前期和工业化时期主要表现为改善城市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主动和被动的休闲功能。工业化后期表现为人本主义的社会功能，注重与人的尺度相适应的人的生理、心理需求；表现为熔炉式的民主场所，意味着穷人、富人、工人、商人、文人等的差异性以完全的平等为基础，寻求一种自然文化表达混合的一致性和同一化，但同时也注意到因种族和阶层差异引起的绿地的负面社会隔离效应。后工业化时期表现为对不同种族、文化、阶层、年龄等社会群落的关注，并充分满足各种马赛克式城市文化的需求和愿望，正如托普森（Thompson）的观点：不是把公园当作“熔炉”，我们需要“色拉盘”，在这里，能够看到不同文化的个性表达。公园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它是促进社会交流融合、和谐发展的场所，是异质性社会的黏合剂。因此，公园绿地更应表现出罗杰斯（Rogers）的“邻里之间的户外房间”、托普森的“陌生人的会场”、雅各布斯的“街头芭蕾”、芒福德的“城市剧场”、怀特的“城市舞台”等社会空间的作用，并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主要研究阶段和内容

　  1.2000年以前的个案式研究

　  （1）“绿墙”式的社会隔离性

　  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简·雅各布斯等就提出公园绿地的社会隔离（排斥）功能，即公园作为分界线的功能带来许多诸如低利用率、最小的交通通行、低维护造成植被生长不佳、景观败落、垃圾遍野等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她还指出，纽约位于曼哈顿北部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的晨边公园将穷人、纽约黑人住宅区的主要少数族裔与白人、中产阶级隔离，具有分界公园的性质。分界公园隔离了不同SES的邻里，使邻里关系变得贫乏，因为它减少了开敞空间资源的利用，继而使之变成废弃的景观。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公园作为社会交往的可变场所，公园的实际位置和设计有助于确定它是熙熙攘攘的活动场地还是令人失望的城市真空。因而，如果公园形成的边界被周边邻里感知为绿墙而不是绿色空间，规划者和管理者理应采取策略和改变措施，处理屏障现象的真空效应。

　  到1990年代，出现了关于公园社会分异现象的定量和学术化的研究，最典型的是地理与规划学背景的索尔卡夫（Soleckiav）等人的研究。他们首次清晰地界定了分界公园（boundary park）的概念，并从人口统计数据出发，重点研究了位于波士顿两个中心SES差异显著的邻里之间的四个公园。该研究采用物理生物学方法，利用公园植被生长特征及其周边邻里的种族、收入等客观数据，判断位于SES差异显著的邻里公园，因社会隔离或社会排斥而产生“绿墙”式的负面“屏障效应”。这与雅各布斯“真空效应”的观点相似，并且承认这种绿墙现象在某些城市公园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2）“绿磁”式的社会融合性

　  农林专业背景的格博斯特（Gobster）以批判的眼光、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检验索尔卡夫所谓的“绿墙”现象——其是否存在、如何发生作用、其结果可能是什么；其通过芝加哥公园的案例研究表明，索尔卡夫界定的边界公园其功能更象“绿磁”而不是“绿墙”，即不是“绿墙”式的隔离和屏障功能，而是“绿磁”式的融合和催化剂的功能；并指出，美国城市居民在种族和阶层上还存在许多隔离，各种改善这种关系的目标就包括提供交往的机会，特别是儿童和青年，城市“边界公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接触场所，通过创造安全的、有吸引力的环境和机会，边界公园能够在改善人种混合和交流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通过研究过去的问题和现在的成功，我们能够将更多的边界公园变成改善城市邻里种族交往的积极替代体——“绿磁”而不是“绿墙”。

　  2.2000年以来的系统化研究

　  基于21世纪以来绿地价值的社会转向，关于绿地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在空间上的分异、不同SES的人群对绿地使用和需求的分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

　  2000年以来的研究主要解决以下问题：绿地供给和消费与人口SES有何关系？不同人群有怎样的可达性？哪些区域需要增强绿地的供给？绿地供给的差异性定量研究可以让决策者了解哪些地方和哪类人群缺乏哪些种类的绿地，从而使供给更加公平；绿地消费的差异性研究则能够了解本地不同群体居民对绿地的不同需求和感知，从而使供给更加直接和有效。

　  （1）公园绿地供给的社会差异性

　  大量的研究着眼于定量描述现存绿地对不同SES人群的供给状况，针对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分别从单因子、多因子或综合性因子分析绿地对其供给的差异性。

　  不同收入人群的差异：公园绿地具有向高收入邻里集聚的特征。

　  采用最能反映经济地位差别的收入因子，研究人群享有公园等公共设施的差异性。大部分研究结果证明，收入越高享有公园程度越高。如低收入人群对于公园、开敞空间、私人休闲设施、公共设施具有更低的可进入性和使用机会；绿地覆盖率与收入正相关，特别是居住区覆盖率数量与中等家庭收入强烈正相关。以上结果表明，政府如果不谨慎处理其在绿地方面的投资目标，绿地建设将更会使有钱人受益而不是使社会经济较差的居住区受益。

　  不同种族和宗教人群的差异：主流族裔比少数族裔享有更多公园。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口和文化流动的全球化，使之前以美国为主的种族和文化异质性突出的现象蔓延至包括欧洲和亚洲等更多的国家。因此，种族和宗教的差异性研究也成为热点之一。

　  阿伯克隆比（Abercrombie）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混合种族居住的邻里有更多的公园，居住在以白人为主的街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居住在以少数族裔为主的街区的高收入群体具有最低的公园可进入性。库伯（Alexis Comber）等选取种族和宗教指标，采用GIS网络分析的方法，以英国莱斯特市（Leicester）为案例地，对绿地在不同宗教和种族群体之间的供给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印度教、锡克教群体显示出比其他群体更不利的地位。以上研究为政府制订种族和宗教融合策略提供了空间上的直观判断和依据。

　  不同社会阶层（SES）人群的差异：多数结果是SES与公园高可达性正相关，但也存在相反的研究结果

　  采用综合性因子，按照人口的SES指标将社会阶层分成若干等级，研究不同等级社会阶层的人群享有公园绿地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性。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SES越高，可达性越高。马拉吉（Maraj）等对绿道进行不同阶层人口的可达性研究表明，少数族裔和穷人使用权的数量与人口数量不成比例，与绿道相邻的人口也存在社会分异性，这些结果与历史的土地利用模式和人口迁移有关。另外，从享有公园的质量方面分析，高SES的邻里拥有更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如具有更高的宜人性（野餐桌、饮水设施）、更多的树木遮阴、水景（如池塘和小溪）、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等，从而更能增加儿童的户外活动。但也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等级社会经济状况的邻里对各类开敞空间拥有的数量和总面积基本没有差异。伊朗学者以德黑兰为例的研究表明，低SES邻里具有更高的可达性，原因在于较为贫穷的家庭通常利用最近的设施以避免交通成本，而高收入群体更喜欢旅行更远的距离，以远离拥挤的公园、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

　  （2）公园绿地消费的社会差异性

　  尽管几乎所有人群都普遍认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但不同年龄、性别、文化背景、SES的人群在使用、感知和体验自然城市景观方面存在差异性。年龄和性别特征作为人口最基本的社会特征，在对公园绿地的使用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性。青少年更喜欢优美的环境、积极的活动（如运动、与景观更多互动），而成年人和老年人更喜欢在自然环境中沉思。另外，对儿童、妇女、老年人户外身体锻炼的需求及行为与公共开敞空间可达性特征关系的研究表明，开敞空间可达性越强，其使用率越高。文化背景差异也会导致绿地消费的差异性，如伯吉斯（Burgess）图示了英国亚裔妇女与其所在的自然乡村生活体验的联系；格博斯特的调查表明，芝加哥不同文化群体使用绿地的模式和偏好不同。尽管如此，这些差异性在各种文化中又存在共性，如更高SES的人比那些低SES的人更多使用更高价值的城市自然。

　  （3）影响社会分异的因素及机制

　  不同群体对绿地可达性差异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是非常薄弱的领域，少量文献涉及制度和政策、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简单分析。

　  制度和政策因素。艾里克（Erik Lichtenberg）研究了华盛顿一巴尔的摩走廊郊区独栋住宅区的土地利用和森林保护制度对郊区居住区开敞空间供给的影响。由于森林保护制度和政策的限制，导致开发建设时占用其他类型的开敞空间；由于绿地最小规模的限制，导致开发商用私人空间代替公共开敞空间，即开发商宁愿使开敞空间愉悦性内部化也不愿使他们的邻里搭便车。大卫（David J.Lewis）等研究了开敞空间保护政策对居住开发密度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空间的保护政策可以减少居住密度的增长，这与政策调节目标是一致的。

　  经济因素。库伯（Alexis Comber）认为，由于在绿地增加的地方外部效应导致物业价值增加，使得较低SES的人群被逐出，这些问题的更深层面涉及迁移居民的选择和定居模式等。从经济原因来看，他们可能最初居住在老城区，那里有更多他们支付得起但绿地更少的房子。吴俊杰（JunJie Wu）通过建立模型解释环境愉悦价值反过来影响社区社会特征的现象，环境好的社区吸引高收入家庭，因而形成收入越高的邻里拥有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园绿地的结果。另外，部分学者创立的用收入表达的、以宜居为基础的区位理论也能够解释不同收入群体居住环境的空间差异性。

　  社会因素。由于居民个体行为受其价值观的影响，居民社会身份的认同感、居民居住偏好的差异也会影响居住环境的选择，如人们为了追求优美的居住环境，愿意付出更高的通勤距离成本。

　  （4）实现公园绿地公平配置的途径

　  研究公园绿地社会分异的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公园绿地公平而有效的配置和管理。总体而言，目前有两类途径用于解决其公平配置的问题。

　  第一类是“寻差补差法”。在以上关于公园绿地社会分异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现状分布和使用的分异特征评价，了解实际供给人群享有和使用情况与政府政策目标的差距，从而进一步从规划和管理的角度修正这种差距，以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

　  第二类是“模型寻优法”。通过公共设施微观区位的相关理论建立模型，进行最佳区位点的搜寻和求解。有学者通过建立离散空间模型，寻求开敞空间在大都市地区的最佳供给模式（optimal provlsion Of open space）。

　  尽管通过模型求解的结果较为直接，但模型在参数选择中存在局限性，特别是无法考虑不同SES人群的不同需求。另外，结果的求解也是一个相当耗时和复杂的过程，并且需要人工智能的干预才能缩短搜寻最优解的时间。因此，该类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而通过传统社会地理学将人口数据、土地利用方式、需求与价值观数据等与公园绿地空间数据相结合，利用GIS强大空间数据库功能进行空间分析的“寻差补差法”，则更为：直观和灵活。

　  四  研究趋势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绿地社会性为基本视角的研究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焦点，而相关的研究也会扩展到公共资源领域。这些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

　  ——绿地社会价值的研究。在21世纪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新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新的联系方式和社会关系等，将对城市绿地社会价值产生新的影响并带来绿地社会价值新的表现形式。

　  ——绿地社会分异的研究。研究广度、尺度和深度方面都会加强。研究广度上，将社会科学的方法与GIS方法相结合，用于更广泛的不同阶层人群（不同年龄、职业、经济、健康、家庭结构、种族和宗教等）的供给和消费的研究，特别是大量的研究将会集中在目前相对较弱的使用分化方面；研究尺度上，从目前集中于欧美的单个城市层面扩展到世界不同尺度（国家、区域、城市）层面的研究，并随着研究案例地增多，出现纵横向的对比研究；研究深度上，目前研究相对薄弱的影响机制等方面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包括影响供给和消费分异的因素和机制分析，绿地的社会分异反过来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和作用等，绿地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思想和方法的影响等。

　  ——公共设施和公共资源的社会分异性研究。同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尺度将大量用于包括城市绿地在内的公共设施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中的供给、可达性、使用差异性的研究以及横向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

　  ——公共资源（包括环境资源）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研究。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国外在公共资源（包括环境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和公正方面均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政府也非常重视。如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的12898号行政令就要求各联邦政府在评价其土地政策和计划时，要高度关注环境公正的政策和实践。因此，包括城市绿地在内的公共资源分配、供给的公平性将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

　  作者简介：江海燕（1973一），女，汉族，湖北京山人，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乡绿地与景观规划设计；周春山（1964一），男，汉族，河南信阳人，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