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维埃拉第几期好:害怕自己掉眼泪 2003年大学生就业有多难?

今年上半年，一次大学生招聘会现场。梁臻摄

　　南方网讯　6月下旬，国家教育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至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签约率为50％左右。大学生就业，这是摆在社会面前的一个沉重的话题。

　　幸运的缪洋

　　6月20日，缪洋告别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4舍209室时，这幢宿舍楼旁已搭起脚手架，准备装修后迎接2003级的新生。

　　缪洋是该校会计财务管理专业应届毕业生。他的宿舍一共8人，两人来自南京市，其余6人来自江苏不同的县市。6月21日是学校要求毕业生离校的最后期限，但宿舍还有两位同学没找到工作。

　　缪洋是南师大校学生会副主席、随园校区学生会主席，他原以为找工作不是太难。

　　但他很快发现今年形势很不乐观。2002年11月23日，江苏省第一个大型招聘会在省国展中心召开，他一共带了11份简历，一早赶往会场。

　　“平均投一个简历耗时半个小时，”缪洋告诉记者，“只要是好一点的单位，台子前排队的学生总是一两百人，自信心越来越小，心情越来越郁闷。”

　　下午3时许，缪洋看见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的招聘人员，正在整理收集来的简历，准备撤摊。他试探着将简历递进去。

　　幸福之神降临了：缪洋后来被交行录用，6月份开始在人事教育处试用。

　　上班没几天，他看到了让他惊讶的情形，大学生简历之多———足足装了8推车，超过了1万份。

　　这些都是被淘汰者，交行南京分行当年录用的大学生仅20余人。

　　直到今年1月，仅缪洋和另一个同学李东升两人找到工作，当时缪洋在几个单位之间要作痛苦的选择，一个是江苏省委组织部将从学校选调一批优秀学生，到基层锻炼后再任用，另外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IT企业，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而在他的同学眼里，折磨缪洋的痛苦，简直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缪洋所在的班级38个人找到工作的只有23个，剩下的大多回了家，等着去让父母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单位上班。

　　209室6位找到工作的同学，共有4位选择到银行，“我们寝室还算不错的，”缪洋告诉记者，“因为怕找不到工作，别的班30多人，11人选择了考研。”

　　找不到单位的焦躁

　　李龙已经回到了江苏泗阳县的家。从去年10月份开始制作他的简历，已经9个月过去了。但一直没有着落。

　　性格温和的李龙学习很努力，擅长书法，李龙说自己的工作方向很简单，不是属于挑三拣四的那种。去年制作简历的时候，他也不算很着急，因为去年的毕业生甚至在没有毕业前就有签约的，大专生都签了，他对自己充满信心。

　　但从2002年11月24日起，他带着自己修改了十几遍的应聘简历，参加了六次南京市大大小小的招聘会，没有任何结果，这点让他感到害怕起来了。

　　他抱着“不管好坏，先定下来”的心理，找过手机销售、电脑公司等单位，然而结果都感觉不好。

　　这是一段很难熬的时光，李龙不时地回忆着自己当时考上大学的情景，希望借此增添信心。然而毕业离校的日期却在渐渐地临近，他越来越着急。学校里宿舍里曾经熟悉的一切现在却让他烦躁不安。而且，这里不安的不仅是他一个。

　　在同班同学拍毕业照的瞬间，他说自己突然想起了一句话：“现实蛮累的！”回家的同学越来越多，看着空空荡荡的宿舍，他感到心里一阵阵发毛，特别想家。

　　当他给同学拖着行李在校门口告别时，家里来了电话，父母不希望他一个人呆在南京，“一个人无亲无故，受苦受累，何必呢？”

　　家人开始劝导他：“先稳定下来”，发展机会慢慢找。他心里也有了变化———尽管要讲求竞争讲求能力，但社会关系依旧是他们班同学就业的“主渠道”。

　　幸亏李龙家里的条件在当地还算可以，父母为他的工作上下奔波着，现在应该有眉目了。

　　左伟武是209寝室里李龙的“难兄难弟”，他是南京人，同学们说他性格比较内向，只去了一次招聘会，无果就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后来多方奔波，工作一直没着落。非典时期，他曾经尝试着通过网上发简历，“不过效果不太好，没有什么反馈。”

　　记者采访时，左伟武不是太爱说话，“心情不好，没什么可说的”。

　　老师的努力

　　缪洋所在的学院共设5个专业，分别为实用英语、劳动与社会保障、财务管理、会计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黄菊香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是扩招后的的第一届毕业生，再加上非典的影响，就业的形势不太理想，截至6月底，会计专业76位学生，签约率是51％，整个年级毕业生209人，签约率为69％。”

　　而去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5.7％、87.78％（统计截止日期：去年12月）。

　　学院的扩招情况如下：1998年共有本科生90人，1999年首次扩招，人数209人，2000年再次扩招，共393人。此后规模有所下降。

　　黄菊香老师认为，目前的签约率，还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就业情况，一是不少考研的学生，最后结果没有揭晓，二是由于非典的影响，就业工作往后拖，6、7月份反而成为了找工作的高峰期，三是有不少前往北京或上海等地就业的学生，因为没有户口指标，并没有签协议书。

　　她认为毕业生就业，今年有几个变化，一是就业期望的岗位及地域相应下调，二是预期的薪金标准下调，如在南京就业的学生，如果有月薪800元，就愿意考虑。三是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

　　由于担心学生的情绪不稳，黄菊香老师逐一和未找到工作的学生谈心，她记得一位男生，“始终不敢抬眼看我，他可能是害怕自己掉眼泪。”

　　非典时期，学生每天给她发短信保持联系，黄老师把学院获知的就业信息传过去。

　　江苏省有关部门近日披露了江苏2003年大学毕业生就业派遣情况。据了解，今年江苏省共有毕业生16.3万人，至6月27日，已完成派遣的毕业生就业率为：研究生88％，本科生70％，专科生35％，就业总体情况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前阶段的非典对江苏今年的毕业生就业影响较大。目前，随着非典疫情基本结束和各高校、各方面的积极工作，各高校、各层次的毕业生就业率还在不断增加。

不是所有的毕业生都发愁

　　6月30日早晨8点，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99级本科毕业生在体育馆前的台阶上合影，他们有说有笑，大家心情都不错。

　　这个班有40多人，是当年实行扩招政策后招进的第一批学生，已经准备各奔东西。其中一半人考研出国或者保送研究生，剩下的大多已经签约，真正工作还没着落的不过四五个同学。

　　吴佳景是这个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他家在上海，目前的“东家”是上海移动公司。他说自己的心态比较好，没什么挑拣的。

　　他是因为成绩优秀保送上的本科。后来他就反复告诉自己：“我们不是精英了，我们被稀释了。以前是象牙塔的大学现在已经成了‘大象之家’了。”这使得他在求职的时候显得很理性，心态很平稳。本来是想过非外企不进的，后来也向国内的一些大公司递简历了。

　　“对这个工作，我很满意，说实话，很顺利，扩招后的压力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而且，就业形势严峻其实和扩招没什么关系，不扩招这些人到岁数也要找工作，而研究生扩招也没办法缓解就业压力，读完了研究生还是要就业的。”吴佳景经常感叹说，工作岗位增长率，永远比经济增长率要低。

　　吴佳景住在大运村公寓，下午他回学校去和同学们聊天，他们班的大部分人在7月4日就要离开学校了，有的将立刻开始工作。几个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同学也做了别的打算，或者明年考研，或者继续找，年轻人们将开始在社会上的奔波。

　　在人民大学，工作好像不是太缺，只不过是好坏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郑州的开发区来系里要人，当时几个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都回绝了。吴佳景的同班同学胡成觉得有点可惜，“如果我还没有工作的话，或许就要去郑州了。我觉得到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去找工作，实在是在浪费，到其他城市去干，有时候能做得更好。”（张立  任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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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下旬，国家教育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根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为50％左右。比一个月前上升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研究生的签约率约为80％左右，本科生签约率约为60％，专科（高职）生签约率约为30％。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总人数是212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100万左右的学生尚未落实工作。

　　临近7月，本该处处是离别气息：合影、聚餐、拥抱、执手相看泪眼———一曲奏罢，大幕落下，就该各奔东西了。而今年，全国却有近一半的毕业生将继续滞留大学校园。

“非典”令就业雪上加霜

　　毫无疑问，今年肆虐全国的“非典”，是造成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五月份，步列铭先后收到好几家外地公司的面试通知，其中一个是某著名的台湾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商，但他犹豫几天后还是放弃了：北京是“疫区”，一到当地就会被隔离观察。这位北方交大理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最后和老家苏州的一家企业签了约。

　　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由于非典影响，从4月份开始，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纷纷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信息急剧减少，结果高峰不再。

高校扩招与就业难

　　蛋糕还没有做大时，分蛋糕的人多了，每人能分到的自然就少了。这是有人对今年毕业生就业难作的最表象的分析。

　　教育部门提供的数字：1999年是高校扩招的第一年，4年后的今天，他们毕业了。总数达到212万人，相比去年，增加67万人，增幅高达46％。

　　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1999年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52万人，增幅高达48％。2000年、2001年，扩招增幅分别为38.16％和13.3％，2002年，增幅虽降至10％左右，招生总人数已达340万人，是1998年的3倍多。

　　有专家指出，过去我国高校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国家的整个教育体系里，高校垄断了很多的社会资源，有限的教育资源有相当部分投到了高校。与此同时，适龄青年的高校入学率低。因此，扩大高校学生的入学率，使更多青年能接受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件造福国民、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好事情。

　　扩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创造了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我国高校在校学生就增长了一倍多，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已达到了15％，我国已经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的行列。

　　据记者了解，在原来的教育发展计划中，适龄青年15％的入学率要到2008年才实现。一举提前了近十年。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认为：“高校的扩招步伐太快了。1999年之前，还只是每年以10％的速度上涨，到20％已很了不起，而1999年一年就上涨40％，这在全世界高校发展史上都没有听说过。”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就业难的直接原因是高校扩招过度。

“不是扩招制造了失业”

　　许多专家们思考的是：扩招与就业难之间，有没有因果联系？高校的扩招，是否必然会引起就业难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接受了本报（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他的答案很简单：不是。

　　汤博士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保姆学校”———北京扶贫家政学校，就是他和茅于轼先生等创办的，他认为：不是扩招制造了失业，就业难只是短期内的问题，不能因此动摇高等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宏观和深层分析看，当前就业难只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暂时的困难，并不意味着人才过剩，”汤博士说，“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周期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放缓时，就会出现就业不足，高校即使不扩招也会出现失业的问题。非但不是扩招制造了失业，而且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缓和失业的有效途径。”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唐晓青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应该从目前整个社会就业不足的宏观背景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归罪为扩招。“如果这批学生不上大学，4年前他们同样面临就业问题。”她说，“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多，整体国民素质才能越高。怎么可能受教育程度越高，反倒是件坏事呢？”

　　汤敏博士在一次演讲中讲到：“当时政府提出来要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内需的政策……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在中国高等教育需求是最大的，能不能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让国家出一部分钱，老百姓出一部分钱，不但扩大高等教育学习的机会，同时也能部分地启动我们的内需。”

其他因素

　　此外，还存在一些阻碍毕业生就业的制度及非制度因素。

　　“户口制度，包括派遣证制度等，也往往是构成就业困难的壁垒。”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副所长姚裕群教授认为，“本来一个学生能找到工作，有公司要就行了，为什么非要用户口来限制呢？”

　　胡振英是北方交大机电99级的毕业生，刚开始找工作时没考虑户口问题，“只要喜欢就可以了”，但慢慢就觉得户口非常重要，起码会给人一些安全感。

　　在姚裕群教授看来，由于学科设置不合理造成的结构性求职难也相当普遍。有些学科如经济管理等，由于各校都开办有类似专业，造成毕业生太多，供大于求，自然工作难找。

　　以新闻专业为例，仅仅四五年时间，北京地区就有北京工商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个学校开设了新闻系或专业。至此，北京地区已有近十家高校设有新闻院系或专业。

　　现在动辄强调和国际接轨，高校收费改革倒是接上轨了，但高校自身在教育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并未到位。

　　记者采访到一位北方交通大学的毕业生，迄今还没有签约。他更喜欢人文历史，但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专业，就这样4年下来。如果是在发达国家，头两年不分专业，两年后学生可以根据兴趣自由选系，改换专业并不是难事。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有些用人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惯性做法，也往往是促成就业难的一个因素。

　　知名外企搞招聘，往往是全国各知名高校巡回“路演”，一个岗位会有几十名学生竞争。而这些国企常常是到几个定点学校，或行业系统内高校一招了事，有人愿意来就来，不来也没关系，用人信息就白白浪费了。

调整观念

　　几位学者纷纷向本报记者表达了这一观点：毕业生、家长、学校和社会，都应该调整就业观念。

　　汤敏博士认为：对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转变旧的认识和观念，建立一套科学的、准确的大学生就业预测与跟踪体系，真正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办法来看待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这是大势所趋。

　　“我国对于就业的统计应与国际接轨，”汤敏说，“我们的待业率能否等同于失业率？我们是否应该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来进行更为市场化的统计？我们能否将自愿失业作为一项指标设定在我们的统计里来呢？”他认为：国内广泛报道的所谓“一次性就业率”（指7月份大学生的签约率）是否科学值得探讨。类似一次性就业率、待业率等定义不清晰、不科学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数据满天飞，这种就业统计还是过去计划经济下硬性分配就业模式的一种延续。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系顾海兵教授，一直潜心研究大学教育的制度改革，他认为除了毕业生要加强自身能力、转换就业思路，改变一次就业定终身的观念外，还提出了具体建议：

　　应该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医疗等列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找工作。公民只要年满18岁，都应该有个社会保障号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教育主管部门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凡事不再“一刀切”，比如能否变7月份全国高校统一毕业离校为毕业时间分散，四季都可以离校，把过去求职集中在春节前后几月，分散到全年。

　　宏观经济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加强中长期就业预测、用工预测———有学者认为：表面上看，就业难只是今年的一个偶然现象，其实背后有其必然性。

　　有专家指出，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从“精英主义就业观”转向“大众化就业观”，降低就业期望值，“先就业再择业”。广东某高校一位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许多毕业生不但不愿意到边远地区去，甚至是珠三角一带中小城市也不愿意去，只考虑广州、深圳。这说明毕业生需要转变观念。同时，大城市职位是有限的，但中小城市却还有许多职位没人去。有关部门、学校应从自身做起，改进工作，改革不合理制度，创造出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就业环境。

以积极的态度解决就业难题

　　而来自中关村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社会就业不足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只有形成新的产业，才能产生新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他提出，国家应该开辟扶持新的知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如软件业。他分析说，国外有的一家软件生产企业就能吸纳2万到3万名大学生上岗。

　　而教育部和各省市也在分别出台措施解决今年特殊的就业问题。据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郑德涛介绍，广东省将出台包括自主创业减免税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促进就业。穗深两市将实行“准入制”，广东高校毕业生就业范围的有关规定将取消，毕业生到扶贫县工作有奖，各地积极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从快办理登记手续，税务部门则应切实落实优惠政策。同时，广东高校还应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作为一门课程列入教学计划，计1个学分，从低年级开始对学生进行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教育。（万静波  卢嵘  实习生  陈静）

相关新闻：三个外省大学生在咸阳

　　对要求吸纳外地大学生的西部地区而言，比高薪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融合和制度上的激励。

外省人彭红菊

　　1999年9月15日，是彭红菊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她和父亲提着大袋行李，从南昌站登上了开往西安的列车。

　　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的她，在家乡宜春地区财政局上了一段日子的班后，经过痛苦的权衡，最终选择了爱情，将男朋友所在的西部城市咸阳作为自己的工作地点。

　　咸阳，秦时的古都，位于陕西省关中地区，城区人口约50万。国民生产总值在陕西省一直排在第二、三位，经济发展水平在陕西省地市中居于前列。

　　时间过去了将近4年，彭红菊依然记得她当时面临的压力和选择的痛苦。到咸阳经过短暂的培训后，她成为咸阳市农业局的一名公务员，和上大学时相恋的男友走到了一起。

　　一起参加公务员培训的近30个人中，彭红菊是惟一的外省人。其他的毕业生都是本地人，绝大多数来自省内高校。

　　6月28日上午，记者见到彭红菊时，她正在家里和婆婆一起看电视，爱人在渭城区农行加班。

　　房子宽敞、明亮，装饰简朴，房门上贴着大大的“喜”字。两年前，彭红菊和男友结婚了。由于暂时还没有单独的住房，小夫妻俩把新房安在爸妈家。

　　彭红菊目前在局里分管劳资和人事工作，远离了所学的税务专业。她的工资每月约600元，一年收入加起来在8000元左右。

　　彭红菊告诉记者，“我的工资在同学中可能是最低的。”但她表示，不想和其他同学比，因为毕业后“各人的生活已经有太多的不同”。

　　人事局办公楼就在宿舍楼前面。彭红菊每天按时上下班，工作比较清闲，周末她一般呆在家里看电视。“这里娱乐活动本来就少。我没有同学，也没有太多朋友，所以平时都很少出去。”

思想观念的碰撞

　　位于咸阳市郊区的国家某研究所每年接收近30名高校毕业生，大多来自外省，一些学生毕业于哈工大等名牌学校。

　　6月28日是星期六，记者来到研究所专门的“大学生公寓”。敲开顿建军的房门，他正坐在床头看电视，桌子上的IBM笔记本电脑还开着。约15平方米的房间放了两张床，配备的电器有电扇、彩电，地面铺着浅色地板，显得整洁明亮。

　　顿建军2002年毕业于重庆大学自动化专业，来研究所工作刚好一年。他每个月工资可以拿到1500元，约为咸阳市普通公务员的两倍。

　　顿建军对于住宿条件还算满意，但他至今仍无法忘记第一次到单位办公室的感受。

　　“一切都显得陈旧，大多数楼房都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办公室里放着洗脸盆和毛巾，旧式的空调开起来噪音太大，像是一架飞机在头上盘旋。”

　　更让顿建军和他的同事们感到困惑的是思想观念上的碰撞。

　　顿建军刚来不久，有位毕业生从另一个单位跳槽进了研究所。人事教育处要求他把派遣证从跳槽单位拿来，之后才开始给他算正式上班。这个人跑了两个城市，在当月15日以后把派遣证拿来了。按人事部门的说法，这个月他只能拿半月工资。但是到月底，这名同事发现他的工资和别人一样，都是整月的。

　　刚刚洗好衣服的张乐平走了进来，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他毕业于安徽合肥工业大学，也是在去年到研究所工作。

　　谈起工作，张乐平似乎有些牢骚。“年轻人当然以事业为重，对工资低有些牢骚，但我们真正的烦恼不是钱。”

　　去年12月份，张乐平所在的部门召集7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开会，年轻气盛的张乐平没管住自己的嘴巴，他一口气提了4条意见。

　　“结果到现在问题还没解决，个别领导对我的意见还挺大。”张乐平嘿嘿直笑。

　　张乐平对顿建军价钱约2万多元的新笔记本电脑羡慕不已。“我办公室的电脑换了4次，现在换到赛扬333，相当于奔腾2的水平。”

　　“这里规则不重要，但关系和人情重要。”顿建军对此已有所感悟。

古都咸阳的人才需求与落差

　　咸阳市人事局流动科科长别立华对近几年省内外高校毕业生来咸阳工作情况了如指掌。4年过去了，她对彭红菊的籍贯、毕业学校和工作单位依然记得十分清楚。

　　原因很简单：“在市机关里，像她这样的外省毕业生太少了，用十个手指头估计可以数清。”

　　她介绍，咸阳市每年接收约1500名高校本科毕业生，大多都来自陕西省内高校，也是陕西本省人。到咸阳工作的外省生源的本科毕业生每年不超过100人，一般都是家在咸阳。

　　别立华告诉记者，“总体上说，几年来到咸阳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以师范类居多，以大专为主，大多为非紧俏专业。”上世纪90年代以来，咸阳市基础设施建加快，建筑学、路桥等方面的人才缺得厉害，但十多年来“几乎是一个都招不到”。

　　咸阳市建筑设计院承担的城市建设规划设计任务繁重，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科班出身的本科毕业生。2000年，市建筑设计院跑遍了陕西省内有建筑专业的高校，最后只招来一个渭南的委培生。

　　“其实我们在政策上早就放开了。本科生不管哪儿人，即使暂时没有工作，都可以直接落户。人事关系由我们代理，两年之内免收代理费用。

　　“我们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无论硬件和软件的改善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吸引到十分优秀的人才还很难。”

　　情况在近一两年来有所改观。由于高校毕业生较前几年有较大增长，就业压力持续增大，一些人开始把择业的目光投向西部。（见习记者  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