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夜风惹的祸:相识相知：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文章情缘

　　文章摘自《胡兰成传》
　　作者：张桂华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本书简介：《胡兰成传》因张爱玲，胡兰成的身影才从尘封的历史中逐渐显现。其人，其文，其作为，众说纷纭。《胡兰成传》作者从其家乡故里出发，带领读者一路相随，历经上海、香港、日本、台湾，看他如何投身汪“和平运动”……[连载内容]
张爱玲

　　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相遇之前，除了玉凤，又经历了两度婚姻，一度离异。

　　1932年，胡兰成南下广西，次年转百色的广西第五中学任教，与全慧文结合，生儿育女。胡兰成北归，然后到上海《中华日报》，抗战发生从上海到香港，两年后再回上海，来去拖儿带女的，就是这个在广西百色成立的“全慧文家庭”。

　　胡兰成投身汪伪集团，1939年年中回到上海，做了报纸总主笔，做了汪伪国民党“中委”，以后又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一下子做官发迹，身份与广西时期那个中学教师已大不相同，与香港时期那个六十元港币月薪、害着眼病可怜兮兮的小编辑更大不相同。中国男人，多收了三斗米就想讨小老婆，何况像胡兰成这样陡然一步登天的？与中国一般男人的举动无异，胡兰成也在此时“休掉”了旧妻，别有怀抱。当年玉凤的担心——自己含辛茹苦，到男人一旦出头，享受的却另有新人，这一命运，玉凤没来得及遇上，却降临到了这位“百色”妻子的头上。

　　全慧文应该要比时时生活在贫苦困窘中的玉凤要好，不过好得也有限，她跟着胡兰成流离南北，先从广西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香港，然后又再度北归回上海。可当生活像是有了希望时，一切却随之而去，没有她的份了。全慧文为胡兰成生养了最多的孩子，胡兰成现在大陆的六个子女，全慧文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不知胡兰成是否给过像样的“遣散费”？她自此以后的命运如何？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近年公布的回忆说，全慧文精神有病，晚年由其子女抚养。[1]不知其病是否与胡兰成有关，或与此次离异有关？是因病而离还是因离而病，不得而知，但胡兰成对其的不仁不义那是毫无疑问的。胡兰成对此无一句话可说，在其回忆中无一词辩解。

　　胡兰成与全慧文离异大约在1941年，在其担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后期。胡兰成将侄女青芸和儿子阿启从家乡嵊县胡村接出、到上海安家，应该就在与全慧文离异之后的事。全慧文离开，子女却未带走，全留给了胡兰成。胡兰成身边少不得女人，对子女却无多少兴趣，他经常在上海、南京两地跑，子女需要有个家，也需要有人带养，侄女青芸已长大成人，将青芸和儿子从胡村接到上海，两家合为一家，由青芸做家长，正是一举两得再理想不过的事。

　　在与全慧文离异前后，胡兰成搭识了舞女出身的应英娣，成就了他的第三次婚姻。此中过程，应的来历，胡兰成从未细说过。从他以后逃亡日本与佘爱珍结合之际，应英娣又再度出现，可以猜想，胡兰成与应的结识以及其后的婚姻，与佘爱珍大约不无关系。佘是上海“白相人嫂嫂”，在上海交游广阔，与舞女这辈人自是熟识。胡兰成的所有女人中，唯有应英娣是与他共富贵始终的，似与一般舞女的身份性格也相合。

　　胡兰成与应英娣结合，应自然不肯走进胡兰成上海的家，胡兰成也不会愿意将应英娣带进自己的家受委屈，陷入一大群没有母亲的孩子中，他娶这位战时夫人本不为儿女。他将前两次婚姻遗下的儿女，留在了上海家中、留给了忠心耿耿的侄女青芸，自己带着新娶娇妻往南京安家。此时他被解职宣传部次长后又重新出任法制局长，法制局长需长驻南京，而法制局长职又实在轻闲，每日只需办公三四小时，他与应英娣别营安乐窝，陷入温柔乡中很过了一段舒服的小家庭生活。

　　这段婚姻持续了两年，直到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直到胡兰成与汪伪政府反目，离开南京回上海，彻底地投向了日本人。

　　张润三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胡兰成被改组派(严格地说应该为公馆派)赶出来(指赶出伪宣传部——笔者)，周佛海派自然欢迎。胡与周派勾搭上后，当上了上海《国民新闻》报的总主笔。后来胡又和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姘上了。林(指林柏生——笔者)派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2]

　　张润三所写，前面所引的在时间上的错误，已经辩正。这段不知时间上是否有问题。这里的胡兰成的“老婆”，应该是指应英娣，因为按胡兰成的说法，他是在被免法制局长职后才与张爱玲相识的，那时他的“老婆”正是应英娣。能够被别人“唆使”后“大闹特闹”，弄得“醋海风波，满城风雨”的，也像是应英娣的作为。以后胡兰成与应在日本再度相逢，事过境迁已十年，两人见面也时常吵得不可开交。若张这里说的胡兰成的“老婆”是全慧文，那就是胡兰成在与应英娣结合时，并未与全慧文离异，他此时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这种情况，按胡兰成的个性倒是有可能的，但与全慧文的性格不合，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的回忆，全慧文此时应在胡兰成家乡胡村和上海两地养病。

　　不过，从张润三文中可以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时，两人并不是一帆风顺走到一起，还是经历了一番尴尬的。按胡兰成的“荡子”性格，对这些当然无所谓，在张爱玲确实是有一点难堪的，按世俗标准，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拆散了原来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讲，张爱玲就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两人虽曾经过如此“大闹特闹”和“满城风雨”，可无论是胡兰成还是张爱玲的笔下，未见有一字半句提及，可见两人的文章素养。

　　顺带说明一个情况：

　　在前所引的张润三文章中，张文在所有提到胡兰成之处，都将“胡兰成”写作“胡竺成”，将“张爱玲”写作“张爱珍”。[3]这显然是故意的，不是简单的对人名的记忆错误。一个人对与自己有过关系的人名发生记忆错误，可能会记错在读音，记错在同音不同字，而不会记错在字形，而这两个人名中的两个错字，音完全不同形却相近，显是特意如此改动且改得不差太远。不知道算是怎么回事。

　　此文写于1963年，发表于二十年之后的1984年11月[4]。唯一可推想的原因，可能因为此时大陆刚开始谈论张爱玲，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5]的名文即在这一年年初公开发表。其时张爱玲人还在美国，可能为了“统战”之类的原因，因而编辑部在发表时，将张文中的人名临时作了如此音错形相近的小小改动。不知道张爱玲的，自然不会知道指的是谁，而对知道张爱玲的人，又绝不会弄错。既尊重了历史，又不妨碍现实，也算巧妙。

　　相知相爱

　　按照胡兰成自己所记，他知道张爱玲，欣赏赞叹之，以及其后的主动谋面相见，其过程是这样的：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这样糊涂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监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见于我对文章的敬及在狱中的静。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6]

　　胡兰成被免法制局长，是在1943年春天，苏青的《天地》月刊创刊号是在1943年10月10日，胡兰成“坐监牢”是在1943年年底和1944年年初。按以上所记，那么胡兰成看到张爱玲的文章，是在1943年的10月，真正见面是在1944年的年初，过完农历春节以后的事了。

　　不过，笔者总觉得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时间上比他自己写的还要早上几个月。证据有这样几项： 

　　一是，前面第四章在介绍胡兰成义母时已提过，张爱玲于1943年10月所写的《金锁记》中的七巧，其人物原型显然就是胡兰成的义母。这是内证。

　　二是外证，就是张润三文中所说的，胡兰成宣传部的同僚们唆使胡兰成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若是1943年10月才知道张爱玲，1944年年初才见到张爱玲本人，那时胡兰成早已不是宣传部次长，且做了一任法制局长后也已去职半年多，若有同僚为应英娣打抱不平，唆使其向胡兰成和张爱玲“大闹特闹”，那不会是宣传部同僚而应该是法制局同僚。若张润三所记不错，是胡兰成的宣传部同僚唆使应英娣“大闹特闹”，那胡兰成和张爱玲之间的相识相知在时间上应该就要早于1943年10月，应英娣其时还与胡兰成宣传部同僚间有接触有来往，胡兰成宣传部同僚与其之间的恩怨还未被彻底忘记和了结。

　　另外，还可作为补充证据的就是，胡兰成“坐监牢”期间，张爱玲与苏青曾到周佛海家去为他说情。以张爱玲的个性，以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个当时上海风头正足的大才女身份，她们会为一个从未谋面也不相干的人去说情？而且说的是什么情，是她们全无关系也不感兴趣的有关汪伪政府内部的事？

　　说情一事，可能还有其他内情，不像仅仅是两个才女的“怜才”之举，因为若说胡兰成是有才华的，可此时的胡兰成还未表现出怎样的才华，他为汪精卫“和平运动”造舆论声势的《战难，和亦不易》的时论，总不会引起张爱玲或苏青的兴趣。他早期的散文集《西江上》，他自己大约也不好意思提，事实上张爱玲、苏青也不可能知道，而他的文艺性的批评文章当时还只有零碎几篇。他的诸多政治论述，是在他到武汉《大楚报》时期写就成集的，他那自以为可与张爱玲作品媲美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以及其他著述，更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张爱玲、苏青究竟“怜”他的是什么“才”？“怜才”又从何说起呢？

　　这样看来，张爱玲和苏青为胡说情一事就颇费人思量了。极有可能的是，在胡兰成“坐监牢”之前，他已经和张爱玲相识，两人之间已见过面，或者，至少两人之间已相知——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且互有好感。再有的可能，那也是最坏的揣测，就是他们三人包括苏青在公开场合、在胡兰成办《国民新闻》其间，还有就是类似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类的地方，胡、张或胡、苏或胡、张、苏三人之间相互见过面。张爱玲自己在其1946年1月再版的《传奇》的前面，写过一个简短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一开始就是：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注销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7]

　　张爱玲公开如此声明，没有作为“文学者代表”去参加什么大会，这是可以相信的。他人从私生活、从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上谩骂她为“文化汉奸”虽事出有因，却无多少道理，她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她没有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可其他相类似的公开场合是否涉足过呢？因而就在这样的场合结识了胡兰成？张爱玲不曾，比张爱玲更早活跃于战时上海的苏青是否可能呢？若果早已相识相知，胡兰成却不直说，肯定有他的理由。

　　不过，这里仍以胡兰成的记述为准。

　　从胡兰成记述来看，胡兰成当时并不认识苏青，而苏青是知道他的。胡兰成担任过《中华日报》总主笔和《国民新闻》报总主笔兼社长，也在一些杂志上写过若干文艺性文章，加上又在汪伪政府中任过宣传部次长和伪法制局长，算得上是汪伪时期的“闻人”。苏青不认识他，却特别将新编杂志寄来南京，想来不仅是因为他的官也因为他的文，寄杂志给他一则联络，二则也是约稿，不意此举竟成了胡兰成与张爱玲相知相识的开始。

　　胡兰成看了苏青寄来的《天地》杂志，看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立刻欣赏和激赏，欣赏激赏之余，转而向苏青打听张的详细，不知是由于他的打听由苏青转达过去，张爱玲才开始注意他，还是张爱玲原本就知道他，反正在两人见面之前，张爱玲也已欣赏他的“才”，故此而有胡兰成“坐监牢”，张爱玲和苏青一起去向周佛海说情之事。

　　直到胡兰成“坐监牢”出来后到上海，两人才见上面。

　　第一次见面，胡兰成是有些失望的，因为张爱玲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在他肯定是希望文美人也美，但文美的张爱玲人却不美，这不是一时一面的偏差，十余年后写文重忆当时印象，胡兰成仍是保留着如此观感。张爱玲看上去像一个女学生，还没有一般女学生的成熟，包括身体上的和态度上的。他甚至开始担心她的生活是清苦的，所以询问她写稿的收入，而她也如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回答。他没见到人之前觉得她高不可及，此刻，看到如此平常的她，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仰视，可以坐直了，他开始点评她的作品，叙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这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主要是他讲她听。胡兰成搭识女学生是有经验的，虽然年轻时从没有成功过，现在已年近四十，面对二十出头的张爱玲，他自然游刃有余，送张出门时，他还来了一句调笑话：“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第二天，胡兰成回访去看望张爱玲，张爱玲房里的华贵气让他有些不安，他第一次看小说时是惊奇，第一次看到她本人时是惊讶，第一次到她房间，他还是没脱那个“惊”字，只是这次是惊艳了。“华贵”，是胡兰成为张爱玲精心选择的字眼，这不会是指富贵堂皇，张爱玲住的不是豪宅大院，只是华洋杂居的公寓楼，不可能有怎样的排场摆设。即使有，此时的胡兰成也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出胡村的乡下孩子，胡兰成是爱慕繁华希冀富贵的，可他已见过世面，做过高官，见识过各等的富贵豪华，不说以前的杭州有钱的同学家，即便在上海，他到过周佛海、李士群等显贵人家，极度奢靡淫侈的吴世宝家更是常来常往，张爱玲的公寓房是不可能与之相比的。所谓“华贵”，所谓精心选择，那是胡兰成来到张爱玲家，直面张爱玲本人后所有的一个完整的感觉，公寓房没有进深，无须登堂入室，他相当于直接走入了张爱玲的闺房。当然，“华贵”之类，还包括他没有忘记张爱玲的显赫家世，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以及祖母的父亲李鸿章。不过，显赫确是显赫，张爱玲那位祖父张佩纶实在是不值得怎样提说的，对照早年在京城做“清流”时的那些宏言傥论，张佩纶在福建海战中的表现真是一场可耻的笑话，个人为保命狼狈逃窜倒也罢了，南洋水师未战先败、未战即毁的后果相当于葬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半壁江山。

　　在两人第二次见面后，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首新诗，并称赞了她的谦虚，而她回答他的只八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这两句话八个字人言言殊，其实张爱玲不是写禅，其中并不会带多少深意，从字面上看，可以是说两个人，主要是说张爱玲自己的。张爱玲是懂得他的，她也是欢喜他在她面前一谈几小时那么卖力表演的，她知道他在许多方面的深浅，在精神上她并不比这个比她大出十多岁的人低弱，她之所以谦虚的聆听，只是因为“慈悲”。

　　这样来往了三四次，张爱玲忽然烦恼，送纸条给胡兰成，让他不要再去看她。若是个同样二十出头的青年小伙子，可能接到这样的条子就要惶惑不安了，可现在面对的是胡兰成，他当然懂得这是什么情状，这是含有“爱”的表示，张爱玲不是十六七岁女孩，这种委屈也是委曲的表示就更确凿无疑的了。胡兰成当其无事一样，当天又照样上门去看她，张爱玲见了仍是欢喜如常，像是根本没写过纸条。胡兰成把握恰当，自此改隔天变为天天去看她了。

　　按照一般年轻人的恋爱步骤，接着就是“信物”了。胡兰成说起张爱玲那张曾刊在《天地》上的相片，张爱玲即取出相赠，相片后并题上了一行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写过许多男女爱情故事，可以说她的作品主要就是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写的人生世相。可临到自己，她的所作所为仍是脱不出常轨老套，并没有怎样的新鲜新颖处。

　　这几行字，出自一位天才女作家手下，像是有点屈辱的，且所赠非人，赠与的是这样一个浮花浪蕊式的荡子，确是要令那些对这场男女结合没有好感的人为之气闷胸塞。

　　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张爱玲是天才，如果不算上她以前写着玩的东西，从其正式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来看，她几乎一出手就是一个成熟的天才作家，而且张爱玲所有作品中，也是最早时期的作品最为杰出。可写得出并不等于做得出，纸上的东西不就是自己实际经验过的，而未亲身经验过的，非要等自己有过实际体验才会成熟起来的。张爱玲的早年生活委实很简单，十六七岁前她还从未单独到店里去买过东西，她对人生俗事诸般常识常理的贫乏，真还不及一般市民家的女孩子。除了家庭，就是学校，她自少年时期入校住读，再到香港读大学，她最好的青春年华这一段，除了同学和节假期中见面来往的亲戚，人事交往上可以说是清纯如水。

　　另一方面，在感情生活上，她又是饥渴的。她虽有着显贵的家世，日常面对的却是极度压抑的家庭生活，父母离异，在父亲家的孤独和受罪，以及最后的出逃；母亲常年远游在他国，也难以顾及到成长中的儿女。这一切，或许是成就这位天才女作家的条件，可对于少女张爱玲又该是如何的悲苦和凄凉！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写到其时的心境：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是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的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8]

　　这是她写《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及差不多她所有小说的基调，可爱又可哀，悲苦又苍凉。

　　她的笔下惊天动地、倾城倾国，可她的实际生活却是枯燥的，人际交往是简单的，感情是寂寞无依的。

　　在这一刻，胡兰成出现了，走近了她。于是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对比效果。这一位出自与她完全不同家庭背景的中年人，身世坎坷、饱经风霜，曾任高官又数度磳磴；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人聪明，经历丰富，见解和谈吐不俗，头脑和见解本是张爱玲对人对事的主要标准。然而，最具吸引力的可能还是胡兰成对女人的理解和同情，胡能倾心相与，也能低头服小，还有情趣，而对她的小说更有着真心的欣赏和崇拜。有这样一个人在追求，张爱玲还能怎么样呢？对已过韶光的她来说，两人间的结合确是再合理不过的结局了。她写出了颇为屈辱的情话，那是她决定以身相许了。

　　可胡兰成并没有这样的准备。

　　张爱玲不美，这就决定了胡兰成与她交往下去，主要是把她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对手，一种文章上的高度和文化上的提升。对于她全方位的爱情，他是无可无不可的，女人的其他好处，他可以在张爱玲之外的其他女人那里得到。他已近中年，他能将女人的精神和肉体作清楚的两分，对他这样花心的男人来说，张爱玲是不具备他对女人的所有趣味的。不过，能和张爱玲好上，这也是他的成功，可以弥补他以往对于女学生追求屡战屡败的记录，何况，张爱玲又是这样一个天才的女子！

　　尽管不满足，成功终究是成功，胡兰成自和张爱玲恋上爱上后，“变得爱啸歌”，他又像是经历了一度少年郎的恋爱，按捺不住地要对人说，他对青芸说，张小姐不是个等闲女子；他晚上从张爱玲住处出来到熊剑东家，熊剑东夫妇和周佛海夫人在打牌，他看了一会“只觉坐立不安，心里满满的，想要啸歌，想要说话”，可是他与这些人是无法说张爱玲的，他们不懂，但是熊剑东还是要请张爱玲吃饭。

　　胡兰成与应英娣的家还在南京，胡兰成一个月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晨出夜归只到张爱玲处，两人只是坐在房里讲话，主要仍是他讲，她听兼点评，张爱玲本不是个会讲话的人，她说过：“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9]两人也不出去，出去也没有名目，胡兰成带张爱玲去见日本来华的大将，带她见池田，那都是他与应英娣离异以后的事。两人的家世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生活阅历也相异，年龄上相差十多岁，一切讲来听来都是新鲜的。两人也有共同的话题，那就是香港，胡兰成是上海战事后去香港，张爱玲是香港战事后回上海，两地方战事前后的见闻就足可供谈论的话题了。如此空口说白话，“伴了几天，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就再回南京，张爱玲仍写自己的小说。

　　胡兰成两地跑，同时应付两个女人，也从两个女人处得到满足。两个女人却不满足了。

　　胡兰成没有离愁，张爱玲却有，而且明确告诉了他。他在南京的时候，她还有信从上海去南京，让他接在手里沉甸甸的感到像石头，感到像石头的信不会是单纯的甜蜜情话。南京的女人听闻了风声，也开始不安定，在他人的唆使下，开始与胡兰成“大闹特闹，醋海风波，闹得满城风雨”。

　　胡兰成陷张爱玲于尴尬的境地。

　　他只记住张爱玲不是个会缠绵悱恻的人，只记得她曾说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他问过她对于结婚的想法，她说她没有怎样去想，她也没想过会与人恋爱，现在尚早，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亦不挑三挑四，结婚不结婚也无所谓。这都是他乐于听到的话。他能够放心，因为周围像是连追求张爱玲的人也没有。更令他高兴的是，他有妻室，张爱玲不在意，他还有其他许多女人，不时也挟妓游玩，她亦不吃醋。他真的以为，她“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所以能说这样的漂亮话：“我们两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还有一半到不去的。”

　　这都是他的一相情愿。按理说，胡兰成已经历过人生曲折，更不乏与女性打交道的经验，他不会不懂女人的心思，张爱玲再天才，再不落凡俗，可面对现实的人情世故，她是只能回到地面上的，而且她本就是这样的人，何况她面对的是再尴尬不过的对方女人再理直气壮不过的大闹特闹。

　　胡兰成是善于做漂亮文章的，这场闹到满城风雨的风波，风波中的尴尬和别扭，从家里直闹到社会上，由夫妻反目再到“三角恋爱”的小报题材，先离异再结合过程中的种种难堪，所有这些在他的笔下不落一点痕迹。为张爱玲的完美，这可能也需要，是出于好意的升华，可这一升华同时也将他自己跟着抬高了，他的喜新厌旧，他的随处见猎心喜的习性，他的得欢乐处且欢乐以及他的不负责任等等，也都随之掩饰无寻了。用他喜欢用的温州朋友徐步奎诗的句式，他将妒恨留给前妻，将相知给予爱玲，儿女呢？留给了青芸。青芸是他的稳固的后方留守，他历次婚姻的遗产都留给了这位忠实的侄女。他自己一身轻松。

　　这一场闹的结果就是，他先与应英娣离婚，再与张爱玲结婚。是年胡兰成三十八，张爱玲二十三。

　　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张爱玲，两人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只写了份婚书文件为凭：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加上的，旁边再写上张爱玲大学同学、那位印度女朋友炎樱为媒作证。

　　这应该是胡兰成最喜欢的男女结合形式，无其名而有其实。所谓的婚书文件上也同样，张爱玲要的是“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要的只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他回忆及此，其后写的一段文字也是莫名其妙：

　　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10]

　　这是什么意思呢？结了婚仍像没结过婚，两人之间做不像夫妻？而且一个仍是金童，一个还是玉女？

　　他自以为写得漂亮，但想来张爱玲看了绝不会高兴的。 

　　文章宗师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结合，世人已写了许多，甚至还写了剧本拍了电影。欣赏乃至崇拜张爱玲者，为使张爱玲完美，将张的一切包括与胡兰成这段姻缘加以美化或丑化，美之者认其为奇情别恋，是乱世中的一段轰轰烈烈的热恋，所谓“红尘滚滚”；丑化者将其看作张爱玲纯情而上当受骗，或不受骗而是胡兰成的负心和移情，是胡兰成的浪子浮萍辜负了张爱玲，斥胡为“下作”。于是恨胡者欲其死，爱胡者愿其生、愿其复活，众人就是见不得平常。

　　因为张爱玲不平常，张爱玲是个天才女子，是永恒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

　　其实，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结合就如上述那么平常。

　　张爱玲的小说是天才，张爱玲的生活只要平常，胡兰成聪明，富于情趣，作为丈夫对她也就够了。她要的是寻常夫妻间的调笑，能向丈夫取零用钱，能两人一起出去应酬，偶尔闹一点女人的小性子，“作”一次，尽管不舒服，也要胡兰成作为丈夫抱着她坐在黄包车上一起回家。文学之外，张爱玲只想做一个平凡女子，她原本也就有一个平凡女人的一面。张爱玲的小说拥有广阔的社会阅读群，拥有文学之外的众多爱好者，许多人将张爱玲当高级琼瑶读；今天的一批现代“小知”和“小资”喜欢张爱玲，学她的笔调，学她的哀怨和尖刻，用生活中的小感慨、小惊喜、小哀怨作材料写“小女人散文”，这些也都可说明或反映了张爱玲平常女人的一面。

　　可叹的是，张爱玲想过安稳的平常生活却不可得，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少得可怜，胡兰成写过几段小情景，颇能见出两人相处的这一段短暂日子中的某些情状：

　　随即她进房里给我倒茶，她拿茶出来走到门边，我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我的脸，眼睛里都是笑。我说：“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

　　这是平常应对中的情趣。

　　还有两人间的诗书谈笑：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中国人有远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汉乐府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我与爱玲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却是：“语卿且勿眄”，她诧异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两人把它来读完，“语卿且勿眄，水落石头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这么一句竟是对困苦亦能生气撒娇。这种滑稽是非常阳气的糊涂。[11]

　　多亏胡兰成还记得，留下了张爱玲这些如珍珠般可爱的音容笑貌。

　　也多亏胡兰成这一枝妙笔，去粗取精、含糊其词地将自己先离异再结合的故事加以提炼，略掉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尴尬、难堪、委屈和委曲、争吵和眼泪，才剪截成这一段“胡张佳话”版本。

　　外人确不必再在其上添乱，一切煽情文字，一切增光溢彩的想象，即便出于好心，也是多余的。不要说旁人，就在这两位当事者眼里，也一定是可笑的。

　　两个人遇上了，两个人相互看重相恋相爱了，两个人结合了，一个是未经多少世事的天才女作家，一个是乱世中的冒险家，也是个有妇之夫，离异了又结合了。事情就这样。这里没有多少小说可用的情节，虽说主角是小说家和冒险家，与常人稍有不同，但不同也有限。对后人重要的只是，两人之间的结合对两人今后的影响，尤其是人们更为关注的张爱玲的影响。

　　在生活上，更具体地说，在往后两人的男女之爱上，这场“胡张之爱”对张爱玲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若与胡兰成从其所受的影响作比，那就更大了。但这无从假设，只能按一般常理推想。对张爱玲而言，更重要的是其创作。

　　与胡兰成这场短暂的结合，以及以后几年断断续续的关系，对张爱玲的创作似乎是有得有失。失在无形而得在明处。

　　若将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知相识确定在胡兰成所说的1943年10月，在其读了《封锁》之后给苏青去信之时，那么张爱玲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写小说的环境背景——不是风格，恰恰就有了一个大转变。

　　在这之前，正如张爱玲所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12}这七篇故事，都用的是她自己的经历，写的是香港故事，煞尾就是七篇之中最好的《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9月。

　　这七篇，张爱玲基本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其中唯有《琉璃瓦》，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月所出《传奇》增订本上这篇小说篇末所印的写作日期为10月。这应该是印错了，因为张爱玲自己写清楚最后一篇是《倾城之恋》。

　　在这之后，检索《传奇》中其他小说的写作时间，接着就是写于1943年10月的《金锁记》，然后就是1944年的六篇：《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

　　《传奇》中仅收了一篇1945年的小说，即写于1月的《留情》。

　　可以清楚地看出，1943年10月是张爱玲小说环境背景变换的一个分界点。此前此后，张爱玲小说的环境背景从香港转到了上海。

　　1943年10月，张爱玲创作了她最好的小说《金锁记》，此时，按胡兰成所记，两人之间最多只是相知——互相知道，他看到了《封锁》，写信给苏青，苏青向张爱玲转达了他的赞赏。仅仅相知，不会有多大影响，而正如笔者在前所比较的，胡兰成的义母与《金锁记》中的七巧实在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而10月又是张爱玲小说环境背景转变的关节点，故此笔者推断，胡兰成与张爱玲实际相知相识的时间要比他所说的更早。

　　义母的故事，胡兰成肯定和张爱玲说了许多，也肯定深深打动了张爱玲，这里再提供一个材料。除了《金锁记》外，张爱玲另有一篇散文，也是取材于胡兰成讲述的义母逸事。他怎样讲的，无法知道，但胡兰成自己以后也记了一点，好在两者都不长，引在下面比照一下。

　　先看胡兰成所记的义母：

　　女心就是凄凉喜悦的，但她那时尚未自觉，亦不知有凄凉。如此到了廿二岁，来做媒的人踏断门槛，她父母挑三拣四总难得相当，而她本人亦不在其意。忽一日，她去后园里树上晾手巾，见园门开着，就移步至河边路侧看看杏花，却遇着一少年也在那里，她知是邻家的亲戚，挽了人来说过媒的，此刻不意相见，虽两人立处相隔数步路，彼此简单招呼得一声亦很不自然，她却心里一惊，她是现在才分明看见了自己是女身，且心里对他有感激，两人都觉不好意思，她更是站立不住，就逃回来了。[13]

　　张爱玲却将之写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故事：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罢，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的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14] 　胡兰成讲述的要比他写的应该更具体细致，张爱玲将他义母身世做成了背景，突出描写了一个场景、一个片段、一句问候。落笔在最后的“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之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轻轻地一声问候”，而这，就是“爱”了。张爱玲写的是胡兰成义母，又何尝不是写的她自己？

　　两篇都是美文，张爱玲写得更美，凄美而令人感伤。

　　《流言》是张爱玲自任发行者、出版于1944年12月的随笔集，不像小说集《传奇》在每篇之后注明写作时间，《流言》中所有文章都没写明时间，但其中至少有几篇是在与胡兰成相识结合后写的，如谈路易斯诗，谈胡金人画。

　　路易斯(纪弦)是胡兰成在香港认识的朋友，在胡兰成任法制局长时，曾到胡兰成手下任职。在此前后，胡兰成曾写过两篇文章《路易斯》和《周作人与路易斯》，为路易斯遭人批评的“颓废”和“个人主义”倾向辩护，并拉上周作人文风的变化作比较。

　　张爱玲原本是瞧不上路易斯的诗的，第一次看见路的诗《散步的鱼》，觉得“太做作”，“笑了许多天”。但后来读到了路易斯的《傍晚的家》，“就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并认为他的其他有些诗句或“音调的变换极尽娉婷之致”，或“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在路易斯整本的书里能找到这样几句好诗，张爱玲就感到“非常之满足”，因为她认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15]张爱玲对路易斯的诗作了如此对比或联想，是很高的评价了。胡兰成的比较则是：“我认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学的分水岭，在诗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代表作品，则是路易斯的。”两人的评价很为接近。张爱玲的对人对事特别是文学上的评价见解，或许并不会怎样受人的影响，即便是胡兰成，但她会写文章评价路易斯，应该说与胡兰成是不无关系的。

　　《流言》中还有一篇谈画的文章，前面谈的都是国外画家的画，文中最后说到胡金人的画。胡金人是胡兰成在南京住家的邻居，张爱玲能看到胡金人的画，肯定是出于胡兰成的介绍。张爱玲写道：“中国人画油画，因为是中国人，仿佛有便宜可占，借着参用中国固有作风的借口，就不尊重西洋画的基本条件。不取巧呢，往往就被西方学院派的传统拘束住了。最近看到胡金人先生的画，那却是例外。”[16]底下就一连气评了胡金人的四五幅画如何如何，当然都说的是好话。胡兰成最初看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大为赞赏，于是让胡金人看，胡金人看了也赞好，这份赏识的情意，张爱玲算是及时归还了。

　　总之，自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爱的这一时间起始，张爱玲的创作是受到很大影响的，对此感兴趣的，若从此入手，比较其前后的创作题材、风格包括语句等等，应该可以找出点东西的。

　　接下来，再看胡兰成从张爱玲那里所得到的影响。

　　这场“胡张相爱”本身，若对张爱玲影响很大，对胡兰成的实际生活或“肉身”、“肉生”则不然，除了应英娣的离异外，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只是他一辈子男欢女爱许多次中的一次，也是最“柏拉图”式的一次。不用说得太远，即在与张爱玲关系持续的几年内，胡兰成前后正经相爱的女人就有过三个，且不说他自己也承认的各种女朋友乃至挟妓冶游。他将张爱玲奉得再高，也绝不影响他随处追寻自己的欢爱。

　　但张爱玲对他的精神影响却极大，也深远。

　　胡兰成在初入汪伪集团时，常自嘉许，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可援引，即完全是凭自己本事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在他以后著述做学问时，又常自诩，自己没有任何师承，未曾拜过任何人的门，他完全是自学成才，博古通今的。但他还是承认，他在世上还是有人要感谢的，尽管不多。

　　他自比孙悟空，齐天大圣孙悟空只拜三个人：西天佛祖、南海观音和自己的师傅唐僧。胡兰成一生不曾拜人为师，若要点香谢恩，他点三炷半，一炷感念张爱玲，一炷感激温州的刘老先生，一炷敬给孙中山，还有半炷香则谢日本池田。孙中山不说；池田于他有救命之恩，之后他逃亡日本还多承池田收留照应；刘老先生亦同样，对他流亡温州时有收留掩护和照应之恩。他将张爱玲于此三人并列，且列为第一位，作如此高之抬举，不在于张爱玲在他抗战后狼狈逃亡中对他的帮助和探望，也不在于他们之间的相爱相恋之情，前者于他是不必之举，后者于他是过烟云烟，只是“柏拉图”，他对张爱玲举香拜祷，是因为他将张爱玲看作他的文章菩萨，是他难以企及又长久追攀的高度。由于张爱玲，才点开了他的文章之道，只是从张爱玲处，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好文章，什么可以入文章而不鄙俗。他虽自狂有经国济世之才，待他出入繁华、红尘落尽之后，可能认清自己最终只是个纸上谈风云的书生学人，身无长物，长物唯有自己的文章。这就是他举第一炷香奉张爱玲的缘由。

　　说起来有点奇怪，胡兰成写的是政论时评，张爱玲写的是小说，两者的要求和眼光不同，像是无法比较的。这里不能忘记的一点就是，胡兰成也有过一个文学青年期，虽然晚熟，虽然为期甚短，他的第一本书就是文学作品，在广西写的散文集子《西江上》，而其时他的年龄要远大于初出道时的张爱玲。前文提到张爱玲时，之所以反复说其为天才，因为张爱玲自香港回上海“孤岛”，一出手就金光万丈，一上文坛几乎就是个成熟的杰出作家，没有稚嫩和生涩的“文学青年”过渡期，确是令人惊异，令人为之头晕目眩不已，难怪胡兰成初见之下，大声赞叹叫好了。

　　可胡兰成从张爱玲处受益，又岂止是文学和小说？

　　胡兰成是聪明人，更主要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与张爱玲的近距离接触。张爱玲的教养，张爱玲的独特的视角和见识，张爱玲的趣味和眼光，张爱玲西化式的待人接物的冷静和自私，在在于他都是一种从未见识过的新鲜的刺激。胡兰成傲气，面对这一个奇女子，相识之初就想与她比斗，想在精神上收服她。人生阅历上，胡兰成自然胜她多多，凭他的经验老道、凭他与女人交游的积累，似是不难做到的。可他要的，不是他在寻常女人那里所要的，他想要的是张爱玲的肯定。可他这一番努力却注定只是徒劳。张爱玲虽未经过多少人事，却是什么都晓得，什么都能看透，最令他心服乃至心寒胆怯的，她同样也能看穿他。几度接谈后他才明白，他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天才女子，他使尽了武器，还不及她的素手。他在精神上不但没将她收服，反为她为收服。

　　张爱玲的随意点评，给他以启发和顿悟。她让他懂贝多芬，也让他懂得中国戏的好处，让他懂得绍兴戏和民间小调的价值。他原不是不懂，也不鲁钝，只是没有自信，经她一点拨而妙悟，他原经有的人生也因她的参评而得到警醒。即他所谓“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经由张爱玲，他的整个心灵得到了提升、艺术的提升。有些是当下的，有些是日后回想而体悟到的，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明此中的况味：

　　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我竟然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17]

　　张爱玲成了他永远的文章宗师。

　　胡兰成以后著书多种，都努力在追步张爱玲，力图达到或超越她的高度，尽管文章类型不同，取得是完美、精致、和谐的标准。没有张爱玲，他自认不会写《山河岁月》，也不会写他的《今生今世》。他本以为《山河岁月》可及得上了，可看到了张爱玲大陆解放后写的《赤地之恋》，他自感还是及不上。

　　这，是他看走了眼。他将《赤地之恋》看作写大陆解放后社会现象的最高之作，其实这部作品政治领先压倒了艺术，压到了艺术几至没有，所描摹的现实成了赤裸裸的虚假。这一时期张爱玲创作的其他作品基本上也可作如是观。张爱玲最好的作品还是她的《传奇》，《传奇》中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说张爱玲天才，也是指她的艺术才华在瞬间急速和集束地闪耀爆发，以后的作品只是余光残烬中的闪烁了。当然，说《赤地之恋》不好，也不就是指胡兰成的《山河岁月》怎么出色。 

　　有些地方他没看走眼，比如，他早年在名为《皂隶？清客与来者》一文中称赞张爱玲的《封锁》“非常洗练”，“简直是写的一篇诗”，然后评价道：“我喜爱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的。”可张爱玲不久在《自己的文章》中却写道：“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原来人们以为，这是张爱玲回应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她的批评，现在根据胡兰成和张爱玲两文发表的杂志和时间以及这一句“时代的纪念碑”来看，可以判断张爱玲回应的是胡兰成[18]。胡兰成说得本不错，张爱玲说得也不错，不是自谦，张爱玲的笔调确写不出“时代的纪念碑”。但胡兰成真正与张爱玲相识相爱后，却像是不再有信心坚持以往这一看法，从他看走了眼，从他以后认为《赤地之恋》简直可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他大概认为张爱玲是可以写“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的。

　　由张爱玲，胡兰成还有几项具体的得益。简单地说就是：

　　其一，张爱玲肯定中国地方戏曲以及民歌野调的价值，这些原本是胡兰成自小就熟悉的，但他没有自信，经由张爱玲的提醒和强调，他才重新有了信心。

　　其二，他自觉不自觉地学用张爱玲的句式，蕴藉，淡泊，语带微讽，多用短句单句，段落间过渡快，自成一体。他在写《山河岁月》时，常常感觉到沾染了张爱玲的笔调，曾笑自己说“吃张的馋唾水了”。

　　其三，那就是行文中不避方言俗语。如上面这句“吃张的馋唾水了”，本有现成的相当的一句“拾其余唾”，但他不用。

　　张爱玲是好此道的，最多用的就是上海一地的方言，说自己以自己文章为稀罕：“稀奇弗杀”，上面引过的她与胡兰成读古乐府诗，“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张爱玲笑解“眄”字，就是上海话中的“眼睛描发描发”，确是准确而生动。

　　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相识前，文中绝少方言俗语，而到写《今生今世》，却是无章不有，使用了大量的上海方言俗语，不懂沪语的不会懂，只能联系上下文猜出个大概意思，猜出了，也不会懂得其中所包含的全部情绪和特别意味。如：

　　“叫得来调子来得个好”(来得个好：真正的好、特别的好之意)；

　　“年纪已到坝”(年纪已到这个地步之意)；

　　“吃了一顿生活”(打了一顿)；

　　“事情撸平了”(撸平了：解决了，但含有用一定的手段解决之意)；

　　“讲闲话六开”(六开：爽快、大度之意)；

　　“推扳不起”(不能有差池之意)；

　　“几何可恶”(几何：用以加重语气的副词，有多么、多少、怎么这么之意)。

　　还有许多沪语中的名词、形容词如：雾数(潮湿气闷使人难过的状态)、落位(轻松、舒服且得意)、板要(一定要、真的要、难道要)、小众生(小畜牲)等等。

　　因为有官方统一用语的标准在，一般公认，中国的北方作家在这一点上是大为沾光的，许多北方方言直接可入文章，最不方便的是南方作家，很难处理江浙沪一地的方言，有些根本就说得出写不出，按音写出来也让外人无法懂。张爱玲的文章，不知道是否有这个问题，胡兰成如此繁密的使用，肯定免不了这个问题。但若懂得沪语的，读其文章，不见其村俗，反见其生动、有力，分外妖娆。

　　总起来看，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识相知，有这一段情缘是幸运的，而且幸运是双方的。

　　胡兰成可能是张爱玲最早的热烈欣赏者，最早的“张迷”，“张爱玲热”虽不由他而起，无论是当年还是几十年后，可以说，张爱玲价值的肯定和崇扬，乃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但胡兰成的最早赞赏自不应埋没，尤其是这并不因为两人的情缘。更为可贵的是，他用笔记下了张爱玲，虽然其中有虚略隐晦，而且肯定得不到张爱玲的认可，可毕竟是最贴近的也差不多是仅有的关于张爱玲的近距离记录。

　　两相比较，幸运更大的一面当然还是胡兰成。

　　无论胡兰成当年如何狂妄自大，眼高于顶，也无论今天有多少人欣赏和赞美他的文章学识，如果没有张爱玲，如果没有张爱玲的研究而扩及于他，几乎能肯定，胡兰成将永远沉没于历史，无人理会。

　　胡兰成在汪伪政府中折腾了几年，自大陆逃往日本后也活跃一时，文章著述写了好多种，可就像浪花浮沫，转瞬即逝，在几十年的时代潮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由于张爱玲，只是由于美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的极度褒扬，只是由于港台地区对张爱玲研究的不断深入，胡兰成的身影才悄悄从历史尘封中逐渐现形。

　　为这，他死了也应该感谢张爱玲。

　　注释

　　[1]胡宁生文《有关父亲胡兰成》，网上论坛“张迷客厅”或“胡兰成吧”。

　　[2]张润三《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九十九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3]无独有偶，张爱玲改为张爱珍，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也有过一次，不过是出于张爱玲本意。香港《中南日报》欲刊载张爱玲一译稿，张坚持不以本名出现，编辑无奈只得以“张爱珍”及“爱珍”名见报。事见慕容羽军文《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香港文学》第133期，1996年1月1日。

　　[4]《文史研究资料》九十九辑，1984年11月出版，这辑《文史研究资料》仍属“内部发行”。

　　[5]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6]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7]张爱玲《传奇》，上海山河图书公司中华民国卅五(1946)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

　　[8]张爱玲《流言？私语》，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9]张爱玲《流言？童言无忌》，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0]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11]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12]张爱玲《流言？到底是上海人》，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3]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怨东风》。

　　[14]张爱玲《流言？爱》，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5]张爱玲《流言？诗与胡说》，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6]张爱玲《流言？忘不了的画》，中华民国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17]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18]邵迎建《张爱玲和“新东方”》，《万象》月刊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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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 《胡兰成传》 作者：张桂华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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