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秀～吹剪手:重庆农妇挥刀自剖腹

　　2011年5月，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用菜刀剖开了自己的肚子，放出腹部积水自医，震惊世人，引起政府重视，要求不惜一切抢救（5月23日《华商报》）。

　　国家已经有了覆盖九成人的医保，可是，吴远碧却缺少一张暂住证。退一步讲，即使她有这一张暂住证，5万元的医疗费，又能报销多少?剩下来的部分，这个农妇能否付得起?

　　任何社会中，总会有自救能力微弱的困难群众，故而，社保体系在现代社会才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保障所有公民(主要是穷人)的基本生命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的责任。事实上，政府有责任对每一位看不起病、面临生命威胁的公民实施救助。但政府对于公民的及时救助，需要一种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来实现。因此，我们期待“挥刀自剖”的自残性自救，在引发舆论关注的同时倒逼促动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和构建。

　　(山东 陈一舟)

　　　　农妇为省钱剖腹自医,无奈之下的生命豪赌

　　农妇为省钱剖腹自医,无奈之下的生命豪赌

　　“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是当前进城农民工因病陷入绝望的极端案例。所幸其挥刀自剖的惊世行为，启动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目前得到了救治。但该事件背后的体制缺陷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腾讯网5月23日转自新华网)

　　重庆农妇吴远碧进行了一场豪赌，只不过赌资是自己的生命，赌注是“不用再拖累家人了”。

　　“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虽然从她的话里我们依然能读出她对生的眷恋、生的渴望，但对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她不可能不明白，这一刀下去，她能“好了”的希望到底能有多大?

　　“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也许这才是她最终下定决心剖腹自医的真实目的。

　　对很多农民工来说，不管在城市呆多久，城市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依然是陌生的，城市容不去她们，她们也融入不了城市。“家人”才是她们的全部。她们“生”靠的是家人，“死”为的是家人。

　　但她可能压根也没想到，她这剖腹自医的一刀下去，震惊了整个社会，她没有也不可能医“好”自己，但依靠“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目前得到了救治。

　　“如果这一次能根治这个病，吴远碧自己剖的这几刀就没有白挨，也算因祸得福。”曹云辉的邻居中有人这样说。

　　尽管这样的结果是吴远碧这个农妇当初下刀时没有想到的，但也许这是她以生命为赌注进行的这场豪赌的最好结果，但如果不是无奈、困窘到极点，谁能对自己下得了这个手?这样的“因祸得福”方式是不是有点太让人心酸了。

　　当然，她的这一惊世骇俗行为也让居住地的官员们感到难堪。就像外国人说中国游客不文明一样，这些城市人同样也嫌农民工“收入少、脾气大、爱争吵、纠纷多，习惯不好，乱扔垃圾，不听招呼”等。文章中，他们谈到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的“不是”，似乎连吴远碧一家自己的困难，自己一家扛着也成了他们自己的过错。

　　但是不知他们想到没有，吴远碧一家这么大的困难自己扛着，从不给居住地政府添麻烦，宁可剖腹自医也不愿赖医院的帐，面临剖腹自医的生命绝境，都没有丝毫怨恨政府。就这点，算不算他们的可敬之处?

　　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城市也容不下农民工，这些其实都是表象。其实，造成城乡分离、城市人和农民工隔膜的既不是城市人的文明和高贵，也不是农民工的素质低下，而是根源于目前城乡多元的制度。是制度给了城市人高贵的资本，是制度让农民工享受不到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到的同样的社会保障。

　　农民工远离农村，客观上既无法享受到农村的福利，无法得到农村相邻的帮助，也享受不到城市人的福利，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事实上，农民工已经成为游离于农民、市民之外的单独一种身份的人。

　　如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福利，让他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应该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亟需关注的问题。

　　在解决农民工孩子上学、农民工工资问题上，各级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吴远碧剖腹自医的生命豪赌再次提示人们，各级政府及官员做的还很不够，还需要下更大的决心，尤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雁大群的博客)

　　　　"剖腹自医"是一种无声的控诉

　　"剖腹自医"是一种无声的控诉

　　“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是当前进城农民工因病陷入绝望的极端案例。(5月23日《华商报》)

　　身患“布查氏综合征”的吴远碧，对自己肿胀的腹部举起了菜刀。切剖身体的痛苦，其酷烈让人想想就胆寒齿冷，一位患病的农妇却不得不以这种惨烈至极的方式来自我诊疗。我们总说人命无贵贱，然而在这个GDP不断翻番的国度，一些人享受着紫禁城里私人会所的锦衣玉食，另一些人却要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坐等病躯凋谢。贫穷是种庸常的恶，但却绝不是抹淡农妇“剖腹自医”背后社会原罪的由头。

　　不要再说什么“朴实”“愚昧”了，对于那些一看到底层弱势者悲怆情形便生出高高在上的怜悯乃至所谓“带着爱的责备”的人，这回该住口了。“朴实”的人习惯忍辱负重，习惯恬退隐忍，习惯一点给予便知足，少索取而心多宽厚，但却绝不是该轻视其应有权益和尊严的借口，绝不是因之“顽强的生命力”而对其关心呵护就该缩减以致任其“自生自灭”。至于称其愚昧的假想，简直就是“没人性”的风凉话。再“无知”的人，会在自己身上动刀子?

　　吴远碧念叨的那句：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了命，也不再拖累家人了。背后渗透着一位母亲、妻子对家人的爱，爱得深也爱得沉重，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家徒四壁的窘况，她其实是在以一种“赴死”的决心来为自己和家人寻找解脱。这种满是血泪的抉择，背后又有多少无奈和辛酸?

　　可是，这种无奈和辛酸当下又在多少低收入家庭上演着。有病治不起，只能苦捱，实在捱不住，便自行了断，这是对许多底层弱势者恶劣医疗保障的真实写照。吴远碧的经历因为媒体发掘而为世人知晓，更多的人仍在潮湿阴暗一隅独自承受病痛煎熬。“剖腹自医”这种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是对社会保障制度乏力和“嫌贫爱富”的无声控诉。

　　吴远碧和丈夫都是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全家都在城里“落脚”，身份上却还是农民。城乡二元壁垒不由分说地将其排除在城市医保救济范围之外。也因此，虽然吴远碧的情况早先就被当地媒体披露，但相关部门仍以“布查氏综合征”不属“大病救助”之列而拒绝对其支以援手。冷漠的制度背后透出刺眼的身份歧视，面对一个因病而陷入绝境的家庭，作为人民庇护者的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将之遗弃。

　　当然，社会救助体系也并非只能依傍政府，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和基金会在关键时刻也能救人于急难。倘若吴所在社区存在类似红十字会的慈善NGO，也便能在政府救济乏力时及时跟进，断不至上演“剖腹自医”这般惨绝人寰之事。

　　“剖腹自医”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不能承受之重。那把菜刀在割伤吴远碧的同时，也割伤了一个社会的良心，割伤了一个社会所应有的怜悯和仁爱的底线。它警醒我们，如果一个政府不能确保哪怕最平凡的人都能免于被病痛剥夺走人伦幸福和生命尊严，那么她是该受自己良心和民意谴责的。

　　剖腹自医，不忍见以“祸”求“福”

　　我们的社会应急救助机制，能否更便捷地直达最需要的人群?

　　53岁重庆农妇用菜刀剖开自己的肚子，放出腹部积水自医，事发一周后，在有关领导的关注下，吴远碧被送到江北的重庆市中医院。(5月23日《重庆晨报》)

　　这条新闻最让人痛心的就是结尾处病人邻居的一句话：“如果这一次能根治这个病，吴远碧也算因祸得福。”这句话，让人心悸———这些年，这样的“因祸得福”是不是太多了点?什么“儿子为救母打劫，母亲获捐款治病”……这些撕裂人心的新闻，让人觉得，在弱势状态的人与“福”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他们获取“福”的路径，实在是太过于悲壮。

　　其实，这就是时下某些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问题得到解决———媒体再次报道事件解决过程，并得出“因祸得福”结论。

　　这样的机制缺陷就在于官员和媒体都有自己的专门属性，不可能对多数常态的病痛与苦难全方位做出反应，里面有撞大运的成分。

　　我们的社会应急救助机制，能否更便捷地直达最需要的人群?比如通过热线直接与民政救助机构或社会福利机构取得联系，得到他们从资金、政策咨询到具体求助的帮助，而无须撞大运式地去等待从天上降下的“福”或干脆以极端“祸”的方式，去求得所谓的“福”。

　　两条鱼在干涸的河道上相互吐泡沫式的救助固然感人，但我相信，包括它们在内，所有的人不会乐于去看这样的感动，倒更宁愿看到它们都在清莹的水波中，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曾颖(作家)

　　　　“农妇剖腹”呼唤健全“大病救助”体制

　　“农妇剖腹”呼唤健全“大病救助”体制

　　“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 (2011年5月23日《华商报》)

　　这是一个无助的农民用极端的方式在赌命：要么活，省却那昂贵的医疗费用;要么死，却也不拖累家里人。所幸的是，吴远碧挥刀自剖的惊世行为，启动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目前得到了救治。

　　当我们在为吴远碧“不幸中的万幸”而庆幸之余，不禁要反思一下：要是没有这惨烈举动，没有引起上级有关领导的重视，吴远碧是不是就在默默地等死?是否还有无助的人们，因无钱医治而陷入困境?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要求，各地逐步建立起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且逐年提高报销费用的比例和额度，2011年2月1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安排》。这份文件明确，2011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均由上一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力争达到70%左右。“新农合”解了不少农民的医疗之痛、燃眉之急，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福音。

　　吴远碧“惨烈剖腹”的标本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群体所处的窘境。现行的城乡医疗救助体制是，城市有居民医保，农村有合作医疗，但农民工这一群体成了“夹心层”。新型合作医疗规定，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需要在定点的市县，乡镇的医院去就医报销。当农民工外出打工时，如果在外地生小病，他们只能在打工所在地看病，这样来说，他们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没有得到实惠，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参与热情;而当他们得了大病时，由于打工地与户籍地路途遥远，甚至有些急性病时，他们去大型的医院就医，也无法享受到新型合作医疗的实惠。