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之生如夏花听书:听鹂草堂轶事（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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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父母晚年
第一节 向毛主席献词
1956年元旦前夕,父亲看到国家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怀着对祖国热爱,对主席的崇敬,以标准美观的小楷毛笔字给毛主席写信并献词两首.信词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欣值一九五六年元旦佳节我谨以万分诚挚的心情向您祝贺，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来，全国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均在向前飞跃迈进，正在创造历史做桌前人所未能做的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使全国六万万同胞从百数年来受尽外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内而军阀和反动统治的迫害压榨的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今日才得以扬眉吐气，使全世界都认识了中华民族不仅是极优秀的民族且具有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而表示尊敬，这是何等光荣值得全国人民引为庆幸的事呢。
我今年69岁在风雨飘摇贫穷落后的中国生活了几十年饱经忧患，经过了辛亥革命、北阀战争、抗日胜利几大转变时期，均由希望变成失望，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的今日，才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得见祖国日趋繁荣富强的新气象，社会主义社会一天一天的接近实现，自唸若能与乡前辈齐白石老人齐年，则我尚在青壮年时代，可能过著社会主义幸福生活若干年，因而感到兴奋异常，不知老之将至然，不喘冒昧以俚词两厥上尘聪听，谨致以崇高的敬礼，并欢呼敬爱的毛主席万岁----金贡安谨上1956年元旦
庆祝1956年元旦颂词/有序/贡安拙草
国家领导英明建设进步飞跃美景前途在望幸福生活可期兹值1956年元旦佳节垂老情怀倍感兴奋然倚声作长短句两章不计词藻工挫聊当芻尧歌颂云耳
调寄满江红
其一
鑠古震今庆祖国挺生英哲堪敬爱超伦尧智备兼才德航梯车书归一统山撖海瀖同文辙各族民团结大家庭诚心悦
旧制度全消灭新建设千秋业看长江跨渡黄河清澈六亿人民齐振奋五年计划真优越数风流人物看今朝（借用毛主席词句）钦贤杰
其二
锦绣河山天赋于中华独厚六万万勤劳民众精神抖擞公元1956年经济建设四年度看国家实现工业化大成就
困难多办法有希望大从今后有强大盟邦英明领袖日月光华歌复旦大同盛世及身睹庆普天同乐太平年额加手。”
父亲于1956年1月21日给远在保加利亚索菲亚的大姐金先倜和姐夫周竹安写信，用麓山红叶做成书签,附上五言诗一首"鸿鱼三月香，万里忆游踪,祖国春光早,遥眙一叶红",寄到索菲亚中国使馆，表现了父亲怀念的亲情及对祖国的热情。
第二节 欣悦的时光
1957年4月，为了联系湖南省参事室工作之事，父亲从武汉回到长沙小住六、七天，记得那天，先仲随学校到城里游行，队伍解散后路过听橘园，姨妈告诉他，父亲到学校找你去了。他赶紧赶回河西，在堂兄先杰家见到父亲，下午，两位堂兄金先杰和金寿仁还陪他去爱晚亭看了看，晚上先仲送他去城里，在汽车上，先仲替他找座位，父亲说，”没有多远，站一下没有关系。”因为先仲要上课，没有时间陪父亲。那时他已经快七十岁啦，健康情况还算可以，他生性好强，自己能够做的，不要别人代劳。
1958年年初，经父亲老友唐伯球，邓介松，肖作霖，唐生明（唐季澧）等向程潜省长推荐，湖南省政府肯定了父亲属于湖南起义以及长沙和平解放的有贡献人员，父亲经湖南省委及省政府批准，发表为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并增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这时父亲由武汉市公私合营银行研究员（1956年已由武汉市委任命为公私合营银行研究员）调回长沙任职。父亲接到调令时，高兴至极，我们也都很兴奋，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好事总会有所回报的。父亲后来说，象我这种为长沙和平解放出力的情况，在省参事中并不多见。
1958年2月，父母携先俨由武汉迁回长沙，开始了重归故乡的生活，到次年下半年，父亲又被增选为省政协委员，这是一件老金家的一庄大事，父亲十分高兴，我们也为父亲在耄耋之年能够得到这样的政治待遇而倍感自豪，这年，父亲刚好七十岁。
父亲每一周去参事室两、三次，开会学习。也认识了一些知名人士，如刘少奇主席的亲哥---刘作衡，也是参事。因为住的比较近，他常常到我家来走动。父亲问我们这个人像谁，我们答道：“太像刘主席啦。” 父亲说：“他是刘主席的亲哥哥。” 刘老没有什么文化，年轻时杀猪、卖肉，身体好，有力气，但在文革时期被当作黑帮批斗致死。
父母晚年的生活虽然谈不上享受，他任省参事待遇比较高，每月工资108元，不愁衣食，起居作息比较有规律，父亲每天准时收听广播，了解国家大事，母亲料理家务，一日三餐能够保证可口饮食。大姐先倜还经常寄钱过来，以便使父母安度晚年。
因为我们家房子比较宽敞，客厅比较大，在解放后这里成为居民组活动的场所，每周一次的开会学习都在这里进行，每家派一个代表，一般到会的有二十多人，把客厅挤得满满的，开会的内容都是居委会布置的，包括国际国内的形势、当前政治运动、社会治安、防火防盗、卫生知识、唱革命歌曲等等，内容挺丰富。母亲被推举为治安委员，每次会议，都是她最后强调，警惕盗贼，预防火烛。每晚拿着手电筒，由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人陪同，挨家挨户检查水缸满不满，炉子封没封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了十多年，直到七十多，腿脚不灵便。父亲虽然没有参加这些活动，却常常感慨一番，“共产党真了不起，能够把老百姓组织到这种程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啦” ，同时也夸奖母亲为大家服务办事认真踏实。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当局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老百姓，老年人也无法幸免。
后来，父亲又连任了一届湖南省政协委员，他认为这是政府对他的信任和崇高的政治待遇，这次换届正好是堂兄金先杰被免去了该职，父亲成为政协委员，似乎是一种“替换。”
第三节 参事工作
父亲在参事室工作的几年算是很顺意的，参事室的工作就是学习，开会，活动，有时也进行一些考察提交建议，只要能走动，他从不缺席，开省政协大会期间，他也和大家一样住在宾馆，不要每天接送，当时为了节约经费，政协开会是由专职三轮车接送委员的，三轮车工人是经过挑选的，佩红证章，车上挂会标，虽土犹荣，使人感到廉政的优良传统。对此我们记忆犹深。
在长沙杜家岭省政协大院内，当时有一大块菜地，种了多种蔬菜，菜地生虫了，就发动委员们去捉虫，一般是周日进行这项集体活动，因父亲腿脚不便，难以下蹲，领导要他不必去，他仍然坚持去，母亲让先俨陪父亲一道去，帮父亲完成这个任务，而父亲可坐在一边休息，与同事们唠唠家常，也算是休闲活动。
省参事有阅读参考消息报的待遇，当时参考消息对外是保密的，邮局用旧报纸作的信封套在外面送到家，三个参事共一份报，邮局先将报送到我们家，第二天由刘少奇的哥哥刘作衡来取，第三天李老（毛主席的同班同学）到刘作衡家取报，李老看完后有时送回刘老，有时送回我家，最后邮局从我家将报收回，周而复始一周两次，好在刘老、李老都住学宫街与我家营盘街仅一街之隔，这样一直到文革开始才中止。
当时先儻、先伋和先仲都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俨是共青团员，先儻、先伋已经成家立业，先仲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光荣参军，客厅里又挂上了“光荣军属”的红色牌匾。同事、朋友和邻里都称赞金老先生的家庭是革命之家、光荣之家，父母也为此感到十分自豪，给孩子们的书信中洋溢着慈爱喜悦之情。
第四节 私房改造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浪潮推动下，1958年长沙市对于私房进行”改造”，实行公私合营，由房管部门对于有出租房屋进行界定估价，我们家的房屋正房是楼上、楼下各四间，共约160平方米，房管部门将其分为楼下自用部分是自留房，楼上出租部分是改造房，公用的杂屋和院子则按比例划分。改造之后，由城北区房管处收取改造房的租金，并按照一定比例返给原房主，大约是10%，这就是所谓“赎金”，父亲表示以后不要公家返还这点不到两元钱的“赎金。”我们家因此每月少收入十多元钱。随之而来的房屋修缮麻烦不断发生，因为房管处在维修房屋时，必须由我们家出一半的费用，本来这座木板房屋就不结实，隔两年就得维修一次，材料和人工费用房管处说多少就让我们家出多少，父亲为此很伤脑筋，也无可奈何，只能够经常忍受房管处逼催维修费用之苦。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初，政府取消了私房公私合营退回房屋所有权为止。
1958年我国开始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改造私房是重点。我家房屋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举家从辰溪搬迁到长沙时所盖建，其全部材料都是由辰溪拆下搬来的，一座纯木结构的两层楼，占地约一百平米，建筑面积约两百多平米，我家住楼下，楼上出租，按当时私房改造政策，出租部分超过一百平米的都要改造交给国家，我家楼上出租部分本未超过一百平米，但后来加上街道安排住进的那户，就刚刚超过一百平米，属改造范围，（街道是否预先有所策划不得而知）父亲在运动开始就明确表示国家的政策应积极响应，不拖后腿，在街道动员会后，父亲主动要求带头改造，成为首批私房改造积极份子，还被邀参加了区里召开的表彰大会。体现了一个民主人士与时俱进，顺应潮流的风格。
第五节 大跃进
1958年中央发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号令，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搞“进入共产主义”，目标是”超英赶美”，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完成1080万吨钢的指标。当局号召全民大炼钢铁，街道居民委员会也找一块空地建立起小土炉，动员各家把铁锅和木头都捐献出来，因为当时用来做饭炒菜的都是生铁锅， 最适合于炼”土钢”，每一天都要向上面报告完成了多少”炼钢指标”，报纸上也及时公布炼出了多少吨钢，到当年年底，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宣布超额完成了1080万吨钢的指标。
先俨正在上初中，刚转学到长沙市十八中，插班到初二，人地生疏，就要下乡植树，回到家中，他急哭了，父母亲开导他，胆子要大点，去锻炼一下也好，一回生二回熟，习惯就好了，鼓励他下乡劳动。先俨勉强去了，一周后，愉快地回到了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沙远郊修京广复线，一搞就是四个月，经常倒夜班，因离家很远，一月左右回家一次，一开始父亲见先俨很久没回家，特意到学校询问，得知实情后才放心。先俨回家得知此事，深感父母的关心，倍感家庭温暖。随后是大炼钢铁，大炼水泥，去农村双抢（抢收抢种）等等，先俨吃苦耐劳的能力在这种磨炼中得到了提升。
当时街道也成立了人民公社，建了食堂，规定居民一律在食堂吃饭，食堂筹建时缺少一些水电另配件，父亲就将家里由辰溪带回的电器开关，水管配件等送给街道。街道要办幼儿园，安排一户居民到我家一间杂屋居住，父亲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每月只收3元房租。
1959年夏天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大事，庐山会议刚刚开始，报纸还宣传实事求是，稳步调整，没几天，便宣布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为右倾反党集团，一大批人被打成右倾分子。这几位老革命都是湖南人，而且是在湖南进行调查，为老百姓说了实话，下面传小道消息，彭老总说了几句为民请命的大实话，被整得够呛，湖南老百姓比较同情他们。
第六节 苦日子
1960年到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湖南人称之为“过苦日子。”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来得很突然，据母亲说，1960年上半年，长沙的市场供应还比较好，街上不要凭粮票还能买到肉包子，到十月份突然不行了，全部要凭粮票。乡下人到城里买食物，先是买熟食吃，面条、米粉、包子、馒头断档。接着买点心吃，后来专门定点的商店卖不要粮票的高价点心，五块钱一斤。当时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什么东西都定量，粮食定量也降低不少，家里几位老人的每月定量为：父亲是26斤，母亲是23斤，外婆是19斤，食油每人每月2两，肉3两。做每顿饭都要把米称量好，用罐头筒蒸饭吃，绝对不敢”寅吃卯粮”，否则，到月底就要挨饿啦。不但口粮紧张，而且没有菜吃，副食品自然也就成了俏货，十分昂贵，萝卜缨子做成的咸菜都卖到3元一斤。诸如肉鱼、菜蔬更是紧俏物资，不但市面缺货，卖家也怕抓，就算有点东西，也都不敢上街出卖。很多人家想方设法找”代食”，街道两边的槐树、冬青的叶子都被薅光，拿回去用水泡掉苦味，捣碎，和粮食掺和着吃。
哥哥从武汉回家，兄弟三人三天两头到水陆州买回莲子壳粉做粑粑充饥。开头很多人家用酱油汤下饭，过一段时间很多人出现浮肿，用手指在额头上按一下，如果出现一个坑，就是浮肿了。得了浮肿的人有时便晕倒，有人再也不能够爬起来。老百姓说这是饿死的，几乎每个地方都有饿死的人。
1960年我们寒假回家，看到母亲用一只破铝锅炒菜，用陶钵子做饭，便问”怎么没有铁锅呢”？母亲淡淡地说“你还不知道，是大跃进炼钢铁搞的，都捐献了，现在也没有铁锅买，我们家还总算还有半只铝锅，很多人家都合用一只锅，轮流炒菜。好在现在过苦日子了，饭菜很简单，也能够对付。”
由于开销大，东西贵，父亲工资入不敷出，为了凑钱买点能够充饥的东西，只好变卖一些比较值钱的家物，如自己穿的皮大衣，红木家具，一些古籍等，以渡过难关。首先是卖那些红木家具，一张雕花椅子卖40元，桌子更贵些，这个价格在当时，已经相当高了，要知道，很多人一个月工资才30元钱。后来，父母也庆幸：亏得过“苦日子”时买掉了那些老古董，否则，到了文革时期，还不是红卫兵小将一把火，破了“四旧”啦。刘老经常从家乡带些食品及油料回城，送到我家，其价格当然也不菲。
家里做饭时严格控制定量，外婆的定量实在太少，每顿到吃饭时，她先吃完，不肯放下碗筷，父亲见此情况，便把自己的米饭拨一块给她。当时，哥哥们假期回家，父亲亲自带着户口本和学生证，到区里办理副食申请手续，居然每次还能够办成。到了1963年，城市供应情况才有好转。
中央一看全国饥荒实在严重了，由刘少奇主席出面提出”大家要劳逸结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过有的地方当局仍然狠抓阶级斗争，还封锁消息。据说河南信阳地区因为地区领导满产虚报，没有留足老百姓的口粮，导致青黄不接时饿死了几十万人，树皮、草根全都被吃光，还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后来是一位转业军人冒生命危险到北京向中央报告，上面才采取急救措施，挽救活着的老百姓。若干年之后，小道消息披露，当时全国大约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湖南的苦日子捱到1962年秋季稍有好转。报纸又发表文章，提倡“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后来湖南老百姓传说“毛爷不让大家吃饱饭。”
1963年初，外婆去世，享年九十岁。她这一辈子为了我们几个孩子操尽了心，离世前几年，她已经糊涂了，但是，生活还能自理，每天晚上，仍然要燃香念经。我们假期回去，她经常把我们兄弟三人认错，”你是哪一个，是小虎子，还是小能子”？还把过去的事情拿到现在说，有一次说”金家三爹（父亲）怎么老是呆在家里，他不去沅陵上班了”，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向她解释”这里是长沙，不是辰溪，我爸已经退休了。”
四清运动开始了，报纸上也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让大家”紧跟”，虽然没有冲击普通老百姓，但是居民组经常组织学习。听橘园的居民组开会时就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通常是每家来一个代表，母亲也当过居民组长，开会时传达文件，念报纸，晚上挨家挨户检查消防火烛。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全国范围的更大”动乱”即将开始。
1966年，堂兄金先杰得癌症去世（患淋巴癌），他重病时，在湖南医学院治疗，父母炖了鸡汤，亲自送到病房，畅嫂十分感动。后来听畅嫂说才知道实情，畅哥是党外人士，在四清一开始，突然被一些人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批为“湖南的xx洛夫。”在领导层召开的会议上受到猛烈批判，而且，有的人还是他关系密切的同僚，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想不通，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毒火攻心，得了癌症，去世之前，遭受极大痛苦，疼痛发作，大声喊叫，十分凄惨。他是被“极左”摧残夭亡的千百个中国学者、专家中的一个。父亲对于畅侄的不幸去世十分悲痛，因为他常说，先健要是在世，和先杰一样年纪。
【父亲日记，66册1958.7-12】
1958年9月26日，记北京之行。
“晨7点35分准时到达北京站与我离开25年之久的第二故乡作亲切之瞻仰,竹安、先倜、惕安均到站相迎.骨肉相聚甚感快慰,惕安因须赶去上班先行别去,竹安雇汽车一辆同至其东单无量大人胡同六号住宅,此宅原系梅兰芳所有,现由外交部作宿舍,设备甚讲究.全宅分四院,竹安住一院佔房较宽敞,陈设更完美,他自己亦很爱精致,故甚觉舒适,特为我设弹簧床一张尤感体贴周到.下午先倜去外交部上班,竹安邀我同逛人民市场(即从前隆福寺)又参观几家花厂与从前情形无大差异。”
【父亲日记，70册1962.4-9】
1962年7月19日，记叔叔情况。
“今日接惕安弟妇张孝涤自济南来信,惊悉我弟于7日到济南开会突患急性肠炎因济南医院医生诊断不准,未能及时施手术延迟两天之久致小肠腐化三分之二,,到9日清晨开刀只得将小肠剪去1.5米,孝涤系8日晚接到电报9日晚才赶到,兹将她的来信留存备阅.此种不幸消息突如其来真是晴天霹雳使我震惊欲绝,顿时悲痛中来,不觉泪如泉涌.回忆自1929年(民国18年)因长沙所有中学同时全部停办,适先伊由北京交通大学派到粤汉铁路实习期满回京时,我就要他把仲叔(金惕安)带到北京想办法,他即依我以居.1930年秋我因去天津工作即将他介绍到坨青高线铁路公司,与总经理钱晴峰言,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在公司学习会计.他从此就在公司食宿每月尚给工资24元作为另用,由于他自己的努力居然考取了辅仁大学,更由于他自己的谨慎勤劳甚得领导的信任和同事们的友好,尤其该公司总代表阮阑叔最为器重,阮公如对自己的子侄,他到阮家也如到自己家里一样的自由.他于1937年在辅仁大学毕业后适芦沟桥事变发生,我时在扬州中央银行,立即函电促他南来扬州.他是青年人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若久居沦陷区,恐为敌寇注意他.他果如我的指示随即到扬.我即要他护送我的家眷回长.他才因此回长.我到常德他又同到常德.我因中央银行收兑黄金提倡开矿采金,他参与开矿工作,在柳林汊方面颇为活动,虽无成绩但他是煞费苦心,股东们对他不仅都能谅解且都称他能干可靠,如唐伯球,黄元吉两兄都甚表欣佩信任之意.他对一切事务颇具应付之才,抗日战争时期他冒险通过敌伪封锁线到北京结婚平安到达.抗战胜利后他加入伪中央信托局工作,解放后为人民政府留用迄今,历经各项运动毫无问题总算难得。”
【父亲日记，71册/1963.1.1-6.30】
1963年2月1日，记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法帖系清高宗(乾隆)将他大内"石渠宝籍"历代收藏的名家真迹勾勒上石建室刊立,取名三希堂,故该字迹即名三希堂法帖.三希堂建在北海,自北海开放为公园任广大群众游览,但三希堂总是门窗高锁谢绝参观,可见主管机关极为重视.1926年(民国15年)我因唐佩衡兄介绍以协助筹赈水灾各购拓片一部,每部为现银元七十多元(当时的钞票是兑现的钞票一元兑银元一元,有时因钞票便于携带尚须贴水),当时定价为每部一百元,因拓有500部之多,一时不易售出为鼓励推销合购十部以上者予以折扣优待.我们时在农商银行工作的同人大家合购十部故得七折优待.我因恐其损坏丧失即付装裱,裱工每本一元共32本计32元,北京裱工最精心甚爱之,暇时取出临摹,南北糊口亦随同携带,此种情形详题跋。”
1963年2月22日，记三希堂法帖（续）
“1926年(民国15年)余服务于北平农商银行适西南各省洪水为灾,湖南灾情颇重各省旅京人士吁请当时所谓中央政府筹款赈济,但因库空如洗无以应对.恳请开放北海三希堂法帖,准许拓搨500部售价赈灾,委托各银行代售,农商银行亦为受委托之一,时唐佩衡兄主持北平分行工作与我商推销之策每部定价百元,银行按七五折交款,当时一班灾官手欠薪之恐慌,几于餐食不济,安有余资受此不需之物,于是银行逐订按照实缴数鼓励同人内销办法.我于佩衡各以75元承购一部.我以北京裱工技术最好随即付装裱32册。”
1963年2月23日，记三希堂法帖（续昨）
“裱好后果甚精致余珍视之,装以柳藤箱,随身携带展摩,南北奔驰跌经变乱,无丝毫损,殊觉不易,适1938年到常德闻湘西产香楠木,偶与木工谈及做书橱事逐携香楠样品送阅,果觉清香触鼻,香楠木之可贵不仅纹理细致尤在于不为虫蚀不沾灰尘.余在扬州时中央银行扬州分行营业间即系楠木厅,终年不扫除绝无蛛丝和微尘,因其香气为虫蚁所畏,因无蛛网故尘土不沾也,楠木做书橱自不受蠧鱼侵蚀之害,故楠木最为士林所珍爱,经此装潢更觉宝贵,自购拓本付装池每本加制上下护板各香楠木一付并竹制格架一个始成全璧,见者漠不赞美云。”
1963年2月28日，记三希堂法帖（续）
“余最心爱之三希堂法帖随身携带备展摩达近四十年,前已略述购置梗概,因有友人介绍本市第一中学校图书室坚欲备价购藏,以备该校师生观摩.余初不肯割爱,婉词谢绝,因该校语文教师易君(易家骝)再商就.我觉得由教育机关保存此类文物留备师生观摩确有重大意义,物得其主,即能永久保藏自不同于落市侩之手,辗转买卖将珍贵文物视同商品贬低它的价值,所以我对易君的意见表示同意,加之我亡弟惕安的遗体虽已浅葬于首都西郊八宝山,因入土不深系临时权昔,今春解冻经遇风雨侵蚀恐将露棺,日前弟妇张孝涤函告这种情形,谓将于解冻后修缮,据其探询最简单的水泥坟墓亦需二百余元,势将大费张罗,我为痛念我的亡弟甚欲为之一助,正苦费无从出,只得将此部法帖所得之价一百元全数交先倜带京转交孝涤以尽我心,遂允让出,并将我亲书题跋存籍末并说明经过以示不忘---题跋抄附:”
【题三希堂法帖跋】
“民国十五年余服务于北平适西南各省遭水灾,赈灾人士吁请政府特许拓售三希堂法帖五百部以助.余购其一,随付装池连年糊口四方南北奔驰置诸行筐备展摩不以为赘.27年服务武陵嘱木工以香楠制橱储之,每册加上下护板计32册蔚为大观,偶尔临池,不仅琳琅满目抑且清香盈室,使人精神为之一爽是可珍也.
是帖石刻在故都北海碑寵数楹嵌石数百块于墙,自清高宗以迄民国初垂二百年完整如新,毫无破损,盖清代绪帝向加珍视非有大典经特旨许可不许拓搨故除颁赐王公大臣民间无可得者,此次所拓五百部第32册有断裂痕是有一段洪宪故事,兹节录武昌刘成禺所著"洪宪记事诗"本事簿籍资参考,想亦好古家所乐知者也:
"项城败亡,黄陂继任接收新华宫以灑扫事委之副官唐中演,项城殡仪前行,袁家捆载物件络绎运出.唐中演执行职务派多人巡梭三海监视公物,会见小工一队杠碑多块向新华门首,途遇者视之三希堂碑也即阻止搬运,飞告中演,皇三子克良亦由杠工请来,大起争端,中演则其不应私运国宝,克良大怒亲掷一碑断分为二再踢其一碎分为四,扬长不顾而去.中演召集碑工重装置于三希堂原有碑竉.故三希堂墨宝如有断碎痕者,洪宪后之拓本也,历史鉴别家所谓断代考证"
"案断碎二碑为三希堂石渠宝籍法帖第32册明董其昌书大字后.(一)题跋:梁诗正跋尾断为二块,第十九行自碑眉起全行上节"精既已超越唐宋加以"九字有没有半存至第九"以"字斜掠第十四行第十二"应"字,十三"为"两字又斜下第十五行侵及第十六行"校刊"两字直下碑角中断为二,(二)乾隆御题诗碎为四块:"甲"字第八行全大半碎没,由第八行第一字横过九十两行各第一"博""魏"两字斜第十一行第二"游"字再斜下第十二行第三"元"字第十四行第三"章"字折向上之本行碑眉第一二"块文"两字碎为一块"乙"又从十四行章字斜上过第十五十六两行,第二"津""隆"两字并列至第十七行,第二御字碎为一块,"丙"由第十四行"章"字直下转回第十三行第五大字碑角为一块,"丁"字第十四行"章"字旁直下分跨第十三十四行碑脚"大""沆"两字为一块---录后孙公园杂录"
"谭瓶斋(泽闓)先生曰,鉴别三希堂拓本分三时期,一为乾隆期碑刻完成尚未装墙,每片四周无龙边,二为嘉庆期上墙加饰龙边后人欲诩最初拓本者多将龙边裁去,三则洪宪皇帝后之断碎拓本也,或问最初拓本何以无乾隆御制诗,曰恐系嘉庆后加刻者---成禺记"
中华民国38年8月12日贡安浅于星垣听鹂草堂书斋。”
【父亲日记，72册/1963.7-9.】
1963年7月5日(农历5.15)，记先俨情况。
“俨儿生于二十年前农历的今日,时正在抗日战争最紧张阶段.我在伪资源委员会辰溪煤业办事处工作.全家住在辰溪县城对河之桐湾溪山中,桐湾溪为一小市镇，约有小商店二三十家,对岸右侧为龙头脑,湖南大学临时校址在此,中央第十一兵工厂枪弹部分亦在该处.桐湾溪对岸左侧即为辰溪县城,湘黔公路(长沙经过益阳常德桃园沅陵到辰溪再往上行经芷江通贵阳直达重庆)中段一要站,故辰溪在湘西交通上极为重要,因此颇为敌寇所重视,常有大队飞机来轰炸,但我家所居在深山之中两面均有高山密林为掩护,山下更有天然石洞极为安全而舒适.外来友人到辰溪者莫不过河来我家籍避警报,莫不称我家为世外桃园,当敌寇深入,匪盗如毛,我竟能安居乐业，儿女终日嬉戏。”
【父亲日记，73册/1963.10-12】
1963年10月9日，记先倜情况。
“今日为先倜52岁的生辰(她生于1912年农历壬子岁八月22日.我是年尚在公立法政学校银行科肆业,她生于东乡花桥冲老屋.我于寒假毕业后才回家,她生已数月余),回忆当时情景如在目前不觉忽忽已50年,真是流光如驶.她在过去的岁月里历尽悲欢离合,直到解放后才转入佳
境....”。
【父亲日记，76册/1964.7-9】
1964年7月3日，记工人易进德情况。
“易进德为余在抗战时期避乱于湘西辰西煤矿时,他因张孝钺的介绍到我家作临时工,后乃派他为矿厂机电室小工,他的劳动力很强.....现在东乡北山公社福安大队....”
1964年7月26日，记先伊情况。
“先伊今日56岁生辰,去年退休大约尚有其他原因,因照国家规定干部须满60岁方能退休.他自1930年毕业交通大学北平管理学院,一直在交通机关服务,曾任北宁路皇姑屯副站长,"918"事变后调入关内派平汉路道清段接收员,在该处工作,抗战初期任平汉路车务稽查.武汉沦陷时附中央银行运物赴重庆的车队便到常德.我时在常德.他的家属原住汉口,于武汉紧急时早已到常.他突然平安归来(他原随车去郑州,因交通断绝乃由西安乘飞机到汉,赶上中央银行最后去渝之车队到常)阖家欢庆,适兵工11厂厂长丁天雄准备到辰溪建厂,正住常德中央银行临时办公与我朝夕相见,丁询知情况遂要先伊到他厂任事务科长,任职不久,先伊到兵工厂本系丁天雄厂长对我的友好表示,但先伊因用非所学,适他有友人邀他去贵阳开办驿运以利筑渝货运交通.他乃被派为遵义段段长,是时因寇气正炽,各机关悉数内迁,政府迁渝,渝筑交通最关重要,遵义正当要冲为全线枢纽,现代运输工具极感缺乏,乃用牛车分段递运,政府并奖励私人经营畜力运输,以补现代交通运输之不足.先伊职司管理.运输总局促其私人组织集资经营纯属论货计费,公家不仅无损而且省却不少麻烦,工作司员亦可借此增加收入以维持生计,确是一举两得.我于1942年赴渝经过遵义时留住两天见到他所饲的牛都很健壮,以有不少运费收入,此为他收入较优时期.
抗战胜利后驿运停办,先伊仍回到铁道机关任山西阳泉车务段长.家眷乃经贵州之遵义及陕川两省之长途跋涉到山西阳泉安居.年余蒋介石发动内战,山西在阎锡山反动统治之下抵抗革命,阳泉被解放,军政人员被俘数万人,铁路段长亦在被俘之列,但生活很被优待,据云很受感动自愿参加革命工作,尤其在受到革命理论学习之后对于革命前途亦有认识,唯因全眷均住太原,阎锡山曾通令无论何人凡投降共军者一律全家诛杀,阎匪残暴狠毒故不得不加以考虑,此不敢即时作出决定之因,不久即被释放回到太原市.我于1947年12月25日得到他回到太原的消息始获放心,是日正值汉口交通银行经理邹郑叔约我午餐,同座有平汉铁路局副局长刘校之谈及局问题,邹问我你的世兄有无消息,我说刚才出门时接到一电报说已平安到达太原,邹笑说这是好消息,今日为圣诞节得到福音真是上帝保佑,今天要多敬几杯,邹原奉耶苏教.刘问邹言何事,邹乃将先伊情形告知,刘说金先伊我认识,他在长武段实习时我为指导,故相识,但已好多年不见矣.本路开始恢复恢复通车急需熟手,欢迎他前来为助,他如南归切嘱不必他谋，并请邹注意随时联系,因我将于新年和春节回长,他本人则在广州时为多也.先伊脱险到太原工作地点已经解放,因而失业决定南归,但交通断绝,家属十多口更无法成行,幸而友人介绍空运大队队长得允家属飞沪,先伊夫妇及家属空运抵沪拟即乘船回长,但因侯船改在沪留驻17日之久,待其到汉我已因春节回长,继而复兴银行总行在长沙开行务会议,我乃留长甚久,他亦因事在汉稍作逗留,便中与粤汉铁路局刘校之(传书)副局长有所接洽.他及家属下榻于复兴银行直至农历正月23日才安抵长沙,但先伊因刘副局长邀其同赴衡阳总局商洽一切,随即赴衡,因刘即日赴京到部开会,不能留侯故非立即赴衡不可,真有过家门而不入之概.这是1948年春之事,从此他即在粤汉路广州担任车务段长之职.广州解放后他仍继续供职继而调任客运处工程师,旋调石围塘铁路农场任总务业务组长工作,去年因农场土地须交还人民公社铁路农场撤消.他乃响应号召退休，结束其30多年本其所学服务铁路交通的生活。”
1958年11月28日，记先仲情况。
“仲儿来信谓他的内外衣裤除一件夹衣虽已补过尚勉强可穿外,其余已告总崩溃,补无可补,只好任它破烂的穿着云云.是儿对于衣服向极随便,去年赴西安时本未填补衣物,我坚要替他添制棉絮一床,他初时还不肯要,我觉得西北比长沙为冷做好给他带去,大约他看见家中据状而他所用旅费学费膳费等为数不少,所以不要添制衣物.年余以来从未添过,连鞋袜都已破烂不堪,非设法为之补充不可,不知者反以为我很宽裕,谁也不相信我一寒至此。”
1962年8月5日，记先仲毕业。
“先仲儿在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因今年分配工作须稍缓,学校即放暑假同学都回家,盖恐分发到工作岗位就不能再有回家的时间.今年暑假时间较长,大约有一个半月之久.他是7月27日答辩完毕29日启程到哥哥处住了几天四日回家五日清晨到达,级儿原说暑假与新妇高湘生回家拜见父母,但因两人都要预习下学期将教的新课,而且还有党的政治活动,所以都不能离校,拟侯寒假再行回家.
仲儿毕业考试据云考得不错,答辩亦得五分,至于分发何处,虽自己可表示意见,但仍须绝对服从组织,自己的志愿是想到军委,地点是北京,不过如意算盘是否能成现实,须侯到校才能见分晓,究竟何时揭示尚不得知,闻今年须梢迟或在国庆节前后.
四孙泽宸亦系今年毕业于长春吉林大学,最近来信说在校静侯分发,因离家太远故未作归计。”
1963年6月10日，记先仲参军。
“仲儿昨日来信谓已于二日到京,约有半月以上的留京时间,希望努力完成任务,究竟是何任务则未提及.前日家中管区民主东街派出所有一干部送来通知,谓金先仲同志于1962年11月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我部工作特此证明云云,此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九二六部队政治部寄给派出所转来之证明文件,兹特粘存备查.
现在全国大学毕业青年有很多自愿投笔从戎,申请入伍,主管机关对于请求入伍的青年非常重视,对于入伍条件要求甚高.仲儿去年毕业填志愿时即以这项志愿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他的他的终生大事,古人投笔请缨者先例不少,而且现在的儿女均是国家教育培养的,非父母可得而私,只要国家需要本人志愿乐从,做父母的只能予以鼓励绝不能予以不同意的答复,现在的青年都是国家将来的柱石。”
【我在长沙和平解放前后及办理前湖南省银行移交所做的工作】
情况报告：
（一） 关于发行银元辅币券问题
当时省政府为解决人民日常生活所受伪币急剧贬值的痛苦，令省行发行银元辅币券以资补救。李维城总经理由省府开会回行，就和我商量这一问题，要我起草章程。我建议几点：首先是将发行和准备金分别组成两个委员会，其它如十足兑现及营业部门领用，规定四成现金六成随时可以变现的物资保证准备，分行领用券，因券面注明总行兑现，必须先以十足现金入库才能发行。章程拟定后呈省府核准，成立银行辅币发行委员会及发行专备金保管委员会。发行委员会推我为主任委员，准备金保管委员会由省府财政厅、省参议会、工会、商会等机关团体派员组成。我与欧阳副总经理的分工是我主持辅币印制发行诸事，他主持铸造银元工作。辅币为一、二、五角三种，合成十角立即对付现银元一元。发行后，因币值稳定，人民称便，使伪中央银行的金圆券受到严重打击，伪中央银行运到长沙准备发行的伪银元全因之未能发行，使人民少受一次重大的损失。嗣因二角券发现伪造，省行立即设法破案，搜查伪造机关，抄获伪券铜板。当时某报登载说是我亲自带人破获的，其实我并未亲去，不过是秉承总经理办理的。我以二角券纸质不佳、印刷未干透即应急发行，深恐使用稍久字迹模糊真伪难辨，建议称此将二角券用一角、五角券代替或兑现收回，以杜后患。总经理以二角最适用不同意收回，果然用到后来连本行出纳人员都辨认不清，此为我代办移交时最担心的一件事，如果假票太多，准备金兑完，而辅币券收兑不尽则将如何交待？幸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接收后，迭次登报限期收兑辅券，最后悉数收兑清楚，人民未受损失。首创湖南自有银行以来发行票币以来从来未有的事绩。当我坚持营业部门及分行领用辅券必须照章缴准备金入库的办法，始终不予通融，多有说我太固执者。我为人民利益着想，为省行信誉着想，为自己责任着想，置一切责难于不顾幸得有此结果。
（二） 关于坚决拒绝借用发行准备金问题
白匪崇禧的经理处孟某，第一次要以黄金向省行抵借准备金同我商量，我说我是专管印制和发行，至于准备金另有保管委员会，不过辅券是有十角上柜就要兑付银元一元，黄金不适零星兑现之用，恐准委会也不能同意，这样就拒绝了。解放前几天他又来说，“时局紧张，军需急迫，我有现银一百五十万元，已在广州装上了车，但总要两天才能运到，目前急需现款应用，务必请你帮忙把库存准备金借我三十万元，听要什么手续和押品都可照办。不过一两天的工夫，我款运到，除还款外悉存省行，决不使你为难。”我说这事我无权作主，前次已经说明，我只能找准委会曹秘书（曹籽谷先生之弟耕谷）来要他赶急发通知召集开会，但委员多已离省，会未开成，他就逃跑了。
（三） 关于省行迁移邵阳问题
省府令省行一同迁移邵阳，总经理回行召集会议，说省府决定迁邵，要省行立即准备把重要东西和部分职员随同赴邵，请大家发表意见，看如何着手进行，我首先发言，说这个问题值得考虑。总经理要我负责办移交，把重要东西都运走了，请问要我移交什么东西？况且，交通工具在哪里，人及东西如何运法，到邵后住的吃的如何安排，虽然邵阳有行，但毫无准备，即令到达了，又将如何办法？大家听了，都同意我的说法，总经理说，这事确有困难，但省府命令非遵办不行，要顾及，我觉得应该先把交通工具准备好，我行有卡车二辆，根本就不能动，轿车二辆，市区内行驶都时常抛锚，只有新装的一辆吉普车可用，必须要庶务室找修车厂把车修好，一面要各科室匡计要运的东西有若干件，应该添多少箱篓，要庶务室赶急找篾厂做篓子，预备麻袋还要打听交通情况。据我看时局发展很快，恐怕来不及了。庶务室找修车厂和蔑店工人都散了，至于交通情况，听说省府及各所处的先发车队走到湘潭待渡的很多。已过渡的走到湘宝路上被土匪拦劫，不仅未开出的听到这个消息不再开出，开到湘潭的也开回省。因此，省行迁邵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四） 省府要带走五角十万元到邵阳发行问题
省府决定迁邵，要省行将库存五角券十万元加盖邵阳字样携往应用，总经理要我找湘行印刷厂经理胡学徕来行，要他开夜工赶印。我问准备金在哪里，他说到邵阳拨来。我说券面上注明总行兑现，如在邵阳发行，流用到省，准备金不能拨到，把什么东西应兑？他说，这个我去请示程主席，但先加印再说。他就以电话要胡即刻来行，当面切嘱他侭快赶办。我与胡同出总经理室，胡谓如何来得及，我说，候我的通知再开工。次晨，总经理到行问加印了多少？我说我要他缓印。他焦急地说，那怎么办？你怎么要他缓印！我说，我考虑这个问题关系太大。并且我听说昨晚省府要迁零陵，用电话请问你又不在家。，我恐怕印错了不好用。他说，迁零陵又是一回事，还是要他赶印吧。我就要胡开工，但私嘱他慢慢的印，迨印完，形势变了，库存此券移交，此事若非坚定立场，苦心应付，倘将十万元券交出，不问是否会发生兑现的重大问题，即於后来交代工作上所负的严重责任，也是不可想象的。
（五） 匪机轰炸长沙时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长沙和平解放，匪机轰炸长沙，我家住营盘街，离省府很近，又一村粮食局被炸毁，附近投弹多枚，飞机去后，同人纷纷回家，视察，我与欧阳副总经理扶九以此时人心浮动若不处以镇静，深恐发生纷乱，因相约不离开办公室，有人告诉我说，你家附近投弹很多，应回家看看，我说如果炸了看也无用，迨同人都回行，人心已定，我于下班后回家，屋瓦被炸片打坏两处，当时以自己所负的责任太大，值此紧要关头，不能不力持镇定，欧阳副总经理与我同见，使金行秩序安堵，颇觉难得。
（六） 关于办理湖南省银行移交的情况和中共武汉市银行委员会对于我的鉴定：
湖南省银行长沙总行为省内外69个单位之总机构，长沙和平解放不久，我与欧阳扶九副总经理照常每日一早到行，同人亦均到行工作，静候移交，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派员接收，从八月上旬开始，至十月下旬交接完毕。某日下午，廖副行长生东要我去谈话，他说移交办得很好，你的责任已经解除，这次你保全人民财产不少，有很大功劳，希望你继续为人民服务，我说，在经副理（那时是称经副理）领导之下，交接工作得以胜利完成，这是我应尽的职责，本应当继续为人民服务，但我说几个月来，时常多病，遍身作痛，医嘱休养，因移交未办好不能请假，今即交待清楚，想趁此休息几个月，候病养好，再来效劳，他说，我们也知道你这几个月太劳累了，你可请假养病，在病假中，你能外出的时候，就到行来，我们有事可以大家商量商量。若不能外出就不必来行，我说那个办法，我还是不能安心休养。我觉得还是暂时退休，把病养好再说。他说即是如此，不便勉强，不过据我们了解你的家庭情况，是要靠工资生活的，你退休后生活如何办呢？我说只好克服困难，病好后还是要工作的，他说，那么也好吧，你如果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在这里，（指章行长伯森及赵副行长元彩）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一定尽量替你帮忙，你当相信我们说话是诚实的，是不说谎话骗人的，我听了他一段说话，尤其态度诚恳，使我非常感动，但他不久就调任桂林分行行长，而离开长沙，听说章行长赵副行长迄今未动，但我离行后都没有会见过。
我于1950年二月，应建业银行邀到汉口工作，建业于是年五月既改为公私合营，1952年冬，银行企业改革，大合併为今日的公私合营银行，我继续工作迄今。1954年12月，中共武汉市银行委员会开始审干，55年七月，银行党委派员将我的鉴定表送给我看，内有几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解放初办理湖南省银行的移交表现得尚好，并问我对鉴定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过几天又将写好的鉴定表要我盖章，我说能否抄一份给我，他说不必，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要写履历，就可照这样写，并且可以说是1955年7月28日武汉市银行党委已经鉴定过，我们就可以替你证明云云，这是我关于鉴定的情形
第七节 文革冲击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属革命对象。据回忆，表弟李康生几天前便提醒父亲，传说红卫兵要组织大的革命行动，可能包括抄民主人士的家，父亲相信党的政策，根本不相信小道消息，认为他们这些老先生是政府的保护对象，那个派别都不会把他们怎么的，没有把值钱的、重要的东西进行转移或隐藏。
当时，红卫兵先在父亲书房里搜查，找到一个带锁的很沉的精致铁箱，如获至宝，他们向父亲要钥匙，父亲说搞丢了，红卫兵骂道，”你们这些封资修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找了一根铁杠，费好大劲把箱子撬开，原来里面装满了榔头、扳手、钳子、锉刀等工具。这样一来，他们气急败坏，一不做，二不休，把地板都撬开来，打着手电筒，到下面查看是不是藏着金条、元宝，简直是挖地三尺，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把存折、值钱的东西以及”四旧”的书画都拿走了，包括几十本日记，据说装了满满两架子车。母亲求小头头说“请你们把存折留下吧，家里就这点钱，还得吃饭咧”，那个小头目蛮狠地说“我管你吃不吃饭，金贡安在银行里工作一辈子，我就不信只有存折上面的百十块钱。”头目领着小将在我们家从下午折腾到晚上，父亲无奈，躺在椅子上闭目叹气，母亲在旁边看着这帮小将的革命行动，一边掉眼泪。十几个“革命小将”得意洋洋，今天的胜利成果大大的，可以向总部报喜啦。父亲本来血压高，经过这次劫难，身体大不如前。
在被逼无奈情况下，父母悄悄给畅嫂打电话，那时他们家也处于“革命浪潮”之中，畅嫂冒险送了些钱到弟弟那里，解决燃眉之急。
9月先俨和同学们一起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之后，回到家中，一切都变了，屋内空空如也，父母心情沮丧，一问才知是中学红卫兵抄了家。据邻居讲，当时父母跪在地上向他们求饶，请求留下生活物资和零花钱，但他们置之不理，连父亲多年积蓄的几百元存款单也被抄走了，生活处境极艰难，哥哥姐姐们的接济也只能通过先俨到亲戚家去取。1966年11月，先俨利用出外串联的理由，由学校红卫兵组织打证明，取回了大部分生活用品，（还有一些丢失损坏了）才使父母能渡过了难熬的冬天。而父亲多年的古籍、字画、书籍、日记都未退还，几年之后父亲日记总算退回了大部分，其它东西就不知其下落。
当时父亲工资也只发60%生活费，心中肯定是想不通的，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先俨的心中很迷茫，更不知如何安慰父亲，对当时各地搞起来的文攻武卫的形势只有随从。
当时，弟弟先俨在湖南大学机械系上大学，湖大是长沙“湘江风雷”的对立面。1967年武汉“7. 20”之后，长沙两派严重对立。“湘江风雷”势力大，大事鼓吹要捣毁湖大，在文攻武卫到最后时期，先俨随湖大师生连夜步行逃到湘潭，在那里忍饥挨饿渡过了半月多后，也因那里形势不妙而回到长沙。先俨刚一回到家就被造反派抓走了，父母急得要命。哥哥先伋正好带着一家老小到长沙避难，哥哥也不放心弟弟，天天到外边打听消息。那一天，哥哥刚从外面回家，妈妈急诉着说，“快些去救干干，他刚回家就被“湘江风雷”红卫兵带走了，快去想办法救救他。”经邻居小孩指点，先级连忙跑到听桔园巷对门的“湘江风雷”支队队部交涉，并拿出武汉“新华工”的证件，向他们的头头保证，一定把弟弟和他的一位同学带到武汉去进行“教育”，并写了“保证书。”凑巧这个小头目对先俨的军用皮带很感兴趣，先俨灵机一动，便把这根皮带送给他，这才把弟弟他们放回来。爸爸妈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要知道当时草菅人命的情况频频发生，先俨的同班同学被抓去杀掉的就有三人。
经过这些接二连三的重大刺激，父亲思想负担沉重，平时少言寡语，精神不济，身体不适，吃饭很少，走路无力，健康每况愈下。
此后，父亲还坚持去参事室上班、学习，也认为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正确的，为了反帝、反修，不变颜色，努力跟上形势。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上面有指示，对于没有问题的民主人士不能够采取革命行动，加上先俨多次通过参事室协调，造反派终于退还了存折，其他东西属于四旧不能退回
先俨还清楚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两个春节的情景。1967年春节先俨和父母亲在一起，外加一位哥哥先级的同事，他是从武汉路过长沙转车回乡的，但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晚上工人纠察队突然来家带走了这位同事，理由是他出身不好，怀疑有什么问题，要对其进行询问。我赶忙拿了户口本和学生证到工人纠察队队部说明情况，并作担保，才得以解脱，致使我们极为扫兴。1968年春节年三十晚上先俨和父母亲加上一个侄孙（金泽浦）四人在一起过节，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尽量想让父亲高兴些，先俨勉强唱了沙家浜的“朝霞”一段，泽浦唱的是智取威虎山片段。父亲略显高兴，但仍是心事颇深，精神萎靡，就早早入睡了。
第八节 父亲去世
1968年4月父亲的不适越来越重，饭吃的很少，5月就病倒在床了，5月12日得知父亲病危消息，先俨向学校工宣队请假赶到家。在5月12日前哥哥姐姐们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都赶回长沙，大哥也从广州回到长沙，赶在父亲弥留之际，看上父亲最后一眼。先仲在沈阳出差，接到洛阳单位打来的电报，转告“父亲病重速回。”先仲立即同盖丽英一起回家，晚上到长沙，哥哥先伋已从武汉回来，大哥先先伊从广州赶来，他们和弟弟在床边服伺父亲，他已经不能吃东西了。第二天，父亲知道先仲和丽英到家，精神好了许多，躺在床上，用慈爱的目光看着他倆，微弱地说“你们很好，我放心了”。歇一会儿又说“过去的事情也不能怪你”。意指在家里被抄时没有及时寄钱、还惹他们生气的事。之后，父亲一直还清醒，但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实际上，他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以慈爱的目光注视着围在床前的儿女们，以轻微的拍手表示自己高兴和满意的心情，脸上流露着微笑，这是父亲和我们的最后的无声对话，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5月13日夜里，大家刚刚睡下，弟弟把我们叫醒，父亲不行了。我们几个兄弟围在床边，给他号着脉，一边看着手表，二十三点四十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离开了我们。1968年5月13日，是湖南大学毛主席雕像落成典礼，就在这天父亲与世长辞了。
参事室的一位主管代表整个参事室向父亲遗体告别，向母亲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这些老先生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惦记着父亲，实在不易，也证明父亲在参事室和同事的关系融洽和谐。周围邻居几乎都来表示悼念之意。先俨班上一些同学利用空余时间送来了挽联花圈，他们是担风险而来，后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们受到工宣队及造反派的指责，说是为旧资本家代理人歌功颂德，这使我们的心情十分不平和沉重。先俨至今不能忘怀大学里的这些好友。
大家为父亲举行了在当时说来较为隆重的追悼会。
当时，湖南的土葬风气盛行，一些在武斗中“牺牲”的“烈士”，都搞了十分排场的土葬。我们几兄弟商量确定，将父亲遗体火化后再建墓。大哥先伊强调，父亲是八十高龄过世，我们晚辈应当办一个“红白喜事”，他还特别安慰母亲说，按照旧制，老人过七十岁无疾而终就是“仙逝”，父亲已经八十一岁，安详归天，这是我们的福气。次日，先仲和金裕光一同去金盆岭公墓联系，谈妥了何时出灵车，告别仪式，火化，选墓地等事宜，去时趁了一段公交车，回来时，因为公交系统打“派仗”，没有车，只得从南门急匆匆地走回在北门的听橘园。
灵堂布置好了，有亲戚、邻居送的挽联花圈摆满了小餐厅，主对联是堂兄金寿仁写的，他的书法具有相当功底，上句大约是”一世精明无愧晚辈赞”，下句是”满身才华实为经济掩”，横幅是”金贡安老先生千古”，我们对于下联有点不满意，因为父亲的才华得到亲朋的交口称赞，经济上也并不困难，但又不好评议。悼词由哥哥金先伋起草，大哥金先伊、堂兄金寿仁修改，由这位堂兄念的。我们几个依次跪拜，直到悼词念完毕。晚上，特地请来的乐队用演奏西洋乐器代替唱”夜歌子”，这是长沙过去流行的一种请道士唱挽歌超度亡灵的形式，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最讲革命的文革年代又流行起来，可能是各派用这种方式悼念那些打派仗牺牲的”烈士”的缘故。乐队除了奏哀乐，还把“不忘阶级苦”演奏了好几遍，因为他老人家生前喜欢这首歌。大哥提醒我们，父亲是高寿离世，应当属于“白喜事”，气氛不要太悲伤。我们几个兄弟和表弟李康生，在灵堂守灵，聊天，玩扑克，还安慰母亲不要过于悲伤，好让他老人家同晚辈渡过最后时光。
5月16日早上，灵车开过来，出殡时周围邻里表示了由衷的敬重，好几家都放了鞭炮，以示对金老先生的哀悼送行。从听橘园到金盆岭路程很远，那么多亲戚一起去真不容易，另外租借了一辆中巴。到了那里之后，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又选择了墓地以及建墓规格，交了保存陵墓二十年的费用，因为火化需要较长时间，没有继续等待下去。因为那天正好是“516”通知两周年纪念日，长沙各派上街游行，公交也不通，而殡仪馆的车子不送活人，大家只得走回听橘园。
过两天，由弟弟组织大家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趁火车来回，倒也方便，母亲也一起去了，大家在毛主席故居前面合影留念，保留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两家亲戚，特地推举一位堂姐幼姐为代表赶到长沙看望父亲，她多年没有回长沙，欣然同意了。当时她四十多岁，显现出上海女人的风度，麻利能干，虽然人到中年，仍然风韵尤存，做出的菜肴美味可口。她和盖丽英常唠家常，问长问短。过一天，先伊、先伋和先仲将离开长沙，要回各自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了，母亲让我们拿一些父亲的遗物作为纪念，大哥要了一台收音机，哥哥和我分别要了几件衣物。
父亲的去世，使我们家庭失去了支柱，母亲更是没有了依靠，1968年先俨从湖大毕业，分配工作几乎是全部分到外地，留在本地的极少名额与先俨是无缘的，他被分到沈阳，远离了母亲和故乡，母亲从此一人独居长沙。
第九节 慈爱的母亲
我们的母亲周慧芳是一位具有善良传统的、典型的中国女性。她于1904年12月22日 （阴历11月16日）出生于长沙县霞凝一个殷实勤俭之家，1921年由长沙培德女子实业学校毕业后，一直呆在家中，外公、外婆十分痛爱这个小女儿，终身大事由她自己决定，所以老是“高不成、低不就”，期间经过多次相亲说媒，均未能成功，这样不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当时的确是极少见的情况，直到1932年父亲登门相亲，一拍即合，完成了美满姻缘，她已经是28岁的老姑娘。还记得我们开始懂事的时候，父亲对母亲的称赞溢于言表，对我们说，你们将来成家，要是能够找到像你妈这样的对象就是烧高香啦。
母亲1932年10月与父亲结婚，他们共同生活几十年，就我们回忆，他俩从来没有争吵过。父亲年轻时性情比较急躁，的在外工作有时遇到不快之事，回家心情不顺，母亲便给以安慰，提醒以包容之心对待，起到缓冲和化解的重要作用。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不久就随父亲到了北京，她必须面对相当复杂的家庭情况，作为一个初为人妻的年青母亲，克服了远离家乡、生活不适的诸多困难，承担了照顾丈夫，抚育几个年幼前房子女的义务，她对张夫人的子女一视同仁，相爱有加，三哥先健曾说，这位姆妈真的像亲妈一样关心我们。当时叔叔还很年轻，父亲接叔叔来北京读书谋职，母亲也同样是关怀备至，体现了一位母性的高尚情怀。
父母的言行举止对我们儿女的影响极大，我们大家庭的和谐相处，是他们言传身教的结果，这种精神财富作为后代是值得永远继承的。
母亲学的是缝纫专业，她的缝纫尤其是湘绣手艺很是精湛。我们小时看到母亲收集和描绘了许多绣花图案样片，非常漂亮。她有时还接湘绣绣片加工。1962年经济困难之时，为填补家用，她接绣枕套加工，加工费5元一套，可惜我们没留下一付她的手工作品。她的厨艺也很出色，饭菜做得很美味可口，再普通的食材，经过她老人家的烹调，都成为美味佳肴。她和外婆每年按照季节做腌菜、腊八豆、豆腐乳和腊鱼腊肉，至今我们还觉得回味尤深。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工作，离多聚少，母亲就承担了扶养儿女的主要家务，我们也从母亲那里我们学到了很多家务技艺，增强了独立生活能力。
母亲是很想参加工作的，尤其是解放后，提倡妇女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在武汉她就有这种想法，但为了家庭和儿女，她放弃了出外工作的机会。1958年大跃进时，她参加了街办工厂的工作，搞了几个月，因要照顾父亲，只得辞去工作，专心家务。1961年她担任街道卫生组长，工作十分认真负责。
她的性格温柔和蔼，与邻居相处很好，一切与人为善。七十年代政府提倡爱国卫生运动，我们家的院子里几家住户，在我母亲和另一位谢奶奶的带动下，大搞卫生，种植花草，院里面貌焕然一新，在长沙市良好大环境下，当时我们夏天探亲回家，感觉连蚊子都很少，不用挂蚊帐。听桔园八号院被长沙市评为文明和睦院，当时湖南日报作了报道，还获得了区政府颁发的牌匾和锦旗，这都是母亲和我们院里几家邻居共同努力的结果，为此她的确付出了很多。
1968年底，弟弟金先俨从湖南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变压器厂工作，先俨远赴沈阳工作时，母亲已65岁。母亲一个人留居长沙，先俨极为挂念，每年探亲休假回家看望，都开病假延长假期。1972年到1974年，姐姐将母亲接到成都暂住，那里生活方便，也有人照顾，等到姐姐的三儿子李谦两岁时，母亲回到长沙，来去都是姐夫李国旺接送，并且路过洛阳转车，顺路看看先仲。1971年工厂扩建三线厂，先俨随厂从沈阳迁到河南平顶山。离长沙近了些，回家比较容易了，然而母亲年事已高，一人独自生活更加艰难，先俨下决心要调回长沙，经过6年的努力，由湖南省统战部出面，终于在1981年底，厂里同意调动，母亲很是高兴，我们也比较放心，母亲终于有了依靠。为了使母亲的生活有保证，我们按月给母亲寄钱，大姐也按季度汇款，每次都寄三、四十元之多，母亲受到汇款之后，必定及时回信，告知已经收到，讲述家里的情况，还再三表示感谢，使我们这些儿女感受慈母之关爱。1985年，母亲洗澡，在往澡盆里坐下去时，不小心蹬了一下，导致股骨折断，去医院就诊，大夫认为：老年人大腿骨受伤最难办，要治疗，只能够打钢钉，痛苦几个月，还不一定能好。若保守疗养，吃药外敷，免得痛苦。最后决定还是保守治疗，经过一段时间，她居然能够扶着东西走几步，感觉也不太痛了。1988年7月中，弟弟先俨急电“母亲病重，望速归”，先傥、先伋和先仲急忙赶回长沙。她老人家躺在床上，也没有明显症状，就是身体虚弱，隔一段时间要吸氧气。看到孩子们都回来了，她的情绪也好一些，能够坐起来吃点流食和西瓜。我们给她请大夫会诊，买营养品，替她治疗背上的褥疮。八月七日早上，母亲终于永远闭上了双眼。我们几个替她穿上寿衣，先俨厂里工会的几个同事专程来协助办丧事，他们替母亲稍微美容，老人家就像十分安详地睡着了一样。厂里的几位师傅说，老人家这是大贵大福啊。当天下午将遗体送到金盆岭陵园。第二天举行了告别仪式，先仲念悼词，怀念母亲大人的慈爱、抚养我们成长的恩德。哥哥因学校教学工作，不能请假太久，加之又患重感冒，不能及时赶回来。送母亲的灵车在去金盆岭的一段上坡路段突然停了下来，厂里的同志说，这是老人家在等待他的大儿子呀。哥哥先伋为此事懊悔一生。先俨至今为当时没有能力为母亲治好腿伤而深感内疚。母亲享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