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率监管不应抑制金融创新

5月20日，银监会就其起草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不得低于4%。此前，银监会已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提高到11.5%。

杠杆率不低于4%的规定，是对银行资本要求的进一步补充。但是，这个4%的要求，显著高于《巴塞尔协议》3%的下限。在《巴塞尔协议》下，银行可通过借债融资，使银行资产总额提高到资本的33倍；而在《办法》规定下，银行资产至多只能是资本的25倍。引入杠杆率监管是必要的，但监管者不应忽视随之产生的负面作用。过严的监管要求，有可能阻碍金融创新与银行业发展。

限制杠杆率的意义，在于防止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系统风险”，每家银行的所有者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出资，以缓冲不良资产对投资者和金融体系的风险。一旦发生银行危机，个别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需要政府接管或财政救助。但是，如果政府无条件提供救助，银行在投资时就会倾向于购买风险较高的资产，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为此，旧版本的《巴塞尔协议》早已引入资本充足率指标，要求当资产质量恶化时，银行所有者必须先于债权人和纳税人承担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各类资产分别对应不同的风险系数，银行在放贷时，便有积极性选择风险权重更低的投资。

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引入杠杆率监管，其特点是：延续强制银行按一定比例资产保持资本的监管思路，却不关注每项资产的具体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率指标，要根据不同种类的资产的风险进行加权；而杠杆率的分母，则是对表内外各项资产简单加总。与资本充足率相比，杠杆率监管对表外业务、衍生品的处理更为严苛。例如，银监会《办法》要求银行的表外业务，除了无条件可撤销的承诺，其余都要按100%计入杠杆率计算；并且，《办法》原则上不允许考虑信用衍生品、抵押担保等金融工具缓释资产信用风险的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让各国监管者意识到：低杠杆率（定义为资本与资产总额之比），是加重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当资产价格上升时，低杠杆率意味着银行用于投资盈利的资产更多，利润也就更大；但当资产价格下降，低杠杆率就成为金融机构的包袱，起到扩大资产损失的效果。这是因为无论在牛市还是熊市，无论银行持有资产质量好坏、风险高低，银行借债融资的利息成本是固定不变的。

举例来说，假设一家银行自有资本是1亿元，并以年息4%的成本借得32亿元。这时，银行的杠杆率是3%（33倍）。资产价格如果以6%的速度上升，减去利息成本1.3亿元，则这家银行每年可以获利0.7亿元。可是，如果赶上熊市，资产价格以1%的速度下跌，利息成本不变，这家银行每年就要损失1.6亿元，已经超出银行的自有资本，这家银行就要破产。在宏观层面，低杠杆率还起到给经济周期“雪上加霜”的效果。当资产价格下降，银行维持低杠杆率是赔钱的。这时，银行为了降低利息成本，就会抛售资产，加速价格下跌，加重经济周期的逆反馈循环。

杠杆率过低带来的上述风险，是既有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无法完全解决的。资本充足率意在鼓励银行选择风险较低的资产进行投资。但是，即使银行持有的资产全部是低风险的，低杠杆率还是意味着扩大负债。当经济周期进入下滑期，资产价格普遍下降，银行仍要支付固定的举债成本，进而放大银行损失，提高银行抛售资产的风险。此外，2008年一些欧洲银行通过表外业务、购买衍生品等监管套利手段，使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0%以上，但杠杆率却可以低于3%。资本充足率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失效，这也为监管者更严格地对待表外业务、衍生品，提供了理由。

与资本充足率等资本监管手段相似，杠杆率监管的本质是将金融危机的“事后风险”，转移为银行日常经营的“事前成本”。监管者人为设定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要求，致使市场不能完全自由地分配银行的资金资源。换言之，给定资本总额不变，资本监管减少了可供银行支配的信贷资源，这时利率会高于自由市场中的借贷成本。

如果银行想提高放贷能力，就需要进行股权融资，提高资本。2009年末银监会曾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中国银行业在2010年出现“再融资风潮”。银监会此次推出杠杆率监管措施，不太可能引起新的融资风潮。据媒体报道，目前国内商业银行杠杆率低于4%的只有四家，这四家银行在杠杆率规定出台之前，就已制定融资计划。因此，杠杆率监管带来的短期融资需求，并不显著。

然而，长期来看，杠杆率监管对金融行业发展的影响不容低估。根据欧美银行的经验，银行扩展表外业务、衍生品业务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从而降低所要承担的风险监管资本。国内商业银行在金融衍生品业务领域比较落后，需要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尝试发展新业务。但是，目前国内上市银行平均杠杆率水平，仅比银监会《办法》的最低要求高0.5%左右。而《办法》规定，在计算杠杆率时，表外业务全额计入资产总额，并不得考虑信用衍生品（如CDS）等风险缓释因素。杠杆率监管严苛的计算方法，也许会限制国内银行金融创新的积极性，将国内银行衍生品业务“冻结”在目前的落后水平。

其次，如果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苛刻的杠杆率要求，有可能降低中国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巴塞尔协议》是由20国集团银行监管者联合制定的。统一各国监管指标，可以在防范国际金融系统风险的同时，避免个别国家的银行享受较宽松的监管限制，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如前所述，《办法》的规定高于《巴塞尔协议》。对此，银监会的解释是：中国的银行业比起西方，在资本、流动性等方面基础更为稳定，所以不应迁就巴塞尔协议的“最低标准”。倘若提高监管标准对银行业发展毫无负面影响，这个解释就是成立的。但是，监管者是否充分考虑到金融创新的必要性，4%的杠杆率下限是否是国内银行业“事前成本”和“事后风险”最优权衡？

最后，《办法》在个别计算方法上，也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脱离了《巴塞尔协议》。例如，《办法》不允许银行考虑信用衍生品等风险缓释因素，却允许银行对回购交易以及黄金、利率、汇率、股权等其他衍生产品，进行净额结算。而《巴塞尔协议》依据杠杆率不考虑资产风险的原则，对任何衍生品都不允许净额结算。《办法》严格对待信用衍生品，却对利率、汇率等其它衍生产品网开一面，是否合理呢？

宏观审慎监管，应该在金融体系稳定和市场效率之间做出平衡。监管标准只升不降，或许有利于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但是，正如银行不应通过低杠杆率、一味追求利润，监管者本身也不应一味追求金融稳定，而忽视监管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负面影响。在2011陆家嘴金融论坛上，有多位金融界人士强调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重要性。杠杆率监管，关系到金融行业未来的创新与发展。监管者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时，是否也应审慎而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