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中山医院官网:浅析晚清体制内宪政言论

綦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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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样一个话题，有两个原因：第一，读《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韩云川《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一文（以下简称“韩文”），其中涉及到对“文化缺失论”的批判，这是个时说时新的话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金大中对李光耀亚洲缺乏民主基因之论的批判亦属此类；第二，我个人对中国古代的民主资源问题算是略有研究，也写过不少该面的文章，如参与盛大文学的征稿写了《曹刿凭什么可以论战？》一文，确认中国古代宪法文本《尚书·洪范》具有明确的民主因素。
涉及到晚清中国政治状况，尤其关于宪政行为，人们对戊戌变法及后来的皇族立宪较为关注，而对那些相对零散的宪政言论则缺乏了解。相反，如果能以“纸面考古”的方式来寻找本土资源对晚清宪政言论的影响，无疑能够对“文化缺失论”产生颠覆效应。（韩文原话是：“文化缺失论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文化。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上指刊P3）
依个人阅读经验来论，我认为《清史稿》（中华书局繁体竖排1977年版，赵尔巽等著，共48册）记载的晚清时期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行宪办外交密奏与贵州巡抚林绍年立宪救亡建议，均为体制内政治文化变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文祥行宪办外交之论更是纵深地挖掘了本土资源。文祥提交密奏的时机是咸丰皇帝死、光绪皇帝继位的咸丰十三（公元1874）年冬天。此时文祥身体多病，自知不久于人世，因此急切又不失条理地向新皇帝（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提出政治改革建议。他的基本论点是：大清帝国政治落后，外国人可利用的“间”即打击机会太多，因此，大清帝国总处于战和两不利的弱势地位；国内政治体制落后，百姓与皇权离心，国家治理效率太低，也是外国人欺负大清帝国的重要原因。
他在密奏中说：“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众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兴废成败亦以此。倘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见《清史稿·文祥传》，总第11691页，第38册）
在这段话中，他把西方政治的议政机制与中国政治经典《尚书·洪范》进行了对比，即国家决策程序中的“谋及卿士”与“谋及庶众”均是《尚书·洪范》给定的宪法资源。给西方议政机制指出本土化路径是文祥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他为了增加说服力，还告诫最高当权者：一旦政治违背民意，各国也会借机欺负该国当局。显然，这不只是对西方国际史的抽象，也是对大清帝国过去战和两不利病根的总追寻。为了说明其论不孤，文祥引用了咸丰时期曾任户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著名学者王茂荫（1798-1865）在咸丰六年的奏论，即：“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同上引，总第11692）
引用王茂荫的论述增加了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也等于劝诫最高当权者一定要放弃“中国特殊论”的陈旧思维，把自己视为世界格局中的普通一员，虚心进行适应时代的政治改革。
文祥的这篇密奏虽然未在当时公布，但是《清史稿》本传选入此文则足见其影响力之深，甚至可以推知它对体制外的革命者也颇有影响。革命者的目标乃是建立宪政国家。
没有相关史料证明慈禧对该奏的态度，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文祥是深得慈禧信任的。光绪三年（1876），文祥去世，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表扬文祥，称其“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同时赠给太傅荣衔，予以骑都尉世职，谥号文忠。（同上引，总第11695页）
按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看，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知性严重不足之限制，实行本土化宪政即“谋及卿士”与“谋及庶众”同时进行，可谓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文祥以59（虚）岁年龄早死，不能不说是“天亡大清”的一个宿命信号。此后的岁月里，经过甲午海战之大败、戊戌变法之流产、庚子国难之重辱，体制内又有一位高官提出了宪政要求。不过，《清史稿·林绍年传》对此记载很简略，远无文祥传引文之详尽。林传有云：“绍年默察大势，非立宪不足以救亡，请预定政体以系人心，不报。”（同上引，总第12390页，第41册）。
林绍年以贵州巡抚之职奏请立宪即预定政体的事情发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第二年，他到广西任巡抚，转过年来进京任职，“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其政改建议只是以“不报”处理，即最高统治者慈禧不采纳他的建议，但他并未遭受或明或暗的政治处分，一直宣统时代，他还是朝中高官，先是职任民政部侍郎，后又任弼德院顾问大臣。
林绍年的立宪建议未得采纳与实行，但他还是努力地进行技术化改革。比如，在度支部侍郎职位上出任河南巡抚后，他建议不再实行县丞及以下级别的低级官员易地做官的管理办法，因为那些小官不仅要在异地负担大量个人开销，而且人地两生而无办公效率。此项改革建议被朝廷采纳，大大减缓了低层官吏的政治与经济压力。
作为强劲的反腐败斗士，林绍年先是因支持御史赵启霖弹劾使用性贿赂手段得官的黑龙江巡抚段贵芝，而与掌权亦牵染此案的庆亲王奕劻闹反，退出军机处而出任河南巡抚。而后，在河南巡抚任上，他两次上疏，处分了百余名有经济问题或行政低效的官员。
从这点上看，旧体制向宪政转化总会对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冲击，因此，遭遇强大抵抗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而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方式之一就是宣传中国传统里面没有民主基因。“文化缺失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利益维护的声音，它更倾向于借助传统文化来维持自己的话语霸权。递进而论，对传统重新认识也必将成为今后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项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