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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与流行歌曲――与黄玉顺教授

说明：

这是发生在《宪政理想》圈子上的一次讨论，之所以值得介绍，是因为讨论涉及到中国文化中的三大主题：

其一、是否应该放弃从规定到规定的旧文化思维模式？

其二、从什么角度看孔子？从自然社会的角度看孔子学说，所能得出的宪政主张。

其三、现代流行曲的价值与如何把握诗歌评论这一宣传思想的载体？

讨论是在两个学者之间进行的。黄玉顺先生在圈子里发表他的一篇早期的诗音律论，陈君女士有一个评论，于是有了上述观点的讨论。把这个讨论引向其它论坛的目的，仅仅在于了解其他朋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信它不是一个寂寞的话题。

1、黄玉顺先生在圈子里发表的诗音律论：

《论诗歌语言的音乐性——新诗音律研究》http://lonh0507.q.sohu.com/

2、陈君女士的评论：

近30年前的文章在今天来读，依然栩栩如生，除了题材之外，也在于作者思路吻合于中国诗词演变的路径。

从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到唐诗、宋词，一路上诗的体裁都在变化，路子越来越宽广了。虽然在南北朝时代，曾经有一个体裁上的糜乱时期，“庸音杂体，人各为容”，但是到了唐初，却变本加厉地出现了严格的格律诗。

而唐诗、宋词之间是一个跃进，词的路子要宽广多的。到了近代的新诗，很大程度上是宋词的再解放，主要的是体裁的解放，而音律却在丰富。
如果说唐诗、宋词之间的跃进是与唐宋八大家的努力分不开的，尤其是刘禹锡在江州刺史任上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是对民歌形式的再造，而《陌上花》也是苏轼游根据民歌创作的，至于明晚期，钱谦益等江左诗人也大量吸收秦楼楚馆艺人的诗词体裁，传唱［陌上花］。在这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国诗词在音律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新诗的开拓与胡适等一代白话文者的倡导分不开，其实践者则在朱自清、何其芳等人。

应该承认新诗的成就并不大，其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其载体发生了变化。上世纪30年代的那些诗人们其实古文的底子是极其厚重的，对古诗的造诣也很深，运用其实是相当老练的，例如郁达夫、陈寅恪等人，包括毛泽东。

但是现代人在古文上的贫乏，在古诗词上缺少感受，希望延续上世纪那些诗人的诗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在现代语言形式和知识结构上研究诗的音律，并且能够传递诗人内在的感受――神韵，是一个打开大局面的事业。它的难度不亚于唐初的沈、宋之创新，沈、宋格律毕竟有南朝齐“永明体”可以承续，是在同一体系之内的改革。

齐梁诗论者锺嵘认为：“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音律形于外，可惜现在连歌也唱不好，论诗尤难。

粗略说法，与先生切磋，非不敬也，是不能矣。

3、主题讨论：

“诗三百”与流行歌曲――与黄玉顺教授

黄玉顺教授写到：

“现代的真正的新诗，其实不是那些诗人的作品，而是流行歌曲中的“诗三百”。不知以为然否？”

题目太大了，几乎不敢直面，幸亏不是出现在考场上。

在这里只能说一点感觉：

一、以生活儒学为主题

先生以生活儒学为主题思想，我以为，也就是从自然社会的角度阐述儒学的奥义。读孔子的书，其实是有不同的角度的，不同的角度能够读出不同的感觉。

例如“壶公评论”有一篇《为什么是孔子？》，把孔子返回他的本身――一个平民，至多只是一个在野党人。那么他的政治观，例如“公权制约”就有一个合乎自然社会的主张，而不是任意加之以规定，“公权制约”实质上就是宪政主张。

又如新儒家三星批判李零《丧家狗》：

陈明认为李零《丧家狗》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这本书。”又言“这样说孔子，明显欺我儒门无人嘛！”

蒋庆说：“我尚未看，也不会看这样的书。此人玩世不恭，轻侮圣贤，末世此类人甚多，本不值回应。”

康晓光说：“读《兵以诈立》时就觉得他（李零）不是一个好鸟。陈明说得对，这个家伙就是个愤青。要我看，这本书就是垃圾。”

其实北大教授李零写《丧家狗》，就是从弱势群体――丧家狗的立场解释孔子学说的。而新儒家三星与孔子学说又是背道而驰，因为孔子自己说过：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我以为先生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以为于丹教授也是持这样的立场。当然自然社会的角度的视域是非常宽广的。

二、“诗三百”有三个特点：

有了上述的立场，先生自然而然关注“诗三百”， “诗三百”有三个特点：

（1）是周前中期，执政者对民意的搜集。当其时，周邦国虽然有千百个，但是能够比较稳定控制的只能是黄河中上地区，通过民歌以了解民情无疑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渠道。虽然是当其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却给后人留下尊重民意的印象。

从平民的角度说，《诗经》的角度非常好，在现代，成熟的执政者如胡锦涛和温家宝就十分乐于利用网络与民众建立联系，而一些惧于民意者则千方百计排斥网络。

《诗经》就是现代的网络。

（2）“诗三百”是孔子政治理想寄托。《诗经》经过孔子删减定制“诗三百”。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企图建立一类社会的核心思想以引导社会。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德”，“耻”以“政”为先，是一个专制系统，是孔子反对的。

孔子倡导“德”为先，也就是建立一个共同的信念；以彼此的相互尊重和妥协建立一类良性的关系即“礼”，本初的“礼”是一类宪政思想；于是生活于这种儒学模型的民众有了如同孟德斯鸠所说的贵族的“荣誉感”――中国人称为君子人格，也因此有了自我约束的机制――如同基督教中的“赎罪说”。

孔子正是如此说的，他说：“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整理《诗经》和《春秋》是在思想体系完全形成的晚年，是极其慎重的，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将深深地影响到后世。

（3）从《诗经》读中国的文化形成史：

例如“壶公评论”读《诗经》，认识到中国农业文明原初的三种依次递进的文化：

生文化的发生：读《诗经－生民》；

笃文化的发生：读《诗经－公刘》；

德文化的形成：读《诗经－绵》。

《诗经》的现实意义在于启发现代的思考，应该把现代文化建立于一个良性的基础之上。

三、“诗三百”与流行歌曲。

先生把“诗三百”与流行歌曲相联系，是非常了不起的，可知先生已经有当年孔子删减诗书之志了。以先生学识，即使不能达于孔子的水准，也能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奠定开一先声――事实上，现代中国文化的整理不会只是一个人，应该是一个群体，更应该是社会大讨论的成果。

所谓“流行”，即是社会自然属性的立场，也要有一个融合于社会的态度。

例如，大文豪林语堂译《独立宣言》，题名《今译美国独立宣言》，纯粹是以闽南俚语形式，这篇文字企图让普通百姓明白美国独立战争的真谛，真是煞费苦心。

又如陈天华写《警示钟》，完全是使用百姓语言，也真是煞费苦心，而令人感动。

现代的，能够流行的歌曲并不多，我比较喜欢如：

（1）《红旗飘飘》（乔方词 李杰曲）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唱出做为一个中国人的荣誉感和对祖国的忠诚，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类大我的心态，这是中华文化的熏陶。

（2）毛阿敏的《天之大》。

牛年春晚，毛阿敏以一曲歌唱母爱的《天之大》，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母爱――最伟大的人性人。伟大的人性，是一个良性的社会构建的基础，我们因此而向往宪政理想。

（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蒙语主持人布仁巴雅尔的《吉祥三宝》。

我们能够返回青草绿水的大自然，我们能够逍遥于蓝天白云之下，我们渴望一种自由自在的、祥和的生存环境。

先生如能将以孔子整理“诗三百”的思想、方式和态度整理现代流行歌曲，将是一件不朽的事业；即以现实言，能够让现代社会走出恶俗文化的误导，也必将造福于中国人民。

四、结束语：

我们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从抗争、激昂的思想形态回复到平和、自然的思想形态，这是中国人重新确立自信的表现。

季老，任老去后，人们以为中国无大师了，其实并不然，现代中国的沉寂只是产生大师的酝酿，如果从汉、唐盛世来看，也是在中前期出现文化高潮，并且出现影响深远的大师。

重要的是在学者自身，是否能够有一个自然社会属性的视野，在现代言，就是是否能够从人民的立场观察社会，说明社会，引导社会。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上是把这个问题说明白了，有些人以为该讲话只是一个政治说教，谬也。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关注实学，也就是说他对明清之际的社会学说是明白的，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有深刻的见解。邓小平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提出“不争论”的看法。而费孝通等大师也完全能够理解毛泽东讲话的内涵，认识到从概念到概念的旧文化的错误，而应该返回自然社会本身。

以上是学生鄙见，敢说出来，是因为看到新潮流的出现，如同易中天大谈宪政主义，而“壶公评论”在这里建立《宪政理想》圈子，企图汇聚以自然社会为属性的各类观点。

陈君敬上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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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教授回复：

呵呵！先申明一下著作权：“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这本书”这个公式并不是陈明的，而是我的。

你所谈到的三点：

一、关于“生活儒学”。我的生活儒学，跟“自然社会的视角”是何关系，我是不太明白的。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自然社会”这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概念是何意谓。“名教出于自然”的意思？

二、“诗三百”的特点或本质，我的理解是孔子讲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者，起也，立也。人的主体性之所以是在诗中立起来的，是因为诗乃是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存在的情感显现。我在拙著《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中对此有一些论说。不知道对不对？

三、“诗三百”与流行歌曲。我感觉你我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这真令人高兴！

总的感觉，这个圈子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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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评论：

事实上，陈君的观点与黄先生的观点是存在差异的。

这个圈子的多数人之前是《壶公评论》圈子中的圈友，如何看待儒学？有一点相似于斯宾诺沙看待犹太教，也就是强调社会的自然属性，从而否定加之于社会的种种规定。 斯宾诺莎的哲学理论基本上从神学的桎梏之中摆脱了出来，使人们从自然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这是大变革时代的变革者思维的共性。

但是《壶公评论》圈子中人并没有斯宾诺沙摧毁所有的想法――这种现象大约在李零教授的文章里出现了，而是把孔子学说置于本初状态进行思考――尽管儒家同样出现犹太教士以犹太教代言人自居而垄断所有的现象。

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规定，我们是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孔子学说？孔子学说的合理性，也就是它的自然属性何在？并且从这一个原点继续前行。

或者是陈君对黄先生的理论不太明瞭，或者是希望黄先生抛开种种规定，从社会的原点思考问题，例如从人的生活的角度思考。

事实上，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言，是先有社会再有孔子学说，而不是反之。相对而言，孔子学说之后的社会――从儒家角度言是一个有了“仁”的规定的社会，而之前就可以认为是自然社会，是老子所阐述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是陶渊明的桃花源社会，是黑格尔的“精神生活在其素朴的本能阶段，表现为无邪的天真和淳朴的信赖”的社会。

黄先生是哲学教授，当然知道，当马克思把“物”作为第一性的时候，也就把所有虚设的规定彻底抛弃。我们没有革命者那样的豪情壮志，而是希望找回或创新符合和有益于中国现状的规定，例如宪政主义。

选自《宪政理想》http://lonh0507.q.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