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军医达娃:郭德宏主页！！！

正是针对当时那种照搬照抄的作风，毛泽东于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有名的著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一直在强调调查研究，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到他的晚年，他也经常抽出时间到农村、工厂作调查。但是由于他职位高了，工作忙了，身体差了，调查工作没有早期那样深入，下边的同志也往往拣他爱听的说，使他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调查的结论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并对一些理论讲得看起来很精辟、很透彻，但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导致工作中的错误。例如“大跃进”之后，彭德怀、毛泽东、田家英等都曾到韶山调查研究，彭德怀、田家英看到的是“大跃进”后造成的严重后果，而毛泽东看到的却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一片丰收喜人的景象。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田家英的调查结论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结论是虚假的。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与他这种错误的结论是分不开的。

 张闻天则与毛泽东恰好相反。他在遵义会议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作了改正，并认真吸取了教训。延安整风开始以后，他于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在东北和中央工作期间也注意了解实际情况，所以能够给中央提出很有价值的建议，到晚年能够作出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的报告和著作。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化大革命”中被流放期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著作，水平都是很高的。

 这就说明，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中介环节，是不能缺少的，而且是不能一劳永逸的，这次的调查结论是正确的，并不能保证下次调查的结论也是正确的，必须反复不断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现在，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很快，要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正确地认识国情，必须反复不断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现在，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应该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一切从这个实际出发。过去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超越了各地的实际。现在，仍有不少地方的领导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无视本地的实际条件，在发展速度上盲目追求翻番，在基本建设上盲目追求全国第一、世界一流，在设备购置上盲目追求豪华和舒适，在学习外地经验上盲目照搬，严重脱离实际。

 从本地实际出发，与不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搞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完全是两回事。现在，有的地方借口从本地实际出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搞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保护违法的东西。这根本不是从本地实际出发，而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第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前边已经讲过，在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当中，右的全局性的错误只有一次，而“左”的错误却是一犯再犯，而且每一次损失都非常惨重。在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时期，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长达4年，造成的损失也最大，使根据地大部丧失，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党的队伍和红军都从原来的三十万人一下子减少到四五万人。

 除了这几次全局性的错误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还犯过其他一些“左”的错误，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错误的肃反。这种大规模的错误肃反，首先开始于赣西南苏区的反“AB团”. “AB团”是1926年冬在南昌成立的一个反共的右派组织,存在了仅三个月.可是后来苏区的领导人,误认为敌人的一些破坏活动是“AB团”所为，于是在1930年夏天首先在党政机关中开始肃“AB团”，后来又发展到军队，根据逼供信得来的假口供，误认为红二十军的一些领导人是“AB团”，派人前去逮捕，激发了富田事变，结果红二十军被取消，一批军队和根据地的领导人被杀害。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他对此事有责任，说他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也反过“AB团”。继赣西南反“AB团”之后，闽西苏区开始反所谓“社会民主党”。因为红十二军在开会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时有人喊错了口号，部分领导人便认为闽西存在“社会民主党”，于是开始大规模的肃反。结果，连闽西苏维埃政府中近半数的执行委员，也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杀掉了。继闽西之后，就是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等苏区，肃清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等等的大肃反。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等等，在这些苏区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就根据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根据逼供信得来的假口供，开展了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大肃反。据有的材料说，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苏区共杀了4.5万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苏区，直到陕北，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湘鄂西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据另外的材料说，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在短短的几年间，就有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 被处决。[i]即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在1939年发生了山东湖西地区的“肃托”事件，1943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生了“抢救运动”，使大批的人被定为“托派”、“特务”等等，受到打击，在湖西事件中还有很多人被杀害。

建国以后的主要错误，仍然是“左”的错误。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ii]，“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iii]。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对少数右派反击虽然是必要的，但严重扩大化了，划了55万右派。从1958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造成了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非正常死亡的人达2000多万。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伤及380万人。接着开展的城乡“四清”运动、文化战线的大批判，使更多的人受到冤屈。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如山，连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至于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对国家文物和珍贵财富造成的破坏，对文化教育以及党风民风造成的破坏，更是难以估量。所以邓小平指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 

要是 防止‘左’。”[iv]

 那么，我们党为什么会长期犯“左”的错误呢？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

一个历史决议，曾对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原因作过深入的分析，认为它的发生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即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同时也讲了认识上的原因，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但后来胡乔木指出，革命时期的“左”倾，并不能都用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来加以解释。人犯错误，并不都是因为有个什么阶级根源，如“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用阶级根源来解释，它究竟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

    那么，我们党长期犯“左”倾错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   最根本的是“左”有社会根源，即国情基础。由于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社会发育程度落后，思维方式保守。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如果犯教条主义，一般就是“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讲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行革命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把他们讲的那些原理照搬到中国来，必然脱离国情，超越阶段。可以说，落后的国情和教条主义的方法，必然导致“左”的错误。

第二，   因为国内外的压迫和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一种思想压力，总想把革命和建设

搞得快一点，从而忽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容易犯急性病。邓小平曾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v]只有充分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才能避免急性病的发生。

第三，   因为对过去的“左”的错误的克服不彻底。毛泽东1937年6月5日在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谈到党内“左”的传统存在的原因时，所说的第四个原因就是：“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vi]建国后的“左”的错误之所以延续20年之久，也是因为在纠正时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所以一有条件又发作起来。

第四，   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即认为“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邓小平就曾指

出：“‘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vii]。多年来，党内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总认为“左”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右则是不好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右是严重问题甚至政治问题。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有家庭主义错误思想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viii]即使现在， 也往往认为“左”的问题只是思想僵化，而右的一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从而使一些人宁“左”勿右，“左”的思想根源总清除不了。其实早在1973年，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是错误的，“左”倾和右倾一样，“都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背离，都是立场问题，也都是方法问题”，如果不顾社会条件的变化，只反右不反“左”，“‘左’的倾向就势必会受到鼓励而发展起来，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成为主要的危险”[ix]。因此， 要避免“左”的错误的发生，必须改变那种“左”比右好的思想认识。

第五，    理论上的原因。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革命实践，理论准

备不足，也由于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不同，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探索，所以在革命和建设中对于一些重大理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没有完全搞清楚，不是犯教条主义，就是犯经验主义，结果导致“左”的错误。例如在革命时期，王明等人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要进修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怎么进行革命，没有完全搞清楚，照搬照抄马列的论述、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果犯了“左”的错误。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由于毛泽东对于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同样犯了“左”的错误。要避免犯 “左”的错误，就要提高理论水平，特别是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搞清楚。

第六，   “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由于长期犯“左”的错误，就使

大家觉得“左”是正常的，不“左”反而是不正常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x]，“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xi]要避免“左”的错误，必须解放思想，努力打破这种习惯势力。

第七，   组织上的原因。对于“左”和右的错误的处理，向来是不同的。

多年以来，对“左”的错误总是处理得比较轻，甚至不加处理，对右的错误总是处理比较重，严加批判，甚至撤消职务，开除党籍，调换工作。正如1997年 

8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篇文章所说：“为什么中国‘左’的东西非常盛

行？因为搞‘左’比较保险，犯了错也没啥大问题，认识问题慢慢也就过去了，搞了右的东西就得家破人亡。”这样，就更促使人们怕犯右的错误，宁“左”勿右。要避免“左”的错误，必须从组织上改变这种“左”轻右重的处理方法。

  第八，制度上的原因。胡乔木在谈到“左”的错误为什么难以纠正时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xii]。我们党是执政党，国家由党来领导。而在党内，权力又集中于各级委员会。在各级委员会中，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一个人。特别是在中央，权利长期集中于毛  泽东一个人手中，使他在事实上凌驾于中央和全党之上。而对于这  种高度集中的权力，长期缺乏必要的、有力的监督。这样，在毛泽东犯错误的时候，全党及全国人民都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来加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应该从制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保证党内民主的发扬和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也应该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不同意见，认真坚持集体领导制度。特别是对于那些重大决策，应该坚持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原则、程序和方法，切忌一个人说了算，更忌在心血来潮、头脑发热时随意地、轻率地作出决定。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正确与否 ，直接影响到工作的全局和成败，也是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的表现，因此应该从制度上加以保证。

                      二、怎么学习中共党史？

 对这个问题，教学计划上已经作了说明，这里再简单地提几条要求：

    首先，应该坚持历史、理论、现实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学党史，不仅仅是为了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党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为了通过党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其次，要着重学习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发给大家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和《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都是从这个  角度编写的。这次讲的课程，也是从这个角度设计的。大家在学习时，应该抓住这个重点，特别是 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基本经验。

 其三，要认真读原著，读一读党的领导人最重要的著作。除了教学计划上列的书目外，如果还有时间，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和讲话，以及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其四，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组织研讨，争取较好地解决一两个问题。研讨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一个是我们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经验。为了保证讨论质量，在讨论前大家要认真地写一个发言提纲。我们就根据大家写的提纲和讨论时的发言，来确定每个人学习的成绩。

               （这是1997年为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学习中共党史课作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